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變及其影響

辛酉政變及其影響

南宋詩人陸遊在《釵頭鳳》中曾感嘆差錯凄慘的愛情：紅酥手，黃滕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陸遊在詞中連用三個「錯」字，而這三個「錯」字借用在咸豐帝身上是再恰當不過了。他的一生可以用三個「錯」字來概括：第一錯錯坐上皇帝寶座，第二錯錯離開京城北京，第三借錯定了顧命八大臣。

首先看第一錯。道光帝共有9個兒子，在他立儲時，前三子早死，後三子年幼，五子奕誴已過繼給惇親王奕誴，剩下的人選只有四子奕詝和六子奕?。奕詝生母為皇后鈕祜祿氏，奕?生母為靜貴妃博爾濟吉特氏。鈕祜祿氏早死，奕 生母靜貴妃受皇后託孤遺命撫育奕詝。因此，兩人是在靜貴妃的照料下成長的，不僅年紀相仿，而且同在書房讀書，無異於親兄弟。奕詝有一次在南苑打獵時從馬上跌落下來，雖經太醫診治仍留有殘疾，行動不便。而且小時候得過天花，臉上留下了很多麻子。而奕?身體很好，並且天資聰穎，武功又好，書文也不錯。道光帝是個傳統型的君主，在立儲問題上頗費周折。據史載，有兩件事使道光帝決定立奕詝為皇儲。第一件，道光二十六年，在南苑舉行一次打獵，諸皇子中奕?收穫最多。奕詝根據師傅杜受田的授意，默立一旁，垂手侍立，不發一箭。道光帝問其原因，他答道：「時值春季，鳥獸哺育，不忍傷生。」這種觀點正符合老皇帝的傳統道德觀念，不禁大喜曰：「此真帝之言。」另外一件事，道光晚年身體衰弱，一日召皇四子與皇六子入對，兩位皇子事先請示各自的師傅，奕?師傅卓秉恬說：「皇父如有垂詢，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奕詝師傅杜受田則對他說：「阿哥如條陳時政，知識不敵六阿哥。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將不久於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誠而已。」兩兄弟都按照各自師傅說的做了。道光帝認為奕詝仁孝，恭謹內斂，於是立奕詝為皇儲。道光帝諸子中，無論從德行、才能等方面講，奕?都是最優秀的人選，但是道光帝認為奕詝為長，而且仁孝，符合帝王的標準。另外，奕詝本人書法、繪畫皆有所長，且飽讀史書。咸豐錯登了皇位，不僅給自己帶來了悲劇，而且給清朝乃至整個中國都帶來了悲劇。

平心而論，咸豐帝早年確實曾有過一番抱負，力圖重振朝綱，因此將穆彰阿革職，永不敘用，將耆英降職，琦善革職逮問，重用林則徐、曾國藩等漢臣。但是清朝內外交困的情形並未因此而有所改變，大清王朝江河日下的現實使他心煩意亂，早年的意氣風發逐漸消磨殆盡。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面對英法聯軍的步步入侵，自身能力平庸，缺乏政治韜略，沒有下詔抵抗的決心。大敵當前，沒有身守社稷，而是逃到熱河，從而釀成大錯。到了熱河貪戀女色，痴迷聽戲、酗酒成風，吸食鴉片。而且由於對洋人心懷恐懼遲遲不肯還京，沒有國君應有的使命感，也沒有歷史的責任感。因此，在英法入侵北京的歷史責任問題上，他不僅有過，而且有罪，他才是《北京條約》簽訂的直接責任者。這是咸豐帝的第二個錯。

