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筆記：我們為什麼要假裝「幸福」？

一我覺得必須為這次聚會寫點什麼。這是一次今年春節前夕的聚會，我回到我的第二故鄉浙江最北端的湖州市，參加小學畢業38周年的同學會。當晚，我發了一條微信朋友圈：為了紀念屬於我們的「恐龍時代」。我曾經對是否要參加這次同學會頗有些躊躇，因為在極度浮躁的當下，同學會基本上淪陷為「鬥富會」，以寫字為生的我大抵只有被邊緣化的結局，更不用說企圖吸引暗戀過的女生多看你一眼。38年各奔東西，許多同學彼此再未相遇，38年後，天上人間：大多數人過得平凡而真實，有人被市場經濟的浪潮拍倒在沙灘上日子拮据，也有人早已躋身於先富起來的群體。我知道，他們中有坐擁銷售額居全國前三的絲綢公司的老闆，記憶最深的是一位當年住在城郊名字叫土生的同學，他家是菜農，因為去他們家就能吃到新鮮的黃瓜和番茄，我和土生成了最好的朋友之一。記得1976年湖州隔壁江蘇溧陽大地震，我們全家倉惶借居土生家的菜地，搭起了避難的簡易棚，我因此一直惦記著欠了土生一份感謝。土生告訴我，他現在經營一家頗具規模的陶瓷企業，光是司機就有四位。真心為土生高興，也為這個改變了土生命運的偉大的時代高興。然而，意料之外一，同學會上幾乎沒有人談論財富，有的只是瀰漫席間濃得化不開的純真情義，甚至有人開始遙想再過38年我們如何再相聚。意料之外二，我成了當晚最受矚目頗為亮眼的角色：第一個被請上台「感言幾句」，一雞凍，平時能言善辯的我竟有點語無倫次；當我正急於打聽明白當年究竟是哪位女生曾經和我同桌時，一批批記得住以及記不住名字的同學們熱情地輪番湧來，我成了「被合影」最頻繁的專業戶；微醺之下，步履搖晃的我提前離席，與大家告別返程杭州，三位同學堅持要送我下樓，「最有錢」的土生冒著冰冷的雨雪，一直把我送至車旁。

本文作者（後排右三）與小學同學合影。我知道，「兩個意料之外」的原因，應該是同學們覺得以寫字為生的你「有文化」，而「有文化」就是「有出息」。這讓我想起前些日子爆紅於網路的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陳正宏教授十多年前書贈即將畢業弟子的那副對聯：「家總要成，錢總要掙，奔走紅塵，莫忘曾經是書生」。原來，紅塵滾滾的今天，至少在湖州，「書生意氣」並不僅僅只是傳說，並未徹底凋零為追不回的記憶。二我出生在第一故鄉浙江中部的永康，它的知名度遠不如相鄰的義烏，1978年前當地人以補鍋釘秤鑲牙謀生。由於父親是野戰部隊的軍人，我的童年記憶就是不斷地隨軍搬家：安徽、浙江、江蘇、河南。1973年，終落戶湖州，直至9年後第一次離家，獨自去省城杭州念大學。那一年我小學三年級，學校的名稱有點奇怪：抗大小學。百度上說，抗大小學是1968年至1977年特殊年代的特殊產物，遍布全國。一般是街道發揚抗大精神辦學，條件雖然簡陋，但校訓和毛澤東為抗日戰爭時期創辦於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所題寫的一樣：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抗大小學緩解了正規小學的招生教學壓力。38年後我才搞明白，自己當年念的是「非正規小學」，一如今天的「農民工子弟學校」，這讓我頗為沮喪。我的家到抗大小學是一條500米長窄窄的青石板路，全班八成同學的家也都像一粒粒豌豆般散落在這條青石板路的兩旁。今年春節初一，我穿越歲月重返現場，住過好多年的三層老房子沒了，變成了一家蠻土豪氣的賓館；青石板路不見了，當年的小學原址現在是「益民路菜場」；只有3路公交車的站牌上，曾經的地名依舊：「大線場」。

當年的小學原址已成「益民路菜場」。太湖旁邊有三座城，蘇州、無錫、湖州，唯有南太湖的湖州因湖而名。「行遍江南清麗地，人生只合住湖州」的詩句，記錄了元代大詩人戴表元對這座城的無限的愛。「人生只合住湖州」說的絕不僅僅只是「江南清麗」，更在於其財富。湖州的富裕，緣起太湖。太湖是佛祖遺落在人間的一顆明珠，2445平方公里的一鏡湖水就是天然的大水庫，地勢較高的西部有108個進水水道，東部則有108條泄洪河網，旱澇無虞，5000年稻米飄香。真正給湖州帶來源源財富的，卻是太湖水滋養的一百餘萬畝蠶桑，以及華貴的絲綢。

