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界的使命不是拿諾獎 | 冰川觀察

經濟學思想的產生與環境有一定的關係，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為創造是個體的，內在的，不取決於環境。經濟發展快，不代表經濟學發展也會快。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 朱海就

最近隨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布，中國什麼時候能拿諾貝爾經濟學將的話題也引起人們的討論。

對此，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經濟學界的使命不是拿諾獎，而是努力學習西方「好的」經濟學，文章也將對什麼是「好的」經濟學做出解釋，並指出要使「好的」經濟學在中國生根發芽，經濟學的科研體制應當「去行政化」。

當前仍要努力學習西方「好」的經濟學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為什麼迄今還沒有人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兩者其實沒有因果關係。經濟學思想的產生與環境有一定的關係，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為創造是個體的，內在的，不取決於環境。經濟發展快，不代表經濟學發展也會快。

也經常聽人說中國是產生諾貝爾經濟學將的土壤，因為中國的情況很特殊，把中國故事講清楚的理論足以得諾獎等等，然而中國的經濟發展是自由秩序擴展的產物，並不特殊。對某種現象進行解釋，不是理論創新，相反解釋現象本身倒是需要一般性的理論。

經濟學要產生重大的理論創新很難，經濟學發展史上，筆者認為邊際革命，也即主觀主義革命是真正重大的創新，解決了古典經濟學沒有解決的價值決定問題，這樣的創新是幾百年一遇的。

經濟學的創新不可能是那麼頻繁發生的事件，是可遇不可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每年發一次，其實是過於頻繁了。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理查德·塞勒

技術方面的諾獎與經濟學的諾獎有一個根本性的不同，自然科學家得諾獎，其成果的效果在拿諾獎之前就已經有可觀察的檢驗，諾獎只是事後的一種追認，而經濟學家提出的創新，其效果是無法用事實去檢驗的，這樣往往就變成根據經濟學家的影響力來評價成果的價值，但有影響與有價值不是一回事。

可見，諾貝爾經濟學獎本身也有違背常識的一面。

好的學說是思想市場長期篩選出來的，不是任何的專家（如諾獎委員會）可以確定的。什麼經濟學是「好」的，這是一個需要個體去「發現」的過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其實不利於好的經濟學的勝出，而且容易使人誤認為得獎的那種經濟學就是「好」的。

學說對一個國家的進步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人們的觀念是學說塑造的。西方經濟學的引入對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起了推動作用，但個人覺得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在中國已經完成了使命，中國需要把市場經濟往前再推進一步的經濟學，筆者認為能擔當這一重任的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經濟學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西方的經濟學也是魚龍混雜，需要甄別。這方面中國其實是吃了大虧的，上世紀，全世界流行國家主義與國家干預主義思潮，中國當時也引入了這種思潮，以為西方流行的就是好的，結果是讓中國在計劃經濟的道路上走了很長時間，當然國家主義的經濟學也給西方造成了很大的災難，兩次世界大戰都與此有關。

▲1930年經濟大蕭條期間，羅斯福新政是國家干預主義的代表

所以，當前中國經濟學界的主要使命不是拿諾獎，不是盲目地趕時髦，而是學習西方經濟學中「好」的部分，這是中國正在進行的思想啟蒙的重要部分。

對經濟學者來說，假如前人那些有價值的思想都沒有掌握，便去追蹤什麼前沿，那不是笑話嗎？

經濟學的前沿與自然科學的前沿概念不一樣，對自然科學來說，新的理論出來，舊的理論就過時了，但對經濟學來說，「前沿」概念要從個體角度理解，他還不懂的學說，對他來說就是他的前沿。

什麼是西方「好」的經濟學

和任何商品一樣，對理論來說，重要的問題是「有沒有價值」，而不是「是不是前沿」，一種經濟學說，即便得到諾獎不一定意味著該學說有價值。那麼怎麼判斷一種經濟學說有沒有價值？筆者認為在於兩個方面：

一是能否幫助人們理解認識真實世界。

經濟學不是複雜的東西，是常識，但常識不應理解為「習以為常」的知識，而應理解為「公理」，這些公理是個體憑藉其理性可以認識的，但卻是需要經濟學家去揭示的。

好的經濟學理論，就是要能夠對現實做出不斷回歸「常識」的解釋，給人一種撥開迷霧，豁然開朗，感到「原來如此」的體驗。比如主觀價值的提出，一下子解決了價值悖論，還有科斯提出的「交易費用」概念，都有這樣的效果。經濟學的常識指向個體可以認識的現實，這需要提煉概念，建立邏輯，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

二是否指向人類最基本的價值，即自由、和平與繁榮。

經濟學從斯密開始，就有一個偉大的傳統，那就是對自由的捍衛。「自由」不是經濟學有意追求的目標，而是從經濟學邏輯中自然而然得出的結論，邊際革命開啟的主觀價值革命，進一步彌補了古典經濟學在捍衛自由上的不足（勞動價值論），把經濟學與自由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米塞斯、哈耶克和羅斯巴德等等在此基礎上，又把這一傳統往前推進了一步。這一傳統的經濟學與自由、公平和正義是一體的，也為之做出了最好的解釋。這種經濟學也是人類文明的精華，需要被人們充分理解，因為我們並不是處在一個已經完全實現了公平正義的社會中，改變這種狀況正是經濟學者要做的，而要讓改變發生，首先就要求「理解」這一傳統的經濟學。

▲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右一）與弟子哈耶克

有人把為政府提供經濟政策看作是經濟學這門學科的主要價值，然而這是把經濟學貶低到「奴才學」。經濟學最滋養人的是思想，思想是經濟學的奶水，這是經濟學看不見的價值，也是最重要的價值。

經濟學科研體制要「去行政化」

雖然經濟學有自由傳統，但目前佔據主導地位的經濟學傳統卻不是自由傳統，而是以凱恩斯學派為代表的干預主義，新古典學派、芝加哥學派和行為經濟學派，嚴格地說對政府干預都有不同程度的妥協，很難稱得上是真正的自由學派。

這些學說為很多人提供了飯碗，但從邏輯的嚴謹性而言，還是不如上述支持自由主義的經濟學。

那麼，為什麼干預主義的經濟學成為主流了呢？這與經濟學的科研體制的「行政化」有很大關係。國家為經濟學「科研」提供支持，自然要求經濟學從業者為它服務，為它的干預背書。

▲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主義的表現之一

「行政化」的科研體制破壞了知識產品的評價體系，阻礙了「好」的經濟學的傳播。在這種科研體制中，經濟學淪為贏取「錦標」的手段。在經濟學界，已經形成這樣一種風氣，人們不是問你寫的內容是什麼，而是問你的文章發表在什麼級別刊物的刊物上，有沒有拿到國家項目等等。

經濟學界被這樣一種不良的功利主義氛圍所籠罩，他們不在乎引入的「人才」是否掌握了經濟學的ABC，而是在乎他是否對提升學校排名、成為「重點」有幫助，他們採用的是數論文篇數、看論文發表刊物的級別這種小學生都能做的評價辦法。

這種違背經濟學常識的做法，竟然被高校經濟學界普遍採用，這不是經濟學的恥辱嗎？中國經濟學界先不要奢談什麼諾貝爾獎，去改變這種羞辱經濟學的做法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