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碰撞】胡鍵：國際關係理論的上海學派何以可能？

來源：上海社科院軟實力研究中心轉自：國關國政外交學人作者：胡鍵（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從事國際關係理論與軟實力研究）內容提要本文源於兩部分內容，一是為復旦大學任教教授《共生 上海學派的興起》一書縮寫的推進意見;二是本人《資本的全球治理》一書的導論中的部分內容。最近在微信中有朋友在討論 清華路徑 ，而上海學者則在討論共生理論。因此，把二者結合起來整理成該文。上周復旦大學任曉教授來電話要我為他編的《共生上海學派的興起》一書寫一個推薦意見，用於申報上海出版圖書獎。最初我婉拒，因為我的資歷淺，怎麼能夠為年長的學者寫推薦意見，同時自己對此問題沒有太多的研究，擔心被同行笑話。但是，在任曉的堅持之下，我就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圖書封面著作信息

書名共生上海學派的興起作者任曉ISBN9787532770274字數142000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時間2015年09月版次1版1次頁數208頁上架建議國際關係學；國際關係理論導讀近年來，上海學界圍繞「共生」理論相關問題展開了積極活躍的學術探討。這一探討由社會學界開其先，尤以復旦大學社會學者胡守鈞先生等為代表，出版了《社會共生論》，並成立了「社會共生研究中心」開展活動。之後，上海社會學者的工作及其發表的撰述引起了上海國際關係學界的關注和重視。《共生——上海學派的興起》一書彙集了迄今為止上海學者在共生學說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意在作一個階段性的小結並前瞻。它是一個展示，也希望成為一種促進，以利上海學界並進而國內學界在前一階段研究討論的基礎上，繼續向前推進，使上海學派由起步而成熟，促進學術發展，並使中國話語、中國理論在國際上產生影響。作者介紹任曉，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中國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迄今已出版中英文論著多種，包括在美國出版的英文 New Frontiers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一書（2011年，與Allen Carlson共同主編），另有專著《中國行政改革》、《韓國經濟發展的政治分析》、《韓國政治體制》、《中美日三邊關係》等，主編或共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新視野》、《保守主義理念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現實主義與美國外交政策》、《自由主義與美國外交政策》、《亞洲地緣經濟與政治》、《亞洲經濟轉型與國際秩序》等書。目錄代序： 以共生思考世界秩序任曉任曉： 共生學派的由來和發展胡守鈞 王世進 李友鍾： 共生哲學論綱李友鍾： 共生： 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金應忠： 國際社會的共生論——和平發展時代的國際關係理論楊潔勉： 中國走向全球強國的外交理論準備——階段性使命和建構性重點蘇長和： 共生型國際體系的可能——在一個多極世界中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任曉： 論東亞「共生體系」原理——對外關係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任曉： 共生體系的存在和持久性——對熊李力、陳雪飛先生的回應蘇長和： 和諧共生與世界秩序： 回應和解釋金應忠： 為什麼要倡導共生型國際體系——與熊李力先生對共生性學說理論批判的商榷袁勝育： 共生型國際體系： 理論與挑戰志謝在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有不少學派，有的以國家命名如英國學派;有的以城市命名如芝加哥學派、弗萊堡學派等。那麼，中國是否可以構建一種學派?上海是否可以構建一種學派?這個問題始終是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一塊心病。因為，國際關係理論來自於與西方。最初基本上是以翻譯引進為主，但長期來並沒有什麼原創的內容。然而，隨著中國的崛起，對中國本土國際關係理論的需求也大大提升，特別是需要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對中國崛起提供理論支撐。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大致始於新世紀初，雖然早在1987年，時任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總幹事的宦鄉在上海國際關係理論討論會上就曾提到應 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 ;梁守德先生在1994年提出國際政治學理論應突出 中國特色 此後更是多次強調 中國理論、中國學派、中國特色 是社會科學理論的內在規律性要求。但由於當時既沒有理論基礎，也缺乏相應的人才，因而宦鄉也僅僅是一個倡議而已，更多的工作是在翻譯引進和人才培養上。