湖州的富裕，緣起太湖。1950年代，在湖州城南7公里的潞村古村落，考古發掘了距今4700年前的錢山漾文化遺址。其間出土的中國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殘絹和絲麻織品，明證湖州是「世界絲綢之源」。絲業，成就了湖州從農耕文明向近代工業文明轉型的「東方啟動點」，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胚胎也由此萌動。最為典型的當屬湖州近郊的江南雄鎮南潯，清光緒年間已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之說，意指財產達千萬兩白銀以上者稱之曰「象」；五百萬兩以上不過千萬者，稱之曰「牛」；一百萬兩白銀以上不達五百萬者則譬之曰「狗」。南潯巨賈，皆為絲商。須知，同時期大清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亦不過數千萬兩白銀。直至民國，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被蔣介石尊稱為「革命導師」的張靜江，即出生於南潯「四象」之一的張氏家族。湖州一城工業半為綢廠，坯綢產量佔全國三分之一，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一。

張靜江出生於南潯「四象」之一的張氏家族。城裡人發達了，鄉下也跟著富得流油。明清時，種植一畝桑園養蠶，收益可抵稻米十畝。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代，香港市場每擔蠶繭的市價高達近千元，遠超官辦供銷社定價，進而引發蠶農與政府的大規模衝突。我媒體生涯的第一篇深度調查，正是記錄湖州「蠶繭大戰」的《騷動的「蠶國」》。緣於此，有資料顯示，當年浙江省第一個年收入過億的鄉鎮，恰恰花落湖州南郊的道場鄉。明清以降500年、數十代人的財富土壤滋養，無疑從內到外改變了湖州人：——湖州人變得愛讀書了。中國三大私家藏書樓之一的「嘉業堂」便坐落於南潯古鎮小蓮庄之側。嘉業堂由經營蠶絲巨富的南潯「四象之首」劉鏞之孫劉承干建於1920年代，鼎盛時藏書60萬卷，含《永樂大典》珍貴孤本四十二冊，《四庫全書》原稿一百五十冊。——湖州人變得自信而淡定了。離開第二故鄉30多年，湖州話早已生疏，但我記憶深處仍刀刻一般地留存著兩個湖州方言的標誌性詞句：一曰「白坦」，即「慢慢來，不急的」；二曰「安耽」，意思是「安閑自在」。——湖州人不愛走四方了。湖州城南道場山有名剎萬壽寺，山頂有古塔。湖州人除了讀書，不願遠行，萬般無奈小別家鄉，只要望不見道場山頂的多寶塔，便會淚灑衣襟。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湖州在中央。這就是由「富」而「貴」的我的第二故鄉。職業的緣故，離開家鄉後我曾經數次前往湖州鄉間採訪。江南5月，正是採桑時節。細雨、薄霧，一世界的桑葉鮮嫩欲滴。農家女身著紅襖、搖櫓閃腰，載一船的桑葉，從你眼前緩緩滑過。雨後桑葉，是我第二故鄉最鮮明的底色。再後來，就有了我的女兒胡雨桑。三500年風光之後，湖州開始遭遇落寞。湖州的第一次「憋屈」始於1983年撤地設市。建國後，先後設浙江第一專區、嘉興專區和嘉興地區，治所一直立於湖州。1983年10月，撤嘉興地區，分拆為湖州、嘉興兩個省轄市。湖州市轄吳興、南潯兩個市轄區及長興、德清、安吉三縣；而嘉興市設城區和郊區，下轄嘉善、平湖、桐鄉、海寧、海鹽五縣。五縣對三縣，湖州變「小」了，惟我獨尊的「南太湖」老大的腔調沒了。湖州的第二次「憋屈」發生在1990年代，並由此丟掉了精、氣、神。麻煩恰恰來自湖州的驕傲絲綢業。至1996年，佔全市財政收入40%的絲綢行業共計虧損1.1億元。次年始，百年老廠永昌、天昌、達昌、湖豐等悉數或破產拍賣或減員改制，大批在繅絲、擋車崗位上幹了幾十年的中國最優秀的絲綢工人被幾萬元安置費買斷工齡被迫下崗。一時間風雨飄搖，全城惶然。永昌絲織廠就坐落在我上小學必經的500米青石板路旁。父親從軍隊轉業後全家落戶在了當時比第一故鄉永康富庶得多的湖州，母親成了永昌絲織廠的一名女工。永昌印刻了我小學時代的一半記憶：放學後就溜進車間閑逛，因繅絲飄散開的特有的撲鼻氣味至今揮之不去；繅絲產生的蒸汽可以開設澡堂，免費，因此常去；廠里還有一間門臉很小的工人圖書館，藏書不過千冊，在這裡，我滿足了人生第一次最饑渴最豐美的閱讀快感。

