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中國震撼》(摘錄)

張維為

轉載前言

在張維為題為《中國崛起 中國模式中國話語》講演會上，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指出：「中國模式」是現在世界上最熱的話題之一，這在5年前都是不可思議的。主要是因為這兩年西方危機頻頻，美國金融海嘯帶來的災難尚未恢復，歐洲的財政危機又相繼爆發。國際上許多著名學者都在討論西方衰落和中國崛起，二者成了同一個話題。張維為教授把自己走訪過的100多個國家的事實拿來和中國比較，所得出的結論就比較客觀。張教授既是在歐洲從事研究的學者，又有中國的生活背景，正視中國實情，他的視角可能是國內和西方學者都不具備的。這是他的成功之處。

今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一本新書《中國震撼》。

《中國震撼》是「中國模式」論最堅實有力的理論著作，其歸納的」中國模式的八大特點與八大理念，是「中國模式」論精闢的理論總結，它將豐富關於「中國模式」的理論研究，同時，也讓國人以及世人更客觀地認識中國崛起的事實，理解中國崛起背後的文化內涵。

《中國震撼》筆者讀後，摘錄並轉載該書的以下三個部分，願與讀者共同學習研討。

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1. 超大型的人口規模、

2. 超廣闊的疆域國土、

3. 超悠久的歷史傳統、

4. 超深厚的文化積澱。

5. 獨特的語言、

6. 獨特的政治、

7. 獨特的社會、

8. 獨特的經濟。

中國模式可能勝出

1. 實踐理性、

2. 強勢政府、

3. 穩定優先、

4. 民生為大、

5. 漸進改革、

6. 順序差異、

7. 混合經濟、

8.對外開放。

可能影響世界的中國理念

1. 實事求是、

2. 民生為大、

3. 整體思維、

4. 政府是必要的善、

5. 良政善治、

6. 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

7. 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

8. 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

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張維為

通過長達百年的不懈努力，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由上、中、下三層結構組成的強大的現代國家，形成了空前統一的政府、市場、經濟、教育、國防、外交、金融、貨幣、稅收體系。但我們國家又和一般國家不一樣，我們「文明國家」的許多傳統並未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們被保留了下來，而且在現代國家的載體中得到了更好發揮．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tin Jacques)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頗有爭議也很有影響的書，名字叫《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儘管這個書名不太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處世方式．但與其他學者不一樣，他在書中對中國「文明國家」這個概念作了比較正面的闡述，應該說他已經基本擺脫了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值得我們肯定。他的一個主要觀點是：「世界上有許多種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國是惟一的文明國家。中國人視國家為監護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職責是保護統一。中國國家的合法性深藏於中國的歷史中。這完全不同於西方人眼裡的國家。」他在書中也引用了我關於中國模式的觀點，認為中國模式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吸引力。他關於中國是「文明國家」的觀點對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崛起以及由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有所裨益，也啟發了我對「文明型國家」的部分論述。

但是馬丁?雅克亦認為中國的「民族國家」和「文明國家」兩種特性之間會有衝突，這種衝突「可能把中國拉向不同的方向」。他由此推斷中國今後可能在東亞以某種形式復活自己歷史上存在過的朝貢體系，以及中國人的種族優越感可能會導致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某種挑戰。從這個角度看，他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西方學者那種把「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與「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對立起來的思維方法。依我之見，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把「民族國家」與「文明國家」融為一體的「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是一個把「民族國家」和「文明國家」的長處結合起來的國家，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我認為，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接受了現代國家主權和人權的主要觀念。中國不會恢復朝貢體系，也不會擁抱種族優越論。我還認為，中國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而中華文明的種種特質又使它與眾不同，這就是「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與「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在概念上的差別。前者融「文明」與「(現代)國家」為一體，而後者中的「文明」和「(現代)國家」則常常是一個矛盾體。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未像現在這樣既古老又年輕，既傳統又時尚，既中國又世界。一個古老文明，同時又具備了現代國家的品質，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就是今天的中國。中國「文明型國家」主要有八個特徵。這八個特徵又可以被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其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囯家」的融合。

1．超大型的人口規模

我們有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疆土上的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歐洲相比，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人口也就是1 400萬左右，所以中國的人口約等於100個歐洲中等國家之和。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今天的人口規模也是在自己漫長歷史中「百國之和」逐步整合而形成的。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國，但印度歷史上沒有經歷過中華民族這麼長久的人口整合過程，其龐大的人口遠遠沒有中國人這種高度的文化同質性(相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也遠遠沒有中華民族這種凝聚力。

印度歷史上最長的統一時期是19世紀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外來的英語也成了印度的主要官方語言，而今天真正掌握英語的人還不到印度總人口的10％。從這個角度看，印度不可能是一個「文明型國家」。

