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轉型中的歷史邏輯 | 政見 CNPolitics.org

政治轉型過程中，舊制度、舊環境不僅影響轉型的後果，也影響轉型本身的具體過程。歷史值得敬畏之處，不僅僅在於它重要，更在於它發揮作用的方式和方向往往充滿諷刺性

對任何一個社會來說，政治轉型與民主化都是一場影響深遠的大變革。對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而言，政治轉型的同時還往往伴隨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此變化之巨、影響之深，無疑有天翻地覆的意義。

然而，學術界和公眾對於後轉型國家種種社會變遷的研究和討論，往往走向兩個極端。一方面，我們常常聽到一種聲音，將後轉型國家的經濟、社會動蕩單純歸因於政治轉型本身，或者轉型後新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範式。比如，「獨聯體國家的經濟危機源自蘇聯解體和之後的私有化」。這一視角往往最符合常識，但卻將政治轉型看成了一把大掃帚：一個國家政治轉型之前的歷史軌跡，似乎被轉型過程完全清零，對轉型之後的社會變遷毫無影響。換句話說，這一視角忽略了轉型國家在轉型前留下的一系列「歷史遺產」，因此可以說是「反歷史的」。

另一種與之針鋒相對的聲音則認為，轉型國家在轉型之後的社會發展圖景，其實只是複製和延續這些社會在轉型前的歷史道路。從這一視角看來，歷史遺產的作用是如此根深蒂固、陰魂不散，以至於所謂的政治轉型其實只是表面文章，本質的社會現實依然是對歷史的重複和延續。這一視角固然強調了歷史的作用，卻將歷史看做靜態的、凝固的，未免顯得機械。

近期分別發表於《美國社會學評論》、《美國社會學雜誌》的兩篇論文，則不約而同地提供了一種更有洞察力的視角來討論後轉型國家的經濟、社會生態：既承認歷史的作用，又能看出歷史發展的動態–歷史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歷史上形成的制度、文化能歷久彌堅保持不變，而是因為轉型過程中的個體行為，終究還是脫離不了歷史環境造就的特定束縛和激勵。換句話說，歷史是社會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但過去的「歷史遺產」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會後續發展的軌跡。

1980、1990年代，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歷了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巨變。這其中的大部分轉型國家，都在巨變之後經歷了不同程度的經濟衰退。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魏昂德與合作者的研究論文提出，這些國家轉型後是否發生經濟衰退、發生多嚴重的經濟衰退，主要取決於轉型前執政黨對經濟體的掌控能力。

從這個圖中可以看出，轉型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趨勢上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蘇聯解體後形成的十五個國家，它們見證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第二類是其他共產黨政權失勢、經歷民主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們雖然也經歷了經濟衰退，但糟糕程度卻明顯輕於蘇聯十五國，而且從經濟衰退中走出來的速度也更快。第三類是經濟制度大幅轉型、共產黨政權卻保持穩定的三個國家：中國、越南、寮國，沒有經歷經濟衰退。同樣重要的是，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衰退，只出現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前半段的短暫幾年。到了1995和1996年，幾乎所有國家都已從衰退中走出，開啟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

如何解釋這些轉型國家在1989-1995期間的經濟衰退呢？最常見的觀點是將經濟衰退歸罪於政體更替本身，或者歸因於政體更替後新政府確立的政治制度或經濟政策範式。但從時間線上看，這一觀點顯然不能成立：在這些轉型國家，經濟衰退的起始時間同步於甚至早於政權更替。最明顯的是，蘇聯1989年就有衰退跡象，但1991年政權才解體。因此，將經濟衰退看作政權更替的結果，顯然說不過去。

魏昂德和合作者則認為，要解釋這些經濟衰退的出現和嚴重程度，必須重點考察這些轉型國家在轉型前的政治生態。這其中的關鍵在於，共產黨政權在崩潰之前的若干年裡，對經濟體擁有多大的掌控力。

