季羨林的局限何在？

某教授表示，公眾對於季老的了解並不全面，對他的學術價值認識也不夠充分。或許如此。季羨林也的確在學術上頗有所成，比如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但是上述領域乏人理解，難以通俗化，註定曲高和寡，而且這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學」完全是兩碼事，何談季羨林是「國學大師」？

我們完全肯定季羨林在印度傳統文化研究領域上的成績，但是他在不屬於他擅長的領域的聲音甚至一度超過自己的專長，則不是好兆頭。

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其實，這種劃分方法完全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理論的翻版，拾人牙慧而已，並非季羨林本人的獨創，他也更沒有將這個理論系統化和專業化。

在已經公開的學術思想來看，如果季羨林的設想成為實踐，並不見得有利於中國和世界的和諧穩定發展。季羨林的本意是要守護真話與良知，但是真話不等於真理，良知不等於真知。

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認為21世紀西方文化將逐步讓位於東方文化，「西方不亮東方亮，唯一的一條拯救之路就是以東方綜合思維模式來濟西方之窮。」季羨林固然表達了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質疑，但是他過分強調了中國復興的力量，低估了中國面臨的種種困難。

季羨林還認為西方採取的是強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他把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破壞、新疾病產生、臭氧層出洞等等問題全都歸結於西方的科學發明之中，沒有注意到東方也不能安然其外。其實，西方哲學思想中從來未提到過要征服自然，恰恰相反的是西方哲學思想也尊重自然，環境保護的理念和實踐就都出自西方。

在肯定季羨林取得的成績的同時，他能獲得那麼多誇大的榮譽和地位也在於他的出身:留學德國，出身清華，北大任教。有了這三個光鮮的經歷，就彷彿有了一句頂一萬句的錦囊妙計，殊不知，外行掛名內行的國情已經見怪不怪。

在一個知識界淺薄、找不到真大師的時代，我們曾經歷了「散文大師」余秋雨「捐款門」事件和被冠以「五百年來一奇才」的「楚辭大師」文懷沙被戳穿真面的局面，也死乞白賴地造就了季羨林無人匹敵的「大師」地位。

比起名不副實的的頭銜和虛榮，我們應該更珍惜季羨林關於「文革」的回憶錄《牛棚雜憶》，不僅檢討了自己的經歷，也為歷史留下了寶貴的記錄。我們還應該珍惜他在日常生活中的簡單樸素，尤其是對待後輩的平易近人，也成為從北大校園傳到全社會的佳話。清醒和慶幸的是，對於外界賦予的國寶、大師、泰斗等桂冠，季羨林說「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季羨林不喜歡的事情，為什麼總有人強加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