整個西方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4％，而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20％。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特別是現代教育體系的建立，受過教育和培訓的人民是我們「文明型國家」的最大財富。這麼巨大的人口都生活在一個經過充分整合的現代國家載體內，他們既受到傳統文明的熏陶，又接受過現代教育，所以產生的規模效應世界上無人可比。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學習+創新+巨大人口產生的規模效應+影響中國和世界。中國的旅遊、手機、互聯網、高速鐵路等行業的迅速發展，都體現了這種規模效應。許多境外企業投資中國都有一個口號，只要能在中國做到第一，就能做到世界第一。從更廣的意義上看，由於人口效應，中國只要改變自己，往往就能改變世界。比方說，中國汽車產量和銷量已經世界第一，隨之出現的就是整個世界汽車工業開始了某種面向中國的轉型。中國城市化速度和規模也是世界第一，隨之而來的就是世界建築設計業出現了某種面向中國的轉型。這個趨勢隨著中國的崛起正在開始擴大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如旅遊、航空、影視、體育、教育、新能源、現代化模式等。

2．超廣闊的疆域國土

中國幅員遼闊的疆土也是在漫長的歷史中逐步「百國之和」而形成的。雖然俄羅斯和加拿大國土面積比中國還要大，但它們從未經歷過「文明型國家」意義上的那種整合曆程。前蘇聯曾嘗試創造過「蘇維埃民族」，但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化為烏有，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各個共和國紛紛獨立。如果不是普京上台扭轉了親西方勢力主導的所謂「民主化」，俄羅斯還會不斷地解體下去。

我們一些人比較羨慕小國寡民的生活，實際上大國有大國的難處，小國有小國的困難。小國經不起風浪，而大國遇到風浪，東方不亮西方亮，迴旋餘地大得多。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曾對我說，新加坡現在雖然比較發達，但新加坡總是如履薄冰，因為任何一場大的危機，比方說像「9· 11」那樣的恐怖主義襲擊，就可能使整個新加坡毀於一旦。智利是相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但2010年一場大地震，GDP就跌掉一大塊，整個經濟可能兩年內都喘不過氣，而中國即使遇到汶川大地震這麼大的天災，整個國家經濟紋絲不動。

遼闊的疆土也使中國獲得了絕大多數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和戰略縱深。強勢政府的傳統和現代國家的體制建設，使我們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強大的國防能力，徹底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百餘年的「挨打」問題。由於可以在超大規模的國土內進行戰略布局，我們今天可以實現西氣東輸、高鐵「四縱四橫」等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現代化工程，實現資源的優勢支配。對干絕大多數國家來說，產業升級往往意味著產業遷移到外國，而中國在自己內部就可以進行大規模的產業梯度轉移。一般製造業可以從發達板塊轉移到新興板塊，但仍然留在中國，這就延長了中國製造業的生命周期。我們的經濟在發展過程中，中央和地方「兩條腿走路」的做法、各級地方政府所發揮的巨大作用、縣際競爭與合作等特點都與我們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這個事實有關。

「文明型國家」所形成的地緣優勢也使我們具有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地緣輻射力。中國過去三十年推動了沿邊開發的戰略，現在又與東盟建立了l0+1自由貿易區，建立了中亞地區的上海合作組織，並推動中、日、韓之間的經濟整合。中國已成為整個東亞經濟發展的最大引擎，並通過東亞推動世界的發展，使中國迅速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的重要動力。中國這種地緣優勢是日本這樣缺少地緣優勢的經濟大國所難以比擬的．

3．超悠久的歷史傳統

五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使中國在人類知識的所有領域幾乎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識體系和實踐傳統。我們在政治、哲學、宗教、語言、教育、藝術、音樂、戲劇、文學、建築、軍事、體育、醫學、飲食等領域內都有博大精深、自成體系的東西。這種傳統的豐富性、內源性、原創性和連續性都是其他民族難以望其項背的。

中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資源使我們今天仍然受益匪淺。我們今天講的「與時俱進」觀念，源於數千年前《周易》中的「與時偕行」我們今天使用的「和諧社會」概念源於《周易》里的「太和」概念。我們先人「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被用來引導我們的改革開放。我們說的「船到橋頭自然直」，展現的是中國人「敢為天下先」的那種闖勁：船在河裡航行可能不穩，因為有暗流，但到了橋頭附近，水流一般會起變化，船就容易直行了，橋洞就可以穿過了。這些都是數千年文明智慧的積累，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中國人實踐理性的哲學傳承。

