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和「文明」之爭

06-20

「野蠻」和「文明」之爭文章來源：中華讀書報文章作者：秋葉——英國早期遊記的中國形象考察：綜述比起其他歐洲人，英國人來到中國要遲得多。當然，我們在這裡並不想探討誰是第一個來華的歐洲人、英國人；我們更感興趣的是這些旅行者留下的遊記或其他類似著作。其實，就時間先後而言，遊記的情況也是一樣的，因為，一般來說，沒有旅行哪有遊記，而且一般也是先游先記先出版的。關於中國的第一部也是迄今為止最著名的西方遊記，顯然是威尼斯人馬可波羅於1298和1299年在獄中完成的《馬可波羅遊記》（The Travels）。隨後，關於中國的消息似乎在西方沉寂了兩個多世紀，直至16世紀後，由葡萄牙航海者開路，西班牙、荷蘭、法蘭西等國的遠洋船隻接踵而至，（其實是）歐中之間的單向交往重又開始，而且空前熱鬧。航海者、商人、傳教士甚至外交使節（團）先後或同時來到，其中的傳教士、外交使節更是深入到中國內地、北京，他們寫下了諸如《16世紀的中國南部》（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550－1575）、《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ourses）等關於在中國經歷的傳世佳作。至於英國，其實在其逐漸崛起的18世紀之前，就有人對中國感興趣。其中較為著名的有：約翰·韋伯（John Webb，1611－1672）之於中國語言文字、托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之於中國瓷器、威廉·坦布爾（William Temple，1628－1699）之於中國園林等。但是，他們都從未踏上夢想中的那塊神奇的土地，他們的主要消息來源多是耶穌會士發回的報道和其他歐洲人來華的見聞錄或遊記。英國人根據自己的實地考察寫成的關於中國的遊記差不多在18世紀中葉以後才形成一定的規模。具體情況是這樣的：18世紀前僅有兩部，當時出版了一部，即彼得·芒笛（Peter Mundy，1637，該年代代表作者來中國的時間）的《彼得·芒笛歐洲、亞洲旅行記》（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該書稿可能是英國旅行者寫的第一部遊記，但遲至1907年才開始被整理出版，共6卷）、威廉·丹皮爾（William Dampier，1683－1684）的《新環球航海記》（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1697）。隨後英國旅行者沉寂了近40年，才有蘇格蘭人約翰·貝爾（John Bell，1720）作為俄國使團的醫生經陸路從蒙古進入北京，寫有兩卷本《從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到亞洲各地的旅行記》（Travels from St. Pete rsburg in Russia，to Various Parts of Asia，1762）。又隔了20餘年，海軍上將、著名的喬治·安遜勛爵（Lord George An son，1742、1743）率領艦隊，兩次到達中國，寫有《環球航海記》（A Voyage Round the World，1748）。這部遊記第一次猛烈地抨擊中國的政府腐敗及國民性的卑劣，給當時歐洲的「中國熱」澆了一盆冷水，據說對孟德斯鳩、盧梭、黑格爾乃至馬克思的中國觀都產生了較大影響。幾乎與安遜勛爵同時到達中國的威廉·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1742），雖然他當時的身份是一艘瑞典商船的押運員，但他來到中國後就「不務正業」，專門在廣東各地考察並素描當地的建築、傢具、服飾、機械和生活用具，先後出版了《論中國人的建築、傢具、服飾、機械和生活用具》（A Treatise on Buildings，Furnitures，Costumes，Machines and Utensils of the Chinese People，1757）和《論東方園林》（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s，1772）兩書。他在1757－62之間，還設計了皇家園林「Kew Garden」，被認為是18世紀歐洲最具東方色彩、中國風格的園林。航海家、商人一般只能傳達讓本國人將信將疑的信息，販賣絲綢、瓷器等有限的貨物，而藝術家卻能把自己的所見所聞用於職業實踐，創造出嶄新的作品來。此後直至該世紀末的英國第一個外交使團即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半個世紀里，至少還有三位英國人根據他們的中國之行寫成旅行記，但其中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1768）的「回憶錄」到了20世紀上半葉才出版。以上例舉的8人，除約翰·貝爾以俄國外交使團成員的名義自陸路到達北京外，其他7位均以航海家、軍人或商人的身份自海路前來，他們對中國的觀察範圍或足跡從未超出過澳門、廣州及附近的島嶼，而且一般停留時間較短，行動受到很大限制，交往的中國人也以碼頭苦力、外貿代理商（英國人稱其為Hong Merchants）及有數的幾個中下層官員為主。