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孰為第一哲學?

06-20

原載：《外國哲學》2012年第一期

丁立群

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涵括了哲學的全部領域。然而，一部西方哲學史實際上只是理論哲學即形而上學的歷史，實踐哲學則被隱於形而上學的陰影之下，為形而上學所遮蔽。其實，實踐哲學作為一個重要的哲學領域，應當是貫穿於西方哲學史的、異於形而上學的一個十分重要而廣闊的哲學領域。該領域囊括倫理學、政治哲學。而培根的技術實踐論產生後，實踐哲學在某種意義上也涵括著實驗技術等領域。現代西方哲學中很多哲學流派都自稱是實踐哲學，如存在主義、實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實踐哲學在哲學史上的重要性逐漸凸顯出來，可以說，整個現代西方哲學發生了一場「實踐哲學轉向」。我們甚至可以在後形而上學的意義上，來理解實踐哲學的前景。上述這一切，實際上都涉及到理論哲學(其最高形式即形而上學)和實踐哲學的關係問題。因此，在這種形而上學統治哲學史的背景下，依據哲學史，合理地確定實踐哲學的地位及其學術前景，就不僅僅具有一般的學科意義，而是還具有對真理的「解蔽」意義。

本文試圖通過對實踐哲學同理論哲學的關係研究，確定實踐哲學的正當地位。

一、亞里士多德的兩難

早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思想中，已經體現了現代西方哲學家所說的「城邦」與「哲學」(嚴格地說應當是「理論哲學」或「形而上學」)的矛盾。(斯特勞斯、克羅波西主編，「柏拉圖」部分;阿倫特，2009年，第8頁)這一矛盾實際上就是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的衝突。亞里士多德看到了衝突的後果，承繼了這一思考，明確地把實踐哲學同理論哲學剖分為二。他把知識分為三類，即理論的知識(又稱理論智慧)、實踐的知識(又稱實踐智慧)和製作的知識(又稱製作的智慧、技藝)。依據這種對知識的分類(如果不考慮與問題無關的製作和技藝的話)，亞里士多德相應地把哲學分為兩類，即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理論哲學是理論智慧的最高體現。科學是從一個「始點」推出的必然體系，而這個據以推論的「始點」則不是科學所能把握的，而是由「努斯」所把握。有理論智慧的人不僅知道從「始點」推出的結論，而且確切地知道這個「始點」。可見，理論智慧作為「努斯」與科學的結合，必然是關於最終問題的居首位的科學。(亞里士多德，第174－175頁)這是對形而上學的比較精確的定義。實踐哲學則是關於人生的幸福和意義、政治的目的和意義以及什麼是好的政治的思考。亞里士多德對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區別做了這樣的概括:「理論的思考以真理為目的，實踐的思考以行為為目的。」(Aristotle，p.44)那麼，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是什麼關係?它們誰更根本?或者借用古希臘哲學家貫用的表述:誰是第一哲學?在這個問題上，亞里士多德表現出一種兩難。

首先，在知識類型上即理論智慧與實踐智慧的關係上，亞里士多德一方面強調實踐智慧是關於特殊性的知識，甚至把特殊性與普遍性對立起來。他說，實踐就是處理特殊的事情，「所以，不知曉普遍的人有時比知曉的人在實踐上做得更好。」(亞里士多德，第177頁)這是因為，普遍的知識會淹沒特殊性。這裡普遍的知識是指與實踐知識相對的理論知識。但是另一方面，亞里士多德又明確說過，實踐的知識需要一種更高的能力來指導它。(參見同上)這種更高的能力應當是指普遍的理論知識———這同他在知識分類時把普遍的知識(理論智慧)看做高級的知識是邏輯地關聯在一起的。可見，一方面，亞里士多德強調實踐智慧是對具體事務和特殊情境的直接判斷，它與個體存在的特殊生活經驗直接相關:在沒有普遍知識指導的前提下，正是這種生活經驗使個體存在具有一種特殊的直覺，能夠對特殊的情景作出判斷。這表明實踐智慧具有與普遍性不相容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他又明確地認為沉思的理論生活是最高的、最自由的實踐。對此他並不是偶一說之，而是較為詳盡地提出了七點論證，擇其要:(1)實踐是善的實現活動，沉思的生活是最高等的實現活動;(2)沉思給人以最大的快樂，是符合神性的生活，是最大的幸福;(3)沉思的生活是自足的生活，它不依賴於外在條件和他人的幫助，是自由的;(4)沉思是真正的屬人的生活。(亞里士多德，第305－308頁)這種論證是很充分的，但矛盾也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在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關係上，亞里士多德一方面把形而上學奉為第一哲學，認為沉思的理論哲學有三種形式，即數學、物理學和神學。如果說神就存在於它們所研究的事物中，那麼形而上學就是探究神(第一原因)的神學，它是近神的。(Aristotle，p.155)可見，形而上學是理論哲學的最高形式，在此意義上，他稱形而上學為第一哲學。另一方面，亞里士多德又認為，實踐哲學(包括倫理學和政治學)是可以支配理論哲學的最高、最完整的知識。最高的善對人們的生活有著重大影響，而政治學作為實踐哲學則是把握這種善的知識，因而政治學就是最權威的科學。政治學由於把握了最高的善，它的目的就包含了其他知識的目的，因而它能夠規定城邦中的公民應當學習哪些知識，哪些知識應當由什麼人來掌握。(亞里士多德，第5－6頁)這些知識當然也包括理論知識。在這種意義上，實踐哲學應當說是一種更為根本的基礎性哲學。當亞里士多德把沉思的理論生活歸屬為實踐生活的一種特殊方式時，他試圖說明的即是這樣一種含義。

