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從「是什麼」到「怎麼樣」

一、「反本質主義」與「文學觀念的終結」

在今天這個各美其美、各好其好的時代，強要作答「文學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往往是吃力不討好的。也許從來沒有哪個時代的文學像今天這樣花樣繁多，現代社會的傳媒的發達不僅使海量文學作品更容易被讀者獲取，而且也締造出眾多新的文化空間和文學形態，滿足不同的閱讀需求。你可以認真地從文學史的經典目錄中選擇嚴肅作家的文本尋思社會和人生的意義，也可以隨意點開一個網頁瀏覽陌生人的文筆，僅僅為了某種即時的快感和輕鬆。換言之，這是一個文學產品極大豐富的時代，不同的人乃至一個人在不同時刻對文學的不同需求完全可以在當下得到滿足。在這樣的時候，絞盡腦汁為文學下一個定義其意義何在？教科書上的有關文學的定義，除了等待在中文系的試卷上被重新默寫，在大多數時間差不多是疏離於每個人的文學世界的。

即使從事文學研究的文藝學者們自己，對文學本質問題的究詰多數也並不怎麼真切和深刻。儘管有關文學本質和「文學性」問題的爭論是近些年文論界的一個熱點，但無論對「文學是什麼」這樣的命題持肯定態度的「本質主義」者，還是將之視為「偽命題」的「反本質主義」者，其理論話語很難走出書齋對當下的文學空間有實質性的影響。「本質主義」和「反本質主義」的爭端只在現行話語體制和知識場域中發生，雖然也揭示出學科制度與權力話語的某些潛隱關聯，但兩者對現實而言都不能產生張力，實際上被現實所同構。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一旦當下文學現實和文學觀念出現多元化的景觀，「本質主義」實則不宣自敗。然而，這也並不意味著「反本質主義」就大獲全勝，「反本質主義」主張取消所謂文學的種種「規範」，但當知識層面的「非規範成為規範」與「非規範」的文學現實空間兩相吻合而再無張力，我們實際上將面臨一個「文學觀終結」的時代——如同曾經有人聲稱的「歷史的終結」一樣。不過，正如「歷史終結論」日益被證實為一種具有意識形態屬性的謊言（1），「文學觀念的終結」也並不意味著「人人都是文學家」的樂觀目標已經實現。實際上，文學如果說不是第一次至少也是最深一次被今日現實所限定。作為眾多文化製成品之一，今天的文學及其閱讀更多地失陷於由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及其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所織就的網路，甚至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這個網路的一部分，而通過有效的文學觀念以提升對當下文學現實的判斷力、鑒別力和審思力，乃至提升文學對當下現實的穿透力，這種要求比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

從理論對於現實批判的有效性來看，如果說「本質主義」體現出的「典型癥狀就是思想僵硬，知識陳舊，形而上學猖獗」，甚至因其拒絕譜系學考察（2）而遭人詬病，那麼，「反本質主義」則因其「後視性」同樣有患上「政治失憶症」的危險。特里·伊格爾頓憂心

忡忡地指出：「後現代主義的作為就好像古典的布爾喬亞階級還活得好好的一樣，因此，它是活在過去的。後現代主義把絕大多數時間都用在抨擊絕對的真理、永恆的道德價值、科學的探究以及對歷史進步的信念。它質疑個體的主體性、僵化的社會與性別規範，以及對世界具有堅實基礎的信仰。然而，既然這些價值全都屬於一個日漸衰微的布爾喬亞社會，這種舉動不過就像是向報社投書，表達心中對奪走倫敦附近諸郡之騎著馬的匈奴人或四處劫掠的迦太基人的憤怒而已。」（3）理論在這個時代顯然缺乏足夠的創造性意義。就中國語境而言，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研究雖然打開了一些新的言說空間，但也應該看到：一方面，一些理論所批判的概念、對象與其所操持的理論一樣多舶自西方，與中國現實則有相當的疏離感，比如類似主體、真理這樣的被顛覆概念在中國語境中還遠沒有成為事實上的權威；另一方面，當理論以「身體」、「慾望」等等神秘化概念為旨歸，也就很容易落入幻象成為商業時代的共舞者，對於時下日益興盛的物慾及其潛在社會結構的批判則是乏力的。因此，「反本質主義」在當下中國更大程度上還只具有不完備的知識論意義，其對知識場域結構本身和對現實的衝擊力都遠遠不夠，的確有被當代「新意識形態」消化而「去政治化」的危險。