在新世紀的門檻上的時候，有不少學者開始意識到構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例如，年輕學者蘇長和在1999年就提出中國特色國際關係學這個問題。他同時又指出， 中國學派 或者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 的提出本身，說明了既有趣又令人尷尬的問題，這個問題非中國所獨有，它可能存在於除美國以外的許多國家，這個問題就是當今國際關係學研究中存在的美國 學術上的種族中心主義(academic ethnocentrism) 或殖民主義現象。不過，當時蘇長和並不主張急於建立所謂的 中國學派 ，因為，在學科發展的初始階段，過分以國別來強調學科的對立含義，非但無助於所謂 學派 的產生，相反倒有可能使自家學術研究陷入不必要的情緒化的 門派 之爭，於學科的健康發展不利。學派不是自封的，而是被承認的，何況真學問何必非得求學派、非得成學派不可。而且，如果國際關係學作為一門科學，具有超越國界的普遍意義的話，很難想像有巴西特色的國際關係學、德國特色的國際關係學抑或印度特色的國際關係學，到處是 特色 ，這門學科就沒有特色。後來任曉認為，中國國際關係研究從無到有的過程，但知道20世紀80年代，用國外學者的話來說，中國的國際關係研究基本上是 solidjournalism rather than scholarship 。大意是中國國際關係研究者所做的工作是比較深入的新聞分析，而不是學術研究。任曉認為，這話雖然說得絕對，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過去的實際情況，也是攻玉之石。因此，任曉提出，中國際關係研究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一是要注重學理的探求;二是要增強我們的解釋能力;三是要進行具有原創性的研究;四是要苦練內功，增長學問。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才有可能形成 中國學派 。中國已經形成了一些條件，例如，一是中國博大的文化傳統和豐厚的文化遺產為中國的外交思想和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了有力的文化依託和取之不盡的思想材料。二是當代中國的外交實踐為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了豐富的養料，而且這種實踐還在源源不斷地提出新的問題。這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重要動力。三是經過20年的努力，國際關係學界對國外多年間發展起來的國際關係理論有了較全面的了解，並已做了一定的消化吸收工作。已經形成了一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隊伍。資深的國際關係學者仍在繼續產生研究成果,與此同時, 新一代學者正在成長。五是中國的國際地位已經並在繼續提高，在世界上的影響在繼續增強。國力的增強為中國的理論思想產生國際影響奠定了基礎。因此，構建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是有可能的。幾乎同時，閻小駿提出中國國際政治學科的建設必須突出 中國特色 的主張，並認為 中國特色 的國際政治理論來源有五個方面：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政治和外交理論;我國的對外交往和處理國際事務的實踐;我國的傳統理論和文化的積澱;外國的對外交往和處理國際事務的實踐;批判地借鑒外國國際政治理論成果。梅然也認為，中國的國際政治理論研究者應力求使自己的研究體現出創造性和獨立性，以求建立 國際政治學的中國學派 。

因為， 如果美國的理論的確科學、合理、全面，那麼它獨佔鰲頭倒也無妨，可事實是這些理論並非如此。實際上由一國把持一個學科也根本不可能是有利於該學科發展的正常現象 。打出 中國牌 ， 就是要凸現出當前全球國際政治學界的不合理狀況，要強調對這種狀況進行變革的意義 。隨著研究的深入和隊伍的不斷壯大，中國學者在進入新世紀以後正式提出國際關係理論 中國學派 的構建問題。2002年，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著名學者倪世雄指出，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地區主義的發展，當中國意志非得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不可的時候，經歷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全面對話，進而推動比較國際關係學的誕生，實現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超越，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中國學派就得以確立。從那以後，關於 中國學派 的討論就不斷深入。不過， 中國學派 倡導者的代表人物在北方當以秦亞青、王逸舟為代表。秦亞青指出，中國學者在國際政治研究問題上一直有著建立中國國際政治學派的意識。但大都是在考慮思想淵源和思維模式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很少意識到核心理論問題的重要意義，因此很難產生一個理論硬核，進而發展成為一個中國學派。那麼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核心理論問題是什麼?他認為，中國和平融入國際社會可以是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應該在這一問題框架內提出具體的研究問題、構建具體的研究議程。 有了對核心問題的自覺，我們才能具有理論的目的性自覺，這是建立中國學派的必要條件。 後來，秦亞青又指出，中國學派的產生是可能的：社會科學理論的地域文化特徵是其抹殺不去的胎記，所以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是可能產生的。中國學派有著豐富的三大思想淵源：2000年天下觀念和朝貢體系的實踐、150多年革命思想和實踐以及改革開放思想和實踐。中國學派產生不僅可能，而且必然。