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言論自由是什麼

《新青年》的言論自由是什麼，可見該刊七卷二期上的《法律與言論自由》（陳獨秀）。如題，該文談的是言論自由與法律的關係，推出的觀點是「言論要有逾越現行法律以外的絕對自由」；因為「言論自由若要受法律限制，那便不自由了。」　　當新文化運動被後人美化為啟蒙運動時，我們至少可以考量，他們自己蒙不蒙，以及他們到底給當時的激進青年啟了什麼蒙。兩三年前，筆者根據自己對新文化運動的判斷，隨手寫過這樣的「啟蒙謠」：啟蒙啟蒙，以蒙啟蒙。蒙而未啟，歷史走錯了房間。何謂以蒙啟蒙，這裡《新青年》談論的法律與言論自由的關係，就是一例。　　《新青年》是進入公共領域的一份雜誌，談論的也多是當時公共領域中的問題。談論這些問題，需要一定的公共知識。這個知識，當以法政為主。畢竟法律與政治，從來都是公共領域中最重要的問題。《新青年》不是沒人能談這個問題，比如高一涵，就比較專註於這方面，而且談的比較好。但，《新青年》的主帥是陳獨秀，他是個傳統意義上的文人。就他自身而言，長於文藝而拙於法政。這也無妨，問題在於，他本人在價值取向上就輕視法政。這裡有一個細節，當年留學日本時，陳獨秀、蘇曼殊和章士釗曾住過一個房間，陳這樣評價他的同屋人：章士釗和我們倆不同，不愛文藝而致力於法政，是一個十足的官迷。熱衷法政就是官迷，這是陳的偏見不說，要說的是，一個文人要向青年進行法政啟蒙，那就要問他自己蒙不蒙。然而，20世紀，恰恰是這些蒙而不知的文人型知識人而非法政型知識人主導了青年，並引領了潮流。畢竟文藝是訴諸人的感性而法政只能訴諸理性，年輕人因其年輕又恰恰是一個感性的存在。他們容易動容、容易投入、容易獻身，而且無怨無悔。因此，新文化運動型的知識人看似啟蒙，其實是一種導往蒙昧的宣傳，乃至鼓動。由他們和他們宣傳鼓動起來的年輕人，委實給20世紀的後五十年作出了他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貢獻。　　現代政治文明中的自由，從來都是法律框架內的自由。如果沒有法律，也就沒有自由。這是現代法政知識的常識。但，《新青年》要自由，張口就是法律外的自由，而且是絕對的。儘管它所要求的絕對，乃是言論；但，言論本身難道可以豁免法律的限制嗎。殊不知，法律限制自由，正是為了保障自由。如果自由不是單方面的，自由與自由便是互相抵觸的。在自然狀態中，這種抵觸足以使得自由不復存在。因此，人類文明造就了法律，用它來保障各方面的自由。當然，這種保障是有代價的，那就是自由對任何人來說都不可以絕對，它必須受到法律的限制，亦即你的自由不得冒犯他人的權利：無論行為，還是言論。　　《新青年》敢於聲稱：言論要獲得「違背法律的自由」，是因為它為這種違背提供了一種可疑的正當性。在作者看來：「法律是為保守現在的文明，言論自由是為創造將來的文明」。為了不斷創造新的文明，言論自由當然可以突破法律的限制。這樣的表述其實是對法律的無知。就現代法律的發生而言，它不是為了保守現在的文明（它本身倒是人類文明的產物），而是為了保守人的各種權利。在《法的形而上學原理》中，康德談及權利時，曾經指出：「與『自然狀態』相對的是『文明狀態』……，在自然狀態中，……沒有一個用公共法律來維護『我的和你的』『文明』的社會結構。」這個社會結構靠法律維繫；法律所以被需要，就在於它的使命是維護「我的和你的」權利。從康德這本談「權利的科學」的書里，可以看到，權利乃是法律存在的出發點，法律的一切俱圍繞權利而展開。能夠保障自然狀態中無以保障的權利，這正是法律作為現代文明的一種體現。因此，任何一種抵觸或違反法律的言論，哪怕它頂戴著創造新文明的名頭，結果也將導致對文明本身的摧毀。　　事實正是如此。北洋時代可謂20世紀法治最不壞的時代。這個世紀沒有最好，只有最不壞和最壞（歷史的弧線恰恰是從前往後一路下行）。由清末梁啟超時代引進的歐美法治體系，儘管阻力重重，但卻是在蜿蜒中前行。然而好景不長，本來就先天不足的法治，固經不起軍閥利用，更經不起那種立志要創造新文明的力量的摧毀。這些新文明的啟蒙者，事實上開啟了一個世紀的法治蒙昧。他們以新文化的熱情，點燃了一代青年的熱情。這種熱情很典型地表現在當年的五四運動中，那點燃在趙家樓里的一把火，從法律角度看，就是刑事。可是就是今天，又有幾多人習慣從法的角度審視那把火，進而審視那一代青年呢，這本身即說明五四新文化對這個世紀的負影響是如何持久。　　附：就20世紀言，新文化運動形成了至少長達前半個世紀的精神譜系，它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然而，不難看到的是，《新青年》熏陶下的新青年，看起來追求自由民主；但，除了感性上的認同，在知性上，可以說，他們恰恰是不懂乃至最不懂自由民主的一群。這種不懂，有代際遺傳。1940年代，那些讀了些進步文藝從而參加革命的青年，在重慶口口聲聲要自由要民主。當時重慶方面主持文宣的葉青（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後成為國民黨），曾這樣回答：你們不是要自由嗎，這裡就有。《新華日報》不是辦到了重慶了嗎。請問，我們能否把《中央日報》辦到延安？葉青善問（這個片段筆者聽自於葉青的一個侄輩）！重慶與延安，一個是自由的多與少，一個是自由的有與無。可是，這群愛自由卻無知於自由的年輕人聽不進去。在他們的參與下，歷史從多與少終於走向有與無。嗚呼，如果這不是啟蒙的悲劇，其實倒正是它的偉大功績。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432440&PostID=25645546&idWriter=0&Ke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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