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及中西方文化對比
06-20
全球化時代的中西文化及其傳播 一、全球化問題的兩種認識 在全球化問題上始終存在兩種主要認識和態度。 一是把全球化看作人類歷史一個晚近的發展時期和一種普適的進化過程,在政治上表現為民族國家及其職能的消弱和相互間依賴的加強;經濟層面上表現為跨國公司與跨國金融的大規模運行從而使資源在全球範圍得到優化配置,在文化層面表現為信息傳播的空前活躍以及以消費主義為核心的生活方式的盛行; 另一種認識與態度是批判性的,把全球化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新一輪全球擴張,即資本主義新一輪全球擴張導致世界性的不平衡與不平等格局的加劇,其中所體現的不過是資本永無止境的慾望。 二、關於「文化帝國主義」的兩種觀點 1. 薩義德與湯林森關於文化帝國主義的爭論 「文化帝國主義」是一個眾說紛紜的概念。湯林森認為, 當前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主要涉及四個層面的內容: 作為「媒介帝國主義」的話語、作為「民族國家」的話語、作為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話語和作為批判現代性的話語。我們借用湯林森給出的這一框架介紹湯林森和薩伊德兩位學者關於這個問題的針鋒相對的爭論。 (1) 作為「媒介帝國主義」的話語 大多討論文化帝國主義的學者都認為, 帝國主義依靠大眾傳媒傳播、推行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 湯林森:媒介和文化帝國主義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內在關聯: 一方面, 媒介只是中性地、客觀地傳播信息, 並不存在將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強加於第三世界的問題; 另一方面, 讀者和觀眾有足夠的自主性來抵抗外來文化的滲透。 薩義德:在媒介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關鍵在於帝國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對現代媒介是否擁有同樣的控制權, 以及帝國主義國家是否有意識、有預謀地利用媒介來傳播自己的意識形態。而在這一點上, 薩義德認為, 文化帝國主義的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2) 作為「民族國家」的話語 就文化帝國主義作為一種「民族國家」的話語而言, 它指涉的主要是這樣一種觀點: 由於經濟、政治、軍事實力的不均衡, 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過去曾經受到、而且現在仍在受著帝國主義文化的威脅。 湯林森認為所謂的「文化威脅」論並不存在。在他看來, 「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懷疑的概念, 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解釋都充滿了矛盾。事實上, 大多數民族國家根本就沒有同質的文化實體, 相反, 其內部充滿了不同的氏族( ethnic) 文化或地域( regional) 文化的抗爭與衝突。因此, 湯林森非常贊同當代學者安德森的看法, 認為民族國家與文化其實是「想像出來的共同體」 ( Imagined Community) , 其本質乃是一種心理現象: 一種尋求互相認同的情感。 從某種意義上說, 薩義德同意湯林森的「文化開放論」與「文化交融論」。 因此, 他誠摯地呼籲文化上的「國際主義」。 薩義德也注意到, 不管是殖民時代, 還是冷戰結束以來, 他所期望的文化之間的平等交往從來就沒有實現過, 原因在於帝國主義國家一直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來俯視東方, 東方從來就沒有獲得過和西方平等的對話身份。因而薩義德號召第三世界抵制西方世界的擴張。其目的並不是以「西方主義」來對抗「東方主義」, 而是改變前宗主國與殖民地、主流與邊緣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3)、 作為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話語 湯林森主要反駁了一種功能論的說法:即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先鋒, 其目的是通過文化層面的「同質化」, 進而在全球範圍內推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在他看來, 上述理論的錯誤首先在於顛倒了文化與經濟的關係: 是經濟決定文化而不是相反, 只有在人類需要得到充分滿足、物質基礎得到建立後才有「文化」可言, 從這個意義上說, 文化不可能是經濟的先鋒。