如何解釋這種矛盾?筆者認為這一矛盾的形成是與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影響分不開的。亞里士多德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了所謂的「蘇格拉底問題」，即「城邦」與「哲學」的矛盾，所以他一反柏拉圖的理念論，表現出一種重視變化的經驗主義傾向。在《形而上學》的「實體」理論中，亞里士多德雖然規定實體為一種普遍的共相，是「變中之不變」，但他同時強調了經驗中的具體的、變易的特殊實體的重要性。正是作為這種思想傾向的邏輯延伸，在倫理學和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也明確地劃分出一個不同於形而上學的、變易的實踐哲學領域。

當然，事實上亞里士多德不可能完全割斷與柏拉圖的思想關係。他在《形而上學》中曾談到「形式」和「質料」的相對關係。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他按照同樣的邏輯對實踐的目的———「善」進行層次和等級的劃分，以最高的目的「善自身」來統攝人類一切活動。他認為，雖然目的是多種多樣的，但並非所有的目的都是最終的;我們需要有一個最終的、最圓滿的目的———「善自身」，相對於這個最終的、最圓滿的目的「善自身」來說，任何目的都只能是下屬的環節，是被統屬的目的。而對最終的「善自身」的思考屬於理論智慧的普遍性思考。

同時，這一矛盾的形成也是和古希臘哲學的「倫理－認識平行論」特徵相關的。這一特徵是現代邏輯經驗主義總結出來的。它以蘇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識」為典型表述，以古希臘哲學的最高範疇「善」具有形而上學和倫理學雙重屬性為典型表現。這一特徵把倫理規範看作是認識的一種形式，與對幾何真理的洞見同屬一類。「倫理－認識平行論」的意義在於:一者，揭示了與近代被片面理解的「知識」不同的本源的「知識」的涵義;二者，開啟了一條為規範性的倫理學構建確定性和必然性的路徑，沿著這條路徑，近代哲學家斯賓諾莎把倫理學構造成類似歐幾里德幾何學體系一樣的公理論證系統，期望把倫理學建立在和幾何學一樣堅實的基礎上。

這說明，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思想中，實踐智慧和理論智慧沒有完全分開，倫理學和認識論沒有完全分開，實踐哲學與形而上學沒有完全分開。亞里士多德則雖然區分了實踐哲學與理論哲學，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倫理－認識平行論」的影響。

二、理論知識的基礎:實踐生活世界

雖然亞里士多德已經區分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然而，認真閱讀哲學史的人都會發現，一部西方哲學史實際上就是理論哲學史，或者嚴格地說，是形而上學的歷史。而形而上學史作為主流哲學史，其思考方式、提問方式和論證方式都深深影響著蔽身其陰影之下的實踐哲學。這種情形在亞里士多德那裡就已經有所表現，而在近代則表現得尤為明顯。

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關係在近代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轉換，這一轉換是與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的科學化、技術化相關的。

一方面是理論哲學的轉換。理論哲學的核心概念是「理論」，而「理論」在古希臘的本意是指「觀看」、「觀賞」:通過「觀看」、「觀賞」而達到純粹與事物同在。而且，它除了與事物同在之外別無目的，因而是自足的。在亞里士多德那裡，理論知識的最高形式即形而上學，它是一種超越經驗的「近神」的知識。因而，在古希臘根本沒有我們通常所說的理論的應用問題———古希臘的「技藝」和「實踐」是與理論無關的知識。但是，在亞里士多德思想中已經有從知識論立場看待理論的傾向。這種理論到了近代卻變成了對自然的無窮探索，並與經驗和技術結合起來，與「技藝」結合起來，成為一種改造自然的技術「原理」。而理論哲學(即形而上學;在近代，自然科學只是理論哲學的分支學科)則變成了一種理論的理論即元認識論。所以，理論哲學追求的普遍性是與抽象性相對應的。而無論是主體服從客體還是客體服從主體，其根本特徵都是主體與客體的對立，其作為技術原理與技術的結合，主客體對立的特徵體現為目的和手段的分離:目的不包含手段，它們是外在的關係———目的和手段是一種可「選擇」的關係。海德格爾在其「座架」(Gestell)理論中，把科學技術看作是當今無處不在的形而上學，是有其真理性的。

