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幫傳奇 杜月笙和他的通商銀行

「當甲午戰後，海禁大開，洋商群來我國貿易，莫不藉其祖國之實力為後盾，並恃不平等條約為護符，一面在通商口岸，分設銀行，採用金融集體力量，壟斷我國市場，俾為推展其本國貿易之臂助。」

　　上述寥寥數語，出自1947年民國「小四行」之一的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五十周年紀念文集的開篇文章。單看這段文字，似是在介紹該行成立之初的經濟背景，無甚特殊。但其實不然，這段話的特別之處在於說這話的人，竟是近乎文盲的上海青幫大亨杜月笙。

　　杜月笙時任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儘管在抗戰之前，杜本人就已經身兼上海灘70餘家各類金融機構的董事、監事，但只有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的頭銜真正奠定了其「銀行大亨」的地位。

　　原因何在？中國通商銀行雖然規模不大，但卻在中國銀行史上有著重要意義。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創立於上海，由「晚清第一官商」盛宣懷作為主發起人，李鴻章等洋務重臣先後入股。中國通商銀行不僅是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近代銀行，也是上海地區設立的第一家華資銀行。

　　這樣一家曾被晚清重臣寄予厚望的銀行，成立前後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在杜月笙治下，這家銀行又迎來了怎樣的命運巨變？

　　「與洋人爭利」而創設

　　自從1840年中國的大門被打開，外資銀行魚貫入華，中國人自辦銀行的主張就不斷提出。早在1859年太平天國提出的《資政新篇》中，就已經提出了「興銀行」的主張，但礙於當時的社會狀況，這一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計劃沒能實現。

　　而在清朝政府一方，李鴻章等洋務大臣們早已經認識到開辦銀行的重要性，李鴻章在1885年甚至提出了「糾合中外眾商之力」、合辦銀行的主張。但最後仍不了了之。

　　此外，在改良主義者中，鄭觀應等人也曾大力鼓吹設立銀行。而其他不少學者都認識到自辦銀行與發展民族經濟的密切關聯。

　　直到19世紀90年代初，自辦銀行的主張都還停留在理論階段。未能成事的原因一是清朝政府不夠重視，也與民族資本實力尚未壯大有關。

　　國人自辦銀行的主張付諸實踐，與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的衝擊不無關聯。甲午之役後，國內大批開明士紳、商人積極主張發展民族工業來挽救民族危亡，而朝廷這時也開始大幅放寬設廠限制。

　　發展實業本是洋務大臣們早有的想法，但甲午戰爭的敗局讓昔日的洋務派士氣低落，無力變革。《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飽受國內輿論困擾，被朝廷革了官職，不得已閑居「幕後」。這時候，李鴻章的關鍵幕僚盛宣懷卻因為朝廷的需要，逐漸走到了「台前」。

　　盛宣懷是江蘇常州人，其父曾任安徽廬州府知府，而李鴻章是廬州合肥人，兩家早有往來。1870年起，盛宣懷成為李鴻章的幕僚。在李鴻章的洋務事務中，盛宣懷或多或少參與其中，並成為不少官辦企業的直接經辦人。

　　在李鴻章被朝廷革職後，其核心幕僚盛宣懷一度心灰意冷，向朝廷請求辭官歸鄉。但當時的清政府，面臨著內憂外患。國內要求變革的呼聲高漲，對外則需要跟列強周旋，盛宣懷跟隨李鴻章所積累下的洋務經驗，仍是清廷所迫切需要的。於此，朝廷不僅不容許其辭官，還要逐步委以重任。

　　1896年，盛宣懷不僅從另一名洋務大員張之洞手中接過了漢陽鐵廠、大冶鐵礦的管理權。還獲得了全國鐵路的督辦權。這時，盛宣懷已經成為橫跨多個實業領域的重要人物。

　　就在接手鐵廠、鐵路等事務後，盛宣懷遇到的第一個大麻煩是「融資」。很多情況下，為了融資他不得不求助於外商銀行。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其自辦銀行的想法愈發強烈。盛宣懷曾解釋：「今因鐵廠不能不辦鐵路，又因鐵路不能不辦銀行。」