正在形成的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也是中國思想獨立性和文明內源性的體現，這很像中醫，西醫能解釋也好，不能解釋也好，中國人信這個東西，因為它管用。如果西醫不能解釋中醫治病的效果，就像西方理論解釋不了中國模式的成功，這總體上不是中醫不科學或者中國模式不科學的問題，而是西醫和西方的理論還沒有發展到足以解釋中醫效果和中國模式效果的水平。我們要做的不是削足適履，詆毀中醫或中國模式以適應西方的理論，而是應該以中國人的成功實踐為出發點，去修正西方的理論，去形成自己的理論。

同樣，中醫的實踐也表明，一旦中醫與西醫較好地結合起來，其治療效果往往好於單靠中醫或西醫，就像中國模式已經融入了大量的西方元素，這本身也體現了中華文明長於綜合創新的特點。我們願意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我們不放棄自己的優勢。中華文明是一個主體文明，不是一個次生文明。日本作為一種次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時候也能保持自己的許多歷史傳承，更何況中國呢?

4.超深厚的文化積澱

數千年綿延不斷的歷史也為我們提供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資源。勤勞智慧的中華民族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歷史進程中，創造了氣勢恢宏、內涵豐富、綿延不斷的文化成就。這是一種「百國之和」的文化薈萃。中國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和整體主義。中國文化中，儒、道、釋互補，儒、法、墨共存，表現出多元一體的思想格局。

中國文化的豐富性也意味著中國具有海納百川的文化包容性，可以融多樣為一體。中國光是方言就有上萬種，北京人、廣東人、上海人在許多生活習慣和思維方法上的差異不亞於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之間的差異，還有56個民族之間的差異，但這些差異都可以在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的框架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文化也開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復興時代。這種繁榮和復興的深度、廣度和力度也只有一個文化資源如此豐富的國家才可能做到。中國人今天的孔子熱、老子熱、誦經熱、書畫熱、茶道熱、舊宅熱、文物熱、中醫熱、養生熱等，都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繁榮與復興。過去三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不但沒有使多數中國人喪失文化自信，反而促成了中國人新的文化自覺。這是一種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情況下形成的文化自覺，其意義非同凡響。

外國許多好東西與中國文化碰撞後，不僅沒有削弱中國文化，而且把中國文化呈現得精彩萬分。網遊來自西方，但在網上世界裡，三國、西遊、水滸、封神、山海經、俠客傳記都可以大顯神通；中國歷史、典章與人物都可以成為當代青年快樂資源的一部分。與外界的大規模文化互動激活了許多中國文化的意象和資源，激活了中國無數的文化創意產業，從Flash、視頻、手機新功能到四格漫畫、MV等新技術都是這樣。

中國近年來影視產業發展迅速，各種作品令人目不暇接。中國五千年連綿不斷的歷史和無數蕩氣迴腸的歷史事件為中國影視產業提供了用之不盡的素材。截下任何一個歷史斷面，都可以開發出無數的題材和故事。我們的近、現代史也充滿了跌宕起伏的故事。這些都是包括好萊塢在內的西方影視文化所難以企及的，所以中國電影人最終超越好萊塢應該不是夢，因為最大的文化資源在中國，最大的觀眾群體在中國，最大的投資群體最終也是在中國。

中國人本文化衍生出來的餐飲文化、養生文化、休閑文化也是其他文化所難以比擬的。中國菜肴之豐富就是一個例子。中國和法國都有豐富的飲食文化，但中國大的菜系有八個，其中任何一個菜系的豐富性都超過法國菜系。換言之，兩者不是一個當量級的：一個是國別「文化級」的，一個是「百國之和」「文明級」的。中國任何地方的街頭餐館都能做出三四十種菜，而在美國絕大多數的餐館只有漢堡包加土豆條，能有三四個菜就不錯了。歐洲餐館的菜肴要豐富一些，但也很少超過七八個品種。中國的餐飲文化比西方餐飲文化豐富至少十倍，其實，許多其他文化領域內的差異也類似。惟有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才會有這份精彩，中國文化事業百花齊放的時代已經到來。

5．獨特的語言

我們使用的是歷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漢語。漢語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與文化的產物，同時也是把中國龐大的人口和遼闊的國士聯繫在一起的強大紐帶。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脈，也是民族認同的利器。保持了漢語，就保持了中國文化的根。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殖民化的過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語言，結果也就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陷入了今天發展的困境甚至絕境：永遠在那裡邯鄲學步，自己的傳統早已丟了，而別人的東西怎麼也學不會，結果整個國家就永遠聽人擺布，人民生活在動蕩與貧困之中。

在現代國家的建設中，我們的漢語也與時俱進，從文體修辭到語法辭彙，都吸收了大量外國元素。白話文、簡化字和漢語拼音等語言方面的創新大大方便了漢語的學習和推廣。漢語能夠翻譯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學的著作，能夠與現代科技完全兼容，並正在展現出自己的獨特優勢，如西方語言難以達到的那種簡潔度、極為豐富的形象感以及超深厚的文化底蘊。