其次, 如果是文化社群自覺、自主地選擇了資本主義, 那麼即使資本主義的確帶來了文化同質化的後果, 那麼也沒有理由對資本主義進行批評。 薩義德:湯林森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的自主性, 薩義德卻正好相反。他認為,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 從一開始就是以文化的擴張為條件的。薩義德主要考察了歐美「東方學」的產生與帝國主義擴張之間的內在關係。歐洲的東方學研究一直與歐洲諸國此消彼長的鬥爭有關。薩義德還注意到, 在整個殖民時代, 西方世界許多「高尚」的文化現象都打上了帝國主義的印記,有時這些印記是暗藏著的。所以他強調「對位閱讀法」: 即不局限於作品的表層含義, 而去挖掘文本背後的深層含義。 (4)、作為批判現代性的話語 文化帝國主義作為批判現代性的話語:主要指的是這樣一種觀點: 現代性一方面給社會帶來了物質財富、科學理性和民主自由, 另一方面帶來了異化、無序以及工具理性的「鐵籠」。 正是這樣,現代性在冷戰以後以一種不可抵禦的力量迅速地向全球擴張, 以致於第三世界不得不接受「現代性的詛咒」: 不但在經濟上要納入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 在文化上也要納入源自西方的敘事模式。 湯林森:現代性在全球的擴張雖然是個不爭的事實, 卻不能證明文化帝國主義的存在。他指出, 20世紀60年代以來, 帝國主義已經被「全球化」所取代。 薩義德:在當前的世界秩序中, 東西方之間、南北方之間的衝突仍然觸目驚心, 因而全球化、人類一體化的預測要麼是某些理論家粉飾現實的違心之論, 要麼是善良知識分子的痴人說夢。 (5)、兩種看法的淵源 兩人採取的方法差異:湯林森主要採用的是解釋學的方法。薩義德採用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和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正是薩義德和湯林森的差異所在: 湯林森以解釋學為理據, 更多地強調文化交往中的平等關係, 而薩義德受葛蘭西和福柯理論的影響, 更多地關注文化交往中帝國主義霸權的隱秘運作方式。 兩人的本體論差異: 回答「誰在說話?」的問題時兩人的立場不同。葛蘭西是接受西方教育的東方人,湯林森是發達國家代言人;二者分屬不同的知識分子類型。 三、支持文化帝國主義存在的辯護 1、文化帝國主義的實踐之一——好萊塢影像中的「東方主義」思維 何謂「東方主義」 後殖民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人物愛德華•薩義德在《東方學》一書中對之作過明確界定:東方主義「不是表達了對一個與自己顯然不同的(或新異的、替代性的) 世界進行理解——在某些情況下是控制、操縱甚至吞併——的願望或意圖」 。它「與帝國主義強力有著特殊的歷史關聯」。薩義德指出「: 東方主義」是「建立在關於『東方』與『西方』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區分基礎上的一種思維方式」。凡是以東方與西方這一基本二分法作為起點的對東方、東方人、東方習俗、東方「心性」、東方命運等等進行本質主義陳述的寫作都屬於東方主義。 西方電影關於功夫、倫理、俠客、中醫、玄學、暴力美學等正是「東方主義」的典型表現。 好萊塢電影中的「東方主義」 (3).全球化語境下好萊塢電影的「東方主義」新動向 西方國家以美國文化產業為首,通過商業文化輸出,把西方的價值觀、世界觀推銷到世界各個角落,逐漸形成文化霸權。 在「全球化」時代,「東方主義」的政治功能絲毫沒有減弱。自從穆斯林世界被貼上美國頭號敵人的標籤之後,「阿拉伯」就與「恐怖主義」聯繫到了一起。 華人好萊塢電影的「自我東方化」的色彩。「自我東方化」即東方人以西方人論述東方的邏輯為參照和出發點,固化和本質化「東方主義」的行為和話語表達。一大批有影響力的華人電影可以說明這種趨勢。「自我東方化」已經成為東方導演把影片推向國際市場的有力武器。 「沉默的他者」不再沉默,轉向迎合而不是挑戰或推翻西方人固有的想法。 (2)典型的東方人 將東方典型化有兩個用處:一是方便西方對東方的把握;二是這種典型其實蘊涵著豐富的含義,那就是對東方的敵意。負面的東方形象傳達了西方對東方的看法與態度。固定秩序「白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男性-黑人女性」強調缺失,強調秩序,這些都是將東方人典型化的慣用手段。西方需要這些典型來強調他們的中心位置,將東方邊緣化,並且使他們將東方的一切活動合理化。 