　　當時的中國，外商銀行「網羅所布」、「群雄環伺」。盛宣懷認為有必要通過自辦銀行，「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扶持」。在盛宣懷看來，日本之所以能夠取得明治維新的成功，在於「理財得法」，銀行在這其中扮演著重要作用。

　　1896年，盛宣懷不斷通過奏章向朝廷呼籲開設銀行，他在給光緒皇帝的奏章中明確闡明：「今天下之商力，以辦天下之銀行，但使華行多獲一分之利，既從洋行收回一分之權。」

　　在面見光緒皇帝時，盛宣懷力陳興辦銀行之利。他不僅主張新設銀行應商辦、設總行於上海，還提出以滙豐銀行為模範，經辦存款、放貸，並且參與國債發行。聽聞盛宣懷的主張之後，有心變革的光緒皇帝大喜，急切詢問要如何才能徵集商股。

　　盛宣懷籌辦銀行的計划起初在朝廷內部遇到較大阻力，守舊貴族生怕漢族商人做大，動搖了「國本」，而張之洞也因為新辦銀行可能會對其鑄幣業務不利而對此頗有微詞。然而，在一致對外的考慮下，盛宣懷最終取得了成功，朝廷內部也有了初步共識。

　　1896年11月12日，清廷下旨，責成盛宣懷召集商股、合辦銀行。此後較短時間內，盛宣懷就利用各種關係募集到商股300萬兩。但這距離原定資本尚有一定差距。這時，他開始寫信給李鴻章，「如能再借官本二百萬兩，即可照所擬章程趕緊開辦。」對此，李鴻章積極響應。

　　1897年5月27日，這家銀行終於在上海外灘成立，並最終定名為「中國通商銀行」，以期「通商興邦」。

　　不過，中國通商銀行表面上為商辦，但實際上卻近乎官商合辦。從中國通商銀行自定的英文譯名「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也可看出，這家銀行與皇家的關係可不一般。

　　實際上，在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之初，實收資本額僅為原先預計的一半，為250萬兩，其中招商局和電報局合計佔有2/5股本，這其中，又以盛宣懷和李鴻章的投資為巨。僅盛宣懷本人名下的股本，就高達73萬兩。

　　發行首張紙幣

　　張之洞曾評價盛宣懷道：「可聯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中國通商銀行成立後，一度在外商夾擊、官商間隙下艱難經營。但盛宣懷利用職務之便以及與政府的特殊關係，逐漸穩定了中國通商銀行的業務。

　　1897年7月，成立僅兩個月的中國通商銀行，就通過盛宣懷獲得了大清鐵路總公司從比利時80萬兩借款的存儲權。此後，凡涉及到中國鐵路的外國借款，盛宣懷無不優先攬入中國通商銀行存儲。

　　此外，中國通商銀行也積極爭取官府存款，並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該行天津分行存有天津海關道署和海防捐局存款共20多萬兩，北京分行存儲軍餉31萬兩白銀。

　　然而，由於當時各省均有銀號，中國通商銀行在吸納政府存款方面並無優勢。為此，盛宣懷又幾次上書朝廷，要求朝廷給予必要的扶助。

　　不過，一向支持中國通商銀行創辦的光緒皇帝卻在此時表示，設立銀行並非為了壟斷利益，而是促進商業發展。這讓盛宣懷備感壓力。

　　為了招攬更多業務，盛宣懷作出規定，中國通商銀行的匯款費用必須低於外資銀行。此外，他掌控的鐵路公司以及工礦企業，比如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等公司，無不與中國通商銀行發生了密切的業務往來。

　　在業務拓展上，成立3年時間裡，中國通商銀行就在北京、漢口、天津、廣州、煙台、香港等地開設了分行。

　　內部管理上，盛宣懷始終將滙豐銀行作為模仿的「藍本」。中國通商銀行不僅大量借鑒滙豐銀行的章程及管理制度，還聘請了不少洋「大班」。在中國通商銀行的上海總行，甚至就連賬簿也全部由英文書寫。

　　這一時期，中國通商銀行在發行鈔票上也取得了突破。該行成立不久，就獲准發行銀圓券及銀兩券兩種類型的鈔票。這在中國近代華資銀行史上還是第一次。為了確保紙幣的印刷質量，盛宣懷打起了「中外合作」牌。這些紙幣全數在英國印製，連紙幣樣式都借鑒了滙豐銀行在香港發行的樣式。

