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默克爾連續16年執政，德國政局為何如此穩定？

編者按：

隨著昨天德國大選計票的結束，默克爾將再度執政德國。雖然她的連任因為難民問題受到了影響，但比起英國，法國甚至美國，德國的政治看起來相對穩定。今天我們就跟鄭老師一起聊聊，德國政局現狀、成因及其未來。

正角評論：鄭老師，昨天德國大選結束，默克爾毫無懸念地繼續執政德國。這已經是她的第四任任期了。雖然這次大選德國的右翼政黨獲得了歷史性突破，預計拿到87（13%）個議席，但是相比法國、英國，甚至美國這些西方國家，德國的政局依然顯得相對穩定。有很多中國的學者說起德國往往是一片讚譽，甚至杜撰了不少完美化德國的故事。不過大部分留學德國，或者在德國工作的國人都反應，德國實際也在不同程度上面臨著法國等歐洲各國面臨的社會問題，例如過度的福利、新移民與原籍國民的對立、反全球化思潮等。那麼鄭老師能分析下，面對類似的社會問題下，為什麼英美法等國的政壇表現出了激烈的動蕩，而德國卻還能基本保持平穩呢？

鄭永年：即使在選舉期間，多數人也知道默克爾肯定當選。當然這個局面是德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要素綜合效應所產生的。這些要素構成了德國的穩定，確定性和可預見性，和其它西方國家區分開來。

在討論德國的政局相對其它幾個主要西方國家為什麼更穩定時，我們就要首先了解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究竟有什麼不同。政局是否穩定往往和制度運作本身的邏輯有關。中國人看西方民主往往很籠統，就是選舉，人們往往忽視各國民主的細節。正是這些制度細節，而不是掛在政治人物口頭上的「民主自己」，決定了制度的有效性。我早就強調過，即使在西方，並不存在一個普遍的民主，民主是「一國一模式」。

我們先談英美的情況。英美等西方國家實施的民主選舉制度，從選區與代表關係的角度，簡單地說可以分為單名選區制和比例代表制。所謂單名選區制，是指一個選區只有一名代表；競選者只需獲得相對多數票而不一定過半數就能將其他競爭者的得票全部攬為己有併當選為本選區的代表。這種制度也被稱為「多數代表制」或「贏者通吃」制度。美國的總統大選，除了緬因州和內布拉斯加州外，任何一個總統候選人如果贏得了這個州的多數人投票，就算贏得了這個州所有的選舉人票。這種「贏者通吃」的選舉人制度，其實就是單名選區制的一個變種，二者精髓就在於，只有在選區內獲得排名第一的候選人才能拿到這個選區的代表權。即使拿到與第一名很接近的第二名的票數，一點用處都沒有。這種制度安排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會促使多個利益集團和政治團體結合為兩個大的政黨，極易形成兩黨體制。因為在多黨競爭而只有一個勝出的規則中，至少有兩個失敗的政黨會認識到彼此聯合對於下一次選舉有利，另外的政黨也會因為同樣的原因而被迫聯合。第三黨雖然有時能夠在這種制度下存在，但是沒有多少獲勝的機會。而「廢票心理學」更一步侵蝕了第三黨及其它弱小黨的存在，因為他們的政黨不可能贏得多數票而當選，所以為了至少能發揮出一部分影響，他們就會在大黨中選擇一個不太反對的政党進行支持。英美兩國最終形成兩黨輪流執政的政治形態，是他們都運行著單名選區制這樣的選舉制度的必然結果。單名選區制有一些優點，它所造就的主要大黨往往會堅持在政治譜系的中心活動，從而遏制極端主義的成長。但這裡有一個重要條件，那就是中產階層的強大。在中產階級佔主流的社會裡，這樣的國家不管是兩黨中任意一黨執政，都會因為要照顧到中產階級的利益，而堅持類似的執政方針，這時政府的各類政策就會表現得相當穩定。這種穩定並不是制度本身帶來的，而是社會政治生態的結果。

在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化進程中，英美的中產階級比例持續下跌。在美國原本佔到選民80%左右的中產階級人群，已經萎縮到了目前的50%左右（據目前統計，美國的中產階級人群在50%上下徘徊）。在英國，很多統計表明英國中產階級在社會人群中的所佔比例僅為25%。所以英美的政治便不具備了穩定的前提。