永昌絲織廠廠址舊貌。在一位少年的眼裡，永昌是那麼的大，大到永遠不會倒。但它還是倒掉了。那一年，母親已經退休，僥倖沒有成為「下崗工人」。那時候，我在新華社當記者，回到家鄉，也算個人物。湖州市的主要領導殷切地對我說：「你難得回來，應該多多宣傳家鄉的大好形勢。」我告訴領導：「除了我母親的廠子倒了，我家裡還有姐姐、姐夫、哥哥、嫂子四位下崗工人。我笑難出聲，如何歌唱？」湖州依舊清麗，卻已成「浙江的東北」，成為我心裡的痛。四我依然關心來自第二故鄉的消息。2015年底，我讀到一則與故鄉有關的新聞，說是有媒體經調查統計公布了「中國最難賺錢城市排行榜」，湖州以年人均薪酬6.79萬元居最難賺錢的倒數第五座城市。這類新聞往往頗有標題黨的嫌疑，不足為信，但湖州入榜至少我不覺得太大的意外。今年春節前，我又讀到了另一則與故鄉有關的新聞。這一次，真正屬於「太大的意外」：浙江省輿情研究中心發布的「2015年浙江社會輿情年度報告」顯示，浙江11個設區市中，以家庭收入、社會治安、生活環境、精神生活、醫療、教育、養老7個權重指標比較排行，對生活現狀最為滿意，即「幸福指數」最高的城市是湖州，71.42%的被調查樣本人群為生活點贊。更為意外的是，溫州以低於湖州12.57個百分點的滿意度在全省墊底，而且2014年度的同一調查，溫州同樣墊底。也就是說，「最盛產老闆的地方」、「最有錢」的溫州人自我認定「最不幸福」。「最有錢」卻又「最不幸福」的溫州恰是我30年媒體生涯的第一觀察樣本。30年間，我曾經33次南下溫州採訪，以至於溫州最大的老闆、浙江省工商聯主席、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亦表示，作為老朋友，我應該是「溫州模式最認真的觀察者、最深刻的研究者、最熱心的呵護者」。我對溫州的濃厚興趣，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終極使命——如何讓千百萬民眾擺脫貧困有關。和許多國人的強烈印象相反，浙江最南端的溫州從改革起點出發之時實在窮得可憐：根據《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浙江3個國家級貧困縣，除景寧地處麗水地區，文成、泰順兩縣均屬溫州。文成民政局1980年代初曾做了個調查，稱全縣當時有104戶人家賣兒、賣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糧的人口佔全縣的35%。縣裡的一位年輕幹部不相信，下鄉核實。在一個村子，他發現有一位農民因自己頑疾纏身，為糊口活命，將老婆典給鄰居1年，換得區區番薯絲200斤；還有一對老光棍兄弟倆，由於沒錢討媳婦，竟然暗地裡合睡一張床、合用一個老婆。時間久了，全村人都知道，都默認。太多的故事無須贅述。30多年後，溫州人富甲中國，寫下了這個國家改革長征最亮麗的篇章。其背後，是「走遍千山萬水，講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歷盡千辛萬苦」的不屈的「四千精神」。我始終認為，溫州人是當代中國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可愛的人」。溫州能夠在一代人的時間走出貧窮，足以證明中國一定可以富。我的採訪本上，留下了無數溫州故事，我與這片躁動不安的土地上的許多創業者成為真正的朋友。蒼南縣「第一農民城」龍港的小老闆阿秋，女兒被送到400公里外的杭州念書，我成了臨時監護人的第一人選，專門負責出席必須由家長參加的學校「家長會」。然而很多時候，尤其是在財富層面之外，我清晰地感覺到，溫州人其實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這種「陌生」，緣於文化積澱的差異。溫州老闆創業的起點很低，80%出身於農民，80%僅初中以下教育水平，溫州早期泛濫一時的假冒偽劣以及近年飽受詬病的炒作成風，皆與此密切關聯。作為領跑者，改革開放30多年溫州最大的缺憾，是至今仍沒有實現「有錢人」與「有文化的人」的有機統一。面向未來，溫州社會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在於「人的升級」。溫州籍國學大師南懷瑾曾對家鄉人發出「趕快勸溫州人建立文化」的告誡，「不要總是說溫州是商業開發的開路先鋒，這個標榜已經過去了。今後的時代不是開發的問題，也不是經濟的問題，是如何建立新的文化的問題，這是個根本大問題。」