不僅如此，批判現實的文化政治功能只是理論的階段性工作，理論的使命最終來自建構其自身。退一步說，理論所以具有足以穿透現實的批判效應，是因為它能夠對研究對象作出異質性的論述。這種異質性的理論不能止步於對現實的闡釋和分析，而應該提供「外在」（outside）（4）於現行知識場域以及這個場域所對應之現實的異質空間，從而與已經常識化的現行空間形成張力。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知識對應的現實」當然已經並非客觀實在，而是與觀念或者說意識形態糾結在一起的物質空間。這樣一來，現實與知識之間並非觀念與實在的二元對立關係，而更可能是一種連接和並立。因此，我所謂「外在」空間也就並非超越性所在，而是基於社會中諸多群體具體境況——「他們的生存條件、他們的實踐、他們的鬥爭經驗，等等」（5）——的既有描述性又是想像性的可能空間。文學是這種「外在」空間營造者的最佳代表之一。人們之所以一直對文學作品寄予厚愛，很大程度上正來自它對眾多獨特卻又彷彿與讀者隱隱相連的別樣空間的呈現。這些別樣的空間不是虛幻的，因為它們處處顯示出與個體境遇、經歷和經驗的緊密關聯；它們也並非僅僅對現實的忠實反映，而是展示出個體對現實的獨特判斷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想像、籲求。對於文學的理論而言，其最大的政治莫過於對文學這種特質的尊重和把握。拘執於「本質主義」或「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不是按照僵固的標準執迷於某些經典而拒文學現實於門外，就是面對紛繁蕪雜的文學現實莫衷一是，或在這樣的文學現實中揀選各自中意的對象各說各話，這樣的理論顯然並不具備穿越常識化現實空間的閾限而抵達文學本身的能力。一如伊瑟爾在評價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理論思潮時所說：「然而，它們並不是理論；它們或許啟發了一些理論，調整了它們的論點，形成了它們的目標，但就它們本身而言，它們是運動，是人們的關注，是一個時期的觀念，是爭奪顯赫地位的力量，最多引起『反對理論』的抗議聲。」（6）

二、「是什麼」首先是一個「中國問題」

如前所述，回答「文學是什麼」，提出有效的文學理念，無論對於文學知識本身還是對於當下現實都是文學理論迫切的任務，而要保證所提出的文學理念行之有效，也並非跳出三界在文學的生長地之外另起爐灶，尋思某種形上意義的文學本身之發展軌跡。這意味著，文學理論無論對待我們的文學現實還是文論現實都要充分尊重，而非取斷裂式的激進態度。「『尊重』是以主體在場的姿態與過去應該批判的文學觀和今天總體認同的文學觀同時保持『審視』的姿態」（7），『尊重』也是首先以閱讀者的身份發現當下文學現實中的生長性並對之理解和呵護。「尊重」應該是理論必須葆有的科學姿態，尊重現實的理論才能把握歷史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辨證，不會陷入或者與歷史和傳統斷裂，或者與現實二元對抗的虛無主義困境，從而保持理論具有歷史高度意義上的自覺。所以，在認識到回答「文學是什麼」的必要性的同時，我們必須同時意識到，對我們而言，這首先是一個中國問題，我們的回答要尊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百多年來的現代進程，尊重這一進程的歷史記憶和當下形態。