漢字使中國人獲得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文化資源。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其影響力將隨著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最大的經濟體、最大的遊客輸出國而輻射到全世界。今天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懂漢語，就更容易謀取到一份工作，而遍布世界各國的「孔子學院」已經表明中國文字將隨著中國的崛起而成為中囯最大的軟實力之一。

我們有些人總是擔心中國人缺少宗教情懷。其實只要稍微熟悉一點世界歷史的人就知道，人類歷史上宗教衝突導致了無數的戰爭，光是基督教各個教派之間以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衝突就有上千年的歷史，造成了無數生命遭殺戮的人間悲劇。這些衝突還在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繼續著。我們的老百姓不一定信教，但依我之見，中國人的文化和信仰就蘊藏在中國的文字中。一個中國人，只要學會了中文，能夠聽說讀寫，能夠使用一二百個成語，中國文化的基本元素往往就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了，他就學會了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如與人為善、自食其力、勤儉持家、好學不倦、自強不息、、同舟共濟等。當你走遍世界的時候，你就知道中國文化中的這些基本信條是多麼的珍貴。世界上多少民族的文化就是缺少這麼一些基本信條，結果是暴力犯罪猖獗，發展毫無起色，一個接一個地成了扶不起的阿斗。我們要做的就是通過文字和文化教育，把這些中國傳統價值激發出來，從而使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溫馨和善。

6．獨特的政治

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也意味著中國政治形態也是獨特的，因為治理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為主。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府都必須處理好民生問題，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應對好人口規模和疆土規模帶來的特殊挑戰，否則就要失去「天命」。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人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觀。中國人目光比較遠大，思維方式更注重整體效果。中國人歷來把國家長治久安、國運昌盛放在一個極為突出的地位。很難想像多數中國人會接受每四五年換一個中央政權這種源於西方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都與比較強勢開明的政府聯繫在一起。

中國今天的政黨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執政黨本質上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爭的西方政黨。「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點是「百國之和」，這種國家如果採用西方多黨競爭制度，極易陷入黨爭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後中國迅速失控，四分五裂，天下大亂，這是我們必須永遠記取的深刻教訓。西方不少人只認同多黨競爭產生的政權合法性，這是十分淺薄的政治觀念。我曾遇到美國學者質疑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問他為什麼不首先質疑一下他自己國家的合法性：你佔了別人的土地，通過殖民、移民、滅絕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國。我請他給我解釋這樣的國家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哪裡?按照中國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國際法，侵略和種族滅絕是不能產生合法性的。最後他只能跟我說，這是歷史，換言之，即使從他的角度來看，這也只是一種非常勉強的歷史合法性，歷史就是這麼演變過來的。

縱觀人類歷史，最常見的合法性就是歷史合法性。一個「文明型國家」數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歷史傳承是最大的合法性來源。中國政權合法性形成的時候，今天西方的絕大多數國家尚不存在。這種歷史合法性的最大特點就是「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和「民心向背」的治國理念，這是中國在數千年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都遠遠領先西方的關鍵所在，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的體現，也是中國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我們倒是可以用中國「選賢任能」的理念來質疑西方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沒有「選賢任能」的理念，一個政權怎麼能有資格執政?這樣的政權能對國民負責嗎?能對世界負責嗎?小布希執政八年給美國帶來了經濟衰退，給伊拉克帶來了滅頂之災，給世界帶來了金融海嘯，就是一個例子。

中國獨特的政治還表現在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具有多元包容的特性。我們歷史上有朝貢制度、藩屬制度、將軍都護府制度、改土歸流制度、郡縣制等等，這種制度多樣性和包容性在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理念下是難以想像的，但在中國這個「文明型國家」中，各種制度可以相處得非常自然。中國可以實行「一國兩制」和區域自治制度，現在大陸已經和香港特區、澳門特區達成了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安排，與台灣地區的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也已生效。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再來帶動其他地方，這種思路在一般國家中是難以想像的，而在中國卻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1+l大於2的巨大效應。

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全國一盤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無法產生。我曾和印度學者一起探討中國模式，他們說從表面看，中國是中央集權，但中國每一項改革實際上都有很強的地方特色，互相競爭又互相補充，所以中國體制要比印度的體制更有活力。長三角的上海、江蘇、浙江的發展模式就很不一樣：現代市場經濟的三元結構——政府、市場、社會的作用因地而異，經濟結構也差別很大。實際上整個中國都是如此，各個地方既競爭又合作，共同推動了中國奇蹟的產生。