3、新時代的東方主義 《明日帝國》 促使電影對東方形象作出修正的原因,第一,在歐美社會中面臨著數量越來越大的非白人移民,他們的反對聲音不容忽視。其次就是票房表現。電影中負面的東方形象令日漸清醒的東方觀眾反感,電影製作者在考慮利潤的前提下,不得不推出貌似正面的他者形象,更標榜在他者形象上前所未有的真實塑造。 007電影一向以其敏感的時代觸覺見稱。在《明日帝國》中,它帶出了潮流元素:媒體的力量。同時,在電影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的崛起,因為在電影中,在中國成立辦事處是媒體大亨卡佛的目標。在電影中可以看到兩股力量的交織:一是要維護東西方的差距,二是對中國發展的擔心。進一步考量,由於中國的龐大票房,電影不得不對林慧這個角色有一番斟酌。觀眾看到的林慧,正是一個折衷的東方人物形象。 「所有的對於東方社會,語言,文學,歷史,社會學等等的看法我都稱之為顯性東方主義。任何關於東方的知識的改變都僅限於顯性東方主義的改變,隱性東方主義是不變的,穩定的,永恆的」。 四、反對文化帝國主義存在的辯護 1、不開放不足以成文化——關於全球化中媒體保護與媒體開放政策 (1)限制性保護與扶植性保護 限制性保護:對文化產品的引入和展示進行控制;通過限制進口對國內產業進行鼓勵和扶持的策略;關稅和限額是限制性保護的常見形式; 扶植性保護:意在推動國內文化產業的發展,增強同國外競爭的實力。通過資助和補貼推動國內文化產業的發展。 (2)媒體保護主義的根源 媒體保護主義以文化產品具有意識形態為前提,來自對外國文化的影響和本國文化完整性受損的恐懼;保護性政策常常與決策者的既得利益有關,政府精英除了實踐他們自己的信念之外,也必須歸納國家內部不同群體的利益,甚至充當他們的代言人;不平衡的文化交流容易引發媒體保護,對美國的文化霸權的擔心不限於發展中國家,某些發達地區例如加拿大和西歐,也採取了若干媒體保護主義。 是一種精英主義文化觀:認為大眾對文化難有正確的判斷。典型:中國,加拿大,西歐 文化帝國主義是其代表理論,與強媒體效果模式相對應 (3)媒體開放政策的根源 自由貿易政策是對市場機制在全球範圍內資源分配有效性信念的一種體現。 贊成自由貿易的觀點認為:文化產品的國際流通和普通產品流通無異,並對個人自行選擇文化有更多的信心和尊重。典型:韓國,日本,香港 自由貿易政策對外國媒體的衝擊有更加客觀的評價; 本地產品的競爭優勢在於斯特勞哈爾的文化接近性,即受眾對和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文化背景熟悉的文化產品更容易被理解和產生共鳴。 文化開放主義傾向於強調受眾的主動性 (4)全球化時代的媒體政策 全球化給保護主義帶來極大問題,保護主義的政策越來越失效,付出的成本越來越高。信息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的擴張、技術進步以及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在全球範圍內的勝利加速全球化的過程。 全球化與本地化過程是相輔相成的。 外國文化會豐富本國文化。 (5)媒體開放政策的成功實踐——一個極端開放的案例 媒體保護主義的一個重要假設,是採納開放政策縱容外來文化會引發本土文化的激烈變革,香港足以證明這種恐懼是沒有根據的。 媒體保護主義的另一個假設認為,開放的文化政策會導致外國媒體一統天下。香港的案例表明保護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本地媒體發展不是必要的。 媒體保護主義假定決策者可以從文化中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但是如何分辨精華和糟粕並不容易。因為本土文化內部是有差異的,與外國文化接軌有時只不過是內部文化多元化的延伸。因此判斷是否應該接受一個文化習慣,不該以其來源為標準,而是應該考慮這種習慣是否符合民眾的需要,大陸和香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香港、廣州和北京的價值觀比較 價值觀與文化習慣 香港 廣州 北京 贊同% 贊同% 贊同% 如果有機會我會走後門 21.2 50.4 47.5 拜訪好友不需要預約 19.4 28.6 26.7 鄰居吵架時不應該干涉 46.1 38.3 40.9 我肯定不會送自己父母去養老院 51.2 58.9 50.0 (6)以競爭促發展 全球化傳播時代,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各種邊界正在發生變化,被外來文化取締的恐懼是沒有根據的,國家的本土文化可能發生變化,但是很難改變深層的特徵,因為人的文化認同和所處的地緣、血緣和信仰息息相關,本地文化不一定此消彼漲,可能相互影響並形成新的混合文化。 