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打江山、坐江山」的正義與非正義

暴力打江山、坐江山」的正義與非正義暴力打江山、坐江山」的正義與非正義 　　引言：對同一人物的截然對立的看法 　　對歷史上的許多人物，建國前後的評價是大不相同，乃至截然對立的，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那些所謂的農民起義領袖，比如李自成、黃巢。 　　在封建史家眼裡，這些人是「強盜」、「暴徒」、「暴民」，他們的行為是「造反」、「暴亂」，屬於十惡不赦之列的。 　　在建國後的教科書中，這些人被譽為「革命家」、「農民起義領袖」，他們的舉動被稱之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 　　同一種行為，同一個人物，為何評價一個在天，一個在地？ 　　這就引出一個話語權的問題——評價是誰做出的？ 　　按當時統治地位的觀點評判，李自成、黃巢的行為是地地道道的暴亂，因此一定要給予鎮壓，事實上也是這樣做的。只是因為當時的統治階層建國後消亡了，沒有了話語權，因而他們對此類事情的評價也被拋棄，從歷史上消失了。而對當時被統治階層來說，李自成、黃巢的行為是反抗壓迫，反抗強權，值得學習和效仿。李自成、黃巢之所以被譽為革命領袖而不是暴民，就是因為李自成、黃巢時代的統治階層已經轉化為被統治階層。 　　由此可見，正義與非正義的判定，是由有話語權的階層做出的。換句話說，誰在台上誰說了算，誰有強權誰說了算。 　　顯然，這種判定不一定具有百分百的合道義性。 　　一、中國歷史上的「替天行道」 　　從世界看，人類從進入奴隸社會到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幾千年來，暴力始終是政權和朝代更迭的基本手段——無論是正義或非正義的，中共奪取政權的歷程也是如此。所以建國以來，官方史學對中國5000年歷史上的奴隸、農民起義一律給予褒揚稱頌。從秦代農民陳涉、吳廣殺兩將尉「揭竿而起」的大澤鄉起義，到前面說的李自成、黃巢的「農民起義」，這些暴力都以「革命的名義」冠以「正義」給予肯定的。 　　與這些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相始終的是對話語權的爭奪，因為有了話語權，就可以為己方貼上種種正義的標籤。梁山一夥，在朝廷看來，就是「草寇」，「暴民」，需要剿滅、清除。可宋江不這麼認為，他覺得他的行為是符合「天道」的，所以梁山泊上要豎起「替天行道」的大纛旗，公開和朝廷叫板。其實，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起義、造反者，無不以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 　　因為「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斯大林語），所以史書上，所有的亡國之君，像夏桀、商紂、周幽、隋煬等等，沒有一個有好評的，滿篇都是「荒淫無道」、「民不聊生」、「哀鴻遍野」、「殘害忠良」等詞語。因為只有這樣說，才能證明他們失了人道，天道，他們的統治失去了合道義性。這方失了人道、天道，另一方就註定得了人道、天道，就「天命所歸」、「奉天承運」，政權的合法性就有了，就可以安心作天子當皇帝了。 　　二、革命的合道義性在於是否符合大多數人利益 　　那麼，如何判斷「革命」與「反革命」（這裡的「革命」與「反革命」分別代表鬥爭的雙方，不具有道義上的評價）的合道義性呢？ 　　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雙方誰代表、維護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代表、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的一方，是正義、合法的暴力即革命暴力，反之就是失道、非法的暴力即反動暴力。 　　如果一個政權，代表了大多數民眾的意志，代表了大多數民眾的意願，維護著大多數民眾的利益和權益，那麼，這個政權就具有正義、合法的性質。任何對這個政權進行顛覆、動搖的舉動行為，都可以被認作是非法、失道的。 　　三、如何判定一場革命、一個政權是否代表大多數人利益？ 　　問題又來了，如何判定一場革命、一個政權是否代表大多數人利益呢？ 　　前面說過，正義與非正義的判定，過去一直是由有話語權的階層做出的。換句話說，誰在台上誰說了算，誰有強權誰說了算。顯然，這種判定不一定具有百分百的合道義性。 　　舉個例子，有兩篇討伐檄文，分別是曾國藩寫的《討粵匪檄》和《太平天國義軍奉天討清檄文》，用詞有所差別，手法基本一樣，先說對方如何如何壞，再說自己如何得民心，正義在手，真理在握，最後號召民眾起來。在這種語義環境中，想做出符合事實的判定，確實是比較困難的。 　　