總之，我們學習了西方，已經建立了強大的現代政府體系，但同時又擁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資源，兩者的結合使我們更容易克服今天困擾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義、短視主義、法條主義等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整個世界都會更多地看到中國政治智慧對人類未來可能產生的積極影響。

7．獨特的社會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家庭、家族、宗族紐帶而形成的社會。它與我們的先民很早就開始從事定居農業有關，在這種農業活動中，血緣紐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以游牧為主的西方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以個人為中心的、血緣關係比較淡薄的社會。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屬於不同質的社會。中國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以家庭為基礎及其衍生出來的一整套關係和生活方式，而西方社會是以個人為基礎而形成的一整套關係和生活方式。長達數千年的中國家庭倫理還衍生出了「舍己為家」和「保家衛國」這種「家國同構」的社會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念又把個人追求與社會目的統一了起來：由個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會，由社會而國家，由國家而天下。在中國現代國家形成過程的百年中，這種價值觀又轉化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國家凝聚力．

隨著中國現代化的巨變，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過去那種自然經濟、社會流動性極低的社會已被一個高速發展、社會流動性極強的社會取而代之。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社會已經完成了一個從封閉的農業社會向開放的工業和商業社會轉化的進程，並和西方同步地轉向信息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每一個細胞都調動起來了，要發展、要掙錢、要自我實現，整個社會充滿了活力，充滿了機會。不過在這樣一個快速變革的時候，也產生了各種社會矛盾和價值失落，這很像一個處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同時，又帶有青春期的風險和問題。但從歷史發展的長期合理性角度來看，這恐怕是任何一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必經階段。

在這種現代化大潮的衝擊下，很多人以為西方個人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將取代中國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中國也會走向西方的那種社會與國家對峙的局面。但事實並非如此，現代化帶來了許多中國傳統價值的失落，但同時又帶來了人們對回歸傳統價值的嚮往，而且是在一個全新基礎之上的回歸嚮往。一首《常回家看看》瞬間唱遍中國大江南北就說明了這個事實：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深層次的結構仍然是家庭。孝敬父母對絕大多數人仍然是天經地義的事，畢竟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孝」字的寫法延續至今。在今天的中國，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已經比過去擴大了無數倍，但個人仍然願意為家庭利益犧牲很多東西，這在以個人為中心的西方社會是很難想像的。這也是中國社會的凝聚力遠遠大於西方社會的重要原因之一。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孝敬文化今天完全可以和個人權利並存，絲毫也不落伍。

在政治層面，西方許多人也想當然地認為隨著中國中產階層的壯大，中國也會接受西方對抗性政治模式。但他們今天也發現，今天的中國中產階層似乎比其他任何階層都更珍惜中國的政治穩定。中國中產階層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國歷史上經歷過太多的動亂，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經給許多國家帶來混亂動蕩，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財富積累得益於中國三十多年的政治穩定。中國社會數千年的文化基因看來大致決定了中國社會未來演變的大趨勢：它不會是西方所希望的「社會與國家」對峙衝突模式，而更可能是「社會與國家」的互動互補模式。這個模式也能使中國社會比西方社會更具凝聚力、競爭力與親和力。

8．獨特的經濟

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嚴格講不是「市場經濟學」，而是「人本經濟學」，或者說是一種中國人特有的「政治經濟學」，其最大特點是把經濟與國計民生聯繫在一起，與治國安邦聯繫在一起。多數中國人理解的經濟學就是「經世濟民」，經濟發展是為了百姓福祉，不是資本利潤第一。因為有這種民本的思想，我們今天發展經濟的口號是「以人為本」和「讓老百姓滿意」。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一個政府如果不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不能處理好大災大難，就會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終被人民推翻。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西方「市場經濟學」和中國傳統「人本經濟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結合。光講市場經濟，不講人本經濟，在中國恐怕行不通。反過來也一樣，光講人本經濟，不講市場經濟，中國就競爭不過西方。把「市場經濟學」和「人本經濟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就是今天的中國模式，其激發出來的力量看來超過了西方市場經濟模式。

中國傳統經濟中，一直比較重視「看得見的手」。中國國有部門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漢的「鹽鐵官營」，甚至更早。後來的洋務運動也是政府推動的。從中國市場導向的改革過程來看，如果沒有一個強勢政府來進行推動和組織，單靠市場的自發作用，那麼市場經濟的形成必將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中國政府在整個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通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把「數目字管理」和「宏觀整合力」結合了起來，從而使中國經濟變得很有競爭力。「數目字管理」對於一個現代國家必不可少，但是從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來看，「宏觀整合力」也非常重要。「數目字管理」是西方擅長的，中國已經大致學會了，不少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而「宏觀整合力」是中國擅長的，西方大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要學。即使要學，在西方那種個人主義的文化傳統里恐怕也很難做到。而我個人認為，在今天這個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全球性危機日益增多的世界上，僅僅具備「數目字管理」而不具備「宏觀整合力」的國家將競爭不過兩者兼具的國家。關於中國獨特的經濟，我下一章探討中國模式時還會進一步闡述。

