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才是中國儒家第一人

中國是禮儀之邦，這為世界所公認，中國禮儀源遠流長，可以說自中國黃帝以來，就十分注重禮儀，禮儀是中國古代治國之根本；是人民行為規範之根本；是中國外交之根本。但誰是中國禮儀的奠基人呢？人們自然會想起孔子，認為孔子是制定中國禮儀第一人。確實，孔子是中國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中國二千年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都是以孔子的儒家觀點為指南。但是，孔子的儒家觀點並非自己獨創，他只不過是整理了周公的儒家觀點，整理了周公的禮儀觀點，周公被孔子尊作其老師，是他一生最崇拜的人，孔子的一生主要是整理周公之禮儀，並在周公禮儀的基礎上，和其學生一道發展了周公之禮儀，後經過幾千年的傳承和發展，形成了中國的儒學。所以說，周公才是中國儒家奠基人，我們現在還在說行「周公之禮」，可見，周公之影響在現在還存在。

那麼，周公何許人也？他在當時有哪些偉大的貢獻？他制定了哪些禮儀？何以成為中國儒家第一人？下面是筆者用自己粗淺的歷史知識對周公的一個膚淺概述和評價，說得不正確的部分請大家批評指正。

「公」其實是周朝的爵位，當時，周朝有這樣一個規定。得爵者才能輔佐周王治理天下，可見得到周公這個爵位是何等之不易，這個地位是何等之高，可以說是比肩周王，相當於封建時期的宰相，現在的總理或首相之職。筆者這裡要說的周公是姓姬名旦，是公元前1100年前的人物，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當時又稱他為叔旦，因其封地在周，故稱其為周公或周公旦。周公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集大成者，他不但是當時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更是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還是偉大的文學家，被後人尊為「元聖」，是中國「儒家」先驅，是中國「儒家」第一人。他的一生是偉大的一生，尤其對中華民族的融合、對中國疆土的擴大、對中國道德的形成無不都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他輔助周武王，取商代之，並很好的處理商滅後遺留下來的問題，避免了國家之亂。商朝末年，紂王當道，當時，商紂王外征東夷，內奸臣當道，寵幸後宮，並殘害忠良，酒池肉林，國內政治一片混亂，全國是民不聊生。此時的商朝諸侯國中的周邦文王應運而生，觀商朝氣數已盡，並勵精圖治，試圖推翻商朝。文王死後，其子武王繼承了遺志，任周公為最主要助手，在召公、畢公、太公等訴輔助下，於牧野誓師，周公在陣前寫下《牧誓》，號召大家推翻商紂王的暴政，全文分作兩段。第一段痛斥商紂王只聽婦人(妲己)的話，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連自己同祖兄弟都不進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讓他們暴虐百姓，導致天怒人怨，招致殷紂王滅亡；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罰，宣布作戰紀律，鼓勵戰士勇猛殺敵。商朝因此滅亡。商朝滅亡後，如何處理商之遺民，當時，周武王徵求了三位輔助之臣的意見，姜太公說：「我聽說過，愛屋及烏。如果相反，人不值一愛，那麼村落里的籬笆、圍牆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殺掉殷紂，連敵對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統統殺掉。周武王不同意。又找來召公商量。召公說：「有罪的殺，沒罪的留下。」武王說：「不行。」於是又找來周公。周公說：「讓殷人在他們原來的住處安居，耕種原來的土地。爭取殷人當中有影響有仁德的人。」周公這種給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讚許。武王命令召公釋放被囚禁的箕子和被關押的貴族；修整商容故居，並且設立了標誌；讓閎夭培高王子比乾的墳墓；命令南宮括散發了鹿台的錢財，打開鉅橋的糧倉，賑濟飢餓的殷民。這一切措施都表明要反殷紂之道而行之，給受殷紂殘害的人平反昭雪，大力爭取殷人。