第三錯錯定了顧命大臣。《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逐漸從北京撤兵，但是咸豐帝仍然拒絕還都。當時形成兩大政治勢力，即「熱河派」和「北京派」。所謂「熱河派」主要是指隨從咸豐帝逃到熱河行宮的王公大臣，如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祜瀛，御前大臣額駙景壽、吏部尚書陳孚恩等。穆蔭曾任理藩院尚書、兵部尚書，是咸豐皇帝倚重的軍事與外交重臣；匡源為軍機大臣兼戶部左侍郎，是咸豐皇帝的財政總管之一；杜瀚是杜受田之子，時任軍機大臣，勇於任事，忠心不二；焦祐瀛是個很有寫作才能的人，此時任軍機大臣、太僕寺卿，是咸豐皇帝賞識的筆杆子。而以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肅順、怡親王御前大臣載垣、鄭親王領侍衛內大臣端華等人為核心。所謂的「北京派」則是指留守北京與英法聯軍和談簽約的一批王公大臣，如大學士桂良、周祖培、賈楨，兵部尚書沈兆霖、內大臣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英等，這一派以恭親王奕 和他的岳父桂良以及心腹軍機大臣文祥為核心。其中熱河派深得咸豐帝寵信，他們主持朝政，起草政令，是有影響力的實權派。而北京派在與洋人談判過程中逐漸壯大，並得到洋人的好感和支持，他們主張藉助洋人的力量剿殺太平天國。雙方在咸豐帝迴鑾北京這一問題上矛盾日益尖銳。熱河派畏懼洋人，惟恐落入虎口，因此不同意咸豐帝回京。除載垣、肅順等人的阻撓外，咸豐帝頭腦中有強烈的「華尊夷卑」思想，加上他病情時好時壞。北京派則以洋兵盡撤，一再奏請咸豐帝立即返回北京。

1860年8月20日，咸豐帝在熱河行宮病重，次日，在煙波致爽殿寢宮召見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祜瀛等，宣布諭旨：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並命肅順等八人「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因此他們被稱為「顧全八大臣」或「贊襄政務八大臣」。載垣等請咸豐帝親自書寫，咸豐帝已經不能握筆，於是命人承寫硃諭。然後分別給予皇后鈕祜祿氏和6歲的皇子載淳「御賞」和「同道堂」印章各一枚，這兩枚印章原是咸豐皇帝所用的閑章。「同道堂」印章由其母懿貴妃掌管。同時規定：「御賞」、「同道堂」兩顆印章為以後下達詔諭的符信，「御賞」章為印起，「同道堂」章為印訖。交待完畢之後，咸豐帝病逝。咸豐皇帝如此安排，希望在他死後，由皇后鈕祜祿氏、懿貴妃葉赫那拉氏與八大臣聯合執政，即避免八大臣專權，也可以避免皇后與懿貴妃專權。但實際上，皇后與懿貴妃的實權要在八大臣之上，因為她們對於八大臣所決策的軍政大事有不予蓋章的否決權，換句話說，沒有加蓋「御賞」和「同道堂」印章，八大臣是發不出詔書和諭旨的。而由內臣擬定的諭旨則可以不經過八大臣同意，加蓋了「御賞」和「同道堂」印章卻依然可以生效。另外，咸豐帝生前的安排並沒有充分考慮到各方面的勢力均衡，他忽略了以奕 為代表的皇族勢力。因為他與奕 彼此的矛盾以及奕 和洋人走得很近，最終奕?的名字從贊襄政務大臣的名單中消失了。正是這一個致命的錯誤安排，不久之後，帝後勢力就同皇族勢力結合起來發動了宮廷政變，摧毀了贊「襄政務八大臣集團」，代之以太后與恭親王聯合主政，繼而出現慈禧太后專權的局面，這些都是咸豐帝所不曾預料到的。

一、辛酉政變

奕?與咸豐帝在繼承皇位問題上早就存在矛盾，咸豐帝繼承皇位有取巧之嫌，聰明的奕 未必服氣。由此兄弟倆猜疑不和，心存介蒂，只是礙於君臣之禮，彼此心照不宣，加上有皇太后從中彌縫倒也相安無事。1855年，奕 生母去世，咸豐帝追封其為皇太后，但在給太后上謚號時卻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舊例，以表示嫡庶究竟有別。奕 對此深表遺憾和懊惱。而在奕?異常悲痛之時，咸豐帝卻以其「辦理皇太后喪儀疏略」為由撤銷其軍機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職，兄弟二人矛盾更深，代之而起的是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而端華之弟肅順尤得咸豐帝寵信。肅順恃才傲物，對外實行強硬外交，對內施行嚴刑峻法，對懿貴妃一直嚴加防範，幾次慫恿咸豐帝限制她，因此懿貴妃非常惱恨，視肅順為仇敵。

