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經濟人之心，度慈善家之腹

早就宣布將捐出個人全部財產的全美「首富」和「二富」——蓋茨和巴菲特，最近又發起倡議，鼓動億萬富翁們在有生之年或死後將自己的一半家產捐給慈善機構。這與大量移民海外的中國富豪們的表現形成了鮮明對照。 同樣是有錢人，差距咋就那麼大呢？廖保平先生6月23日在「青年話題」發表《中國富豪「裸捐」之後怎麼辦》說：「思索再三，只能從制度上找答案，什麼樣的制度就有什麼樣的財富觀，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富豪。」 從邏輯上，該文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美國對富豪徵收高額遺產稅，防止財富因世代相傳而過度集中，財富越多，稅賦越高，高到『逼迫』富豪把錢『貢獻』給社會，讓社會去花。它同時照顧富豪們的感受，讓他們成立各種基金會，最大限度地擁有對財產的『支配權』。實際上，富豪把管理自己的慈善基金當成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業來做，這也讓富豪們掏錢掏得舒心。這，無意巧妙地實現了富豪財富的社會化。」 問題是，這一符合邏輯的說法，卻並不符合事實。它僅僅是基於「經濟人理性」的一種想當然。 我們都還記得，沒幾年以前，小布希政府提出「到2010年逐步取消遺產稅」計劃，但該計劃受到了其最大的若干位受益者的堅決反對，包括蓋茨、巴菲特、索羅斯等100多名巨富聯名刊登廣告：「請對我們徵稅」。—他們哪兒有一點被「逼捐」的無奈？ 美國的遺產稅制度真正建立並穩定下來，始自1916年，晚於英國（1694年）、法國（1703年）、義大利（1862年）、日本（1905年）、德國（1906年）。而在設立這個稅種之前，當時美國的「首富」和「二富」—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就已完成了他們一生中最主要的善舉，捐出了數倍於今天蓋茨所擁有的財富。洛克菲勒捐建的芝加哥大學，早在1892年就已經開課。卡內基更是在1890年就已對外宣布：「我不再努力掙更多的財富。」在那個美國尚沒有確立遺產稅制度的年代，卡內基就已為該稅種準備下了一套道德說辭：「國家通過徵收遺產重稅表明，它譴責自私的百萬富翁的毫無價值的生活。」 即使完全按照「經濟人」的邏輯，「遺產稅逼捐」論也是有缺陷的。美國的遺產稅累進稅率確實很高，但最高也不過55％。而捐出去卻等於是100％！要說合算，遺產稅再高，捐出去也是不合算的。因此，所有以「沒有建立相關稅收制度」為借口替自己的鐵公雞行為辯解的中國富豪，都跟以「領導不提拔我」為借口貪污受賄的官僚一樣，大家姑妄聽之罷了。 至於「富豪把管理自己的慈善基金當成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業來做，這也讓富豪們掏錢掏得舒心」，也是「以經濟人之心度慈善家之腹」。美國的大慈善基金，有些在創立之初確實是由主要捐款人自己出面管理，然後再逐漸移交給與自己無關的專業人士，也有些富豪則只管把錢捐給他們放心的人，自己並不「換崗」去基金會裡當CEO。譬如，在蓋茨夫婦發起的基金會，巴菲特捐的錢比這兩口子還多。老巴並不以自己的名字另搞一個新的基金會（他原先倒是曾捐建過一個小的），就更別說什麼「把管理自己的慈善基金當成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業」了。 事實上，各種公益性基金的主流管理模式，都是「捐」、「管」分離的。一個富人的錢進了基金會以後，具體怎麼花，就基本跟他無關了。——這一點，也是以純粹的「經濟人理性」所無法演繹明白的。 至於廖保平先生文中對美國人樂捐原因所作的進一步的制度性解釋——美國富豪「一分一毫也不會留給自己子女」，他的子女也會因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而體面地活著——就更是滿擰。在所有發達國家中，美國的遺產稅制度不僅是建立最晚的，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恰恰是最不完善的。然而，美國每年的民間慈善捐贈，卻足以超過其他所有發達國家慈善捐贈的總和！在那些稅更重、社會保障更完善的歐洲國家裡，富豪們反倒不那麼樂捐。 實情可能正好與邏輯相反。正因為歐洲的富豪並不按照廖保平先生的「制度邏輯」行事，對社會公益事業捐輸（所謂「第三次分配」）的熱情普遍不高，所以歐陸各國才更加重視「第二次分配」，政府征重稅自己去建公立的學校和醫院，自己向弱勢群體發放各種補貼。反過來，約翰·米克爾思韋特、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英國《經濟學家》雜誌的兩位記者——在談論「美國例外論」時就指出，美國「這種慈善事業的傳統，使得美國有勇氣不需要建立歐洲式的福利國家去應對社會問題」。換句話說，正是因為美國富豪們有生生不息的慈善文化傳統，才使其遠高於歐洲諸國的貧富差距、遠低於歐洲諸國的福利保障，顯得可以容忍和維持。 歐美之間，大致相同的制度下不同的人文景觀，也反證了一切都歸結於制度論者之邏輯乏力。 對於一種利他主義行為，一定要給出一種利己主義的「合理」解釋；對於一種發自內心的道德情感，一定要找出外在的制度誘因；經濟學成了所有社會科學門類共同的「元科學」——這可能正是我們當今社會土壤里慈善文化基因稀缺的真正原因。 作者：劉健，中青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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