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展雲:《雷蒙·阿隆回憶錄》-獨立於一切權力之外

1981年，法國《讀書》雜誌選出當時法國知識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雷蒙·阿隆名列第二。1983年10月17日，雷蒙·阿隆逝世，《雷蒙·阿隆回憶錄》在此前幾周問世，詳盡地追述了他一生中遇到的各種人物、事件和思想，在某種意義上，這本回憶錄歸納了阿隆的整個人生和全部著述。正如中文新版「序言」評價的——阿隆沒有擔任君主的顧問，而是成為一個公眾的服務員和解說員，一個帶來光明的使者。他放棄充當販賣幻想的商人，他推動每個人去了解身邊的世界並公正地批判世界，從而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做出了表率，但不願意帶領人們直達目的地，因為應該讓每個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權利和承當自己的選擇。他沒有帶來一個可以解釋一切的思想體系，也沒有發現一個什麼真理，因此，沒有任何阿隆主義可言，儘管有不少人承認自己接受了阿隆的某些做法。與其說他要激勵人心，不如說他要啟蒙思想。　　20世紀30年代初，阿隆到德國教書，這是阿隆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時期，奠定了他日後的政治取向。　　阿隆服膺曼海姆的政治社會學，深受其名著《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啟發。彼時的德國，「魏瑪共和」已日薄西山，希特勒呼之欲出。1932年初，阿隆在一篇文章中發出警告：不要低估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等左派政黨的衰落，更不能漠視希特勒國家社會黨的崛起。阿隆說，「德國全體人民都狂熱地受到國家社會主義的感染。希特勒一旦大權在握，必將戰雲密布，歐洲岌岌可危」。果然不幸被阿隆言中，1933年3月，希特勒當選總理，支持希特勒的人中竟然有大批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和德共黨員。希特勒為什麼能夠在德國成功崛起？這樣的例子發人深思。　　1933年8月，阿隆返回巴黎。1940年5月，阿隆流亡英國，擔任《自由法蘭西報》的主筆，發表了大量文章抨擊納粹政權和法國維希偽政府。阿隆最重要的著作是出版於1955年的《知識分子的鴉片》，這本書引發了他與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激烈爭論。阿隆對馬克思主義潛心研究，在其豐贍宏博的著述中，每每論及馬克思主義。阿隆認為，左派知識分子歪曲了馬克思主義，把它篡改成一種鼓吹暴力哲學和政治壓制的「意識形態」，一種思想上的原教旨宗教，使其蛻變成知識分子的精神鴉片。《雷蒙·阿隆傳》的作者巴維雷茲指出：「這本書擦亮了許多知識分子的眼睛」，使他們看清了斯大林主義的本質。　　阿隆對自己的這本著作特別珍視，他在回憶錄中說：「《知識分子的鴉片》治好了我的病，我走出了黑暗，我對這本書受到的攻擊滿不在乎。」　　1968年5月，巴黎爆發學生抗議運動。阿隆認為大學生的目的是促使政府改革教育的弊端，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學生們的行動卻逐漸背離初衷，走向極端，已經威脅到法國的自由秩序和民主制度，法國的大學生不明白他們的反抗與東歐國家的學生運動不可同日而語。他告訴法國學生，「布拉格和華沙的學生進行反抗，正是為了爭取法國學生已經享有的自由。」著名的黑格爾專家科耶夫打電話給阿隆，交換看法，科耶夫也認為這根本不是一場革命，「只不過是模仿革命而已。」　　阿隆又批評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盲從烏托邦思想。阿隆說：「在我們這個民主的國家裡，一些知識分子一方面在享受滿身榮耀，另一方面只讚賞破壞，卻又不能構想一種更理想的新秩序來代替他們所要破壞的東西。誠然，知識分子都應該具有批評的功能。至少我一直在批評法國政府，因而別人不能指責我在權力面前循規蹈矩或奴顏婢膝。可是，當批評只是籠統地針對民主社會，而絲毫不揭露另外的專制社會；當這種批評是在宣揚對專制和暴力的崇拜時，它就變成虛無主義了。」　　對此，有評論說：「在1968年5月的這場歷史劇里，阿隆扮演的角色就如面對1848年革命的托克維爾。」　　在法國現代思想史上，薩特和阿隆都以社會批判聞名於世。六七十年代是薩特和阿隆投身於社會政治運動的輝煌歲月，薩特更成為西方左翼祭酒和造反大學生的旗手。在中國，薩特的名氣要比阿隆大得多。80年代之後，薩特的作品對中國的文學青年和文化學者產生了深刻影響。　　戰後，薩特和阿隆發生了不可調和的思想衝突，最終導致決裂。1954年6月，薩特從蘇聯訪問歸來後，發表了一篇題為《蘇聯完全有言論自由》的文章，他甚至用「正統斯大林分子的用語」說：「反對蘇聯的人是一條狗。我堅持這樣看，我將永遠這樣看。」1977年，阿隆出版了《為衰落中的歐洲辯護》一書。在此書中，阿隆批評西歐的許多左翼知識分子仍在迷戀「知識分子的鴉片」。他強調了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提醒西歐人民要警惕「自殺性的選擇」——把權力交給那些將會毀滅民主社會的人。　　阿隆對民主制度的擔心不是多餘的。在斯大林時代，大多數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卻不肯正視斯大林主義的危害，即使看到了也不願去譴責；一些到蘇聯進行「友好訪問」的西方著名知識分子成了斯大林主義的辯護士，他們說蘇聯沒有集中營，有的只是「人們通過勞動接受再教育的營地」。阿隆指出，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天真地堅信他們的革命不會以同樣的暴虐為歸宿，他們過分致力於毀滅自由的社會，而並不問一問自己，他們想在廢墟上建立起的社會，究竟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1980年4月15日，在薩特葬禮的當天，阿隆發表悼文，既向薩特致敬，亦對他作出評價：「薩特一生都是一位深刻的倫理學家，又是一個曾經在政治叢林里迷失了方向的倫理學家；儘管他受到革命絕對主義邏輯的影響，寫了一些關於暴力的文章……但他從來沒有向他所觀察到的、他所批判的暴力社會低頭，他最終認為，這種社會不適合於他理想中的人類社會。」綜觀薩特的一生，我們應當客觀地說，他稱得上是一位傑出的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即使有一些為人詬病的錯誤和行為，也是瑕不掩瑜。　　1973年7月4日，法國《世界報》曾刊登了一篇《知識分子與權力》的宣言，今摘錄其中一段，藉以向阿隆和薩特致敬——不論知識分子身在世界的哪一個地方，不論他加入了哪一個陣營，說出事實的真相——至少是他認為的真相——是他的首要責任。他應當這樣做，而且不能懷著救世主的驕傲，要獨立於一切權力之外，必要時，還應當與之相對抗，不管這些權力有怎樣的名分——不追求時髦，不循規蹈矩，不聽信蠱惑人心的宣傳。在任何時候，知識分子都不能從批評者變為衛道士。不存在能讓所有人接受的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一個理想的正義社會不是沒有衝突的社會——歷史永遠不會有終結——在這個社會裡，那些曾經進行過爭議的人在執政以後，也應當允許別人爭議；在這個社會裡，批評是自由的，是至高無上的，而辯解則無用武之地。

(轉自數字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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