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才一億中產階級，對中國來講遠遠不夠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中國再次進入密集的「改革期」。在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帶動下，中國捲入全球化的浪潮，經歷了產業革命，社會結構呈現出多元化特點；而隨著國民思想的進步，權利意識的覺醒，複雜的社會矛盾也逐漸突出。　　與此同時，中國的崛起也帶來了外部地緣政治的一系列改變。在國內國際如此錯綜的環境下找到正確的方向，推進現代化的國家治理，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瞭望智庫研究員近期專訪了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就此進行了探討。　　文︱ 瞭望智庫研究員馬玉潔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稿件，轉載請標明出處及作者　　多數人談論一個國家的治理，通常會從政治體制著手，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分類。然而鄭永年表示，一個國家是根據經濟基礎的變化來調整政治制度的。「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永恆不變的制度，判斷一個制度的好壞，關鍵在於能否有效治理。」　　鄭永年說，在當前的整個世界版圖中，有效治理已成為一個難題。歐美的民主制度曾經在有效治理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但這一制度目前也出現了問題。美國等多黨派的民主政治已經逐步由精英民主走向大眾民主，並演變成黨派的互相否決制，造成民主社會「空轉政府」的現象。　　而更多的國家，如中東、泰國、烏克蘭也出現了對民主政治制度的水土不服。「現在看來，讓整個世界都建立像西方一樣的民主秩序很難，中國也面臨如何建立自己的秩序的問題。」　　鄭永年說，與政治制度相比，經濟其實對於維持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更加重要。「任何一個政權、社會，乃至企業，只要經濟搞得好，無論民主還是專制大家日子都好過，如果經濟搞不好，不管什麼政治制度，大家都很難過。」　　談及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鄭永年表示，與美國通過內部制度的崛起不同，中國的崛起得益於良好的政策，即善政。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進入高速增長，良好的政策帶動了經濟發展，釋放改革紅利，但社會制度仍然缺失，消費社會仍未建立。　　從「善政」向「善治」轉變，鄭永年開出的藥方是——完善社會制度，推動中產階級。　　「在任何政治體制中，中產階級都是一個社會穩定的根基」，鄭永年說。「有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即使其他因素仍有所缺失，也不會出現大規模的不穩定狀態。」　　15年年初，美國總統奧巴馬向國會提交了一份近4萬億美元的2016財年聯邦政府預算案，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推動21世紀中產階級經濟發展的理念。同樣，新加坡政府向國會提出的財政預算案中推出多項措施，突出了扶持中產階級和中小企業的重要性；同樣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從14年12月就提出的「四個全面」的第一項，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小康社會」的概念，與「中產階級」的思路不謀而合。　　根據瑞士信貸銀行2015年10月發布的最新報告，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在2015年達到1.09億，從絕對值上排在全球首位。但是從人口佔比來看，中國的中產階級僅占成年總人口的10.7%，大大低於全球水平的14%。與之形成對比的則是發達國家較高的中產階級比例，其中澳大利亞最高為66%，新加坡、日本均有六成以上的成年人口進入中產，而美國、韓國則佔到四成左右，甚至連南非的中產階級都達到14.8%。　　鄭永年指出，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比亞洲四小龍都要迅速，但中產階級仍然捉襟見肘。中國產生了很高的GDP，但收入分配並不公平。目前為止，中國仍然沒有建立起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也正是因此，中國所倡導的消費社會遲遲無法實現。「人民的收入雖然增加了，但沒有好的制度保障。生一場大病就可以傾家蕩產，買房子就變成房奴，小孩上學就成了孩奴，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敢去消費。」　　鄭永年說，從歷史上看，要維持一個國家的良性運轉，中產階級是關鍵的力量。他指出，近代國家統一之後，商人成為主導階級，西方各國經濟得到持續的發展。19世紀的工業革命帶來了大規模的工廠和生產方式，產生了新興的工人階級，他們靠出賣勞動力維生。這是西方資本快速積累的黃金時期，但同時也是雨果筆下的「悲慘世界」。　　20世紀初，意識到自己受到剝削的工人階級爆發大規模暴力的社會自由運動，經過漫長的鬥爭，他們獲得了工資的提升，並得到了更多的社會保障，從而造就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他指出，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是一個政治和社會改革的過程，通過將部分資本注入社會，造就一個穩定的中產階級，這是保持一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前提。　　能否建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結構，考驗著執政者的職責與能力，鄭永年指出，與西方通過暴力運動造就中產階級相比，中國應該借鑒東亞國家治理髮展的經驗。　　鄭永年說，東亞國家的亞洲四小龍不僅創造了經濟奇蹟，更重要的是創造了一個社會奇蹟，在二三十年內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　　亞洲四小龍接受了歐洲早期暴力的工人階級運動的經驗教訓，由政府主動制定社會政策：如日本60年代經濟起飛時提出的工資倍增計劃；台灣和香港通過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實現收入再分配。而新加坡雖然不倡導高福利的政策，但是在李光耀時代，政府為底層20%的窮人提供保護，為他們提供就業和培訓，鼓勵他們通過勞動改善生活，並通過「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制度，以及低福利的中央公積金體系等培養了龐大的中產階級。　　「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主動做社會政策，使得東亞模式比西方更成功。」鄭永年說，中國應該更多地借鑒東亞各國的經驗，由政府主導建立良好的社會制度，從而建立起最有利於社會和政治穩定的橄欖形社會。　　不過，鄭永年同時也指出，在貿易全球化的衝擊下，各經濟體的中產階級也在近年來面臨再次被擠壓的危險。　　瑞銀的報告指出，全球財富在2013年增加了８.３％，達到創紀錄的２６３萬億美元，但是貧富差距卻在進一步加大，１％的人擁有近５０％的財富。儘管全球個人財富的平均值達到創紀錄的５.６萬美元，但是個人財富的中位數卻從２００７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下降了１４％。報告指出，自２００８年以來，財富分配兩極分化趨勢在加深，這一現象在發展中經濟體中尤為突出。　　鄭永年指出，從80年代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帶來了資本的流動，而「趨利避害」的本能導致資本家將生產轉移到人力成本較低的欠發達國家，資本擁有者與工人工資的差距不斷加大。「資本是可以流動的，政府和選民卻不能。政府失去了就業和稅收，造成中產階級面臨壓縮。」鄭永年說。　　在全球化狀態下，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都是由資本引起。但是，社會運動的反政府性質，更使得政府難以在資本、社會之間建立起一種均衡狀態。　　今天，很多政府都處於一種困境：「親商」會招致選票的流失，而「親民」會造成資本的流失。越來越多的政府難以在「親商」和「親民」之間達成平衡。鄭永年說，小米、華為等企業紛紛走出去，這一戰略是正確的，但同時它也帶來了全球化的問題——不在技術所在國創造稅收及工作崗位，而這，同樣也是作為廉價勞動力提供者的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經濟飛速發展中所面臨的現狀。　　「儘管蘋果富士康等跨國企業為中國帶來了數以億計的就業崗位，但卻無法產生適合中產階級的崗位。而這些流水線上的農民工並沒有辦法成長為傳統意義上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正在變成社會中的「三明治夾層」，這是中國和世界都面臨的難題。「一個技術不能創造就業和稅收，這是人類共同面臨的一個問題，不是哪一個國家的問題。」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