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也很容易看到，英美的這種制度有其明顯的缺陷，就是議會中的這兩個大黨的出現其實有很大人為的色彩。首先，失敗的政黨在失敗的選區哪怕獲得49%的選民支持，也無法轉化成有效得票，選舉的勝利和失敗都被人為的擴大了。其次，這種制度對新的第三黨的產生更是有極大的遏製作用，讓政治處於長期簡單的兩黨制。法國的馬克龍可以以一個新組建的政黨直接贏得大選，而同樣反傳統的特朗普只能「藉助」共和黨，才能衝擊總統位置。這種制度在特殊情況下，還會出現實際獲得選票多的一位總統候選人輸給實際獲得選票少的候選人的情況，當年小布希和戈爾在競選美國總統時，戈爾獲得的選民投票實際多過小布希，但是由於贏者通吃的規則，小布希在一些州以微弱優勢獲勝，卻拿走了那些州的全部選舉人票，最終獲得了勝利。這次，特朗普和柯林頓的對決也是同樣的情況。

美國名義上雖然是選舉人制度，但是實際上選民是針對總統候選人投票，產生最高領導人，再由最高領導人組建內閣。所以候選人一旦成為了美國總統，他在組閣上便不受另一個黨派的有效制約。當美國出現了中產階級比例下降的情況後，共和黨和民主黨分別代表了社會上對立的兩個大群體，兩黨領導人便出現了在政策上互相否決的情況，即大家看到的如「奧巴馬醫改」，「美國移民法案」等政治上激烈的「動蕩」。英國雖然在政府組建上跟德國類似，但是由於議會選舉跟美國一樣實行的是單選區制度，兩個政黨輪流執政組閣，所以英國在例如脫歐等問題上，也出現了前後兩個執政黨互相否決對方政策的情況。

法國對這種單名選區製做了一個重大修正，就是兩輪投票制。不管是全國性的總統選舉還是代表地方選區的議員選舉，都可以有兩輪投票。議員當選規是，第一輪投票必須是超過半數的選民選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所在選區半數以上選票、且得票數達到所在選區登記選民數量至少25%的候選人將直接當選；如無人達到此標準，則超過得票數12.5%的候選人均可進入第二輪投票，第二輪投票最高票獲得者當選，如只有一人甚至無人獲得12.5%以上選票，則第一輪得票最高的前兩名候選人進入下一輪投票對決。總統選舉也類似，法國總統選舉是全民直選，第一輪必須得票50%以上才能直接當選，如果無人直接獲得50%以上的選票，那麼就由得票最高的前兩名候選人參與第二輪投票對決。這種制度表面上看，讓小黨有了獨立表達自己主張並獲得支持的空間。因為第一輪投票無需取得50%的選票，只需得票12.5%以上(甚至低於12.5%），就有機會進入下一輪選舉；只要能進入第二輪選舉，小黨便有了和其它大黨聯合左右最終結果的實際影響力。所以中小黨派可以長期獨立存在，表達自己的主張，不用擔心自已由於所佔比例較小而發揮不出政治能量。這樣的弊病也是顯而易見的，就是法國政黨林立，而且容易滋生極端性政黨。在英美的制度下，小的政治勢力或者極端的政治勢力在選舉時因為不能代表多數，屬於必敗無疑，所以平時就得不到有效的社會力量支持，他們很難生存，只能併入兩個大黨中的一個。法國這種制度則不同，只要不出現一黨獨大佔有選區50%以上選票的情況，凡是得票12.5%以上的政黨都可以穩穩的參與最終的第二輪競爭，小黨就獲得了在第二輪競爭中和大黨博弈的資本（選擇聯合一個大黨打擊另一個）。所以，任何一個可以有機會獲得12.5%以上選區選票的政黨，都有其不可忽略的政治影響力，他們都能獲得社會力量的支持。各個代表地方利益或者少數群體利益的甚至極端觀念的政黨都獲得了相應的政治話語權。法國之所以這些年被稱作撕裂的法國，跟其所運行的民主制度是分不開的。

