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洋場的猶太印記

上海能夠從一個傳統社會的商業城鎮起步，發展成為多功能的近代化城市，最重要的動因，就是房地產業，以及作為城市功能重要完善手段的公用事業，而恰恰是在這兩點上，上海猶太商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1905年的上海南京路、河南路以東已經攤販雲集，漸漸繁華，河南路往西靠近西藏路一段，卻還是只有零星商鋪的偏僻冷清之地。然而這年某日，這裡忽然出現了120名築路工。比他們出現在這裡更奇怪的，是他們使用的築路材料——油漬火熏過的鐵藜木塊，那是一種著名的硬木。

兩個半月後，400萬塊二寸見方的木塊，和著瀝青、澆上柏油，一塊挨著一塊整整齊齊地從外灘一直鋪到了今天的西藏中路，一條地面平整光滑、車輛行駛方便的嶄新南京路修成了，這是當時全上海最現代化的馬路。

出資修路的，不是上海市政管理當局，而是猶太富商哈同。為修南京路，哈同花掉了足足六十萬兩銀子：僅一塊鐵藜木就要六七角，在當時的上海可買白米三四斗，足夠一戶中等人家吃一頓像樣的大餐。

這個在1873年自孟買來到上海、從一文不名的沙遜洋行看門人起步的上海灘巨富，如此舉動可絕不是熱心公益。他早就看好南京路的未來：「南京路居虹口、南市之中，西接靜安、東達黃浦，攬其形勝，實為全市樞紐，其繁盛必為滬濱之冠。」

此前，在有關上海城市發展的格局問題上，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張向閘北和吳凇北拓，哈同則堅決看好向靜安寺方向發展的西擴主張。最後，哈同運用其在工部局內的影響力，迫使工部局採納了其提出的南京路西擴主張。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近代上海城市中心區的走向，形成了近代上海中心城區東西向擴展的基本格局。

於是，哈同先出巨資將南京路西邊的地皮大片大片劃入自己名下，最多時達到44%。不惜成本修建高等級馬路，以期聚集人流、商鋪。哈同對人說，鐵藜木結實，還有彈性，踩上去舒服，下了雨水一下子就吸幹了。消息在擴散中不斷被人添油加醋，很快鐵藜木就變成了「紅木」，而南京路的地皮價格，自然是如哈同所期待的那般，翻滾著往上飛漲。

等到人氣漸起時，哈同又大舉出租這一帶土地，同時嚴格要求必須建造高質量的高樓大廈，甚至規定層次和造價。後來南京路的地標建築如永安公司、新新公司等，就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造起來的——南京路上的高樓大廈建築群格局，也由此逐步形成，超過了上海任何一條馬路。

從此，南京路一帶周圍商店漸增、居住人口日多，而全上海的商業、購物、娛樂中心，也因著交通的便利，漸漸從開埠之初的廣東路、河南路、福州路一帶，轉移到了南京路上。到1930年代，有「十里洋場」之稱的南京路外灘，儼然已是大上海繁華的代名詞。

哈同的管家姬覺彌後來總結說：「南京路之繁盛實先生成之，故所置產多在是路，而漢口路亦占什七焉……晚歲經營南京路尤力。」（姬覺彌《哈同先生興業記》）

上海崛起的推手

哈同引領南京路的崛起，只是當時上海開埠後眾多猶太人湧入後，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間深刻影響上海經濟格局、城市面貌乃至城市性格的一個典型個案。

1842年6月17日，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軍攻入上海，逗留了一個星期。此間，曾派一隊海軍沿黃浦江而上察看形勢，直到蘇州附近。其中有一位名叫高爾頓的英籍猶太人軍官，認為上海是個好地方，於是決定返回印度後「召集一些精明能幹的猶太人去上海」。他或許是近代第一個到達上海的猶太人。

他們中絕大多數是原先生活在中東巴格達地區、後來移居印度的塞法迪猶太商賈，來上海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在這嶄新而幾乎未有人涉足的冒險家樂園中淘金，而不是如後來自東北南下的俄籍猶太人，以及1940年代為躲避納粹屠殺而從歐洲來的猶太人那樣，因集體逃難而選擇到上海定居。他們是一個「比較純粹的商人群體」。

沙遜等英籍猶太人，最初幾乎都選擇從事鴉片貿易這種利市百倍的生意，這並不光彩。不過正如有些學者所說的，這正是「外國資本主義打開中國市場的正常貿易的補充，沒有鴉片走私，西方商人就沒有資金購買中國的絲茶出口，合法的正常的貿易就無法開展。」（《舊上海的外商和買辦》）

而對於由商而興、發展軌跡與傳統都市迥然不同的上海而言，其近代城市經濟得以啟動的最初動力，就是開埠後迅速發展起來的對外貿易。換言之，對外貿易是近代上海經濟發展的先導。

