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迎春：曹丕文學不朽的新意識及其「文章」、「文人」觀念

　　 　　一

　　 建安最後的幾年，在文學史上意義重大而又令人唏噓。阮瑀於建安17年卒，徐幹、陳琳、應瑒、劉楨，還有王粲， 俱於22年卒。繼孔融之後，「建安七子」至此無有存者。也就在這一年，曹丕得立為魏太子。

　　 曹丕是個對時節推移、物候變換十分敏感的人，〔1〕其內心深處有對「樂極生悲」的深長感傷。南皮之游使他興「茲樂難常」之嘆，阮瑀長逝，他在《與吳質書》中，傾訴了自己「節同時異， 物是人非」的感慨。及諸子並逝一年之後，曹丕又致吳質披露自己的心情：「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生死異途，曹丕不禁追懷逝者：徐幹懷文抱質，可謂彬彬君子，著《中論》20餘篇，足傳之於後世而不朽；應瑒亦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陳琳章表殊健；劉楨五言詩妙絕當時；阮瑀書記翩翩， 致足樂也；王粲善於辭賦，雖古人無以遠過。「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在曹丕看來，建安諸子以其文章成就，在歷史中已取得了相當的位置。

　　 忽然迫近的死亡使生命一下子變得短促、脆弱，而又無常。「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2〕漢末士人流布漫衍的憂傷情緒中，這種因直接面對死亡而來的生命悲哀，應當說是最深刻、最根本的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因這猝不及防的打擊而有了重估的需要。對死者的傷悼，不能不關係著生者對現實的關懷，而在對建安諸子業績的總結中，曹丕事實上已經獲得了有關生命價值問題的新啟示。他在《與王朗書》中說道：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春秋晚期以來，「三不朽」逐漸成為士人嚮往的自我實現目標。其中，「立德」、「立功」是尤其使士人掛懷的。「立言」雖也是他們人生重要的一部分，但這一文化使命的完成，往往更多地受制於人格和社會責任的實現，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而到了曹丕這裡，立德固然是士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立功和立言的位次卻掉換了個兒。在經過多少處心積慮、明爭暗鬥之後終於如願以償的新太子，面對不以富貴勢位為轉移的死亡，不免感受到世人所疲憊追逐的政治功業的虛幻；相反，狀物、抒情、敘事、言理的文章寫作，這無事功可言的建安諸子所賴以名世之業，在他眼中具有了真實、不朽的意義。在《典論·論文》中，曹丕將由傷逝的生命感受而來的文章永恆的認識，表達得十分明豁。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文選》卷五十二）生命隨時可能終結，世間的所有，無論人努力追逐的，抑或已經獲得的，往往與生命俱逝，富貴無足以驕人；而文章，則能夠以文字負載著生命，度越時空而持久流傳下去。書面語言的文化傳播功效顯然給了曹丕充分的信心。在他看來，「以氣為主」的文章不僅比享樂更遠大，而且比壽命更堅強，比事功也更獨立，憑藉自己的力量，即可使聲名比血肉之軀生存得更長久，這是曹丕對文章的突出認識，也是他盛讚文章的出發點和核心。

　　 曹丕對文章能使人不朽的強調，是揚雄、王充等人的認識順乎自然的發展。但是，在「今之文人」的表現和作風直接啟發下的魏太子曹丕的觀念，對長期以來士人固守的「不朽」模式，有了清新的突破。在「經國」、「不朽」的高度評價下，鼓勵、號召人們發奮為文、勤於著述，並堅執不移，無疑是文學歷史發展的一個新台階。〔3〕

　　 曹植有與其兄明顯不同的說法。其《與楊德祖書》曰：

　　 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采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這封書信寫於曹操於立嗣問題上狐疑未定的建安21年，次年曹丕即得立為太子。因此，曹植其時的心情，恐怕是在緊張、期盼中又存著事功上的躊躇滿志。雖其性好、才情更近於文學，但因執掌天下的權力的渴望，不免就使他卑視了它——至少是在表面的聲稱上。

　　 有「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稱的曹植（《三國志·魏書·陳思王傳》注引《魏略》引《文士傳》），曾經表示出對文章、文采由衷的喜愛和欣賞。其《與吳季重書》曰：「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喜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態度、口吻並不輕視。不過，對於才高志雄而又貴為藩王的曹植來說，他的文章興趣不可能與那些無甚政治身份和憑藉的文人等量齊觀。事實上，作為丞相的兒子、皇帝的弟弟和叔父，未能在事功上有所建樹，始終使他耿耿於懷，憾恨不已。〔4〕曹植之論， 固難免「違心」之嫌，〔5〕但其對「辭賦小道」和「立功」重於「立言」的傳統觀點的稱述，則為曹丕多少帶有激進色彩的觀點，提供了時代背景和社會制約。換言之，漢末魏初的文學觀念，有關其完整的圖景，必須在曹氏兄弟的不同中去尋找。