德國的選舉制度與英美和法國都不同，是一人兩票的混合選舉制。656個議席被平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的328個席位由選民直接投票給候選人，每個選區一個議席，由得票最多的一人獲得（不一定過半數），這是典型的單名多數制，稱為第一票；另外的328個席位是選民投票給參加競選的政黨的。各政黨按得票比例多少來分配這一部分席位並由政黨自己決定進入議會的人員名單，這稱為第二票。但在分配時，首先減去該黨在第一票中已經當選的席位。更為重要的是，出於防範極端主義政黨和地方小黨在議會泛濫，德國的《基本法》規定，政黨必須獲得5%的選票，才可以在第二票中獲得席位的「門檻條款」。這樣就跟法國的政治遊戲規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法國，一個新的黨派只要獲得任意一個選區的12.5%的選票，就可以穩穩地獲得一定的政治話語權，哪怕這個黨在別的選區一點支持率都沒有；而德國的新成立政黨必須一次性獲得全國範圍內超過5%的支持，才能成為一個有資格分得議會選票的政黨，成為「牌桌」上的一員，或者要在一個選區直接得票超過大黨的候選人，才能獲得一個寶貴議席。這就極大遏制了小黨和新興黨派的生存空間。

美國和法國總統制，都是最高領導人頂多連任兩屆，而德國實行的是內閣制，法律不限制最高領導人任期，總理可以無限連任。這樣的政治安排跟德國特殊的議會選舉制結合在一起，非常利於大黨穩定的長期執政，遏制了小黨或者新興政黨崛起。

制度帶來的穩定並不消解實際的社會矛盾，默克爾儘管連任，德國政治也面臨著和其它歐洲國家一樣的巨大挑戰。

正角評論：看來，德國的政治穩定其實並不是其執政黨相比英美法等西方國家更好的處理了社會問題，更多是德國的政治制度的人為安排的結果。那麼為什麼德國會產生這樣有別與英法的制度呢？

鄭永年：這基本上是由德國的歷史決定的。德國的民主制度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的，而是在經歷了慘痛的失敗之後，學到了歷史教訓，經過改革和改造才演變成今天這個制度的。在西方民主中，德國可以說是「後來者」。早期德國人想實行甚至比歐美更民主的制度，但走向了失敗。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國處於魏瑪共和國時期（一戰後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國因其憲法是在魏瑪制定所以又稱之為魏瑪共和國），當時的德國採用的就是跟英美的單名選區制度相對應的另一個極端的選舉制度，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核心思想是，一個政黨在全國大選中的得票比例，應最終與其在議會所獲議席的比例相等，從而達到議席的分配情況真實，準確地反應選民中的輿論和忠誠分布狀況的目標。魏瑪憲法將議會分為聯邦國會和聯邦參議院，聯邦參議院的議員由各邦政府任命，在聯邦國會的選舉中，規定全國作為一個大選區，各政黨在全國範圍內按比例代表制競爭議席。這就造成了比現在法國選舉制度更加惡劣的政黨極端分化的現象。在這種制度下，任一政黨不管從地域上，或者種族上，甚至單一的社會階層上，只要能獲得高於議席門檻的投票，即6萬張選民投票的選票，就可以獲得一個議會席位。結果就是德國的政黨泛濫，有多達100多個政黨在20年間登上全國政治舞台。議會常駐政黨都有20多個。在1918年到1928年十年間，魏瑪共和國如走馬燈般更換了10屆政府，全國政治接近癱瘓，間接導致了1933年納粹的上台。德國在戰後產生的特殊政治選舉制度，其實是對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極端狀況的一種回應和重新設計。

正角評論：這次的大選，默克爾其實也是有危機的，去年的難民問題，德國人的「聖母」形象在全世界範圍內其實都引起了極大的討論與爭議。歐洲各國呈現出了極大的反差，德國挺身而出迎接上百萬的難民；相比之下，英國和法國僅僅接納了2萬左右的難民。民間對此有幾種解釋，左派高調歌頌德國政府和國民的道德水平，說德國此舉是默克爾和德國人民道德高尚，崇尚西方人權價值觀的體現；也有一部分人說，德國此舉並非他們說的那麼冠冕堂皇是出於人道主義，根本的原因在於德國是一個製造業大國，目前的德國處於老齡化階段，國內勞動力匱乏，德國是想藉此機會吸納廉價勞動力。鄭老師你能點評下這兩種觀點么？