此間，上海著名的猶太商人如沙遜家族、哈同家族、埃茲拉家族、嘉道理家族等等，無不是通過進出口貿易發家，並且在早期上海的對外貿易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推動近代上海經濟啟動的不自覺的工具」。（潘光《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上海猶太人》）

沙遜公司1870年代已成為上海最大的鴉片經銷商，同時又在不斷擴大紡織品進口，到1920年代又成為上海灘最主要的布匹經銷商。又如1854年由英籍猶太人安諾德兄弟、德籍猶太人卡貝爾格合資開設的瑞記洋行，則主要從事軍火、木材、五金交電等進出口貿易，範圍極其廣泛。尤其是通過控股德商司尼夫萊奇的祥泰木行，壟斷了整個中國的木材進口。

被他們改變的城市格局

但在上海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猶太商人影響最大的，還是是房地產行業。而這正是近代上海市政建設、城市格局形成的重要基礎。

有學者說，沙遜、哈同等猶太商人在上海靠的是「兩土」：賣煙土而後買土地。他們從鴉片等暴利商品的進出口貿易中暴富後，即揮手指向了房地產業，購地產而至巨富。

田地房屋的買賣，雖然中國自古就允許，但將此作為生產要素納入市場體系，通過經營城市土地、建造房屋作為商品，或出售或出租，在上海還是開埠以後才出現。而最早試水這一領域的，也是猶太商人。

1877年，新沙遜洋行以8萬兩白銀，受讓了破產的瓊記洋行在外灘的土地「連同地上所有房屋、建築物、附屬物、灘地權以及其他權利」。這塊地產就是後來沙遜大廈的基地。

哈同則於1901年開始獨立經營房地產業務。當年的《時報》上說，他「以敏捷的手段，一忽兒賣，一忽兒買，一忽兒招租，一忽兒出典……專以地皮操奇取贏，則其價日漲，至有行無市」。

到20世紀初，絕大多數猶太商人都已經把經營重點轉向了房地產業，並獲得了巨大成功。此間，沙遜家族大量購置地產，進行房地產投資，經過44年的苦心經營，到1922年，擁有上海的佔地約300畝的29處地產，投入資金白銀200萬兩，而產業估價達到1300萬兩。

此後，上海城市發展逐漸現代化，市中心土地資源日趨緊張，沙遜將房地產經營的重點轉向高層建築，因為高層林立的地段往往市場繁榮，地價自然相應增長；兼之上海土地稅又只是按土地面積估價徵收，並不涉及樓層高低，建築越高利潤自然也相應增高。民國時期，上海10層以上的高層建築有28幢，其中6幢屬於沙遜洋行。

極力推動城市高層建築建設的同時，沙遜又採納了各種不同建築風格的設計方案。

哈同在商業區造房前也有自己的一套規劃：馬路兩邊開店，商店後面蓋起大批的石庫門住宅，使商店和居民相互支撐，促使商業繁榮。

如哈同主導南京路崛起那樣，猶太商人們因房地產投資衍生的城市規劃、建築設計種種，帶來上海建築風格多樣化的同時，也奠定了上海市中心高樓林立的近代化外觀。

房地產之外，沙遜家族還通過控制上海英商中國公共汽車公司和英商電車公司，壟斷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有軌和無軌電車運營，而嘉道理家族則控制了上海唯一的煤氣供應企業——英商上海煤氣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能夠從一個傳統社會的商業城鎮起步，發展成為多功能的近代化城市，最重要的動因，就是房地產業，以及作為城市功能重要完善手段的公用事業，而恰恰是在這兩點上，上海猶太商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不僅如此，像沙遜洋行，其經營範圍涉及房地產、紡織、食品、交通、金融等13個行業，幾乎涵蓋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上海乃至當時整個中國的社會經濟都有著極大的影響。以至國外一位經濟學家曾說：「沒有沙遜就不能理解上海。」

聚而興之

然而，並非只有沙遜、哈同、嘉道理這些大亨巨頭在影響著上海，即便是普通猶太人，其獨特的生活和經營方式，同樣在強力而緩慢地滲透進這個城市。善於經商的猶太人，每到一地，總會在其所住區域周圍開設商店，並漸成市面。

上海猶太人自然不例外，南京路、淮海路、虹口提籃橋，這些猶太人居住較為集中的地方，後來都成了繁華的商業中心。自東北南下的俄國猶太人到來後，在法租界沿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一帶開設了許多飯店、酒吧、服裝店、麵包房，從1920年代起，霞飛路便逐步發展成了僅次於南京路的上海第二條現代繁華大街，堪稱上海的時尚之源。

這條長約4公里的商業大街，名店林立、名品薈萃，其中不少是俄僑老店，或是法租界同業之最，他們以歐洲樣式的商業布局，展示著幾乎與歐美髮達城市同步的高檔生活消費品，尤以西餐、西點、西服和日用百貨最具特色。