誠如一些學者所總結，20世紀中國文學實是「啟蒙」、「救亡」和「革命」（或者還可以加上「改革」）的變奏，而經常是「救亡」和「革命」的迫切壓倒「啟蒙」的基調。的確，如果我們把中國的現代化民族國家訴求作為一項貫穿20世紀的政治事業，那麼，自近代「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以來，包括「五四新文學運動」、「左翼文學」、「抗戰文學」、「國防文學」、延安講話路線、「文革」文學直到新時期文學的很長一段喬煥江·文學：從「是什麼」到「怎麼樣」時間，大抵都可以說是政治化的。當然，這麼說只是指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中心化的方面，並不意味著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線型概觀和全面界定（實際上，近代以來中國文學的歷史的確有進行另類表述的歷史資源和現實可能，比如魯迅這樣的文學和思想巨人的意義就不是這樣的概觀描述所能容納的）。這麼說也不等於我認為文學應該離政治遠一點，認為20世紀文學就是一個遊離於文學本身的歷史進程，但顯然，20世紀中國文學呈現出政治化的特徵是與來自現實的長時間強烈政治使命或政治要求相對應的。由於在這一時段每個時代都會有突出的政治主題，文學又總是因與這些主題的關聯而產生大的社會反響，所以，在長時間裡，文學能否與政治主潮合拍常常就是衡量文學水平高下的標準，而「文學是什麼」實際上基本上不會成什麼根本問題，即或有一些關於文學本質的表述，也很快就淹沒在時代政治主潮之下而聲響難尋，或者乾脆與主流意識形態及其權力結構相媾和，成為意識形態的知識化表述。

1980年代開始，隨著思想領域的解凍和改革開放的展開，西方文學和文化大量湧入人們的視野，而原來板結的社會結構出現了某些鬆動，一些新的生活空間得以打開，更意味著社會主題多元化生成的可能。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也出現了新的動向，可以說，文學與政治的「蜜月期」大致從這個時候開始結束，「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文學思潮基本上可以被看做文學尋找自身旅程的開端，「純文學」觀念的提出正是這一努力的理論化表徵。應該說，「純文學」觀念的出現及其相應的文學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探索文學本體意義的革命性行動，是對「文學是什麼」這一問題的異質性回答，但也應該認識到，它又是不完全和不徹底的。

一方面，「純文學」觀念的文學本體意味體現在它對文學自身規則新的探求，表現為它對僵固的且權威化的傳統現實主義規則的反叛。當事人李陀曾經指出，「『純文學』這種說法在中國出現並且存活下來，這有一個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特殊歷史環境，那就是：『文革』剛剛結束，非常僵化的文學教條還嚴重束縛著文學??在那種情況下，作家只有衝決、抵制、批判這些文學教條，寫作才能解放，才可能發展一種新的寫作。」（8）蔡翔也明確表述：「正是由於所謂舊的文學的存在，『純文學』才有可能在文學史上獲得它的合法性地位。??『純文學』概念的提出??意義在於，它對傳統的現實主義編碼方式的破壞、瓦解甚至顛覆，在『形式即內容』的口號掩護下，寫作者的個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從而獲得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內在的創作自由。」（9）很明顯，這其中含有一定的文學本體意義上的自覺意識，對此，我們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的「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文學實踐中也可以明確發現。另一方面，「純文學」的不完全和不徹底，則體現在它對某些新發現的文化資源的依附性，體現在它往往與當時思想解放的一些口號互為表裡，不能有效區分。儘管當時「純文學」觀的言辭不可謂不激烈，但恰恰是它富有文化政治效應的激進言說暴露出它的「不純」，而這種不徹底性和「不純」同樣拜特定的歷史語境和文學環境所賜。很多「純文學」觀念的反思者意識到，「在當時，『純文學』概念實際上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意識形態色彩，甚至就是一種文化政治」，「『純文學』的概念正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歷史文化網路之中產生了批判與反抗的功能，這個概念從另一個方向切入了歷史」（10），這就是說，「純文學」概念在很高程度上有效回應了當時的現實，這種對文化政治使命敢於擔當的勇氣，也使我們至今仍需對其保持足夠的敬意。但是，或許正是這種擔當意識的迫切，或者又是20中國文學強大現世傳統的影響，使得「純文學」行動顯得多少有些英雄氣短。1980年代的「純文學」選擇了一種與傳統現實主義權威斷裂的方式，而以個體存在及其選擇、精神自由、性、無意識等等作為文學的本質，雖然它部分體現了現實中的籲求，但這些概念得以生成的西方語境根本上是世界資本主義進程的展開。更為關鍵的是，因為這種切入歷史的急切，使得「純文學」並沒能堅定地重返文學自身的立場，在文學實踐上，「尋根文學」向傳統文化或民間野史等集體無意識尋求依託，而「先鋒文學」則直接以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為寫作範例，顯示出「純文學」不能在本體論意義上穿越現實、沒能將「文學是什麼」的追問進行到底的尷尬。因此，當「純文學」在1990年代以來被加以形式主義的誤讀，進而被編織作為歷史