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建立在國家對經濟的指揮能力和以行政手段維持產權界定基礎上的。一旦共產黨政權能力下降，經濟體便會滑向失控狀態，使轉型後新政府重建經濟秩序的過程更加艱難。這一問題最集中的體現就是1980年代的蘇聯。在戈爾巴喬夫一系列冒失的經濟改革、蘇聯積重難返的低效官僚體制、風起雲湧的民族獨立運動的相互作用之下，共產黨政權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能力、對公共資產的控制能力、攫取稅收的能力全都大幅下降。這樣一來，國家無力提供保證經濟運行的必要公共服務，各路人馬一擁而上掠奪公共資產，大量國有企業事實上被私有化。蘇聯解體後，各個國家的新政府不得不面對經濟體的大範圍失序和羸弱的國家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實行的私有化等新政策必然加劇經濟混亂。這樣看來，蘇共政權的慢性癱瘓才是導致蘇聯解體後經濟衰退的主因。

而其他經歷民主化歷程的共產主義國家，雖然在政治轉型前或多或少也出現了國家權力對經濟控制能力弱化的問題，但弱化的幅度遠遠沒有達到蘇聯的級別。換句話說，這些國家在1980年代出現了程度相對較輕的經濟失序，因此在轉型後經濟秩序重建的過程中，也經歷了程度相對較輕的經濟衰退。而在中國、越南、寮國這三個未經歷政治轉型的國家，共產黨政權一直保有強大的經濟控制能力，並且在1980、1990年代掌控著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使經濟體得以保持相對平穩、有序的運轉。

對這些轉型國家而言，後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運行好壞，事實上取決於轉型前共產黨政權能力有多強大。以削弱政府作用為目的的市場化經濟改革要想成功，恰恰需要改革前有那麼一個強大的政府。這一看似反常識的結論，的確反映了歷史的不散陰魂：沒有任何新政權可以從零開始重建經濟。新時代的經濟發展和改革，必然要在舊時代造就的歷史舞台之上展開。

民主制度的有效運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有一個發達的公民社會–人們通過自我組織的方式相互扶持、爭取利益。可是，一個國家民主化之後，公民社會並不會突然一下子生長出來。相反，民主化轉型之後的公民社會是何面貌，與這個國家民主化之前公民社會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而這裡所涉及到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非民主政體的具體類型和該政體之下公民社會的發育情況，究竟有何關係？具體來說，「極權政體」（強大官方意識形態下的一黨專政）和「威權政體」（執政黨不具備強大動員能力的非民主政體）哪個更有利於公民社會的發展？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教授Dylan Riley與合作者的最新論文，就討論了這個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學界傳統的觀點可以歸為兩派。一種觀點認為，公民社會的發展是一個從下往上的自發過程：公民自由地組建、參與社會組織，而且這些組織能自由地行動。這樣來看，公民社會要想發展，需要政權對「官方-政治」領域和「私人-社會」領域之間建立清晰界限，對社會領域干涉得越少越好。因此，政治自由度相對較大的威權政體，自然比執政黨無孔不入的極權政體更有利於公民社會發育。

另一種觀點認為，公民社會的發展同樣可以來自政權發起的、自上而下的動員過程，而「官方-政治」領域和「私人-社會」領域之間不一定非得有界限。在許多被共產主義政權或法西斯政權統治的國家，極權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政治手段和意識形態宣傳，鼓勵或強迫人們建立、參與各種社會組織，而這些社會組織的職責與活動受到極權政府的領導。由此形成的公民社會具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一方面成為當局進行社會管理的機器，另一方面也確實起到提供社會服務、增強社會凝聚力的作用。這麼說的話，極權政體之下公民社會的發育狀況應該好於威權政體。

Riley與合作者則認為，這兩種觀點雖然各有道理，但都以偏概全。其中的關鍵在於，這兩派都把公民社會放在「發達或不發達」這個單一維度下進行考察。事實上，公民社會的面貌至少有兩個維度：組織強度（社會組織有多少、參與社會組織的人有多少、社會組織活動頻繁不頻繁）和政治獨立性（社會組織的活動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草根」屬性，不受政權、政黨和政治精英的控制和影響）。這兩個維度相互聯繫而又各自獨立。通過對義大利和西班牙公民社會在20世紀經歷民主化轉型前後的發育情況，研究者試圖說明：極權政體下的公民社會組織強度高而政治獨立性弱，而威權政體下的公民社會組織強度低而政治獨立性強，而且這些特點延續到民主化轉型之後的公民社會之中。