　　在中國通商銀行發行的第一批紙幣票面上，正面印有「中國通商銀行鈔票永遠通用」、「只認票不認人」、「憑票即付」等字樣，反面則印有該行英文名稱「中國皇家銀行」。為了確保紙幣獲得在華外資銀行認可，這張紙幣幣面上還仿效外資銀行的做法，特別附上了洋人大班的英文簽名。

　　中國通商銀行發行鈔票始於1898年，初時發行票面總額僅為29萬兩，此後幾年逐年上升，到1902年達到近100萬兩。不過，1903年發生的偽鈔案，卻差點讓中國通商銀行苦苦建立起來的商業信用毀於一旦。

　　1903年初，發生了幾名日本人偽造中國通商銀行鈔票事件，導致中國通商銀行出現了擠兌現象。為了挽回銀行信譽，盛宣懷不得已將已經發行的鈔票全部收回，就連已經印製好尚未發行的鈔票也全數銷毀。這件事讓中國通商銀行的信用大受影響。

　　當時，中國通商銀行內部管理上的弊端也逐漸顯現。遍布全國主要城市的各分行內部，由於員工官僚習氣濃厚，導致弊案頻發。僅1902年，天津分行華人大班梁景和經手放出的貸款竟然產生了62萬餘兩的呆賬，1903年，上海分行也出現數萬兩的騙案。

　　重重壓力之下，中國通商銀行的業務被迫全面收縮。到1905年，中國通商銀行僅剩下北京、漢口兩家分行以及煙台一個支行。而隨著清朝政權的命運走向終結，中國通商銀行也不得不面臨再次轉型。

　　轉型純商辦銀行

　　清政府統治結束之後，中國通商銀行曾經擁有的特權不復存在，但仍保有發行鈔票的權利。民國政府甫一成立，中國通商銀行就將英文名稱由「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中國皇家銀行）變更為「Commercial Bank of China」，與中文名稱保持一致。

　　在資本結構方面，中國通商銀行也和成立之初大為不同。此時，招商局以及電報局的股份早已逐步轉為商股，而清政府投入的一百萬元早在辛亥革命前也已經收回。中國通商銀行已經逐步轉型為一家純商辦銀行。

　　1916年，盛宣懷去世。此後幾年，初創時期的幾位董事也陸續離世。中國通商銀行的核心人物不斷變化。先是華人大班陳笙郊，後又由大班謝綸輝主持局面。到了1919年，又轉到買辦出身的傅筱庵手中。

　　傅筱庵，名宗耀，浙江鎮海人。曾在招商局所屬華興保險公司任職，後先後擔任招商局、漢冶萍公司、中國通商銀行的股權代表。1914年，傅筱庵獲得盛宣懷的提攜，開始擔任招商局經理，並擔任中國通商銀行董事。盛宣懷病逝後，傅開始擔任招商局董事。1919年，通過各種關係，傅筱庵最終掌握了中國通商銀行的控制權。

　　傅筱庵慣於吹捧奉承，在政治上則是一個投機分子。北伐時期，傅筱庵與孫傳芳關係密切，北伐軍進入上海市後，宣布通緝傅筱庵，傅逃往大連，直到1931年才取消通緝，回到上海。

　　在坐鎮中國通商銀行期間，傅筱庵一方面利用銀行資金四處結交權貴，在銀行業務上則完全倚重發行鈔票。濫發鈔票的票面金額到1934年已經達到2919萬餘元，而該行存款僅為2221萬餘元。相形之下，「北四行」、「南三行」等主要銀行的存款數額一般都在發鈔額的10倍以上。

　　而呆賬也成為中國通商銀行的大問題。當時，僅招商局就欠下了184萬餘元，而北洋政府財政部也欠款100多萬。銀行為此陷入虧損，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傅筱庵仍力主按照每股8厘派發股息。

　　1934年，傅筱庵又執意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興建高達17層的辦公大樓，耗資達到200多萬元。這時的中國通商銀行，早已資不抵債、搖搖欲墜。

