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中華體制樹大根深

作者：潘維

　　「中國模式」是什麼？

　　「中國模式」到底是什麼？是頗具特色的政策？就關於民生的許多重大政策而言，僅三十年，我國已發生了一輪「否定之否定」的變遷。政策不僅「漸變」，還經常「突變」。為什麼有如此大的政策變化？更深刻的爭論存在於能催生政策和包容政策變化的體制。在體制層面的分歧是「中國模式」爭論的核心。

　　說西方要「捧殺」中國是毫無根據的瞎說。西方的共識是：中國模式就是被操縱的市場機制加專制政體，簡稱「市場專制」，是要「罵殺」。國內也有不少人拒絕承認存在中國模式。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個遠未完成的「過程」，目標是擴展市場機制，西化政治體制。因此，中國過去和現在的幾乎所有問題都被歸結為：市場機制尚待擴展，政治體制尚待西化。他們擔心，談論中國模式會使改革「停滯」，甚至扭轉他們認定的「改革方向」。熱炒所謂「國進民退」和中國模式 「可持續」問題，意義就在這個「改革方向」。類似的主張是要中國改成（北歐式）福利社會加西方政體。但這類學人對稅率沒興趣，不肯說明稅收與福利的關係，不過是拿虛幻的「福利社會」來包裝西化中國政體的主張。

　　自1840年始，我國明顯積貧積弱，傳統知識界為「體」制問題爭論不休。過了八十年，自「五四」運動以來，我國學界主流全面否定傳統體制，堅定地轉向了以西方為師，包括蘇聯和美歐。這個主流持續了八十年。到21世紀初，中國建設以成績單震驚了世界，中華民族的復興成為事實。於是有人開始關心如何解釋中國的成功。中國的快速進步是「西化」的結果，還是「山寨」了蘇東和美歐的種種模式，結合自己的實際，繼承了自己的傳統，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

　　百年西化努力，走出的還是個獨特的中國

　　如同在中國傳播佛教，西化派在中國現代文明的進化中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使得政學兩界和全體國人重視西方成就，將其山而寨之，消化為中華體制的一部分。然而，無論持續了四十年的中國革命，還是持續了六十年的中國建設，百年的經驗昭示了一條鐵律：迷信洋教條「放之四海而皆準」，不實事求是，就必然導致挫折乃至失敗。

　　不僅如此，從所謂「自己的路」里，從「當代中華體制」里，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了「傳統中華體制」的基因，即延續性。這裡說的「體制」是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總稱。西方體制和中華體制都在不斷演進，但還是可以區分出兩類體制的核心特徵，否則也就談不上「西化」了。

　　在社會組織上，西方以個人的階級或利益集團歸屬為基礎，組成獨立於政府的市民會社，經由黨派競爭來爭奪社會資源。中國則以家庭為基礎，依單位和社區組織起來，社會網格與政府管理網格在基層互相嵌入，重合成立體的「社稷」。

　　在政治組織上，西方相互競爭的政黨按照「多數決」原則實行「選舉民主」，並有獨立的司法機構實行「分權制衡」，保障政黨競爭體系穩定。中國則以「績優選拔」為原則，實行統一執政集團領導下的「民本民主」，並靠「分工制衡」來預防和糾正錯誤。

　　在經濟組織上，西方以股份制民營企業為基礎實行「自由市場經濟」，政府行為與強大企業的利益緊密相聯，以資為本。中國則以民為本，實行「有指導的市場經濟」，分成功能互補的國有和民營兩大塊，政府以較小的國有部門為槓桿，促進技術進步，調控市場，規避市場失靈，並在海外與西方大鱷爭奪地球資源。

　　中華文明的延續性不是句空話。當代中華體制延續了中華傳統體制，是中華文明持續的核心。百年西化道路，走出的還是個獨特的中國。

　　與同屬西方的蘇聯體制不同，中華體制既不否定西方體制的正當性，更不以摧毀西制，一統世界為目標。筆者無意貶低西方體制，更無意拒絕向西方學習。然而，各大文明的歷史基礎和社會條件不同，中華體制適應中華社會。兩者並存，相互競爭，互相學習，取長補短，豈不美哉？

　　蘇聯體制對西方體制的挑戰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終結了西方的所有殖民帝國，促進了西方體制的進步。蘇聯體制垮了，當代中華體制接踵興起。世界大同來日方長，國家興衰交替，此起彼伏，歷史很有活力，怎麼就被西方體制給「終結」了呢？世界上不少人信奉世界上只有一個神，但信的卻未必是同一個神，還有信多神的，有懷疑論者，有信不信兩可的，更有不信神的。把一種信仰叫做普世的「唯一正確」，把一種體制贊為體現「人類普世價值」，責罵另一個體制違背「人類普世價值」，相當的「中世紀」。

　　藥方治不好病，問題在藥方，還是在病人？

　　從1600年算起，西方稱霸全球四百年了。器物層面的物質文明，雖然有種種羈絆，還是學得來的。美歐稱霸的主要武器是體制信仰，靠非西方國家信奉西方體制排他的「現代」、「理性」、「正當」。非西方世界裡好像沒有成功模仿西制的國家。但非西方的世界是否學得會西制根本不是問題，關鍵是要有「西制迷信」。學不會這體制，不是因為西制水土不服，而是因為這體制太精緻，得付學費，得不斷地學，不斷地折騰「改制」。於是非西方國家就只有「過程」。藥方當然沒問題，問題都出在在病人身上。

　　當然有人會以中國由窮變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難題來說明中國模式的「不可持續」。然而，不「改制」就不可能解決那些問題？拆了故宮建白宮就能解決那些問題？知識界沒有耐心、熱衷於「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把一切問題歸結於沒有效法西制，動輒嚷著要自殺，這恰是美歐之所以能稱霸的原因。

　　是國家就有困難，是大國就有大困難，並在解決大困難中獲得大進步。出色的體制不在於不出問題，而在於學習能力，在於有能力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及時調整方針政策，有效地解決問題。

　　中華體制樹大根深，生命力旺盛。山寨了西文字母，山寨了蘇聯和美歐的民主，山寨了印度佛教……，為什麼中國依然很中國？我想，密碼就在中華體制之中。這個體制樹大根深，有超強的山寨能力、有超強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性。

　　腦子裡充斥普世主義，就會死死盯住「模式缺陷」而看不到解決問題的可能，就不耐煩研究具體的解決方案，就浮誇和犯「幼稚病」，指望靠「改制」改出個能一勞永逸解決所有問題的烏托邦。於是，在中國還沒失敗，尚且欣欣向榮之際，就有學人急著去西方宣布「中國模式的終結」。其實，宣布中華經濟、政治、社會體制的「終結」，娛樂地球另一邊的大眾幻想，是西方媒體的常態，年年都「宣布」，今後也一樣。（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