總之，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精彩萬分的大世界。如前所述，如果歷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都能夠延續至今，並實現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麼它們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國家」；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並能完成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麼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如果今天數十個國家組成的伊斯蘭世界，能完成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並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崛起，那麼也可能是一個十億人口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

坦率地說，一個五千年延綿不斷的文明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上一份最偉大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對此首先要心懷敬意。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活著的古老文明，雖然古老，但至今根深葉茂、生機勃勃。它今天所展現出來的一切，絕對不是「先進」和「落後」、「民主」和「專制」、「高人權」和「低人權」這些過分簡約甚至簡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華文明的內涵要比這些概念豐富一千倍、一萬倍。凡是能夠持續數千年而香火不斷的東西，一定有其獨特的地方，乃至偉大的智慧，我們切忌簡單地拿西方所謂現代性的標準來隨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對待一切珍貴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那樣，認真地呵護，理性地分析，看看它們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多少成就與輝煌，看看它們還能給我們中國和世界帶來什麼特殊的意義，其中很多內容可以通過繼承發揚和推陳出新而成為我們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資源。中國這麼一個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個現代國家的形態而迅速崛起，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種「文明型國家」既是一個國家，又是「百國之和」。作為一個國家，它有世界上最難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觀整合力，作為「百國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見的內部差異性和複雜性，但作為一個歷史延綿不斷的統一國家，這些差異最終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動，相得益彰，造福國人，惠及世界。摘錄自張維為著《中國震撼》p.63-79

中國模式可能勝出

張維為

摘錄前言請見於《中國震撼》(摘錄)

1987年10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Janos Kadar) 來華訪問，鄧小平與他會晤。當時東歐和蘇聯的動蕩已經初現，鄧小平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不要丟掉自己制度的優越性。我想卡達爾本人是贊成鄧小平觀點的，但他黨內的同事與他意見迥異，主張在匈牙利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使匈牙利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室」。結果就有了後來的政治和經濟的「兩個激進」療法，即政治上激進轉型，由原來的共產黨體制迅速轉變為西方式的多黨制；經濟上採用激進的「休克療法」，由原來的計劃經濟迅速地轉向私有化、市場化。

二十年過去了，匈牙利的情況怎麼樣呢? 2008年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做了民凋，結果是：62％的匈牙利人認為現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達爾時期；只有14％的人認為現在是「最幸福的時期」，而60％的人認為卡達爾時期是「最幸福的時期」。我1989年訪問過匈牙利，二十年後又去了一次，我的所見所聞可以印證這個民調。關於匈牙利和東歐的情況，我在第七章中再詳談。

現在看來鄧小平當初對卡達爾講的三條意見，就是對中國模式總體思路的一個很好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在這「三不」的基礎上大膽探索體制創新，大膽學習和借鑒別人的長處，同時也發揮自己的優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在應對席捲世界的金融海嘯中，中國又展現了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使中國經濟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難怪美國金融家索羅斯最近多次感嘆：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這場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者。為什麼中國能夠成為最大受益者? 我認為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通過自己的大膽探索和試驗，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

中國模式主要有八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這些特點也是我對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而這些特點的基礎是中華文明，特別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超級因素」。這些因素大致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規範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依賴，規範了中國模式的所有特點。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也有人嘗試著跳出這八個特點，但最後在實踐中又總是被拉回來，可謂「萬

變不離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國家」的超強基因帶來了某種規範：一旦我們不照這個基因圖譜生長和發展，中國的發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敗。

1．實踐理性

中國模式的哲學觀主要是實踐理性，也就是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不斷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推動大膽而又慎重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這種哲學觀和中華文明擁有世界上最強的人世文化有關。中國文化中對人生、對現實、對社會的關注總是第一位的。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神學傳統，中國今天的實踐理性背後是中國文化的世俗性。

實踐理性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名實論」。「名實論」的一個原則就是「名有待於實」，或曰「名副其實」，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稱，而是指一切關於事物的價值判斷都有賴於「做」。學者趙汀陽曾這樣概括中國哲學傳統的一個特點：哲學一般關心的問題是「to be」(即關心「存在」、「是什麼」的「存在論」)和「ought to be" (即關心「應然」、「應該是什麼」的「規範淪」)，而中國人有重視實踐的文化傳統，它更關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 或者叫「做什麼因而是什麼」(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干」、「實踐」、「試驗」為基礎的「實踐論」。