鄭永年：德國接納難民的確有受政治正確的道德包袱影響。（關於為什麼西方各國會形成人權高於主權的政治信條，大家可以閱讀正角評論公眾號之前的文章《惡之花》。）不過，對」政治上正確」，我們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看法。一方面，「政治上正確」使得人們不去正視問題，掩蓋了很多存在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還是會爆發出來。另一方面，在歐美，「政治上正確」也經常被視為是文明、進步的象徵。的確，從理想上來說，「政治上正確」者所秉持的這些道德也好、價值觀也好，人們並沒有異議。問題在於，這些道德和價值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在歐美，因為社會成員一般受教育水平很高，社會多少都持有一些「政治上正確」觀。儘管「虛偽」，但是這種「虛偽」也是文明的一部分。

德國吸納難民來解決勞動力缺乏問題，即從經濟意義來看待難民，則是很多媒體和學者用來論證這種移民政策正確的論據。很顯然，有很多途徑可以解決勞工短缺問題。例如，短期勞工短缺可以通過對中國等國的勞工發放工作準證來解決，長期改善人口結構可以通過引入高素質的技術移民來實現；這二者都不至於要靠引入難民來解決。實際上，引入中東難民不僅不可能為經濟注入新的活力，相反還會結合德國福利制度的缺陷，給德國政治背負上嚴重的包袱。德國由於鼓勵生育，一個孩子每月可以獲得大約200歐元的補貼，這個補貼對於一個追求生活品質的德國中產階級家庭並不具備吸引力，但是對於穆斯林移民來說，卻可以成為生活的來源，所以穆斯林群體在德國的生育率遠超平均水平。問題在於，這些日益龐大的穆斯林後裔很難融入德國社會，成為人口「紅利」，而是與德國現有社會格格不入，成為了撕裂德國社會的根源。年輕的穆斯林移民並不學習德語，也不尊重德國社會文化，而是在德國繼續以穆斯林國家的方式生活。2016年年底，德國一位11歲的穆斯林小女孩拒絕參加學校的游泳課程，她認為這樣違背了伊斯蘭教的法則，即使自己在游泳課上穿的是「布基尼（burkini）」——可以把自己的整個身體裹起來的泳衣。早在2013年，德國法蘭克福（Frankfurt）一位13歲小女孩的父母就拒絕讓自己的女兒參加游泳課。當時法官判決，小女孩可以穿布基尼上課。但是，許多穆斯林家長依然不依不饒，認為女童和男童在學校過於接近也是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這樣的事件其實層出不窮，這些穆斯林後裔要求德國社會按照穆斯林的文化運行。

正角評論：穆斯林在歐洲憑藉強大的人口再生產能力，改變了當地人口結構乃至政治生態已經不是新聞。那麼默克爾這種開發難民進入的行為是不是真的如右派所說，是愚蠢的自掘墳墓呢？既然迎接難民不是解決勞工短缺和社會老齡化問題的手段，那麼德國對難民的迎接除了自身政治正確的包袱所致外，有沒有理性的成分呢？

鄭永年：首先，默克爾並不愚蠢，她並不是像批判她的人所說的那樣對穆斯林移民所造成的問題毫不在意，只一心一意做一個「聖母」，而是一直警惕著德國社會被穆斯林撕裂的問題。早在2010年時，默克爾就發表講話表示，德國的文化多元社會已經死亡，伊斯蘭社區是德國的一部分，穆斯林移民需要學習德語，努力融入德國社會。以前「多元文化主義」強調的平等已經宣告終結。2016年底，默克爾在所屬基督教民主黨（簡稱基民黨）大會上表示，在德國穿全罩式的服飾「不太合適，這不屬於我們。我們的法律優先於部落規範、榮譽守則和伊斯蘭教法」。實際上不僅僅在德國，在對待穆斯林政策上因為寬容而飽受詬病的法國也在法律上限制了穆斯林在公共場合的著裝。各國媒體在這類事情上其實高度極端化，在這類問題上往往選擇性報道，造成了公眾對這些政治領袖的很多誤解。