　　淪為官僚資本附庸

　　20世紀30年代初，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席捲全球。上海的金融市場也受到波及。

　　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推行新政，實行白銀政策，試圖通過高價收購白銀來轉嫁經濟危機。一時間，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上海銀行業的擠兌風潮一觸即發。

　　1934年2月20日，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發了一封英文電報，電報內文稱：「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謹請貴大總統回憶，貴國貶低美金影響於物價水平線，將貴國貨幣之恐慌化險為夷之事實。反言之，銀價暴漲，設非有人信用放款於中國，勢必敝國銀子運漏他方，遂致信用緊逼與國內物價水平線一敗塗地。」

　　這封電報發出後就沒有了下文。上海銀行業的恐慌依舊持續。1935年夏，擠兌風潮終究還是來臨，當年就有14家銀行因此停業。中國通商銀行也岌岌可危。

　　當時，中國通商銀行存款準備金僅有900多萬元，與法令規定的數額相差1700多萬，這筆巨款是傅筱庵無論如何都難以籌集的。這時，無論是儲戶擠兌還是政府施壓，這家銀行都可能隨時倒閉。

　　無奈之下，傅筱庵找到了當時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兼錢幣司司長徐堪，哀求政府的幫助。這其實正中了官僚資本的下懷。在「四大家族」及徐堪的屬意之下，政府決定「注資」，並請上海青幫大亨杜月笙「出面維持」。

　　不過，杜月笙後來卻對外聲稱，此事系傅筱庵再三懇求之下，「辭不獲已」，最終同意出任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當時為顧全大局著想，仍毅然前往接事，臨時商由中交等行撥款接濟，擠兌形勢，始告緩和。」杜月笙在中國通商銀行紀念文章中寫道。

　　1936年，中國通商銀行正式進行改組，成為「官商合辦」銀行。改組之後，中國通商銀行原有股本350萬元按照15%的比例摺合成商股52.5萬元，而國民政府以復興公債收據作為官股，以347.5萬元佔全部股本超過85%。由於復興公債當時流通性較差，國民政府官僚資本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就控制了這家老牌民資銀行。

　　就在同一時期，同樣陷入擠兌危機的中國實業銀行、四明商業儲蓄銀行也依照類似模式改組為官商合辦。後來，又加入中國國貨銀行，四家銀行合稱「小四行」。

　　中國通商銀行改組後不久，抗戰爆發，銀行命運再次迎來轉折。

　　在杜月笙的安排下，中國通商銀行將可以變現的流動資產全部變現，送到位於中國香港的大通銀行，專門用來進行外匯買賣等投資。1941年，杜月笙至重慶設立分行，隨後又在西北地區及四川等地廣泛開展業務。由於在香港的投資得利，並且運用存款得當，中國通商銀行在幾年之內獲得快速發展。

　　由於利益問題，1944年中國通商銀行等官商合辦銀行還鬧出了「官股退出」事件。當時傳聞，孔、宋等家族希望「官股」退出「小三行」，從而為四大家族資本以「商股」名義入股掃清障礙，引起輿論一片嘩然。最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不得不出面回應：「留待抗戰以後三行財產可以清算時再行洽商退還官股辦法。」

　　1947年，抗戰勝利兩年後，中國通商銀行迎來50周年慶，這年，中國通商銀行邀請杜月笙、章士釗等人撰寫紀念文章，隆重推出一本紀念文集，名為《五十年來之中國經濟》。

　　在這本文集的顯要位置，附有蔣介石所贈「裕俗厚生」的題詞。同樣也在這本文集中，杜月笙指出，「五十年來中國通商銀行之進展，與夫五十年來中國政治之演變，息息相關，若為表裡。」他還提出，中國通商銀行要「繼往開來」、「靳求新生」。

　　杜月笙萬萬沒想到的是，僅僅兩年之後，這家老字號銀行的命運就會因為政治而再臨波折。

　　1949年之後，中國通商銀行得以繼續存在，其官股由人民政府接收作為「公股」，實行公私合營。1952年12月，中國通商銀行和上海其他59家金融機構實行金融業全行業公私合營，成為社會主義金融業的一部分。「中國通商銀行」之名隨之走入了歷史。

　　 來源：國際金融報 作者：胡世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