　　 楊修的回應也頗耐人尋味。他答書曰：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云，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跡，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在對經典、聖賢的攀附下，楊修將文章抬高到與政治功業基本上等齊的地位。不過，這番對曹植的修正，卻終歸表現得比曹丕的認識有保留，文章與不朽的事業和名聲不相「妨害」，畢竟比不得正面而直接的肯定那樣有份量。約略言之，楊修乃是由曹植向曹丕趨進的一個環節，代表了當時文人內部較為持平的文學態度。

　　 　　二

　　 建安時期俊才雲蒸、佳篇霞蔚，在此文學盛況的基礎上融鑄而成的曹丕的理論，無疑是中國文學發展、演進歷史的重要階段。不僅文章的功用、地位得到了高度提升，而且文人、文章的概念，也有了漸臻獨立、更加確定的範疇和內涵。

　　 對於因文章而「聲名自傳於後」的「文人」，就現存的資料來說，曹丕沒有給出明確、詳實的定義。不過，「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典論·論文》），「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與吳質書》），這些說法，不僅表明「文人」這一類別在曹丕意識中的穩定，而且也顯示出他對這一特定群體進行整體把握的努力。對於自古亦然的文人缺點、弱點的微諷，與其說這是一種道德批評，不如說是曹丕對文人形態的客觀描述和認可。在其《又與吳質書》中，「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的徐幹，固然格外受揄揚，其餘諸子也各以其創作實績而為曹丕所肯定。在不以道德水準決斷文人的情形下，曹丕實際上就已經突破了道德之為士人行事基礎、前提的一貫框架，並且使得文章寫作成為不依靠立德而可獨立實現的事業。曹丕之視文人，簡單到只看到他是否擁有學識和善於運用文辭。「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典論·論文》），學問廣博，善於自創新辭，乃是他對於「建安七子」的概括評價。

　　 「文章」在漢代原本所指寬泛。《史記·儒林傳》：「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漢書·公孫弘傳贊》一則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二則曰：「劉向、王褒以文章顯。」要之，「文章」大都用於指文字連綴而成的作品，既不特指辭賦詩頌，也不單用於稱呼短篇散什。

　　 而到高抬了「文」之地位的漢末魏初，「文」、「文章」雖仍與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概念出入頗大，卻在對先前的改變和明朗中，奠定了此後漫長時期里中國文學的基本域限。曹丕《又與吳質書》曰：「陳琳章表殊健；劉楨五言詩，妙絕當時；阮瑀書記翩翩； 王粲善於辭賦。他在《典論·論文》中亦曰：王粲、徐幹長於辭賦，然於他文，未能稱是。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而「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典論·論文》）」。議論政事的朝廷奏書、書信、議論文、器物銘文、祭文、詩歌、辭賦，要之，士大夫公私生活中常常使用的這些晉以後人區別為無韻之筆和有韻之文的文體，構成了當時文學的基本範疇。因此，要論到曹丕對文章功用、地位的推舉，就必須從他對包括奏議一類政治文件在內的「文章」觀念出發，唯此，「經國」之說才得落實。

　　 對於王充所謂連綴文辭、結撰篇章的「文」的觀念，曹丕顯然有直接的上承。但無疑的，漢末大量運用藻麗文辭的寫作風氣，〔6〕亦深刻地決定著他對文章的理解。《後漢書·禰衡傳》載：劉表及荊州士大夫甚服禰衡之才名，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衡草章奏，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衡後為黃祖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三國志·魏書·劉楨傳》注引《典略》曰：繁飲「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正象曹植致書吳質，贊其「文采委曲」一樣，對他人文辭的讚美，成為肯定其文章成就的幾乎最普遍的表示。質諸當時的文章概念，在文義妥貼基礎上的辭采美麗，乃是漢末文人對文章核心、首要的要求；即使章奏書記一類的實用性文章，因文人運用才思，使其詞佳可觀，也便得以成為文學作品。〔7〕約言之，在以曹丕為代表的時人眼中， 文學的關鍵與其說是思維的形象性，不如說是文辭的驅遣能力。也由此，「文人」就不是一般的舞文弄墨者，而是富於藝術性地使用文字的人。

　　 戰國以來的著述，每以勒為專書為習尚，經史諸子莫不如此。著之於書，連策為篇，首尾完整為篇；章則為樂終，文詞意盡語止，亦稱為章。文字著作，因以「篇章」標其起訖。〔8〕《新論·本造》曰：「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這是「成一家言」、「立言」的主要形態。王充言東漢初文人如傅毅等：「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論衡·案書》）以「篇章」、「篇籍」為著作，又以自鑄偉辭的長篇大論為崇尚。至漢末，蔡邕則使「篇章」一詞等同於辭賦。《後漢書》本傳曰：「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余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

　　 兩漢以來，文章體裁漸漸增多，詩、賦、碑、箴、頌、誄等等，諸體不一，各有其特點，與經、史、子既不同，又難以為其所賅括、統一。曹丕以「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科為代表的「文章」概念，〔9〕就是在屏去經史之作的同時， 有力地突出了獨立成文的短篇散什。由此以往，篇籍短章就在中國古代的書面文學中，佔據了中心、醒目的位置。《文選》的文章觀點和去取標準，直承於此。