中國人不滿足於西方那種「存在論」和「規範論」的推演，而是把「實踐論」放在首位。中國改革實踐者也不滿足於西方話語中對「市場經濟是什麼」、「市場經濟應該怎樣」、「民主是什麼」、「現代性是什麼」等論述，而是力求通過自己的「做」和「實踐」來「格物」，來對現有的各種觀念作出自己獨立的評判。也就是說，中國模式的成功不是靠「價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實踐真理」置於「價值真理」之上，並通過自己的成功實踐，顛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謂的「價

值真理」．

大概是由於這種哲學觀上的巨大差異，西方主導的改革總是從「修憲」開始，然後是修改法律，修改有關規定，最後才落實到行動。中國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國總是從「試驗」開始，改革措施先在小範圍內試點，成功了再推廣，然後再制定相關的規定、法律直至修憲。我們使用的更多是「歸納法」，而非「演繹法」，即從試驗和實踐中總結經驗產生理論。我們承認理論對於實踐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不認為現實必須遵照理論，而是認為現實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我們要做

的是通過實踐來逐步發現這些規律。我們也不接受現實必須適應理論這種政治浪漫主義的觀點，這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們汲取了過去政治浪漫主義的深刻教訓。中國模式的這種政治文化邏輯使中國避免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和經濟陷阱，特別是避免了震蕩療法、全盤私有化、金融危機、偽「民主化」導致的國家解體等重大陷阱，實現了中國今天的全面崛起。

2．強勢政府

中國有一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它有明確的現代化導向，能夠制定和執行符合自己民族長遠利益的戰略和政策。中國政府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從本質上看，也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文明型國家」的「超級因素」所決定的。自秦漢以來，在中國這個超大型的國家裡實行的就是大一統體制，所謂「百代多行秦政治」，地方上搞的就是郡縣制，官員由中央通過考試考績來選拔任命，而不是像歐洲那樣的世襲貴族政治，應該說中國的文官制度領先

了歐洲上千年。歐洲是到了啟蒙運動後才從中國借鑒了文官制度。

中國超大型的規模也意味著國家治理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古代的治水防災、戍邊征戰等需求使這種強勢有為政府的傳統延續至今。這個傳統與中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國情密不可分。以中國每年的「春運」為例，老百姓春節就要回家團圓，要探親訪友，這本身就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每年一個短短的春運就有超過20億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運的客運流達到25億人次。25億是個什麼概念? 這意味著把美洲、歐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個月內都挪動一下。除了像中國這樣一個比較高效運轉的政府體制外，沒有任何一種體制可以處理這種挑戰。

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歷史中形成的政府權威，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政黨權威都被用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用來組織落實各種改革措施，用來對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矛盾進行協調。縱觀整個發展中世界，凡是採用了西方模式的國家，它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Karl Gunnar Myrdal) 所說的「軟政府」問題。「軟政府」的執行能力極弱，政府被各種既得利益綁架，政客們沒完沒了地扯皮，往往連修建一條公路的共識都難達成，更無法推動計劃生育政策，結果是國家的現代化事業舉步維艱，人民生活遲遲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說趕超發達國家了。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但這個過程自然也是矛盾和衝突增加的過程，一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使我們成功地防止了不少國家變革中出現的那種社會失控和國家解體，減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矛盾與衝突。中國通過政府動員和勸導，大大降低了解決複雜矛盾的代價。中國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行政組織能力．這從舉辦奧運會、世博會，應對金融海嘯的過程中可見一斑。這種能力對於中國最終成為一流的發達國家至關重要．

當然，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各級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務也不輕。在如何進一步調整好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關係的問題上，在如何確保對政府工作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上，我們還要不斷地探索和創新。政府在經濟事務中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在中國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職能的轉化與弱化也要靠政府來推動，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政府主動地、大範圍地放權就是一個例子。

3．穩定優先

我們較好地處理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係。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有限的國家，這就容易引起圍繞資源的競爭，造成不穩定。另外，「百國之和」形成的巨大版圖使中國有著比一般國家複雜百倍的地域文化差異和民族文化差異，稍處理不當就容易引起各種矛盾甚至衝突。中國的穩定至今還受到內部分裂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的挑釁。多少西方勢力都在期盼著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台灣獨立、內蒙古獨立，期盼著中國會像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那樣解體。但中國強勢政府的傳統、中國人源遠流長的「大一統」情結以及正在形成的世界最大的統一市場等因素決定了西方這種企圖終會落空。

「文明型國家」的超大型規模也意味著其國內的不穩定因素一定多於一般國家。這種不穩定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壞性也更大，所以「穩定壓倒一切」是改革開放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留給國人的偉大政治遺訓。他說過，「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還深有感觸地說過，「歷史給與中國發展的機會不多，國家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亂了十幾年都恢復不過來」。這是鄧小平憑藉自己豐富的政治閱歷，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經驗教訓總結後得出的深刻結論。

