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說真話、懺悔及其他

說真話、懺悔及其他作者：崔衛平2008-07-29一 有許多這樣的情況，人們在肯定一個人的時候，理由是——他說的是真話，哪怕並不贊同他做的事情。可見「說真話」這件事情，在我們的生活中，還是值得推薦的。捷克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就竭力提倡 「生活在真實中」，這句話如今也流傳甚廣。但是人們往往混淆了在不同的領域中，說真話的不同含義。 哈維爾所提倡的是在公共生活中說真話，它相當於一個人在公開的會議上要說出自己心裡的想法，在上級領導檢查工作時要報之以實情，在年終總結報告中要實事求是，不能瞞報，遇到諸如教學評估這類事情，不能參與弄虛作假。將這個邏輯延展開去，當上級領導撒謊需要你配合時，你也要加以抵制；即使是有組織的謊言，你也不能附和。按照這個標準，可以說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做到，在社會生活中，我們離公開、透明還差得很遠。 但是私人生活的情況不一樣。當然我們也經歷過這樣的時期，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同樣受禁錮，沒有私人生活的任何空間，「私」這個東西被看作萬惡之源。但是歷史的這一頁已經翻過。人們不再認為私人活動、私人利益以及許多私人想法，是需要藏藏掖掖的。相比之下，公共生活中存在的限制，反倒讓私人生活、私人視野更加彭勃地開展。 舉幾個例子：一，官場酒席上，個人相互之間的感情被抬到嚇人的高度，開口閉口都是有關「感情」的「深淺」，不了解的人，還以為闖進了一群持不同性見者的聚會；二，大學教授之間也多談房子和車子，而不談學術和政治，他們看上去就像是不同俱樂部的成員，因為某些相似的個人愛好而走到一起。社會精英如此，可見曝光私人生活，對此不需要加以防範，已經達成某種社會共識。 既然私人生活如此暢通無阻，那麼，談論私人生活，也放開了言路。許多人迄今仍然抱著似是而非的看法，認為一個人說了他自己的某個實情，就了不得似的，旁聽的人甚至為之感動，有一種自己被選中的感覺。很可能實際情況恰恰相反。這年頭，大聲說出自己是容易的，而要堅守自己的一樁秘密，堅持不說出某件事情，則是困難的。 在這個意義上，昆德拉暗中攻擊哈維爾的那點小伎倆已經過時。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昆德拉通過薩賓娜的嘴發出嘲諷：「生活在真實中？」按照這個標準，薩賓娜生活中的那些秘密怎麼辦呢？「生活在真實之中，既不對我們自己也不對別人撒謊，只有遠離人群才有可能。」說到底，昆德拉也生活在艱難困苦的年代，他把保衛一點個人小秘密，理解成了保衛江山，彷彿那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如今時代進步了，經過一系列複雜的轉換和中介之後，薩賓娜已經演變為木子美，江山不再。 儘管木子美最初並不是想要人人掌握她的秘密，但是當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她應付得十分自如。在當代中國的精神地圖上，木子美是一個地標性建築。這種情況是著名的譏笑者昆德拉始料不及的。他肯定沒有想到，人們一旦擁有某個東西，就急不可耐地將它扔掉，好像那是一件燙手的山芋——如果他們擁有了一些自己的天地、自己的空間，馬上便要與人分享，歡迎他人到自己的星球上來，鬧他個人仰馬翻。他們或許會想，這個小小的個人空間本來不是自己擁有的，為什麼要習慣它？ 這背後聽得出某種觀念轉變的腳步。彷彿人人心裡都有一把小算盤，把事情想得玲瓏剔透，結論是——這個世界上的人們，其實都像我一樣，都是我這個水平——誰也不比誰更高尚，誰也不比誰更低下，彼此彼此。那句古老的人文主義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到我們這裡，變成了「我所具有的人都具有」，只是一字之差，味道便全不一樣了。為馬克思所推崇的前者，擁有一個他人存在的尺度，或者說世界存在的尺度，而我們說的後者，則是以自己為這個世界的尺度和中心，他本人的世界就是世界本身。 在公共空間越是不發達的地方，私人空間有可能越是發達，形成一種完全是不平衡的局面，更多出現的是替代性的能量和替代性的滿足：本來是公共生活中的坦誠，代之以個人生活的袒露和裸露；本來是公共生活中所需要的勇氣，代之以個人的不知羞恥；本來是公共生活中所追求的真相與真理，代之以私人生活的遺聞軼事，俗說「八卦」。人們在尋求無害的、阻力最小的精神出口，從而減輕公共生活的壓力，將它改頭換面和徹底覆沒。 二 在這個背景之上，再來談談「說真話」的一種特殊類型。它是有淵源的，其開山鼻祖是被稱之為「浪漫主義運動之父」的盧梭。他的兩大卷《懺悔錄》，不僅記載了他自己經歷過的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從一個沙龍到另一個沙龍，從一個貴婦人的懷抱到另一個貴婦人的懷抱，而且創造了一種人格性情的類型：這種人具有強烈的道德姿態和道德敏感，在一種道德感的驅使之下說出自己的真相，但是到頭來，一點也不增添他這個人及這個世界的道德總和，反而成功地瓦解了它們。