懿貴妃是滿洲人，姓葉赫那拉氏，名字叫蘭兒。她的父親惠征最高做過安徽寧池太廣道的四品官，他的道員衙署就在蕪湖。17歲的蘭兒於咸豐元年被召入宮，最初封號為「蘭貴人」。三年後升為懿嬪，又過兩年，生下皇子載淳而升為懿妃。第二年晉封貴妃，地位僅次於皇后。咸豐帝皇后及其它妃嬪不曾生有兒子，載淳是他唯一的兒子。俗話說母以子貴，那拉氏讀書雖不多，卻聰明伶俐，因此深得皇帝寵愛，與皇后也相處很好。咸豐後期，咸豐對體弱多病，對批答奏章等也煩心不已，因此有些奏章經常由那拉氏幫助批閱。雖然咸豐帝對那拉氏干預朝政的作法曾經表示過不滿，也對她有所限制，甚至想仿效漢武帝殺「鉤弋夫人」故事除掉她，以免日後皇太后專權。但是，咸豐沒有象漢武帝那樣做，而希望通過「御賞」和「同道堂」兩枚印章來平衡顧命大臣與兩宮太后之間的關係。結果事與願違，終於釀成太后專權的結果。

咸豐帝死後，在「贊襄政務八大臣」的支持下，1861年8月22日載淳在熱河繼位，所擬年號為「祺祥」。次日，皇后鈕祜祿氏被尊為「母后皇太后」，懿貴妃葉赫那拉氏被尊為「聖母皇太后」，從此，那拉氏取得與鈕祜祿氏完全同等的地位。因為鈕祜祿氏所居的鐘粹宮在東，葉赫那拉氏所成的儲秀宮在西，因此分別被稱為東太后和西太后。

面對握有重權的八大臣的主持朝政，頗有心計的西太后感到勢單力孤，她除了在宮中與東太后結成聯盟，形同姐妹外，更多考慮的是必須在朝廷上有支持自己的王公大臣。她把目光投向了以恭親王奕 為首的北京派，他們人多勢眾，又有洋人的支持，只有與他們聯手才能對付肅順一班顧命大臣。按照親疏遠近，奕 理應位列顧命大臣之首，但咸豐帝對奕?深存成見，把奕?摒棄於顧命大臣的行列之外。恭親王奕?眼睜睜看著被排斥於權力中心之外十分惱怒，他將一切統統歸咎於肅順等人向咸豐帝的挑唆，也急於同兩宮太后結盟以進入權力中心，於是兩者一拍即合。

咸豐帝去世後，顧命大臣頒發兩道諭旨，立皇太子和定贊襄大臣名單、公布大行皇帝駕崩的消息。但是，奕 為了奪權，1861年9月5日，來到熱河行宮迎接咸豐帝的靈柩，他在熱河停留了六天，與兩太后商議對策，並請求速速返回京城，因為熱河處於肅順等人的掌控之下，回到北京才好爭取主動。手握重兵的欽差大臣勝保也因奕 的聯絡而持同樣看法。9月14日，大學士周祖培的門生山東道御史董元醇在他們的授意下奏請太后垂簾聽政。肅順等人以本朝沒有太后聽政的禮制，極力大聲反對。兩宮太后亦沒有辦法，最後只得讓步。此時的奕 已悄悄回京調兵遣將，準備捉拿顧命八大臣。10月4日，大學士桂良等奏請上兩太后徽號，於是分別上徽號為「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10月25日，咸豐帝的靈柩從熱河出發回京。11月1日，兩宮太后和小皇帝先期抵達北京。第二天，事先埋伏的武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捉住前來上朝的載垣和端華二人。然後以小皇帝的名義將八位顧命大臣的職務全部免去，前革去載垣、端華、肅順的爵位。這時的肅順尚在密雲縣護送靈柩回京的路上，奕 等派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奕譞突然帶兵前去將其逮捕。之後，欽差大臣勝保、大學士周祖培等疏請太后垂簾聽政。作為交換，恭親王奕 為議政王，兼領軍機處，其親信桂良、文祥、寶鋆等為軍機大臣。11月8日，以皇帝載淳的名義，下詔將載垣、端華賜令自盡，肅順處斬，穆蔭發往軍台效力，景壽、匡源、杜翰、焦祜瀛均「革職，免予遣戍」。11日，載淳即位，改顧命八大臣所議年號「祺祥」為「同治」，意為兩宮太后共同治理。這次政變，因載淳登極後的年號為「祺祥」，故稱「祺祥政變」，這一年為辛酉年，因此亦稱「辛酉政變」，又因為政變發生在北京而稱為「北京政變」。12月2日，正式實行垂簾聽政，垂簾聽政之所設在大內養心殿東間，所謂「垂簾聽政」就是在同治帝御座後設一黃幔，兩宮太后並坐其後，接見大臣處理政務。兩宮太后性格有別，東太后優於德，接見大臣時經常默默無言；而西太后優於才，有幫助咸豐帝批閱奏章的經驗，並且秉性機敏，處理軍政大事井井有條，於是大權逐漸落入慈禧太后的手中。