因此，他們所看到的中國其實僅僅是其中的一隅（其實從中國在他們的遊記中所佔一兩個章節的比例也可看出）。「從冰山的一角可以推斷其全貌」，此話不假，因為，整個冰山的質地是一樣的。但號稱當時世界第一大帝國的中國不是冰山，廣州的「特」顯然不能代表中國的「普」，因此，靠他們對當地的皮相觀察，就演繹歸納出對中國的普遍性認識，必然是「誤釋」或誤解了。早期英國關於中國的遊記，作者停留時間最長、考察的範圍最大、報道最詳盡最深入的無疑是馬戛爾尼訪華使團（1793－1794）5個成員的5部旅行記或日記。（其實，使團成員中做記錄的遠不止5人，但其他至今尚未出版）其中副使喬治斯當東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的《英使謁見乾隆記實》（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2 Vols，1797該書已有中譯本）是關於此次外交使命記錄的「官方版本」（Official Version），而最早出版的一部是當時的英國書商雇「槍手」根據運送使團船隻的士官安德遜（Aeneas Anderson）的日記整理的《英使訪華錄》（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1793，and 1794此書也早已有中譯本）。此書於使團回國的次年出版，顯然是為了滿足當時英國人迫切想知道第一個使團訪華情況的願望。但是，快速出書肯定會犧牲質量，再說一個管理船隻的士官不可能知道一些核心的東西，因此，本書除在時間上拔得「頭酬」外，已逐漸被人淡忘。其中值得注意的反而是10年後才出版的使團總管約翰巴羅（John Barrow）的《中國旅行記》（Travels in China，1804）。巴羅可能是對中國文化真正感興趣的人。他的旅行記描寫了中國的建築、語言文字、科學、宗教、婦女、家庭、乃至行政、司法等方面。在他的600多頁的篇幅內，涉及的面簡直可以與18世紀最具權威的「中國百科全書」——法國傳教士杜哈德的《中華帝國全志》想媲美。但是，兩人對中國的態度完全不一樣。那位法國人是極盡讚美之能事，而這位英國人卻用的是他的同胞安遜的口氣，對中國怎麼也看不順眼。在巴羅看來，應該被稱為「蠻夷」的不是西方人，而正是「不進則退」的中國人自己！有點不可思議的是「正使」馬戛爾尼關於其中國之行的日記及觀察記（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Lord Macartney"s Observations on China）在1962年才被全文整理出版。該書有一句題記摘自其1794年1月15日日記：「沒有比用歐洲的標準來判斷中國更為荒謬的了。」但是，從使團的幾位成員的旅行記來看，雖然不乏客觀中性的細節描寫，但常常有以英國或歐洲當時的發展為標準的價值判斷。冷靜地一想，英國人談中國，不用歐洲或英國的標準那用什麼標準呢？難道要用我們中國或虛妄的「國際」的視角或標準？可見，馬戛爾尼的忠告在實踐中是很難做到的，用作對自己的勉勵倒可以。大家知道，英國訪華的第一個使團以失敗告終，而且，英國人在其官方報告及成員的旅行記中基本上是一致把責任推到中國政府的傲慢以及中英的文明發展不在一個層次上。這些消息傳到英國人乃至歐洲人的耳朵里，當然影響他們對中國的看法，而且從18世紀末開始，英國已在歐洲的中國形象的塑造方面起關鍵作用了。但是，我們可能還不能因此就判斷歐洲中國形象的逆轉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因為歐洲對中國的批評由來已久，就是一般認為充滿溢美之辭的耶穌會士的著作也不例外，為什麼此次使團的旅行記的一些批評就能產生如此重大影響呢？輿論的變化很難說是由一個事件、幾本書決定的，而且輿論一般也不是官方的意識形態，不可能要求大家保持一致。這次使團顯然掀起了第一次英國出版關於中國遊記的高潮，但這個高潮很快就落下。在與英國人派出第二次使團即阿莫斯特勛爵使團來華（1816）之間的20餘年，現在能看到的僅有5部英國人寫的中國旅行記。這第二次使團真是富有戲劇性，他們在北京僅停留10個小時即被趕回國，中英雙方均指責對方「無理」和「放肆」。雖然使團成員還是被允許基本上沿著馬戛爾尼使團回國的路線經陸路從廣州登船回去，但他們是懷抱一股被驅逐的怒氣和未完成使命的泄氣走完這段行程的。這當然影響他們對中國的形象塑造。本次使團留下了兩部旅行記：勛爵秘書亨利埃利斯的日記和醫師兼自然學家克拉克埃布林（Clark Abel）的旅行記（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1818）。此後到鴉片戰爭爆發前，英國人又出版了五、六部關於中國的遊記。但英國上下對中國的熱情已從文化好奇轉到如何用武力征服。經過英國人兩個世紀的實地考察，兩個使團的情報收集，中華帝國這隻「黔驢」，不用讓它踢出「綉腿」，英國人也基本知道它有多少本事了。從下期開始，我們將以英國旅行者塑造的中國形象為基點，來介紹鴉片戰爭（1839－1842）前英國的一些重要的中國遊記。我們以勾勒「形象是什麼樣的」為主，進而針對作者中國形象塑造的內在邏輯做些必要的分析。即將與讀者見面的系列文章，其目的無非是想讓國人不僅能看到英國的中國觀演變歷程的縮影，而且還可以體會東西兩大文明之間首次碰撞和適應的有趣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