全球化時代各種政策依然掌握在國家政治精英的手中,全球化對國家民族的侵蝕作用是不平衡的,文化主權的概念依然會有市場; 採取一般的開放政策是在一定的時間內並不要求純粹依賴市場引導文化發展。在滿足社會對外來媒體需求和減少其不良影響之間求取平衡,採取有限保護政策,盡量開放是全球化下的主要走向,一個好的戰略是分步驟、分階段的開放市場,首先開放本土競爭為國際競爭做好準備 2、文化轉移——對全球文化交流實際過程的分析 ——以花木蘭傳說的迪斯尼化和美國化為例 (1)文化的全球化與文化轉移 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意味著一種全球文化的誕生。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全球文化就是被西方文化統治的文化,本土文化有被同化的危險,文化全球化實際上就是本土文化的西方化;另一種觀點認為,全球化無疑代表著一種重要的趨勢,但是全球化並不能脫離本土化,全球化與本土化是都是相對的,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Robertson提出「球土化(globcalization)」的概念,這個概念可以很好的概括和體現個中兩者的相對性和辯證關係。 文化轉移:指由媒介參與的文化生產形式,主要指不同文化相遇時,一個文化為了自己的需要而改造其他文化、據為己用的過程。文化轉移的主角既可以是強勢文化,也可以是弱勢文化。文化轉移通常有其目的性,通常獲得利潤是進行文化轉移的原始動力,文化轉移會導致兩個或多個文化元素融合,在融合過程中,各種文化成分的相對比重可能不同,由於人們在語言和文化情境中更容易接受本土文化,為了得到受眾的認可,文化生產者趨向於在外國文化和本土文化中尋找一種平衡。 (3)、木蘭傳說的迪斯尼化和美國化 (4)木蘭傳說的美國化和普適化 孝道與雙向的愛。花木蘭在中國文化中是表揚孝道的傳說,到了《木蘭》中,「服從」的美德不受重視,孝道的觀念變為次要,孝道被改造成一個更容易被不同文化接受的觀念:榮耀家庭和雙向的愛取代了孝道成為影片敘述的主題之一。 適度的女權主義與個人主義。 自我身份的追尋是影片的一個突出主題。走折中路線,表達適度的女性主義與個人主義。 去情境化、本質化與再情境化。第一種,剔除中國故事的情境,確定核心要素,加以重構和重新情境化;另外一種,確定核心要素後按照故事令人信服的內在邏輯去重新演繹。 文化形式的轉變。原文化存在的形式會影響文化轉移的方式和幅度;文化成品採用的形式也會影響到改編的範圍;媒介的風格和類型也會對文化轉移產生重要影響。在文化轉移的過程中,哪些被保留,哪些被捨棄,哪些被翻新,取決於文化產品的藝術形式、媒介類型以及製作者的意向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 原文化延續與跨文化參考機制 (5)全球化 3、關於文化轉移的結語 文化的真實性與本土性: 文化雜交與全球文化:《木蘭》既不是純中國的文化,也不是純美國的文化,它成為一個跨文化的文本:是舊與新、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女性的服從與解放、孝道的奉獻與父女雙向溝通等等看似對立的概念的混合體。它在世界範圍內的成功使得這一個迪斯尼化的中國傳奇成為了世界流行文化中的一員,它使得後來對花木蘭故事的再詮釋和再創作都無法迴避與它的對話,全球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界限逐漸模糊。 文化轉移與文化邊界的跨越:文化轉移不是兩個不同文化的物理混合,而是一個化學反應的過程,反應之後的整體大於部分之和。在文化轉移的過程中,製作者總是嘗試不斷重新定義文化的邊界,直到最後定於一個受眾和他們自己都可以接受的新的邊界。文化邊界是社會構建的結果,全球傳播的時代由於不同文化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文化邊界也日益模糊並不斷被改寫,常常處於不穩定的狀態。雖然一個國家的文化隨著文化轉移而改變,但是它的文化基因仍然將保持相對穩定。文化的邊界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只是將不斷受到衝擊、改寫以至再肯定。 國際傳播再出發:文化的轉移不僅限於傳播媒介的內容與形式,還包括西方的教育理念、國際商業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強調文化轉移的重要性可以推論出,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東方皆不應做決然二分,這種認識有利於破除自設的限制,對政策的制定與理論的推進也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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