他東征叛國，平定三監，擴大周朝領土。原來商王朝直接統治的地方，武王把它分成三部分，邶由紂王之子武庚祿父掌管，衛由蔡叔度掌管，庸由管叔鮮掌管，史稱「三監」。周滅商後，武王病重，臨終前願意把王位傳給有德有才的叔旦——周公，並且說這事不須占卜，可以當面決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後，太子誦繼位，是為成王。成王不過是個十多歲的孩子。面對國家初立，尚未穩固，內憂外患接踵而來的複雜形勢，成王是絕對應付不了的。武王之死使整個國家失去了重心，形勢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幹又有威望的能及時處理問題的人來收拾這種局面，這個責任便落到了周公肩上。周公便執政稱王，並起到了王的作用。

但周公排行只不過是老四，周公稱王后，管叔有意爭權，於是散布流言：「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滅殷後的第三年，(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動起武庚祿父一起叛周。起來響應的有東方的徐、奄、淮夷等幾十個原來同殷商關係密切的大小方國。這對剛剛建立三年多的周朝來說，是個異常沉重的打擊。如果叛亂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會面臨極大困難，周文王慘淡經營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功業就會毀掉。周王室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在王室內部也有人對周公稱王持懷疑態度。這種內外夾攻的局面，使周公處境十分困難。他首先穩定內部，保持團結，說服太公望和召公爽。他說：「我之所以不迴避困難形勢而稱王，是擔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則我無顏回報太王、王季、文王。三王憂勞天下已經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為了成就周王朝，才這麼做。」周公統一了內部意見之後，第二年(前1023年)舉行東征，討伐管、蔡、武庚。事前進行了占卜，發布了《大誥》。不久，管叔、蔡叔勾結紂王的兒子武庚，並聯合東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旦奉成王命，率師東征。經3年的艱苦作戰，終於討平了叛亂，征服了東方諸國，收降了大批商朝貴族，同時斬殺了管叔、武庚，放逐了蔡叔。鞏固了周朝的統治。周公討平管蔡之後，乘勝向東方進軍，滅掉了奄(今山東曲阜)等五十多個國家，把飛廉（一個國家的王）趕到海邊殺掉。從此周的勢力延伸到海邊，疆域東到大海。

他大行封建，以鞏固周朝之統治。周公旦平叛以後，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正式建議成王把國都遷到洛邑(今洛陽)。如何統治被征服的地區，是戰爭勝利之後的大問題，武庚和奄國、淮夷的叛亂，表明重要地區不能再用舊的氏族首領，必須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賴的成員，這和武王分封已經有所不同。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到原來商王統治的中心地區，以朝歌為都(今河南淇縣)，分給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錆氏、樊氏、飢氏、終葵氏，多是些有某種手工藝專長的氏族。康叔封地不僅面積大，而且統有八師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建都洛邑後，周公旦開始實行封邦建國的方針。他先後建置71個封國，把武王15個兄弟和16個功臣，封到封國去做諸侯，以作為捍衛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國內普遍推行井田制，將土地統一規劃，鞏固和加強了周王朝的經濟基礎。

他一心營建洛邑，為國制定統一的禮儀，以鞏固天下。周公稱王的第五年(前1020年)，正式營建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來到洛邑，經過占卜，把城址確定在澗水和洛水的交匯處，並進而規劃城廓、宗廟、朝、市的具體位置，五月十一日規劃成功。第二天，周公來到洛邑，全面視察了新邑規劃，重新占卜。卜兆表明湛水西和湛水東，洛水之濱營建新都大吉。經過一年左右的時間建成。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十里。城內宮殿富麗堂皇，新都叫「新邑』』或「新洛邑」；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郟山，故又稱「郟郫」。新都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東郊，湛水以東殷民住地叫「成周」，意思是成就周道。

東都洛邑建成之後，周公召集天下諸侯舉行盛大慶典。在這裡正式冊封天下諸侯，並且宣布各種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謂「制禮作樂」。

為了鞏固周的統治，周公先後發布了各種文告，從這裡可以窺見周公總結夏殷的統治經驗，制定下來的各種政策。周公曾先後給衛康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文告。