自我敘事的符碼，甚至成為文化大花園中的「景觀」、喪失其相對於現實的先鋒意義和文化政治功能，也就是「純文學」題中潛隱之路徑了。這種不徹底性同時也說明了為什麼儘管一些「純文學」的始作俑者對文學有難以割捨之深情，卻又不得不在1990年代以後調整這一概念的內涵外延，在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間徘徊不已，甚至乾脆拋開這一概念，以文化研究的思路取文學研究而代之。

我們可以把1990年代以來視為相對一個獨特的文化階段，在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呈現主題多樣化、空間多元化的態勢。新的文化主題和文化空間當然是伴隨著市場經濟深化和社會結構變動而出現的，但在我看來，這絕非按照某種既定現代化思路行進的必然結果，毋寧說，這是在現代化追求的途中，中國和中國人與既存現代化思路對話、協商甚至鬥爭的體現。與某種現代化進程的內在邏輯進路相比，當下中國多樣社會空間打開的具體過程更應該是我們理解和判斷當下中國的有效支撐。具體而言，新的社會群體和新媒介的出現，使百多年來中國文化得以擺脫那種單一的現代性訴求的宿命，儘管現代性訴求及其修辭仍然一定程度上佔據文化格局中的權威性地位，但在現代性權威言說的縫隙間甚至在與權威言說的各種對話乃至較量的過程中，一些具有生長性的文化力量顯然已具雛形。在當代文化這個更具拓撲意義的空間，我更願意說到的，是「草根」文化、「底層」文化、新市民文化、青春文化、網路文化等等諸多具體的文化形態，而不是以一個法蘭克福學派意義上的大眾文化籠而統之。某種意義上，大眾文化這一概念經過轉譯，在當下中國已經更多的是現代性修辭的結果，而與紛繁蕪雜的生長性現實並不對稱。因此，在現代性反思亟需具體深入而成為一個中國式反思的今天，對這些富有生長性的文化空間的發現、理解和把握，乃是判斷當下文學現實和提出文學本質問題的關鍵。否則，我們恐怕只能在西馬傳統和後現代理論的視域中一味移植文化工業、消費文化、女性主義、後殖民等等術語，而它們既不能與中國現實完全對稱，也實際上偏離了對文學本體的建構路徑。如果說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一個觀察和判斷中國文學的坐標系的話，那麼它的橫軸就應該是沿著時代進路打開的多樣而具體的生長性空間，而不能僅僅是知識層面的現代性反思本身，雖然後者依然可能是連接歷史的主脈。只有以這樣的拓撲學方法來觀察，1990年代以來的諸多新的文學樣態的歷史意義和文學意義才會較清晰地得到恰當的描述，比如「打工文學」、「底層文學」、「網路寫作」、「青年的代際寫作」等等。也只有在這個新世代的文學地圖得以空間式顯現的基礎上，「文學是什麼」這個問題的提出才是具體的、歷史的和文學的，才能使新世紀文學擺脫「非文學性命題」（11）的尷尬，對「文學是什麼」的回答才能以中國方式進行下去。