政變完全出於肅順等人的意料，以為自己大權在握，料想25歲的皇后、27歲的懿貴妃和30歲的恭親王不敢有所行動。為恭親王策劃的是文祥、桂良等，實力支持的是兵部侍郎勝保，更為著急的則是洋人的態度，特別是英國公使普魯斯。他不喜歡肅順的對外強硬，認為恭親王是一位可以合作的開明人士。因此，多方向他表示友善，以消除他的不安心理，並希望他執掌大權。並且允諾可以給他們以任何援助，新皇帝及皇太后等回京後絕對不會冒犯，這才促使恭親王採取斷然措施。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英國人成為他們的顧問。

二、辛酉政變後的政局

（一）新機構的設立及「借師助剿」政策的出台

1、總理衙門。第二次鴉片戰爭前，清政府與英、法、美等西方國家的交涉事務，初由兩江總督耆英兼充欽差大臣辦理，1844年耆英調充兩廣總督，隨後例由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辦理。1859年，咸豐帝因懼怕列強代表進京交換《天津條約》文本，兩廣總督駐地廣州又被英法聯軍佔領，便改以兩江總督為欽差大臣辦理五口通商事務。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根據《天津條約》，英、法、俄、美四國公使正式駐京。按照中俄條約，俄國公使可以與軍機處直接來往。而根據最惠國條款，其它國家的公使當然也可以。但是，軍機處為處理最高軍政的地方，不僅事關機密，而且關乎大清國的體制。再者，隨著中外交往的日趨頻繁，同西方列強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無法避免，因而成立專門的外交機構負責處理與西方交涉也就理所當然了。

這件事是由恭親王奕?發起的，他詳細擬訂了《辦理通商善後章程》六條，其中之一為在京師建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861年1月20日，咸豐帝命奕 與桂良、文祥具體辦理。它最初的名稱是「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恭親王以中外交涉不限於通商，為免外國人疑慮，對外簡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刪去「通商」二字，通稱「總理衙門」，別稱「總署」或「譯署」。這是中國第一個專門處理外事的中央機構，接管以往禮部和理藩院所執掌的對外事務。總理衙門仿軍機處體例，設大臣、章京兩級職官。有總理大臣、總理大臣上行走、總理大臣上學習行走、辦事大臣。初設時，奕?、桂良、文祥3人為大臣，此後人數略有增加，從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 任職時間長達28年之久。大臣下設總辦章京（滿漢各兩人）、幫辦章京（滿漢各一人）、章京（滿漢各10人）、額外章京（滿漢各8人）。由王大臣或軍機大臣兼領，實為首席大臣，其它大臣從軍機大臣、大學士、尚書、侍郎等中指派充任。總理衙門下設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其中俄國股兼理俄、日兩國外交事務；英國股兼理英、奧交涉事務；美國股掌管對美、德、秘魯、義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時、丹麥、葡萄牙各國交涉事務；法國股負責法、荷、西、巴西等國交涉事務；後設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下屬機構有同文館、海關總署等。總理衙門不僅主管外交、通商、關稅等事務，後來連築路、開礦、製造槍炮等有關洋務的全部事宜也歸它管理，實際上成為清廷的另一個中樞。

2、南北洋大臣。總理衙門是中國第一個專門處理外事的中央機構，而地方外交事務主要要由南、北洋通商大臣處理。負責奕?所擬的《辦理通商善後章程》中有一條為南北口岸分設大臣，理由是口岸增加，北起牛庄，南到瓊州，地域廣闊，如果仍然均歸五口通商大臣辦理，難免力不從心。而且天津距離北京極近，各國在天津通商，若無大員駐紮辦理，恐難以妥當。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根據《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規定，又在沿海與長江沿岸開放了11個通商口岸。為了便於管理，清政府設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鴉片戰爭後，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通商口岸。1844年，為了應付這種新局面，清廷設立五口通商大臣，名義上管理五口通商事務，實際上是代表朝廷辦理外交。通商大臣既沒有專設的職官，也沒有專門的衙門，而由兩廣總督兼任。1858年衙署移至上海，改由兩江總督兼任，不久又由駐上海的江蘇巡撫署理。1868年，舊有五口及新增長江、沿海各口，均歸駐上海的欽差大臣辦理，通稱為南洋通商大臣，管理東南沿海及長江沿岸開放口岸的通商、外交事務。