《康誥》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內容不外是「明德慎罰」。周文王因為「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體內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罰」，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罰不可濫用，有的案情要考慮五、六天，十來天，才能判定。至於殺人越貨，「不孝不友」的，要「刑茲無赦」。文告中反覆強調「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誡康叔要勤勉從事，不可貪圖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能「明德慎罰」才有天命。「明德慎罰』』也不是一切照舊，而是參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誥》是針對殷民飲酒成風而發的。釀酒要用去大量糧食，這種飲酒風習在以農業起家的周人看來，簡直無法容忍。周公並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慶典的時候還是可以喝一點。群飲是不行的，不可放過，要通統捉來「以歸於周」，「予其殺」。「予其殺」是我將要殺，未必殺。所以「歸於周」，是不要給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殺人」的印象。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應該引導殷民去「藝黍稷」即種莊稼，也可「肇牽牛，遠服賈」，去經商養父母。殷代先王，從成湯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況敢聚會飲酒了。至於工匠飲酒，另當別論，不要殺，姑且先進行教育。在政策上區別對待是十分鮮明的。

《梓材》也還是提倡「明德」，反對「後王殺人」。至於民人之間，也不要相殘害，相虐待，乃「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殺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會出現安定的局面。這種局面的形成不是輕易可以得到的，要象農民那樣勤除草，整地，惰整田界水溝；象維修居處那樣，勤修垣牆，壁上塗泥，頂上蓋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塗上黑漆和紅漆。總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萬年惟(為)王」。

三篇貫穿一個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給殷民一個虐殺的形象，處罰要慎重，要依法從事。至於改造陋習——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導，三是區別對待。做為統治者，要勤勉從事。

周公在掃平叛亂，營建成周之後的問題是，周王朝的長治久安的謀劃，也就是「制禮作樂」。這在周公稱王的第六年。「禮」強調的是「別」，即所謂「尊尊」；「樂」的作用是「和」，即所謂「親親」。有別有和，是鞏固周人內部團結的兩方面。

禮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尊卑貴賤的區分，即宗法制，進一步講是繼承製的確立。由於沒有嚴密的繼承製，周公固然可以稱「咸王」，管、蔡也可以因爭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慮大邦殷的經驗教訓，何況周公對夏殷歷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從先妣特祭和兄終弟及的人數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貴的。殷是傳弟和傳子的並存，曾導致了「九世之亂」。傳弟終究還要傳子，這本來是生物的規律。傳子和傳弟有傳長、傳幼和傳賢的矛盾。傳弟更有個傳弟之子和傳兄之子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導致王室紛爭，王室紛爭又會導致王權衰落，國祚不久。殷代從康丁以後，歷經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紂)，明顯地廢除了傳弟制而確立了傳子制。周在周公之前也沒確立嫡長制，繼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歷。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卻以武王姬發為太子。自周公以後，歷「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傳子的，這不是偶然的，這種制度即嫡長子繼承製的確立應歸功於周公。嫡長子繼承製確立以後，只有嫡長子有繼承權，這樣就經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爭奪王位，起到穩定和鞏固統治階級秩序的作用。嫡長子繼承製是宗法制的核心內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結合起來，創立了一套完備的服務於奴隸制的上層建築。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諸侯對周天子說來是小宗。而這些諸侯在自己封國內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這樣組成一個寶塔形結構，它的頂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諸侯，目的之一是要組成這個以血緣紐帶結合起來的政權結構，它比殷代的聯盟形式前進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對異姓諸侯則視為甥舅關係。血緣婚姻關係組成了周人的統治系統。到春秋戰國時代暴露了它的弱點，郡縣制代替了分封制，但在當時的具體條件下，無疑形成了一種以華夏族為主體的層次分明的政權機構，一種遠較殷人的統治為進步的機構。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維護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諸侯卑的等級森嚴的禮法。這種禮法是隸屬關係的外在化。反過來，它又起到鞏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維護父權制，維護周天子S6統治，誰要是違反了禮儀、居室、服飾、用具等等的具體規定，便視為非禮、僭越。