溫州籍國學大師南懷瑾。文化的積澱與自我改造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時間。和湖州不同，溫州的富裕只是近30年才有的事。僅僅一代人，瞬間暴富。我始終認為，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只要足夠拼，10年時光就可能脫貧致富。但要實現駕馭財富乃至超越財富，至少需要100年。當財富瞬間從天而降，你最大的恐懼一定是擔心財富不知何時又會瞬間消失。你沒有時間學習什麼是自信與淡定，你來不及追尋內心世界的平靜。因此，溫州人註定將莫名地焦慮。而焦慮就不會幸福。五浙江輿情研究中心發布的這份年度報告還告訴我們，焦慮的並不僅僅只是溫州人。在面向全省11個設區市樣本人群的調查選項中，問「人際交往是否有壓力」？年收入20萬以上人群選擇「沒有」的比例低於所有收入人群平均值2.9%，說明高收入人群存在更強的交往選擇症；問「在和別人發生點小摩擦時會不會發火」？20萬以上收入人群選擇「不會」的低於所有收入人群均值5.1%，說明其日常心理焦慮高於任何其他收入群體。該報告的結論是：在浙江，「富裕焦慮」已成為新常態。

在浙江，「富裕焦慮」已成為新常態。焦慮發乎於心，只有你自己知曉。焦慮就一定不幸福，但「有錢人」怎麼能不幸福？於是，我們開始努力地假裝「幸福」。而要讓這種假裝的「幸福」成真，拉菲、豪宅、阿瑪尼乃至小三就是標配，尤其是，我們必須千方百計讓他人知道自己真的很有錢，並千方百計獲得他人的掌聲。我的一位企業家朋友是人所皆知的富豪，住在杭州近郊的頂級別墅區。由於財富等量級的差距，我對他敬而遠之，為數不多的聯繫就是常常被他請到富麗堂皇的別墅去吃大餐。我一直納悶他為何好客成癖，也不見他求我辦什麼事。某次，又是被請吃。酒足飯飽後，我和他握手話別。我說：「你有花不完的錢，真是活神仙啊，這樣的幸福日子換了別人一輩子都指望不上。」他緊緊拉住我的手不放，眼角隱現淚光：「其實……，你就說這大別墅吧，你們來的時候，它是綠樹掩映的豪宅；我一個人的時候，它就只是四堵牆。」有錢要假裝「幸福」，沒有錢，也要假裝「幸福」。曬不了錢，那就在微信朋友圈曬點吃喝，或者刷幾篇旅遊日記，你得向全世界宣布，至少你距離有錢也不遠。我們都在繼續假裝「幸福」。「幸福」的背後，有別人眼裡的成功，如果此生不能成功，不如死了算了；「幸福」的背後，更有我們自己內心熊熊燃燒的貪婪。《中國好聲音》的導師汪峰，讓「夢想」再度成為熱詞。事實上，今天，對絕大多數國人而言，所謂「夢想」早已與家國情懷、精神力量了無關聯，而僅僅剩下慾望與貪婪。當慾望與貪婪只是味精，生活會平添活力和色彩；當慾望與貪婪成為你的整個世界，它就是讓人變妖的毒藥。本真的「幸福」無法假裝。就譬如一個女子的漂亮不等於美麗，假裝的「幸福」會給你虛幻的快樂，但這種靠不住的快樂同樣不等於「幸福」。也許，在看得見的未來，湖州都難以再現能與他們曾經的榮耀相提並論的財富爆發，但湖州人依然可以收穫真的幸福。在浩浩歷史長河中，他們擁有財富卻超越財富，他們因財富進而積澱了內心深處絲綢般的華貴。即便風雨沉浮，亦榮辱不驚。我愛你，我的第二故鄉。因為你從來沒有被慾望與貪婪徹底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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