四、暴力革命是對現存社會秩序合道義性的嘗試判斷 　　由於沒有明確的方法和路徑對現存社會秩序是否代表大多數人利益進行判斷，暴力手段就成了一種嘗試。人們通過暴力革命，來檢驗一個政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 　　中國歷史上爆發過很多大大小小的奴隸、農民起義，這些起義，有的成功地實現了改朝換代，有的則被扼殺在搖籃中。 　　為什麼會有如此不同的結果呢？ 　　馬克思說過這樣的話：「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於是革命爆發了。」這兩點，其實就是對現存社會秩序是否代表大多數人利益進行的判斷。 　　研究歷次農民起義，就會發現，如果一次起義，沒有地主階級的頭面人物加入其中並充當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這場起義一定會走向失敗。其原因就在於，在當時的社會秩序下，有可能「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但「統治者能夠照舊統治下去」，所以，維護現存社會秩序，就是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起義就不會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因而就不會成功。 　　東漢末年，曹操掌握東漢王朝的軍事、行政大權，他本人也有「代漢而立」的野心。但曹操是一個不圖虛名但求實利的政治家，他知道當時的統治階層，也就是士大夫們，大部分仍然「傾心炎漢」，他的首席謀士荀彧就是如此，所以曹操至死也沒登上皇帝寶座。非不想也，時不允也。 　　用暴力革命來對現存社會秩序進行合道義性、合法性的檢驗，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必然造成社會財富的極大消耗，社會生產力的急劇下降，一句話，革命的成本過大，有時反而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五、暴力論者的悖論 　　一個階級，在通過暴力手段，推翻現存政權，建立起新的社會秩序後，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個新的政權能夠在多長時間，多大範圍內繼續代表、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換句話說，政權的合法性、合道義性能有多少？如果這個政權真的演變成維護少數既得利益階層的工具，新的暴力是不是會出現？又如何去判定？ 　　六、多年灌輸暴力革命是當前社會危機爆發的誘因之一 　　近一段時間內，大規模的群體性抗爭時有發生。探究這些事件爆發的原因，除了施政者施政不當外，多年來一直向民眾灌輸暴力革命，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我們常年宣傳和教育的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暴力革命論」，單從字面或字意上分析，「壓迫」或「反抗」往往是超越階級或意識形態、並帶有極為普遍的共性。由於我們這種理論的灌輸導致的潛移默化耳濡目染，早已化在人們的潛意識的血液中了，也就客觀造成一種假象：只要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就是篤定無疑值得讚揚的革命行動，抹殺和混淆了抽象與具體、現實與歷史的是非評判內涵，成為人們認可的鐵律。當社會腐敗和不公一旦成為現實並沒有太多的改進時，人們的浮躁往往會通過某種合法渠道或不當手段宣洩自己的不平和怨恨。 　　七、為民意找到宣洩口，讓民意成為施政的評判標準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文明、法治、民主、寬容、理智等一系列觀念已經成為主流，是否代表大多數人的意志、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已經成為衡量一個社會秩序是否合法、合道的最根本的標準。充分尊重民意，為民意找到合理、順暢、及時的宣洩口，也是保持社會穩定的最核心、最根本、最基礎的措施。以開放的心態面對自己的國民、面對世界、面對變化發展的形勢，保證言論自由，「知者盡言，國家之利」，「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改對抗為對話，用對話的方式解決所有衝突。呼籲在非暴力、民主商談已經成為世界共識的今天，社會博弈的各方，包括執政者，尋求自由、呼喚公正的人們，和其他不同利益主體，都要防止自己採取極端的暴力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