有老上海曾這樣描述當年霞飛路的景象：清晨，當晨曦透過法國梧桐濃密的枝葉灑向地面，「當、當」作響的有軌電車駛上筆直寬闊的馬路，臨街而設的各色洋店鋪漸次開門，提著鮮花籃子的俄羅斯老人熱情地向路人兜售鮮花，空氣中瀰漫著香甜的麵包味……

由東向西，468號是著名的馬爾濟尼亞女帽店，店主人是俄籍猶太人阿依達·拉賓諾維奇夫人。她更為人知的成就，是在霞飛路拉都路口（今襄陽南路）開設的一家專營兒童用品的商店，並以兒童劇中不肯長大的孩子「彼得·潘」命名，深受孩子們的喜歡，是當時上海有名的兒童用品商店。

霞飛路829-831號，是歐羅巴皮鞋公司，業主也是一名俄籍猶太人，名叫圖欽斯基，該店是當時上海灘最摩登的豪華型皮鞋店之一；再往前，850號就是百靈洋行，也稱巴拉諾夫百貨商店，經銷棉紡織品、服飾雜貨、男女成衣及床上用品，是法租界最大的俄僑百貨商店；離此不遠，895號則是另一位俄籍猶太人格利高里·克列巴諾夫開設的著名中高檔皮貨商店——第一西比利亞皮貨店的分店。此外，還有信誼大藥房、歐羅巴綢緞店、特卡琴科糖果點心店、克來孟冰淇淋公司、科涅夫男子用品店等也都是老上海耳熟能詳的名店號。

那些商店，有的至今仍在營業，儘管已經易主，名號也輾轉更換。1935年，意籍猶太人路易·羅威在法租界霞飛路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口，開設了一家以法式西菜為主，配以義大利式西餐的羅威飯店，這是上海灘最早的「法式西菜館」。飯店推出法式傳統湯菜「洋蔥湯」，欲與淮海路上俄僑的「羅宋湯」一比高低，生意一直興旺到二戰爆發前夕，羅威將店轉讓給一個徐姓的上海人經營。二戰結束後，由於原址無法收回，於是飯店遷至亞培爾路莆石路（長樂路）口，改名「喜樂意」。這就是後來名聲鶴起的「紅房子」西菜館的前身。

而今天滬上家喻戶曉的「老大昌」食品店，也是1930年代由一個法籍猶太人和他人合資開設的。其生產的法式西點、蛋糕工藝精細，奶香濃郁，鬆軟肥潤，至今仍是上海西式糕點中的翹楚。

此外，更晚些到來的德奧猶太難民，則在聚居的提籃橋地區開設各類商店，形成了一個新的上海商業副中心，並使得受戰亂影響而逐漸蕭條的虹口地區得以重振。

「猶太精髓」

「世界上有很多人說猶太人像中國人，或者是中國人像猶太人。作為與猶太人接觸時間最長、打交道最深的上海人，其實對猶太人抱著一種複雜的心情：既同情其離亂苦難的經歷，又羨慕其統治世界的財富；既蔑視其斤斤計較的做人風格，又在不知不覺中受到這種風格的熏陶。」（潘逸華《留在上海的猶太精髓》）

1949年後，絕大多數上海猶太人最終選擇了離去，但「猶太精髓」已然留給了上海人。無疑，這是比撬動城市格局改變更為深遠的影響。

在上海人看來，精明的處世風格，是上海人學到的最為鮮明的「猶太精髓」。

具有生意頭腦的猶太難民進入上海後，當他們租好房子，發現上海人家是幾戶合用一個大電錶時，就馬上安裝一個小電錶單獨計電費，絕不與別人混用。

目睹猶太人做生意時把100元的商品標為99.99元，腦中留有莎士比亞戲劇《威尼斯商人》中猶太人夏洛克在法庭上要求割人肉抵債的印象，加上英文單詞中的猶太人Jew含有「守財奴」「奸商」的貶義，上海人後來便將處世經商滴水不漏、他人休想佔到便宜的人，稱作「猶太門檻」「老猶太」。

後來上海人說某個上海人「像猶太人一樣」，即暗指此人特別精明、小氣，明算賬，不肯吃虧。

猶太人受猶太教的影響，視契約為人與上帝的約定，信守不背。而上海人做生意，談判階段斤斤計較；但自詡一旦簽下合同，就會不折不扣地履行，這也正是來自履行合同、遵守法律的「猶太精髓」。

精緻的生活方式，則是上海人學到的又一「猶太精髓」。那些避難到上海的歐洲猶太人，儘管帶來的資產不多，但仍保持著衛生健康習慣，天天洗澡，把小孩放在陽台上曬日光浴，空閑時到「小維也納」的咖啡館裡坐一坐，交流各自的信息。

此外，這些猶太人在最困難時也不忘講究生活品位。上海人自然也是跟著風氣之先，比較講究「情調」。哪怕在住房最為困難的時期，上海人「螺螄殼裡做道場」的能耐也是赫赫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