三、「怎麼樣」是一個中國的「文學問題」

把對多樣文化和文學空間的理解與把握看做是觀察當下文學的坐標橫軸，意味著我們還需要一條能夠衡量諸多當下多形態文學實踐質量高下的縱軸。喬納森·卡勒認為：「??『文學是什麼』這個問題之所以出現並不是因為人們擔心他們也許會把一部小說錯當成一部歷史書，或者把占卜餅上的一句話錯當成一首詩，而是因為批評家和理論家們希望通過說明文學是什麼來提倡他們認為是最重要的批評方法，並且摒棄那些忽略了文學最根本、最突出的方面的批評方法。」（12）如果我們不滿足於只為文學作品作出歷史文化的闡釋性註腳，而還要建構一種能夠判斷當下文學現實和文學走向的理論，有效參與到當下的文學實踐和文化實踐當中，更重要的，如果這種理論還想對文學問題的理解有所貢獻，我們就不能止步於分門別類地發現或命名當下文學諸多形態，而要更進一步，創造性地建構一種文學理念，以作為文學價值高度的另一參照。本雅明指出：「理念並不在現象世界的特定因素之中。??真理並不進入關係之中，尤其是意圖性關係。知識的客體實際上是由概念中固有的意圖決定的，所以不是真理。真理是由理念所構成的無意圖的存在狀態。」（13）應該說，這是出於對現代性知識的反思和批判，本雅明強調以「沉浸融匯於」對真理的探求而超越於現象世界的多重關係，從而維繫人類的尊嚴。如果說，我們對其超越性的表述有所保留，他也至少提示我們，文學理念在當下的建構，既不能如日益學科化的文藝學那樣受制於與權力體制的關係，也不能如諸多「反本質主義」言說那樣受制於與全球化時代西方思想的關係，還不能受制於當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社會結構的諸多關係網路，而是要能夠穿越這些現象世界的關係意圖，成為有能力衡量形形色色文學實踐之高下的尺度。換言之，說出「什麼樣的文學才是好文學」，「什麼樣的作品是好作品」，這樣的文學理論才能在中國當下兼具知識論和價值論的雙重意義。因而，當下文學理論對「文學是什麼」的回答，必然促使我們走向對「怎麼樣」這一命題的思考和解答。

區別於「本質主義」文學觀對文學戒律森嚴的等級評價潛在表達了體制性權力的要求，我們對「文學怎麼樣」的回答應該內含對既存權力體制及其深層結構的自覺省思和自為穿越。換句話說，對諸多文學實踐「怎麼樣」的評說，首先應該包括對具體文學實踐在何種程度上穿透了意識形態及其修辭中圖景的考量。就此而言，發現並把捉當下文學多樣的生長性特質是必要的前提。我不認為文學理念和文學實踐的穿越性只是來自其個體一己的體驗和想像，雖然這些理念和實踐最後幾乎全部要通過個體生成和實現。在我看來，個體通過觀察和理解具體多樣的社會實踐（包括文化和文學實踐），傾聽並發現其內在的富於異質性、差異性的生長力量，是建立對世界的個體化理解的前提。因此，不是迴避現實中的諸多關係網路，而是首先主動發現和進入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網路之中，以科學和嚴肅的態度把捉多樣關係網路中不同位置人們生長性的經驗、體驗和籲求、想像，才能使個體避免重染本質主義文學觀形而上學痼疾，體現出個體對現實中生長性力量和具體「情感結構」（雷蒙·威廉斯語）的尊重。勿庸諱言，在當下中國的人文研究領域中，文化研究在這方面是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也作出極大貢獻的。文化研究著重於分析和揭示分布在不同層次社會空間（包括日常生活在內）中的權力運作機制，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文化政治。而對於文學，「『文化研究』試圖展開的是文學棲身的文化網路。? .『文化研究』毋寧說解釋文學存在的各個層面，解釋哪些因素共同製造美感的震撼。換一句話說，『文化研究』力圖再現圍繞文學的多重關係，而不是把文學鎖進一個抽象的『本質』。真正的文學傑作通常是包含了種種話題的場域。這些話題彼此呼應，而不是互相否定。」（14）在這個現代權力的蹤跡幾乎無處不在的時代，文化研究思路重新把文學置於權力機制的關係網路場域中，揭示文學作為一種文化活動的政治含義，顯然是我們從權威性的一元化理論路徑走出來，發現多元異質文化空間的必要過程。