另一方面是實踐哲學的轉換。在這一轉換中，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和哲學家培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馬基雅維利一改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倫理學傳統，使「政治的理論觀點擺脫了道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8頁)，把實踐智慧變成了實現任意目的的手段、陰謀和權術的代名詞，變成了亞里士多德所謂與實踐智慧相區別的「聰明」、「機敏」。這就把實踐的目的和行為與手段的內在包含關係，變成了外在選擇關係。馬基雅維利對人們的行為和實踐的看法，本質上是科學主義和技術主義的。政治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同時意味著實踐智慧與德行和善的分離，意味著實踐智慧變成了理智的空殼，變成了計算與權術，消解了實踐哲學的德行與善的基本內涵。由此，政治哲學就由傳統的實踐哲學領域轉入到「科學」和「技術」領域。到了20世紀前後，則變成了所謂「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

哲學家培根則把完整的科學概念轉換為偏狹的經驗科學概念，從而使科學和理論與實際應用接近和結合起來，科學也就成為一種技術原理。進而，他用這樣一種技術活動代替了實踐，把實踐變成科學的技術應用，從而使實踐的含義發生了技術化的根本改變。這意味著，在近代的文化背景下，只有科學(近代意義的科學是指實驗科學和數學)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這種觀點意味著沒有嚴格意義的實踐科學，或者說實踐與理論科學的區別必將被理論與應用科學的區別所取代。」(斯特勞斯，第240頁)於是，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便被轉換成科學原理如何轉化為實驗和技術的問題。

在這種技術實踐論中，實踐智慧變成了一種技術性思維，從而實踐活動也變成了技術活動。可見，在馬基雅維利和培根的改造下，實踐哲學的本真含義被湮沒了。只有在這種背景下，才可能出現斯賓諾莎的數學化的《倫理學》，使實踐哲學進一步理論知識化。

與這種趨向相反，20世紀很多哲學家對以形而上學為代表的理論哲學進行了一種實踐的或實踐哲學的還原，以探尋理論哲學的實踐根源。杜威認為，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人類發展出兩種控制環境的方式，其一是神話和宗教儀式，它是文化和道德的起源;其二是以作用於環境的行動來控制環境，這導致了科學的產生。這兩種方式和傳統分別掌握在上層的貴族和下層的工匠手裡。(杜威，第7頁)社會分工使得這兩種方式長期並行不悖。其中，原始神話和宗教儀式以及以此為核心形成的傳統文化和道德是哲學產生的直接資源。這種直接資源要成為哲學需經過兩個階段:其一，規範化和普遍化。神話和宗教儀式來源於一種原始經驗。由於有些經驗是反覆遭遇且關係到整個集體的喜怒悲歡，因此形成了一種規範的結構、一種了解生活的共同方式。杜威認為:「人類的更博大的天地開闢論和宇宙論，以及更宏遠的道德的傳統，就是這樣發生的」。(同上，第10頁)其二，理論化和知性證明。雖然分工使得人類的兩種控制環境的傳統和方式長期並行不悖，然而隨著實際知識的逐漸增長，這兩種控制環境的傳統和方式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接觸並在精神氣質方面發生了衝突。傳統的信仰雖然高尚，但基礎畢竟薄弱。於是人們就要發明一種研究和證明的方法，把靠習慣維繫下來的傳統信念置於理性基礎上，這就是傳統的形而上學———它是自柏拉圖開始的歐洲古典哲學的基本形式。由此，杜威得出解蔽傳統哲學的三個結論:

第一，就理論哲學的基本主題來說，理論哲學並不是起源於驚奇和理性等公正無私的源頭，它有著既定的使命，「哲學的任務是要在合理的基礎上辯護所繼承的信念和傳統習慣的精神」。(同上)在這種意義上，哲學是有黨派性的。

第二，就理論哲學的基本形式來說，理論哲學既然要在合理的基礎上辯護傳統習慣和信念的精神，就必然重視理由和證明。但由於傳統信念和習慣欠缺內在的合理性，於是理論哲學就只能靠邏輯的形式掩飾自己，產生了很多抽象的定義和概念。