這個過程的前後真是十分奇妙。 他們是在混亂無序的情況下長大的，我指的是精神上、道德上的無序。因為種種原因，這些人周圍的世界，在某些方面有些出格，因此對於環境，他們有一種天然的恨意。比如盧梭，自幼失去母親，12歲輟學，在多個行業中當學徒，行行他都憎恨。16歲為了生存不得不改變信仰，從他自己出身的新教加爾文教派，改為天主教教徒，當然很多年之後他又改了回來。早年生活的困境，也賦予了他們強烈的平等感。 但那往往是用來對付別人的，是他們攻克和利用別人的途徑。就個人來說，盧梭為什麼熱衷流連於上層社會，穿梭於名人名媛之間，那是因為他恰當地激起了人們有關平等的道德感，覺得自己不能將某個有進取心的年輕人拒之門外。而他最為重要的入場券，就是不停地向別人坦心跡，講述自己的離奇歷史，尤其是那些惡行。盧梭寫在書中的那些醜事，他其實已經向那些婦人們講述一百遍了，我猜想。這是他拉近與人們之間距離的辦法，又巧又好。另一方面，他也從她們那裡經過測試，了解到公眾的承受能力。不可懷疑，她們都是一些心靈敏感甚至傑出的女性。要求自己是公平大度的，戰勝了她們原本的眼光趣味，令她們對這些人從嫌惡變成歡迎。 他們是在對於自己命運不公中，磨練出那種異乎尋常的道德敏感的。但是他們本人並沒有得到多少道德滋養，沒有承受某種道德傳統，也沒有經受過某種道德訓練。某些情況下不允許這樣做。在如何獲得善的問題上，我深信柏拉圖所說的「善是一門技藝」，也就是說善不是輕易得來的，而是要經過打磨和歷練，這個問題以後有機會可以專門談談，善如何成為一門素養。包括怎樣處理自己的過去，消化自己的那些不當行為，都能從中見出某種歷練的程度。如果僅憑善良的願望，那樣的善是極為粗疏的；而強烈要求別人是善良的，則是另一回事了，基本上與善無關。 盧梭推薦的辦法則是，讓大家都變得毫無素養，用此辦法來解決他的「平等問題」。他的「回到自然」，回到兒童狀態，回到蠻荒年代，看上去那是一個天真無邪的世界，一個容不得塵埃的乾淨世界，但其實只是將自己的眼睛蒙起來，從此看不見自己的骯髒和邪惡。兒童是可愛的，但是一個成年人回到兒童狀態，願意在世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赤子」和「處子」，那是可怕和恐怖的。我至死不渝的偶像伏爾泰是這樣回應盧梭的：「我收到了你的反人類的新書，謝謝你。在使我們都變得愚蠢的計划上面運用這般聰明伶俐，還是從未有過的事。讀尊著，人一心想往四腳走路。但是，由於我已經把那種習慣丟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們撿回來了。」 由此就可以解釋前面說的，有些「真話」並不增添這個世界的道德內涵，反而降低了它，那是因為說「真話」的人帶著那樣一種天真無邪的語調，他的背後沒有任何道德積累和道德負擔；即使他略微感到自己行為的不妥，也馬上通過他能夠「說出」這個行為加以抵消，或者說得到升華。經過這種抵消和升華之後，他馬上變得如同「新出爐的基督徒」（引自《好兵帥克》）似的，渾身上下通體透明透亮。 此舉一箭雙鵰。對他本人來說，一旦他說出某個沉重的事實，他的道德壓力就得以解除，本來是應該他自己面對和咀嚼的，他在第一時間交付給了別人，讓別人來處理和消化，讓別人來寬宥原諒；而同時即使他做過不當或者邪惡的事情，卻因為毫無顧忌地說出它，而偏偏在道德上獲得加分，甚至把自己弄成了某類道德象徵。 做象徵性的人物是他特別滿意的。「象徵」就是添加的含義，由此他這個人不僅獲得了「平等」，而且獲得了「特權」。從此他一舉手一投足，都變得特別富有意味，也特別需要講述，講述本身成了他的特權之一，他能夠講，講得多，而且有聽眾。在講述中他本人得到了拯救，與此同時，聽眾們因為能夠聽他講述和寬宥他，也得到了另一番拯救。 這批人最終可能分道揚鑣為兩種：一種是小打小鬧，小奸小惡，就像我此前分析影片《姨媽的後現代生活》里說過的——「一半是作惡，一半是償還」——考慮到總是會有人出面寬宥他們，把他們認下來和收拾殘局，因此作惡的快感來得更加淋漓盡致，當著別人的面犯惡，最終必然能夠取得別人的原諒，在他看來，正好是拯救別人及拯救這個世界的機會呢。 而另一種會變得更加沒有分寸。他們從自己的惡行中推演出來的，是別人的惡行；從自己不知羞恥中了解到的，是摧毀別人的尊嚴；從自己私設教堂的「懺悔」當中，獲得一個理直氣壯的理由是：需要別人懺悔。如果你不懺悔，你甚至還沒有意識得到，那麼他就要出兵，擺在他面前的是何等的一場聖戰。更確切地說，是打算來解放你了。 許多年前我與各種各樣未來的藝術家交往。說實話，我不怕他們說假話，就怕他們說真話，就怕他們擺出一副談心的架勢來。我就不相信，他們翻山越嶺千里迢迢而來，就是為了與你談心。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學會分辯盧梭與伏爾泰，但是憑一種直覺，一碰到此類談心節目，我會覺得汗毛都豎起來了。 這樣說並不是提倡不說真話，而是說在談論相關事體時，人們需要放鬆，需要自然，需要有分寸，尤其需要學會自己承擔自己。 崔衛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wp995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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