然而，如果僅僅到揭示權力的關係網路這一步為止，文化研究雖可以在否定既存權力的對抗性意義上繼續存在下去，但這種否定顯然不能成為一種本體性的否定，無論對於文學實踐中生長性的把捉，還是對於文學理念的建構而言，它都將面臨著難以將問題向縱深處進一步推進的尷尬。而我們所說的生長性絕不僅指文化政治意義上的對抗性，它的所指在更深刻的意義上是多樣的生存智慧，包括人們在具體境遇中對文化資源的使用、與權力鬥爭和協商的戰術、對異質性空間的固執的記憶、想像和熱望。或許這些智慧在當下還遠沒有達致完全意義上的自覺，但文學實踐的生長性恰恰在於努力賦予這些智慧以審美形式，進而生長成為可與既存文化空間不同而並立的異質空間。這個異質空間因為穿越了現實文化空間的關係網路，因而不是既存文化現實中的碎片化存在，而可能是有機的，富於建設性的，甚至具有整一性的。盧卡奇在其《小說理論》中談到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他這樣總結：「……對生活所拒絕的事件的理解和體驗，就是富足的生活由以流出的源泉。被賦形的正是完全缺乏實現的意義，但是這個作品自身卻達到了一個真實的生活總體性的豐富而完全的實現。這就是記憶的根本的敘事性質。? .只有在小說中或者類似於小說的某些敘事形式中，記憶才會作為一種創造性的力量以影響客體和改變客體。」（15）在我看來，決定當下文學寫作到底「怎麼樣」的「文學性」，既不在於語言形式的文學化程度，也不在於對日常生活中權力機制的揭示，而根本是在於把捉、展示和賦形於那些牢固地紮根在記憶和體驗中不能被現代性修辭所消弭的生長性的情感結構，在於這一賦形行動本身。考量作品的語言形式雖是必要，但語言形式只是文學性實現程度的一個外在表現和文本結果，而非文學性本身。我們實際上也無法規制出一個衡量語言形式文學化程度的等級表，比如使用現實主義的語言形式和現代主義的語言形式都能夠產生優秀的經典，然而也同樣會出現敗筆之作。同樣，揭示生活中的權力運作機制也是文學應有的功能，但同是從某個角度揭示這一機制，有的作品止步於現象的呈現，有的限於發表道德義憤，有的卻可以帶給人深切的感動、堅強的希望甚至希望生長的方式，比如同是寫「底層」文學，有的僅僅使人痛苦於部分人生存的艱難和對惡勢力的憤慨，有的卻給人帶來紮根生活的興趣、勇氣和信念，甚至使人獲得對另一個總體性空間的想像熱情和創造能力。借用雷蒙·威廉斯的話說：「面對普遍死亡的恐懼，面對已經失去的人際關係，生命的意義得到了肯定，它既來自切身的苦難，也來自人際關係恢復後的快樂。」（16）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文學是寫『大敘事』還是『小敘事』，文學是『中心的』還是『非中心的』，文學是『精英立場』還是『底層關懷』的，文學是『順應文化啟蒙』要求還是『無關文化啟蒙』要求，等等，這些討論就會顯得無足輕重。」（17）

