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的興起、繁榮與發展

龔克昌

賦是我國古代文學中的四大文體(即詩詞、賦、曲、小說)之一，也是唯獨為外國所沒有的文體，可謂國粹，或堪稱國寶。我國古代創作的賦可統計的約22994篇(其中：兩漢941篇、魏晉南北朝1200餘篇、唐1500餘篇、宋1200餘篇、元500餘篇、明1525篇、清15000餘篇)。現在有些組織在活動申請其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1月10日，當代辭賦研究泰斗、山東大學博士生導師龔克昌教授作客「大眾講壇」，講述賦的興起、繁榮與發展。主講人：龔克昌

賦的興起與漢賦的繁榮

我國「賦」產生當甚早，僅晚於詩。司馬遷在《史記·報任安書》中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他在《史記·屈原賈誼列傳》 中又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班固在《漢書·藝文志》 里也說：「春秋之後……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罹)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可見在史家的心目中，屈宋等等作品均屬賦體文學。

但在先秦真正以賦名篇的卻只有荀子。他稱其由禮、智、雲、蠶、箴五部分組成的篇章命名為《賦篇》，這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以賦名篇的作品。現存宋玉作品也有許多篇章稱「賦」，但我的研究生導師陸侃如先生以為，宋玉的作品只有《招魂》和《九辯》兩篇，其他以賦命名的篇章都是漢以後文人偽托的。像《神女賦》、《高唐賦》、《登徒子好色賦》等那種文風平易曉暢的作品，不可能產生於先秦。這些賦的文風近似《古詩十九首》。

我以為，漢賦才是我國賦體文學的源頭。漢賦在我國賦史上佔據最光輝的一頁，兩千年來一直受到人們普遍地讚揚。

第一個有功於賦的是漢武帝的叔叔梁孝王。可以說如果沒有梁孝王也就沒有司馬相如成名之作《子虛賦》，而沒有《子虛賦》也就沒有後來司馬相如在漢武帝朝廷上的無限風光。但梁孝王終究是一位諸侯王，地位不高、影響太小，他只是起個開鑼作用，大戲還得由帝王來表演，這個帝王就是漢武帝劉徹。漢武帝一登帝位，即迫不及待用蒲輪迎《七發》的作者枚乘。《七發》這篇賦，極受毛澤東主席的品重，他把這篇賦印發給有關領導閱讀。 他說：「此篇是『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一開頭就痛罵上流統治階級的腐化』、『這些話一萬年還將是真理』。」

漢以後，歷代文人對漢賦也大都作了充分地肯定，如梁大文論家劉勰在其名作《文心雕龍·詮賦》中就把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等十人稱為「辭賦的英傑」。梁昭明太子蕭統編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各種文體作品選集——《文選》，共收三十幾種中國古代文體，而賦只一體，竟佔據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且把賦編在前面十九卷，見出蕭統對賦體文學的無比重視和崇高評價。

古人說賦與賦之「我」見

明代知名作家王世貞在《藝苑卮言》卷二說：「屈原之騷，騷之聖也。長卿(司馬相如字)之賦，賦之聖也。」明胡應麟在《詩藪》雜篇卷一說：「漢人賦冠絕古今。今所共稱，司馬(司馬相如)、揚(揚雄)、班(班固)、十餘曹而已。」

近人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序》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皆所為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也。」把漢賦與唐詩、宋詞等壟斷文壇的時代傑作並列在一起，可以說推崇到至高無上了。

但令人惋惜的是，「五四」以後，人們對辭賦就很少問津。從1949年-1980年三十年間，國內沒有一篇比較全面評價漢賦的文章，最多只是對個別篇章如《七發》、《刺世疾邪賦》進行點評。而斥責之聲卻時有所聞。最典型的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一本所謂紅皮《中國文學史》(北大編著)，它以權威口氣徹底宣布漢賦死刑，它說：「漢賦大部分是粉飾現實，對統治者歌功頌德的貴族化、典麗化的宮廷文學作品，漢賦……內容極其空洞枯燥，虛偽造作，缺乏感情，缺乏現實生活真實的反映。」

我就是沖著這部文學史而選擇漢賦作為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我原先只想，如果漢賦真正壞透，我將進一步給予系統深入地批判。如果漢賦還有一點可取，我將大膽給予肯定。據陸侃如導師的要求，我對漢賦最有代表性的四大賦家——即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全部賦作，逐篇進行註解，逐篇寫出閱讀心得。經過斷斷續續近兩年的努力，終於在1962年寫成《漢四大賦家初探》，約八萬字。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得出與紅皮文學史完全不同的結論。