　　 「東京以還，文勝篇富」（《文史通義·書教中》）。隨著以「沈思」、「翰藻」為特色，而不以立意設論為要務的短篇文章的繁盛，撰次成書的專家著述，漸漸衰微。「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文史通義·文集》），而包絡總雜的「文集」因是以興，並在南朝與經、史、子並列，確立為中國古代圖書分類概念。先前准之以諸子百家的「立言」觀念，至是也不能不有所變化。〔10〕

　　 曹丕於經史子外別立一「文章」概念，但是他往往會較直言辭賦為小道的曹植，更為隱約地流露出文章道小的傳統心態。在《典論·論文》中，曹丕曰：惟徐幹著論，成一家言。又《與吳質書》中，他稱讚已死的徐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又深惜應瑒曰：「常斐然有述作意， 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而曹植在坦陳「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的同時，也聲稱若其治國立功之志不果，「亦將采史官之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諸子著論和史傳述作，由於較短篇文章更有社會影響力和有關世務的厚重份量，故其為不免於經世致用眼光的曹氏兄弟所看重。歸根結底，著書有比作文更重大的意義。賤辭章而貴史傳，輕文集而重子書，在後世的文人那裡，這種表白尚多。

　　 文章觀念代有不同。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勛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全晉文》卷七十七）。儘管摯虞也與前代文人一樣，強調道德、政教之為根本、前提，但他對「文章」認識的落腳點，顯然有了很大變化。對於他來說，以詩賦箴銘哀誄為主體的「文章」概念，已經不單純是辭與義的簡單結合。在文辭與事義之外，他又引進了更具文學質素的「情」的因素，並在其「文章」範疇中，確定了「詩」的核心位置。這無疑是對漢代文學觀念的發展。

　　 曹丕的「文章四科」成為後世文論、文體家的重要依據和出發點。陸機《文賦》之分論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諸文體的風格規範，《文心雕龍·定勢》全面地論列章表奏議、賦頌歌詩、符檄書移、史論序注、箴銘碑誄、連珠七辭諸體，無不出乎此。但是比起後來陸機等人對情思、想像等更為本質的藝術因素的提出、討論和強調，曹丕之於文學的認識只能是粗淺而簡單的。與其說曹丕是對後來「詩緣情而綺靡」的開啟，不如說是對此前文人及文學觀念漸次演進的總結。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一文中有著名的一段話：「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雖然漢魏之際並未完全脫離有關民生實用的文學正統，曹丕的文學觀念其實也還有所限，但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乃是我們迄今為止用以概括那一時代的最適當用語。

　　 注釋：

　　 〔1〕曹丕《柳賦序》：「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 是時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傷懷，乃作斯賦。」

　　 〔2〕曹丕崩於黃初7年（公元226年），時年40。 寫《又與吳質書》的時候，建安23年（公元218年），他當是32歲。

　　 〔3〕生活於亂離時世的建安諸文人，對「不朽」有明確的期待， 然咸以「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為訓。徐幹重提「三不朽」之後曰：「壽與不壽，不過數十年，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中論·夭壽》）？

　　 〔4〕曹植一直不能絕意于軍政事功，其《求自試表》、 《自試表》始終表現出英雄主義情懷。

　　 〔5〕參閱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

　　 〔6〕饒宗頤《讀文選序》徵引卞蘭之贊述太子賦云：「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奉讀無倦。」饒氏於其中拈出一個「藻」字，強調曰：「由藻之出現，知純文學（belle lettres）應起於漢季。卞蘭之語正反映出此一實情」（《文轍：文學史論集》，學生書局，1991年）。饒氏結論大致不差。但需要補充的是，純文學的興起作為一個過程，「藻」字之用尚可向前推溯。張衡《歸田賦》：「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規模。」而班固《答賓戲》：「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尤可表明「藻」之為文學語言的性質。顏師古《漢書·敘傳》注之謂：「藻，文辭也。」

　　 〔7〕後人對漢末文章的重視辭采美麗，有深刻的印象。 《藝概·文概》：「漢、魏之間，文滅其質。以武侯經世之言，而當時怪其文采不艷。然彼艷者，如實用何！」

　　 〔8〕參見《文史通義·篇卷》。

　　 〔9〕「這四科不過舉出文體中主要的， 並不是總括了當時的一切文體」（青木正兒《中國文學思想史》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 第39頁）。

　　 〔10〕章氏《丙辰札記》：「蓋自東都而後，文集日繁，其為之者，大抵應求取給，鮮有古人立言之者。故文人撰述，但有賦、頌、碑、箴、銘、誄諸體，而子史專門著述之書，不稍概見。而其文亦華勝於質，不能定為誰氏之言，何家之學也。其故由於無立言之質，致文靡而文不足貴，非文集之體必劣於子史諸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