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抗戰時的蔣夢麟：大學堪稱抗戰勝利精神堡壘

06-20

蔣夢麟前排左三與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

　　不幸的是，就在蔣夢麟組建的「新北大」剛剛開學之際，就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不久，日本侵略者又攻佔山海關和承德等地，平津一帶炮聲隆隆，戰雲密布。為了救護受傷的抗日將士，北大師生成立了一所傷兵醫院，蔣夢麟夫人親自擔任院長，組織教職員夫人和女學生充當看護。通過搶救傷兵，蔣夢麟進一步看到中國軍隊雖然缺乏現代武器，卻勇於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抵抗外來侵略。他認為：「國軍以血肉築成長城抗禦敵人的彈雨火海，主要的憑藉就是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這種精神使中國在漫長痛苦的八年之中愈戰愈勇，雖然千千萬萬的人受傷死亡，中國卻能始終連哼都不哼一聲。我們雖然節節失利，卻終於贏得戰爭。」

　　除了愈戰愈勇的中國軍隊之外，中國的大學堪稱抗戰勝利的精神堡壘，大學校長則是大家的精神領袖。在這方面，蔣夢麟的表現可圈可點，令人欽佩。比如1935 年11 月，蔣夢麟與北平各大學校長、教授聯名發表宣言，斥責冀東偽政府，反對華北「自治運動」。為此日本憲兵找上門來，「請」蔣夢麟去位於東交民巷的日本兵營進行解釋。蔣夢麟毫無畏懼地深入虎穴之後，一個日軍大佐居然想把他挾持到大連。面對這種危險局面，蔣夢麟冷靜地說：「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

　　在這位大義凜然的北大校長面前，無計可施的敵人只好把他放了。事後，宋哲元將軍因無法保護他而勸他離開北平，蔣介石也派陳誠前來表示慰問，但他還是留了下來。他說：「從民國十九年（1930 年）到二十六年（1937 年）的七年內，我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希望把這學問之舟平穩渡過中日衝突中的驚濤駭浪。在許多朋友協助之下，尤其是胡適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穩前進，僅僅偶爾調整帆篷而已。」他還說：「在這種情況下，科學教學和學術研究的水準提高了。對中國歷史和文學的研究也在認真進行。教授們有充裕的時間從事研究，同時引導學生集中精力追求學問，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漩渦的北大，已經逐漸變為學術中心了」。

　　另外，曾經在北大法學院任教的陶希聖回憶說，當時北大「師生們的口號是"在北平一天，當作二十年來做"。北平在上世紀30 年代的文化繁榮和社會進步，就是這樣換來的。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大、清華與南開組成長沙臨時大學，三校校長同時擔任常務委員，共同領導學校。為此，蔣夢麟一方面組織廣大師生南下，一方面囑託不便南下的周作人、孟森、馮祖荀、馬裕藻留下來照料北大，這四人被稱為「留平四教授」。諳熟中國歷史的周作人曾托友人給蔣夢麟帶話：「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抗戰勝利後，周作人因漢奸罪入獄，曾希望蔣夢麟出庭作證。蔣也有此打算，但是終因種種原因未能實現。

　　蔣夢麟的純正厚道是大家公認的。葉公超說：「我的朋友中，脾氣好的人也不少，但對於僕役等最客氣，而且從來不發脾氣的，我想只有孟鄰一個人。記得我們初到長沙去組織臨時大學的時候，我們合用一個寶慶的老兵，因為語言關係，往往詞不達意，我是一個性急的人，孟鄰先生看見那位寶慶的同胞做錯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剛好與我們的意願相反的時候，他的反應總是發笑，我卻在著急。純厚，同情，寬容是他的本性。」

　　不過，在大是大非上，蔣夢麟卻是另外一種模樣。葉公超還說，他們到長沙後，南開的張伯苓和清華的梅貽琦還沒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學在一起會產生同床異夢的矛盾，有人甚至說：「假使張、梅兩位校長不來，我們就拆夥好了。」聽到這話，蔣夢麟聲色俱厲地說：「你們這種主張要不得，政府決定要辦一個臨時大學，是要把平津幾個重要的學府在後方繼續下去。我們既然來了，不管有什麼困難，一定要辦起來，不能夠因為張伯苓先生不來，我們就不辦了。這樣一點決心沒有，還談什麼長期抗戰。」

　　不久，長沙臨時大學遷往雲南，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抗日戰爭中，三所大學長期合作，為中華民族保存了文化學術的火種，譜寫了弦歌不絕的佳話。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有言：「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這一切，如果沒有蔣夢麟的努力和堅持，是不可能的。這也正如葉公超所說：「整個抗戰期間，大後方的高等教育沒有間斷，而能繼續為政府培植人才，孟鄰先生個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戰爭中，中國知識分子表現出來的不畏艱苦的精神令人感動。費正清是在戰前就與蔣廷黻和梁思成夫婦結下深厚的友誼的，戰爭中他再度來華，發現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極其惡劣，便想通過官方渠道請求美國政府援助。於是，一個叫做「中國救濟聯合會」的組織於1943 年秋開始實行一項計劃，其中包括以五百至一千美元的現款幫助一部分有前途和有聲望的學者去美國訪問。「然而蔣介石獲悉這一計劃後，大概是以中國學者不應接受美國施捨為由，實際上予以否決了。」費正清認為，這是「蔣介石開始喪失民心」的一個原因，也導致「許多知識分子感到心灰意懶，一部分人將會死去，其餘的人將會變成革命分子」。

　　對於這種狀況，蔣夢麟非常擔憂。費正清說，有一天「蔣夢麟於午飯前到我這兒來，我告訴他聯合援華會遭受慘敗之事。從外表看，他頗像梅貽琦個子很高，身材消瘦，舉止優雅，不過，他是個理智勝過情感的人。他們作為昆明高校的兩位領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稱的，是給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蔣夢麟近來沒有為北大做什麼。他已困難到山窮水盡，唯靠典賣僅剩的衣物書籍而維持生活，他的夫人現在正在設法尋找工作而他自己則回到昆明去擔任中國最高學府的校長。跟梅貽琦相比，蔣夢麟的經濟境況還稍勝一籌。梅夫人化名找到一個工作，結果被發覺，只得中輟」。

　　他還說：「當蔣夢麟博士向聯大教授們宣布美國聯合援華會支援中國高校教授生活費用計劃不能實施時，遭到了聽眾們的強烈抗議。他們認為，鑒於"租借法案"和他們自己的極端貧困，接受美國援助根本不是什麼不光彩的事。他煞費苦心，竭盡全力阻止教授們發表抗議文字。蔣夢麟說，真正的核心問題是中國高等教育的骨幹力量究竟能不能為了將來而被保存下來，中國究竟會不會在戰爭時期失去培育英才的教師隊伍，從而陷於更大的混亂。他認為中國的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損害已經極其嚴重了。」這些話既表現出蔣夢麟的睿智，同時也透露了他的無奈。也許正因為這種無奈，他才不得不把部分精力放在學校之外。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他出任行政院秘書長，從此離開了他服務多年的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