天津開埠以後，因為直隸總督不能專駐該地，1861年將天津、牛庄、登州三口合設一辦理通商大臣，遇有要事會同直隸總督、山東巡撫、奉天府尹協同辦理，即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以天津對外交涉日繁，改三口通商大臣為北洋大臣，管理直隸、山東、奉天三省通商、交涉等事務，還負責北洋洋務、海防等事項。由直隸總督兼任，每年春季移駐天津，冬季再回保定。

3、總稅務司。清朝海關行政一向操之於與內務府有關的人員手中，他們營私吞蝕、弊竇叢生。五口通商後，依然如故，外商乘機虛報甚至偷稅，致使每年數百萬兩的海關稅無法正常徵收。1854年4月，列強在「泥城之戰」中擊敗清軍，逼近上海當局就範。6月29日，上海道員吳健璋與英、法、美三國領事談判，決定由三國各派一人與上海道台一起組成「關稅管理委員會」，把持江海關徵收關稅，從而攫取了上海海關的行政管理權。1858年列強迫使清政府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規定中國關稅「各口畫一辦理」，「邀請英人（或法人等）幫辦稅務」，以便將其侵略勢力漸次伸展到其它通商口岸。因此1859年兩江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在上海設立總稅務司署，任命英國人李泰國為中國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總攬中國海關行政大權。總稅務司署由正、副總稅務司、稅務司等組成，主要人員均為外國人。首任總稅務司由英國人李泰國擔任，1861年1月總理衙門下札委任李泰國為總稅務司，稽查各口洋商完稅事宜。但不久李泰國因病回國，由英國人赫德代理總稅務司。1863年奕 免去李泰國總稅務司職務，正式任命赫德接替，一直持續到1911年。1865年，總稅務司署從上海遷往北京。總稅務司署是模仿西方國家的海關制度建立起來的，它的設立標誌著中國海關制度的創立。外國人管理海關以後，海關收入逐年增加，由最初的700萬兩逐漸增至2000萬兩，成為清政府最可靠的財源，同治年間新政的經費十之八九來源於海關。正因為如此，赫德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不僅外交事務徵詢他的意見，有時任命督撫也和他商量，新式教育及郵政也歸他管理。而且洋員辦稅往往有不實之處，而且常常為本國搜集情報，充當侵略的幫凶。另外，赫德還步李泰國後塵，直接插手清政府籌辦海軍的活動。他不僅積極替清政府向外國訂購艦船和其它軍火，甚至要求清政府任命他為「總海防司」。由於南洋大臣沈葆楨等「以赫德攬權為慮」，予以抵制，遂未實現。

4、同文館。根據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規定，以後中外交涉的條約均用英文書寫，僅在三年內可以附用漢文。因此，清廷為避免受制於人，急需翻譯人才。1862年，恭親王奕 上《奏設同文館折》，認為「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矇」，主張設立同文館。並以「止學言語文字，不準傳教」為條件，延聘英國傳教士包爾騰教授英文，漢人徐樹琳教習漢文，並暗中兼為稽察，同文館由此誕生。同文館仿康熙年間八旗子弟學習俄文於俄羅斯館的規制而設立，經費由海關撥付。設管理大臣、專管大臣、提調、幫提調及總教習、副教習等職。京師同文館是洋務派開辦的第一個洋務學堂，也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外國語學校。先後在館任職的外籍教習有包爾騰、傅蘭雅、歐禮斐、馬士等。中國教習有李善蘭、徐壽等。1869年經總稅務司赫德的介紹，任命丁韙良為同文館總教習，達25年之久，這是同文館的第一任校長。1894年由歐禮裴繼任總教習。1863年至1897年間先後增設法文、俄文、算學、化學、天文、格致、東文等館。學制分五年、八年兩種。八年制又分前館、後館。後館招收十三四歲以下八旗子弟，專學外文、漢文，學有成效者升入前館，兼學算學、天文、化學、格物、醫學、機器製造、外國史地和萬國公法的一種或數種。學生來源初以招收年幼八旗子弟為主，1862年6月入學的僅十人。後擴大招收年齡較大的八旗子弟和漢族學生，以及三十歲以下的秀才、舉人、進士和科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入學學生逐年增多。學生畢業後大半任政府譯員、外交官員、洋務機構官員、學堂教習。該館附設印書處、翻譯處，曾先後編譯、出版自然科學及國際法、經濟學書籍二十餘種。此外還設有化學實驗室、博物館、天文台等。