默克爾的決定除了受上述「政治上正確」的道德價值觀影響外，她自己的經歷也對這位強政治人物產生了重要影響。她出身當時的東德，並在那裡長大。她經歷了當時東德的集權制度，對基本人權全然不顧的現象是有深刻的記憶的。保障基本人權也是她決策的重要一個變數。再者，在是否接受移民這個問題上，西方各國政府都沒有否認接受難民的重要性，他們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實際政策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這也反映了西方開放型政權的特點。多元利益都可以得到表達，都可以反映到政治過程中；出現了問題之後再來做調整。就難民問題上，現在的情況是，既然已經發生了，那麼就只能尋找方法來如何化解之。沒有人知道，西方能否解決這個問題，但要回到封閉國家的時代則是不可能的。誰都知道，文化多元主義出現了問題，但奇怪的是大多數還是接受文化多元主義的價值。

不過，幾個世紀以來，西方都是在這種矛盾過程中走過來的。就德國來說，我覺得至少默克爾本人很有信心來化解這場難民危機和解決問題。我們應當以開放的心態來觀察未來的發展。對德國人來說，歷史是他們的，但他們的歷史則是開放的。幾個世紀之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嘲諷中國沒有歷史，因為中國的歷史是封閉的，一塵不變的。當黑格爾這樣說的時候，他是拿西方（德國）的歷史和中國的歷史做比較。我想，今天的德國人仍然對歷史抱開放的心態。

正角評論：在全世界都陷入嚴重經濟危機的今天德國經濟在歐元區一支獨秀，去年經濟增長1.9%個百分點，是歐洲大國中經濟和財政狀況最高的。更重要的是，德國政府去年財政盈餘237億歐元，創兩德統一後財政盈餘最高值。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當時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歐洲各國期間他問默克爾，德國的經濟如何？默克爾回答：「至少我們還在生產。」德國實際是09年金融危機過後，歐洲經濟的中流砥柱。這是一個非常受關注的點，歐盟各國由於高福利的影響，製造業都已經萎靡不振，德國也以高福利著稱，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卻依然在全球範圍內領先。鄭老師能談談面對同樣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為什麼德國能達到這些成就么？鄭老師您判斷德國能夠在未來持續這樣的表現么？

鄭永年：實際上，默克爾這次能夠當選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德國的比較好的經濟狀況。經濟還是政治的基礎。借用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其競選期間的話，就是「笨蛋，這是經濟」。如果沒有一個比較好的經濟形勢，老百姓是否繼續支持她就很難說了。尤其是當歐洲其他國家的經濟都還在經歷寒冬的時候，德國老百姓覺得繼續支持默克爾，因為對老百姓來說，德國的「一枝獨秀」是和默克爾相關的。

德國經濟的堅韌性和德國的實體經濟尤其是製造業有關。如果說德國經濟是歐洲的中流抵柱，那麼德國經濟的中流抵柱，就是大約七千到一萬家「隱形冠軍」。所謂「隱形冠軍」，就是著名管理學家赫爾曼西蒙提出的，營業額在1億到5億歐元之間，在細分行業全球排位第一或第二但又不太為人所知的製造企業。去年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期間，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參觀了一家企業，叫「Phoenix」（鳳凰）。這家企業是全球連接器的「隱形冠軍」，幾乎全球所有的連接器（運用在射頻領域的工業產品）都是這家公司做的。當一個企業處於製造業細分行業的冠軍的時候，不管金融危機多大，只要這個行業本身還存在，這家企業就不會倒掉。這些製造業之所以是不為大眾所知的「隱形冠軍」，其根源在於他們都不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品牌和產品，而是在製造業中上游的理性部件產品。這樣的產品面對的是下游製造業的生產者純理性的購買。對於這樣的理性購買型行業，金融危機帶來的產能的縮減並不是平均分配給每一個製造業參與者，而是進行末位淘汰，所以這些企業抗金融危機的能力非常強。德國是一個8000萬人口的國家，近萬家這樣的中小企業，對德國國民經濟形成了非常有效的支撐。所以德國在金融危機中受的波及最小，德國的經濟表現也最亮眼。