關於漢賦的《歌功頌德》的問題，是漢賦過去受批評的重點之一，但我認為這個批評是不對的。大家都知道，我國秦以前是小國林立，即使最強盛的西周，它的統治地域也大體局限於中原一帶。秦并吞六國，國土擴大了；但由於它施行暴政，很快就被推翻。只有兩漢才真正在中國土地上建立起一個前所未有的真正統一、強大、繁榮、昌盛的國家，從而把中國的社會大大地向前推了一大步。我們今天這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的偉大國家，正是那時打下的基礎。這是中國人民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揚眉吐氣的年代，難道不應該大書特書，不應該衷心歌頌讚揚嗎！歷史是大家創造的，何況按歷史學家的分期，兩漢的地主階級是進步的階級。漢賦的歌功頌德應該就是那個時代主流的聲音。

對於這個問題，生活在東漢前期的政論家王充在其代表作《論衡》里，特設《宣漢》、《恢國》、《驗符》、《須頌》四篇，一再論說，漢代幾個帝王都很英明，國土無限擴大，人民安居樂業，天下太平，就是應該宣揚大漢，歌頌德漢。

王充感同身受，要求正確對待大漢盛事，加以頌揚。這不是「求媚」討好，而是實事求是地對待。他一再駁斥俗儒，是古非今，以為漢代樣樣不如周之文武。王充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

我的論文在《文史哲》1988年5期發表，《人民日報》海外版馬上摘要轉載。我當時正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講學。見到我國大使館送給留學生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了我的文章，很高興。現在學術界許多學者也都撰文談此問題，贊同我的看法。

賦的演變及賦的創作

魏晉以後，隨著王朝的更替，經學的衰微，人性的覺醒，抒情賦迅速繁衍起來。這時賦家的視線已離開皇宮帝苑，轉向廣闊的社會生活，擁抱大自然美景，注重刻畫人們內心世界，表現出內容無限的豐富性、複雜性和廣闊性。在藝術形式上，賦大都篇幅較短，趨向駢偶化。這個階段的賦作，著名的有王粲《登樓賦》，曹植《洛神賦》，何晏《景福殿賦》，阮籍《大人先生傳》(屬於賦體)、嵇康《琴賦》、向秀《思歸賦》、成公綏《嘯賦》、陸機《文賦》、左思《三都賦》、郭璞《江賦》、孫綽《游天台山賦》、木華《海賦》、陶淵明《歸去來兮賦》和《閑情賦》、鮑照《蕪城賦》、江淹《恨賦》、《別賦》等等，等等。其中王粲的《登樓賦》是公認的名篇。

明代著名文學家山東臨清人謝榛在《四溟詩話》里說的：「漢人作賦必讀萬卷書，以養胸次……又必精於六書，識所從來，自能作用。」

最後，我想談談如何創作出符合我們今天大家希望的新賦體。這一點，我們似乎可以從舊體詩走向新體詩(即白話詩)的經驗教訓得到一點啟示。從「五四」前後出現白話詩、胡適創作《嘗試集》至今，白話詩已走近一個世紀。白話詩是否得到社會的承認而站穩腳跟呢？沒有！上世紀80年代，曾出現一種所謂「朦朧詩」。為什麼冒出這種詩體呢？當時有人以為，白話詩寫得過於率直淺陋，缺乏含蓄韻味，故製造朦朧隱晦以避之。但這種手法很快就受到廣泛的非議，未能在社會上站住腳跟。最近又出現一種與朦朧詩相反的白話詩，叫「梨花體」，它就如人們說話那樣淺白，不押韻，不加標點。用梨花體寫出這樣的詩，也難為人們所接受。

那麼我們新時代的辭賦應採取哪種形式呢？我以為毛主席對新舊詩的看法對我們有很好的啟示。他說：「舊體詩詞有許多講究，音韻、格律，很不容易學，又容易束縛人們思想，不如新詩那樣『自由』，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舊體詩詞源遠流長……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革，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

我私忖，新時代的辭賦形式，可大體參照毛主席對新、舊詩改革方向走。古賦太艱深晦澀，有的近乎字書，非改不可；但白話賦又太散漫，沒有句式，又不用韻，與散文無異，不可能為廣大讀者所喜愛。我們也可考慮讓古賦和白話賦互相靠近，創造出句式大體整齊，文辭簡練，讀起來比較順口有韻味的新賦體。

文字根據現場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