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兩宮西狩，同文館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改為譯學館。同文館的設立不僅是傳統政治體制的一個分化，而且也為近代中國培養了一批通曉洋務的政治與技術人才。

5、「借師助剿」。太平軍進攻南京時，外國侵略者曾企圖武裝干涉，支持清政府。由於太平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佔領南京，擾亂了它們的干涉計劃，同時它們細想從太平天國那裡撈到好處，暫時採取「中立」政策，觀望形勢的變化。外國公使先後到南京窺探太平天國的態度，並妄圖迫使太平天國承認它們在華既得利益。但是，它們的希望落空了。它們看到只有從清政府那裡才能取得更多的特權，所以開始撕去「中立」的偽裝，英、法、俄等國都表示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但是咸豐帝對洋兵助剿心存疑慮，請鬼容易送鬼難，所以沒有公開接受洋兵幫助，卻密諭江蘇巡撫薛煥指使買辦商人與洋商「自為經理」。事實上，清廷的一部分人早就有心藉助外國的實力鎮壓人民起義。在這個方針的指導下，1860年6月，蘇松太道吳煦、江蘇糧道楊坊等與在上海的美國人華爾召募外國人組成「洋槍隊」，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軍。1862年洋槍隊擴充為5000人。清政府任命華爾與楊坊為管帶，改其名為「常勝軍」。此後，中法建立了「常捷軍」，中英建立了「定勝軍」。

辛酉政變後，奕?與慈禧太后結成暫時的政治聯盟。他們深知僅僅依靠清政府的力量消滅起義軍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藉助列強的力量。另外，太平天國大量購買洋槍洋炮的舉動給清廷居廟堂之高者造成了很大的壓力。這樣，清政府從政變前對外國侵略者的疑慮、猶豫轉為相信、依靠。咸豐帝生前不想做、也不敢做的「借師助剿」之舉，終於變成了現實。1862年2月8日，清廷頒布上諭，正式做出「借師助剿」的決策，即藉助英、法等國軍事力量，幫助剿殺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並在上海成立了「中外會防局」。這樣，外國侵略者由觀望、等待，轉為堅決、徹底地支持清政府；清政府則由辛酉政變前對外國侵略者的疑慮、猶豫轉為相信、依靠。咸豐帝生前不想做、也不敢做的「借師助剿」之舉，在那拉氏手中變成了現實。清廷與列強剛剛兵戎相見，轉而握手言和，進而借用敵軍鎮壓人民起義並非偶然，它是由當時複雜的社會矛盾所決定的，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恭親王奕 就認為：「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腑之患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這種打擊對象的排列順序反映了清廷統治集團對當時形勢的分析和為維護自身統治而朝廷的政策調整，即重新將打擊重點指向人民起義，可以說，「借師助剿」就是這種政策轉移的結果。太平天國起義正是在中外的聯合絞殺下才最終失敗的。

（二）重用漢人，地方勢力的增長

清朝統治者深知，傳統的經制之師——八旗兵和綠營兵已不足以支撐清王朝的統治了，要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必須依賴新興的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勢力。咸豐初期，對於曾國藩等勢力的崛起朝廷有所顧慮。當曾國藩率領湘軍攻克武昌時，咸豐帝十分高興，決定授予曾國藩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並賞戴花翎。軍機大臣祁寯藻提醒咸豐說：「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這提醒了咸豐皇帝，也增添了對曾國藩的疑心，所以之後咸豐帝並沒有重用曾國藩。但是，清軍的一敗塗地，咸豐帝又不得不把拯救清王朝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曾國藩身上，因此1860年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兼欽差大臣。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后等對曾國藩更加放手去用，上台的當月就授權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所有四省的巡撫、提督以下文武官員均歸他節制。不久，又加太子少保銜，授協辦大學士。慈禧太后的舉措完全改變了過去朝廷既在軍事上利用，同時在政治上加以限制的政策。而且，為了便於作戰，曾國藩保舉大批湘軍將領為封疆大吏，如舉薦李續宜為安徽巡撫，沈葆楨為江西巡撫，左宗棠為浙江巡撫，李鴻章為江蘇巡撫等。以1863年為例，當時全國除了漕運總督、河道總督外共有8個總督、15個巡撫，湘軍集團竟然佔了5個總督、9個巡撫。這些人不僅手握重兵，而且控制地方財政，甚至扣留解往中央的稅收。這樣，湘軍集團控制了東南等省的軍權、政權、財權與用人權等，出現以曾國藩為首的強大的地方實力派，清朝逐漸出現外重內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