德國的製造業優勢在很長一段時間都能持續。第一個原因在於，德國在製造業上的積累有強大的制度保障。我們先來談福利制度。很多媒體人在詬病歐洲福利制度時，僅僅是從一些籠統的層面看歐洲的福利現狀，所以讓大家有一種錯覺，就是歐洲國家的高福利彷彿是差不多的。實際上歐洲各國的福利制度及其成因都是差異極大的。（關於法國的福利制度及其成因大家可以參閱正角評論之前的文章【衰落的法國（二）：大眾民主與福利化的法國】【衰落的法國（三）：福利的納什均衡】）正如德國人大刀闊斧地對其政治體制進行了改革，德國人在福利制度方面也有很多創新，避免了一般福利國家的通病。德國的福利制度關於員工失業救濟的部分在2005年其實經歷過一次重大改革。德國在2000年前後曾被稱為「歐洲的病人」，當時的德國深受福利所累，就業率創歷史低位，經濟萎靡不振。前任德國總理施羅德在執政的最後一屆，大刀闊斧地改革了德國的福利制度，在2003年到2005年三年間先後通過了四套哈茨改革方案。除了促進中小企業的創建和發展外，最為人熟知的方案就是取消了與工資掛鉤的無限期失業補貼，將失業救濟與社會救濟合二為一。自德國1927年失業保險制度建立以來，失業救濟與社會救濟分屬不同的管理系統，也具有不同的支付標準。而「哈茨四」將原來的失業救濟和社會救濟合二為一，引入了由政府稅收統一支付的「失業金II」，即所有具備就業能力（具備就業能力的定義是每日能力工作三小時的人）的救濟金的領取人員不再有失業救濟和社會救濟的差別，而是統一領取「失業金II」，「失業金II」與失業前的收入沒有關聯，而是對領取者實施統一標準。失業金額被設立在為失業者提供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的水平上，失業者必須積極努力進行再就業嘗試，失業金領取人員必須接受職業中介機構為其介紹的任何一個合法工作，只要中介機構為失業者提供的工作機會不違背倫理道德，即使該工作與其既有的工作技能不符，失業者也必須接受該份工作（只有當具有勞動能力的失業者需要撫養3歲以下孩童時才會被免除再就業義務），否則將面臨失業金連續3個月被扣減30%的處罰。改革前的德國社會，有很多懶人故意對工作挑三揀四，按照原有工資的60%左右無限期領取失業業金，合法的享受其它勤勞者的「供養」。因為勤勞者要被徵收重稅去養活懶惰者，所以當時的德國各行各業的工作者都沒有積極性，國家經濟命脈的製造業也奄奄一息。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在推進法案時，說出了一句日後常被改革者引用的話「懶人沒有權利」。從一定程度上說，德國的這次改革引入了我們東亞社會流行的「工作福利」，即把福利和工作聯繫起來。雖然這次改革成了時任總理施羅德政治生命終結的重要原因，但是改革的大部分內容和精神卻被繼任者默克爾繼承至今，讓德國免於成為了懶人的天堂，鼓勵了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成了德國社會經濟，尤其是製造業的活力所在。

另一個重要制度保障是德國的教育制度。德國有著全世界其它大國都沒有的特殊職業技能教育體系，也就是針對藍領工人的職業技能培訓學校。這些學校常被我國的媒體戲稱為德國的藍翔技校。但實際上德國的這些 「藍翔技校」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教育系統分支，而是由德國貿易部而不是德國教育部直接管理的國家戰略級別的技術人才培育系統。他們為德國的「隱形冠軍」企業不斷輸送最專業的工業生產技術人才。在去年的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一位德國的「隱形冠軍」企業家就提到，他在中國的生產線比德國的先進，但是中國的次品率是德國的八到十倍。這之間的差異，就在於工人的素質。

德國有全世界最高素質的工業工人，加上他們眾多「隱形冠軍」讓德國不僅成了製造業大國，更是製造業標準的大國。全球工業製成品中不到5萬個標準，其中2萬5千多個標準，是德國人制定的。而且每年德國還在新增大約1500多個製造業的標準。這讓德國在工業製造業上相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其它國家一步領先，步步領先。

總體而言，在當今很多國家的經濟被金融和互聯網等快速「虛擬化」的時候，當很多國家都用投機心態賺快錢的時候，德國人堅持著實體經濟，用技術和手藝賺錢，並且成功了。德國的製造業優勢，有著相當大的可持續性。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很難有國家能在工業製造上趕超德國。具有巨大投機性質的金融和互聯網不可持續，但實體製造業則是可以持續的。這個觀點對年輕人來說，可能太傳統了，不過，從世界經濟史來看，確實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