中國的迅速發展，重大的社會轉型，深刻的觀念變化，使我們開始解決中國相對於國際社會的歸屬困境，對中國與國際體系關係的根本性辯論和實踐必然導致中國學派的生成。王逸舟也指出，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從試探性地介紹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到史無前例的 引進和學習浪潮 ，再到批判意識和自主意識的不斷加強，因而，中國學者對於國際關係研究 中國化 問題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入。然而，閻學通強烈否定 中國學派 。理由在於：一是國際關係理論通常不是由理論創立者自己命名的;二是理論很少是用國家命名的，通常理論是根據其主張、主要創建者或其創立的學術機構而命名的;三是 中國 的標籤太過寬泛，沒有任何一個理論或流派能夠代表中國歷史和傳統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因此，閻學通指出，如果我們堅持建設科學主義的國關理論，那麼科學理論具有的普遍性就導致沒有必要稱呼它是 中國特色 ，因而 創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 。閻學通認為，既然國際關係的屬於科學研究的範疇，那麼國際關係理論就必然是普遍適用的。中國學者在借鑒中國古代思想創建新理論上有優勢，但這並不意味著由此而建立的理論就是中國理論。即便這些理論主要基於中國思想，它們也無法完全脫離先有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因此，中國學者需要考慮的問題不是理論的標籤而是如何創造理論。為此，閻學通更願意接受 清華路徑 的提法，即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清華路徑。所謂的 清華路徑 有三個特點：一是它的研究動機來自對豐富現代國際關係理論並為當前中國崛起提供政策建議的願望。二是清華路徑尋求分析借鑒中國先秦思想與實踐的獨到之處，以之知識與思想來源。三是它將科學方法應用於對先秦思想的分析。不過，如果比較一下秦亞青所倡導的 中國學派 和閻學通所倡導的 清華路徑 ，實際上有諸多相同之處，至少在兩個核心問題上是有共識的：一是兩種主張都是力求通過借鑒中國傳統思想發展中國自己的國際關係理論;二是創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不是為了替代現有的理論，而是進一步豐富它們。也就是說，二者都主張通過融合中國傳統思想與現代西方理論來推進國際關係本土化研究。如果我們在進行細化的比較會發現，秦亞青倡導的 中國學派 與閻學通倡導的 清華學派 之間的差異，遠沒有 中國學派 內部的差別大，即秦亞青的 中國學派 與上海國際關係學者所主張的 中國學派 之間的差異性更大。在中國學派的倡導方面，上海國際關係學者可以說是始終不渝的，甚至要較全國其他地方的國際關係學者更早地涉及提出這一主張。但是，上海國際關係學者所主張的 中國學派 ，充滿了上海的海派文化特點，即兼收並蓄，海納百川。上海學者所主張的 中國學派 雖然在概念上完全是西方的，但上海學者善於用西方的 舊瓶 裝入中國的 新醋 ;關於中國傳統文化，上海學者也善於把它們轉化為現時代的話語。由此可見，上海學者所主張的 中國學派 強調的是為我所用，不管這些思想來自何處。但是，不管是什麼理論標籤，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可能還是要著眼於中國問題的研究，也就是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的，一是要有 中國問題意識 ，二是要反映中國的國際觀或國際政治哲學。關於中國的國際政治哲學，有學者從中國傳統文化汲取了思想，認為儒家所倡導的 天下主義 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政治哲學。 天下體系是趙汀陽在新世紀初提出的一個重要理論概念。2001年，他在歐洲跨文化研究所所做的一個項目提出了這一概念，後來他不斷地從理論上對這一概念進行論證。這一概念提出來以後，有不少國內外學者提出了質疑，但更多的是表示贊同，只是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他認為天下是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礎，它意味著一種中國式的兼容普遍主義，這是比溫特所謂的西方政治的 三種文化 更有潛力解決衝突問題的 第四種文化 。

趙汀陽認為，天下體系不是帝國體系，而是一個反帝國主義性質的世界政治體系。有學者將 天下主義 與歐洲的 世界主義 進行對比，並認為 天下主義 與歐洲的 世界主義 具有相同性。然而，儘管二者都是以 後民族 結構為前提，但世界主義自康德以來並沒有真正超越民族國家範式，仍然是以民族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即使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帝國主義，也可能是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 國際主義 。而 天下主義 則是一個對話型的、去中心化的、一種自我與他者關係的創新型模式，在這個模式中，不再有異己疏離在外，是一個平等的體系。因此， 天下主義與世界主義是有根本的差別的。當然，與 世界主義 一樣， 天下主義 同樣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模式，因為現實的國際政治仍然是以主權國家為主的，正如莫頓 卡普蘭所說，只要世界還是由主權國家構成的，那麼國際社會最後的語言就必然是國家利益。但是也該看到， 天下主義 的確是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而提出了的一個未來世界的發展可能。另外一種中國國際政治哲學是國家主義。