第三，就理論哲學的基本方法來說，理論哲學既然要在合理的基礎上辯護傳統習慣和信念的精神，就要使它具有理性的最大普遍性和必然正確性。而要實現這一點，理論哲學只有一個方法，即把世界兩重化為經驗世界和超驗世界。這一不動不變的超驗世界就成為一切生活法則乃至社會制度的根源和保證。(參見同上，第13－14頁)

杜威實際上從人類學和文化史的立場，闡述了哲學的起源，揭示了理論哲學和形而上學內在的實踐哲學精神，以此確立了一種取代理論哲學立場的人文的、倫理的實踐哲學立場。

現象學家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從另一方面揭示了實踐哲學與理論哲學的關係。「生活世界」的含義並不十分明確，但無論存在多少理解，這一概念的基本含義在胡塞爾的思想中是確定的:生活世界是自然態度中的直接呈現的世界，是一個非課題性的、奠基性的世界。換言之，生活世界是指一種類似杜威所說的前邏輯、前認識的「原經驗」。

在生活世界的基礎上，形成了理論世界。理論世界存在的意義是由生活世界提供的，生活世界是理論世界的意義之源。「客觀的科學也只有在這種由前科學的生活永遠是預先存在的世界的基礎上才能提出問題。」(胡塞爾，第134頁)這說明，生活世界是理論世界的問題之源和存在之源，因而也必然是理論世界的意義之源。它表明了理論世界存在的意義和存在的目的。

生活世界與理論世界的分離實質上是人類的生活實踐自身的分裂。這種分裂使我們往往把理論世界看作更有效的、甚至是意義自足的世界，而忘記了它的真正根源。實際上理論世界是從生活世界中產生的「亞建築」，其根基在生活世界之中，但是它卻獲得了某種最終的和普遍的有效性。於是，科學和理論世界反而成為現實生活世界的原本，而生活世界不過是科學世界的摹本而已。對此，只有採取現象學的態度，才能在科學世界與生活世界的關係問題上解蔽，意識到它們的本真關係。

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理論是其現象學理論的一部分，其本意是探尋理論世界之先驗意義基礎。理論世界在這裡也主要指的是科學世界。但是，它無疑對理解理論哲學和形而上學也具有同等意義。斯特勞斯等人主編的《政治哲學史》對生活世界與傳統哲學的關係也做了這種解釋，它對於我們理解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關係具有深刻意義。我們在現代哲學家中可以發現一系列持相同見解的哲學家，如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羅蒂、阿倫特等等。他們實際上顛覆了傳統上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的關係，顛覆了理論哲學作為「第一哲學」的地位，確立了實踐哲學的基礎性哲學的位置。據此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第一，生活實踐是理論之源，它對理論具有奠基作用。人類最初並不是以一種不偏不倚的理論的態度面對世界，而是以實踐的態度面對世界。實踐的態度是一種價值和意義的態度。換言之，人類首先是以一種原始的「情緒」(海德格爾語)「現身」於世，面對事物和世界的——這是人類面對世界的最「源始」的態度;從中產生的是一種對意義、信仰和價值的期待。至於理論的思考則是一種派生性的產物。如果說實踐的態度是這樣，那麼實踐哲學則是關於整體的意義和價值的哲學。相對於派生的理論哲學來說，實踐哲學無論在人類歷史上還是在邏輯上，都是在先的。

第二，理論哲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對於這種生活方式要進行倫理性、實踐性的思考。在此意義上，實踐哲學、倫理學是根基性的哲學。當亞里士多德把理論當做一種最高的實踐時，他把理論看做實踐的一部分，儘管是最高的一部分———實踐是更完整的領域。實踐哲學是關於最完整的、最高的善的哲學，它可以決定任何一種生活方式的目的和意義。古希臘存在的著名的「哲學」與「城邦」的對立，在學理上是一個「偽問題」，因為「哲學」只能是城邦中的「哲學」，不存在城邦之外的「哲學」。但是，在現實層面又確實存在這種對立，因為「哲學」忘記了城邦生活的根基。實用主義曾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生活是為了真理，還是真理為了生活?對這個問題，實用主義用自己的實踐哲學理論作出了解答。而實踐哲學家阿倫特則明確回答:「我們以人生為代價獲得真理，從根本上說，這樣的人生不一定就是我們自己的人生。」(阿倫特，2007年，第9頁)

參考文獻

阿倫特，2007年:《馬克思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孫傳釗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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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1989年:《哲學的改造》，許崇清譯，商務印書館。

胡塞爾，2008年:《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王炳文譯，商務印書館。

伽達默爾，2007年:《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商務印書館。

羅蒂，2009年:《實用主義哲學》，林南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人民出版社。

斯特勞斯，2010年:《古今自由主義》，馬志娟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斯特勞斯、克羅波西主編，2009年:《政治哲學史》，李洪潤等譯，法律出版社。

亞里士多德，2003年:《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註，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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