當今義大利的公民社會，組織強度高、政治獨立性弱，而西班牙的公民社會則恰恰相反。在衡量公民社會組織強度的所有指標上，義大利都明顯高於西班牙。比如，在志願組織（voluntary organization）數量上，義大利是每千人12個，而西班牙是每千人6個。在參與志願組織的人口比例方面，義大利比西班牙高五個百分點（33%對28%）； 民間請願聯署參與率方面，義大利幾乎是西班牙的兩倍（47%對25%）；工會密度方面，義大利是西班牙的兩倍多（38%對16%）。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義大利的公民社會高度依賴於政黨。這種依賴性體現在社會組織（比如工會、農會、退伍老兵組織、婦女組織和休閑娛樂組織）的資金來源、議題設置、人事安排等方方面面。政黨甚至會直接建立、扶植許多社會組織。西班牙的公民社會則和政黨之間保持了更遠的距離。這兩種形態不同的公民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統治下，義大利無疑是典型的極權政體。扶植各種社會組織、鼓勵人們加入社會組織，成了當局進行政治動員的重要手段。一層層、一個個社會組織把人們串聯起來、使社會成為一個內聚力強的「有機整體」。這一套層次分明的社會組織系統的最高領導者，無疑還是法西斯黨。因此，極權時期的義大利，公民社會組織強度高、政治獨立性弱。

西班牙在二戰後的三十年，被弗朗哥威權政府所統治。統治精英們主要通過政治制度設計和經濟壟斷來鞏固自身權力，無意也無力通過社會組織建設來進行大規模政治動員，對處在核心政治議題之外的「私人-社會」領域也不甚關心。因此公民社會以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在社會邊緣發展起來。這一過程的結果是，在威權時期的西班牙，公民社會組織程度低、政治獨立性強。

那麼，極權、威權政體下的公民社會形態，是怎麼在民主化之後得以延續的呢？這其中有兩種機制在起作用。首先，舊時代的社會組織形態限制了轉型後社會組織發展時可利用的工具，也在認知層面限制了社會組織領導者的想像力。這是典型的「路徑依賴」機制。

在研究者看來，還有另外一層更重要也更微妙的機制在起作用：對於推動民主化轉型過程的人們來說，他們對於「什麼是民主政治」、「如何實現民主政治」的認識，恰恰是被他們試圖推翻的政體所塑造的。在義大利，民主政治意味著「反法西斯主義」：當法西斯政權通過控制社會組織完成高效政治動員時，民主派人士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一條通過建立更強大的政黨、用社會組織反擊納粹政治動員的方式推翻法西斯。如此一來，組織結構發達但高度依賴政黨的公民社會就被逐漸固化為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在西班牙，民主政治意味著「反弗朗哥主義」：當弗朗哥政權中的政治精英著意於通過強化制度權力來鞏固統治時，民主派人士同樣試圖通過推動制度內部改革來完成「奪權」，而無意於也想不到通過社會組織來進行大眾政治動員。公民社會在西班牙民主化過程中始終處於邊緣地位，因此其組織程度低、政治獨立性強的特點也就延續到後民主化時代。

這一過程中體現的正是歷史的荒誕：那些試圖推翻舊時代的行動，恰恰將舊時代的歷史遺產「傳遞」到新時代！政治轉型是破舊立新的過程，但人們眼中的新制度是個什麼面目，卻是被他們想要推翻的舊制度所塑造的。與此同時，新舊之爭的「主戰場」（譬如，是大眾政治動員還是精英內部重整）在哪兒，也恰恰取決於舊制度下形成的政治焦點是什麼。正因如此，推翻「舊」的過程，也在不經意間成了鞏固「舊」的過程。

這兩篇論文貫穿著的，是一個統一的主題：政治轉型過程中，舊制度、舊環境不僅影響轉型的後果，也影響轉型本身的具體過程。歷史值得敬畏之處，不僅僅在於它重要，更在於它發揮作用的方式和方向往往充滿諷刺性，讓我們無法預料。認識到這一點，也許會讓我們在思考那些和中國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如「崩潰療法還是漸進改革」、「先民主還是先法治」、「自由市場經濟到底好不好」等）時多一分謹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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