國家主義是近代興起的關於國家主權、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問題的一種政治學說。國家主義認為國家的正義性毋庸置疑，並以國家利益為神聖的本位，倡導所有國民在國家至上的信念導引下，抑制和放棄私我，共同為國家的獨立、主權、繁榮和強盛而努力。但是，當今的國家主義略有不同，當今的國家主義在內部主張國家儘可能控制經濟和社會，宣揚本國文化和本國發展道路的盡善盡美，從而陷入文化的自負感之中;極力為現行制度辯護，認為現行制度沒有任何瑕疵，這實際上對社會改革是不利的，容易導致改革的惰性，是社會陷入停滯狀態;對外，國際主義主張狹隘的國家利益，主張挑起外部事端或縱容外部事端來增強內部凝聚力，這容易使國家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之中。當今中國的國家主義實際上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民粹主義、威權主義等的大雜燴。上述國際政治哲學不能說對與錯，但至少可以說都在思考中國崛起的理論支撐問題。一個大國的崛起缺乏理論支撐，肯定是不可持續的。客觀地說，中國崛起的理論準備是不足的。當然原因在於，一是中國崛起的速度太快;二是30多年來中國更多的是強調經濟發展，而忽視了戰略理論的建設，也忽視了戰略思想家的儲備，因而也就沒有戰略思想的創造。從這個角度來看，上述各種思想無疑是在這方面的探索和嘗試。當然，任何探索和嘗試都應該理性化一些，切勿走向極端。理性化表現為，一是要從現實實際出發來構建理論，二是要梳理中國理論的源頭。現實的實際是中國崛起，理論上必須解決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如何避免陷入大國成長的歷史周期律之中。而中國理論的源頭無疑是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方面，同樣要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文獻之中去尋找淵源。在這裡，我們還是要回到前面已討論了的問題之上，即由於歷史的淵源和制度方面的原因，美國學者構成了國際政治學理論的研究主體，是他們提出了國際政治學理論的各學派，美國刊物也成為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主流甚至壟斷性的刊物，從而使國際政治學理論明顯帶有美國化色彩，甚至可以說，這一門學科是一種 美國式社會科學 。

正是這樣，長期以來，中國的國際政治學的研究主要沿襲著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研究，是沿襲著西方 權力政治學 的歷史傳統。 權力政治學 正是使國際社會陷入 安全困境 的哲學觀。那麼，如何超越西方 權力政治學 呢?#p#分頁標題#e#上海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多學科的探索，並提出了國際關係的共生理論。在上海國際關係學界看來，第一，共生理論揭示了國際關係的現實。今天世界的相互依存性比任何時代的程度更高、更緊密。互聯網平台和大數據技術更是把國際社會聯繫成為一個整體，世界各國在一個生死與共的國際體系之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中國政府呼籲世界觀各國要樹立全球命運共同體意識，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第二，共生理論揭示了世界各國在國際體系中都是利益攸關方。傳統的國家利益觀、傳統的國家安全觀都是追求主權國家的自我利益和自我安全，而這樣往往會導致以犧牲他國的利益和安全來追求自身的安全。這恰恰是世界不安全的根源。但是，國際關係的共生觀則摒棄了狹隘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而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和共同安全。因此，共生觀體現的是和平、開放、合作、共贏的國際關係理念。第三，共生理論告訴人類處於同一個國際環境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是共同性的。尤其是當前的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全球氣候變化、流行性疾病問題等，這些都不是針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人類社會共同面對的公敵。這種共生性決定了國際社會必須要進行共治。全球治理的興起實際上就是全世界面對共同的全球性問題而採取的共同行動。也就是說，共生作為一個國際社會系統就必須要進行共治。共生是國際社會的常態，共治也是國際社會的一種常態。另外，共生系統並非是一個封閉的單一系統，而是一個多層次的開放系統。這就意味著不同層次的子系統之間要進行信息交換，從而達到自我優化、自我進步、自我改善。這也是國際社會的常態。上海是國際大都市，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鎮。上海城市的精神就是海納百川，這種精神同樣也延伸到學科的研究上，表現為善於從不同學科汲取理論的素養來進行開創性的研究。正是這樣，國際關係的共生理論在上海國際關係學界已經成為一種共識，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學派的興起，而只能表明上海學術界一直在不為見性地進行理論探索。2015年12月17日星期四晨本文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平台」觀點（sinozhuge）平台編輯：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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