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則必以土地國有為前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極一時的時代，並非虛構。由此引申出來的「田裡不鬻」；土地不許買賣，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給姜太公以專征專伐的特權，那麼，「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時代或更早確立而為周公所法定下來的。為了加強中央王朝對地方的統治，冊封、巡狩、朝覲、貢納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總結前代經驗的基礎上確定下來的。

為了進一步鞏固周朝政權，周公旦還「制禮作樂」，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維護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級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謚」制、「法」制、「嫡長子繼承」制和「樂」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長子繼承製和貴賤等級制。在殷商時，君位的繼承多半是兄終弟及，傳位不定。周公確立的嫡長子繼承製，即以血緣為紐帶，規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長子繼承。同時把其他庶子分封為諸侯卿大夫。他們與天子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小宗與大宗的關係。周公旦還制定子一系列嚴格的君臣、父子、兄弟、親疏、尊卑、貴賤的禮儀制度，以調整中央和地方、王侯與臣民的關係，加強中央政權的統治，這就是所謂的禮樂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這種有秩序的社會。

他讓位成王，做到有始有終，終揚名中國史冊。周公制禮作樂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稱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徹底交給了成王。《尚書·召誥、洛誥》中周公和成王的對話，大概是在舉行周公退位，成王視事的儀式上、史官記下的。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不避艱辛挺身而出，擔當起王的重任；當國家轉危為安，走上順利發展的時候，毅然讓出了王位，這種無畏無私的精神，始終被後代稱頌。但是，周公並沒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對他挽留，而他也不斷向成王提出告誡，最有名的是《尚書·無逸》。

《無逸》，不要貪圖安逸，不錯，是周公告誡成王的，就是在今天讀起來，我們還覺得它是新鮮的。《無逸》開頭就講，知道種地務農的辛勞，才懂得「小人」——農民的隱情。父母辛勤務農，而他們的子弟不知道種地的艱辛，就會貪圖安逸乃至妄誕，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說：「老年人，什麼也不懂。」這種不孝的話在當時是決不許講的。《康誥》中還提到，對不孝不友的人要處以刑罰。作一個最高統治者要知道下邊的隱情疾苦，否則就會做出荒誕的事情來。周公接著舉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湯之孫祖甲，不是莊嚴威懼，勤自約束，「不敢荒寧」，就是久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鰥寡，他們享國都能長久。爾後的殷王，生下來就安逸，不知道務農的辛勞，只是貪圖享樂，因而他們享國也都不長久。周公接下去又舉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謙抑謹畏，特別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節儉，參加農業勞動，能「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從早到過午有時連飯都來不及吃，為的是團結萬民。他不敢盤桓逸樂遊獵，不索取分外的東西，因而享國也比較長久。周公告誡後代，不許放縱「於觀、於逸、於游、于田(田獵)」，不能寬容自己說：姑且現在享樂一下，不能象商紂那樣迷亂於酒。如果不聽，就會變亂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詛咒。有人告訴說：「小人恨你、罵你。」要說自己有錯誤，深自省察，不許含怒，不許亂殺無辜，亂罰無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個人身上，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周公所說的深入底層，關心民間疾苦，以「無逸」自警或用來教育後代是對的，但是「逸」與不「逸」往往受階級條件和生活環境所左右，存在決定意識，在沒有外界強大壓力的情況下，王室成員「生則逸」是必然的，由「逸」而失國也是必然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後，在豐京養老，不久得了重病，死前說：「我死之後一定葬在成周，示意給天要臣服於成王。」死後葬於文王墓地畢，成王說；「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為臣。」

周公雖然離我們遠去了，但他為周朝制定的禮儀卻流傳下來了，雖然有些禮儀現在看來已經過時，但在當時對規範人民行為、告誡統治者如何治國、如何勤政為民，直到現在還有深遠影響。經過孔子及後來人的傳承和發展，許多禮儀還運用至今。幾千年後，敢稱周公者，只有周恩來一人，但要真正對比歷史上的周公，還有待後人的評價！周公，真不愧為中國儒家第一人！中國禮儀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