因此，與「反本質主義」文學觀「非規範的規範」和「關係主義」進路相區別，否定主義文學理念強調應該有能夠對文學好壞進行有效評價的規範，這個敢於並且能夠嚴肅評價「文學怎麼樣」的規範，不是某種形而上的觀念，也不是某個差異性文化形式本身，而是通過把捉當下中國具體文化實踐中的生長性力量，使之成為文學個體對世界的本體性理解（包括對現實的把握、判斷和對異質性總體空間的想像），最終在文學語言藝術中為之賦形的能力和智慧。這個關於文學本質的理念集批判性、創造性和建構性於一體，它是從當下中國的生活世界中生長起來，因此並不與現實疏離；它珍視並呵護著那些滋養它的生長性力量，因而具備中國式的平等、自由等等價值訴求；它像追求真理一樣保持著對文學問題科學的求真態度，所以也同時是嚴肅的理論知識。以這樣的文學理念為標準回答「文學怎麼樣」，既通過有效判斷當下不同文學實踐的質量而參與到當代文化政治事業中，也通過回答這樣一個「文學問題」，通過理論自身的嚴肅建構為世界文學貢獻出不可替代的文學經驗。

最後，請允許我轉述一段話為這篇文章作結，在《講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隨想錄》中，本雅明說道：「神秘的幡然自新不是列斯科夫之所長。儘管他偶爾也沉醉於對神跡的探討，但是他還是喜歡堅持一種腳踏實地的特性。他把那種找到了世間生活的道路但又不深深陷入其間的人看做楷模。」（18）

注釋：

（1）如在對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審思中有學者指出：「歷史終結觀同後工業社會理論以及意識形態終結理論之間存在著某種意識形態上的親緣關係」。見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特斯：《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張志斌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1月，352頁。

（2）南帆：《文學研究：本質主義，抑或關係主義》，《文藝研究》2007年第八期。

（3）[英]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理論之後》，李尚遠譯，商周文化，2005年4月，31頁。

（4）據恩斯特·拉克勞：《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作者認為：「『外在』（outside）是一種絕對的外在，並沒有一種與『內在』共享的標準」。見[英]恩斯特·拉克勞：《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劉振怡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23頁。

（5）[法]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孟登迎譯，載陳越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375頁。

（6）[德]沃爾夫岡·伊瑟爾：《怎樣做理論》，朱剛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1頁。

（7）吳炫：《當前文藝學論爭中的若干理論問題》，載《文學評論》2008年第四期，86-92頁。

（8）李陀：《漫說「純文學」》，《上海文學》2001年第三期。

（9）蔡翔：《何謂文學本身》，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年4月，74頁，77頁。

（10）南帆：《空洞的理念》，《上海文學》2001年第六期。

（11）吳炫：《一個非文學性命題——「20世紀中國文學」觀局限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五期。

（12）[美]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入門》，李平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1月，44頁。

（13）[德] 瓦爾特·本雅明：《德國悲劇的起源》，陳永國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9月，8頁。

（14）南帆：《文學：構成和定位》，《文藝理論研究》2007年第五期，2-9頁。

（15）[匈]盧卡奇：《盧卡奇早期文選》，張亮、吳勇力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94頁。

（16）[英]雷蒙·威廉斯：《現代悲劇》，丁爾蘇譯，譯林出版社，2007年1月，202頁。

（17）吳炫：《什麼是真正的好作品》，《文藝爭鳴》2007年第五期，6-13頁。

（18）[德]瓦爾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選》，陳永國、馬海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293頁。

作者介紹：

喬煥江：哈爾濱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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