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論》中的 七日自愈 

祖國醫學很早就認識到人體的一些時間節律，當代稱之為生物鐘。早在《內經》中就體現出了年生物鐘、月生物鐘、周生物鐘和日生物鐘的概念。《傷寒論》的「七日自愈」之說就是對《內經》周生物鐘認識的發展。　　《內經》中曾有以七日為疾病轉歸之關鍵點的論述。《素問·熱論》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傷寒論》第八條稱：「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言病氣在經絡中循行到了盡頭，故其主證頭痛到第七日可以自愈。王叔和《脈經》繼承了這種認識，又提出以針刺截斷陽明經傳經為治，《脈經·卷七病可刺證第十三》文曰：「太陽病，頭痛至七日自當愈，其經竟故也。若欲作再經者，當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七日見愈，把臨床經驗提升為理論，與《易經》的「七日來複」有關。按象數易學家們的解說，「七」是「今陽爻之象」，故《復卦》及其《彖傳》的卦爻辭均有「七日來複」。如《復卦》曰：「復亨，朋來無咎，反覆其道，七日來複」；《彖傳·復》：「七日來複，天行也」。認為陰陽變化有一個七日的小周期，說這是天道，是自然規律。《內經》「法於陰陽，和於術數」，以六七日間符應《易經》「七日來複」。《傷寒論》既為「述經敘理」之「論」（《文心雕龍·論說》：「述經敘理曰論」），仲景的此條可謂合《內經》、《易經》的經旨。漢魏時代以「七」為吉祥，《東方朔占經》和《歲時書》都以七日為「人日」，言天地初開，一日雞，二日狗，三日豬，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谷，把靈辰大吉的正月初七定為「人日節」。南北朝詩人薛道衡的《人日詩》名傳千古，詩曰：「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一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古代還開展「人日登高」的健身活動。《漢書·律曆志》，用七為三才四時之始來解釋七的重要性，說：「七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晚清經學大師俞樾在《文體通釋敘》中說：「古人之詞，少則曰一，多則曰九，半則曰五，小半曰三，大半曰七。」漢魏學者自謙，言能通曉大半，故書名篇名多用七，如枚乘《七發》、崔瑗《七厲》、曹植《七啟》、王粲《七釋》、桓麟《七說》等等。仲景在《傷寒論·序》中言：「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也系自謙而又有數之喻。《傷寒論》著於素尚言「七」的時代，自愈之日的病情又與七日來複相合，便將「七日愈」寫進條文，這也是文化情愫的體現。但更主要的是，古人認為「七」是氣化規律的概括，這是對《易經》「七日來複」的發展。宋代戴侗在《六書故》中說：「凡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曰七。氣化曰七，形化曰變，《易》曰變化者，密移而跡泯，變者革故而其跡著。」明代郎瑛在《七修類稿·續稿卷三義理類·七數》中說：「天之道惟七，而氣至六日有餘則為一候，故天道七日來複；人身之氣惟七，六日而行十二經絡有餘，故人之疾至七日而經重判焉。」無獨有偶，古埃及在六千年前也有「七日神力」的七日周期的理念；在四千年前的巴比倫，也將一月分四段，每段七天；傳至古羅馬，在公元前即有七日為一周的曆法了。　　當代，科學家對七日節律的規律研究又有很多新認識，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科協鄭軍和北京中醫藥大學傅立勤分別在《太極太玄體系》和《干支紀年、五運六氣與太極》的論文中，各自通過天文計算，得知一年有53個月亮單位，每個月亮單位6.89天，近似七天。說明以七日製為一星期（周），其理論來源於近月點而非朔望月。一年有53個星期，從而認為人體的七天節律是月亮節律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積澱的天文特徵。七日愈是氣化的轉機也能取得現代病理學上的支持，一般來說，炎症的發熱，經變質、滲出、增生的病理過程，大抵在七日左右。在美國曾報道一個患者，他的兩個膝關節都按各自七天周期浮腫的消退。丹麥生物醫學家哈浦爾蓋在十幾年之中，經過大量的抽樣數據分析，發現人體內的17-酮固醇數量是以七天為變化周期的。近年來，很多生化學家、醫學家們發現，人體內有許多物質是以七天為周期循環變化的。可見《傷寒論》的「七日自愈」是臨床經驗、文化和科學三方面綜合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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