我自己也作過一個粗粗的計算，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8年改革開放的140年間，中國最長的穩定時間沒有超過八到九年，農民起義、外敵入侵、軍閥割據、內戰連綿、政治運動，結果國無寧日，經濟停滯，百姓遭殃。最後，正是鄧小平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下了決心，以非常強勢的姿態來保持政治穩定，改善民生，我們終於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跨越式發展。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這是中國模式成功的關鍵。在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里，沒有穩定，什麼事都做不成。

但是，反過來看，「文明型國家」也展示了這樣一種文化傳承：只要國家保持政治穩定，並執行比較開明的政策，人民就會豐衣足食，社會就會繁榮富裕，因為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勤勞致富的傳統。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只要有了穩定，大多數中國人都能通過辛勤勞作，逐步富裕起來。中國文化中把「太平」和「盛世」聯繫在一起，就點出了這個道理。只要中國穩定了、發展了，很多存在的問題都可以在發展中逐步解決。當然我們有必要指出，穩定優先不是迴避

或掩蓋矛盾，而是通過穩定來創造條件，從而更加有效地解決矛盾。

4．民生為大

中國歷史上有數千年的民本經濟傳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也就是說人民是國家的基石，只有鞏固國家的基石，國家才能安寧，而民生問題解決得好壞，將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在過去漫長的自然經濟狀態下，「民以食為天」、「人人有飯吃」 一直是中國歷代政府面臨的頭等大事。改革開放初期最大的壓力也是如何解決廣大人口的吃飯問題，後來提出的實現「溫飽」和「小康」目標，也是這種民本思想的延續。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要以民生為大，把消除貧困、改善民生當作核心人權來推動，因為貧困，特別是赤貧，損害了人起碼的尊嚴和權利。從這樣的理念出發，中國大力推進民生的改善，特別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據聯合國統計，過去二十年中，中國脫貧的人數佔世界脫貧人數的70％。世界上仍然有約一半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而西方模式解決不了發展中國家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都被政客用於搞政治，搞互相爭權奪利的所謂「民主化」。結果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弄得民不聊生。

從「民生為大」的理念來看，即使一個國家推動政治改革，也應該著眼乾在更高、更廣的層次上提升民生的品質，政治改革不應與改善民生脫節，改善民生本身也有利於創造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條件，而政治改革最終一定要落實到政府能為百姓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能讓人民過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西方推動「民主化」壓倒一切，結果造成了政治改革與民生改善完全脫節，造成了非西方國家無窮的動蕩和戰亂。實踐證明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不能凝聚社會共識於改善民生，而是把解決各種問題的希望寄託於激進的政治改革，畢其功於一役，其成功概率為零。激進的政治改革使人民產生過高的期望，導致政治參與爆炸，經濟社會陷入混亂和人民更大的失望。這種激進的做法在人口不足300萬的蒙古和人口不足600萬的吉爾吉斯斯坦都成功不了，更不要說中國這種13億人口超大規模的國家了．

5．漸進改革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情況複雜的國家，決策者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信息不足，信息不足也意味著決策風險很大，所以中國決策者在推動改革開放過程中，傾向於減少風險，使政策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處在可控範圍之內。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比較注意發揮條條塊塊的積極性，比較鼓勵各種各樣的試驗，試驗成功了再推廣。中國的一些傳統智慧，如「摸著石頭過河」、「欲速則不達」等，也被用來引導中國的漸進改革。

另外，由於地大人多，即使在改革開放前，中國也沒有形成像蘇聯、東歐那樣一種非常完整嚴密的計劃經濟體系，這使得中國在改革的初始條件上比蘇聯、東歐更加領先一步。即使在當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仍然保持著許多自發、分散和無組織的活動，地區差異和部門差異都很大，隨著改革開放放鬆了控制，市場因素比較容易地自發成長起來。這些情況再通過中央政府的觀察和認可，逐步上升到改革開放的戰略層次，推向全國，這個過程也是漸進的。

漸進改革與「休克療法」為代表的激進改革不同。激進改革是以政治多元化為前提，結果造成了政治參與突然爆炸，完全破壞了原有的政治秩序；而漸進改革則是以維護政治秩序的穩定、確保政治體制的相對集中為前提的。我們拒絕了「休克療法」，推動了漸進改革。我們不是放棄現有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爐灶，而是儘可能利用現有不完善的體制來運作，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革這個體制本身，使之為現代化事業服務。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續漸進，不斷糾錯，最後通過漸進改革的積累來完成改革大業，實踐證明這是一條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這裡要補充的是，漸進不一定就是慢。恰恰相反，我們改革開放的總體戰略是漸進的，但各項具體措施往往是立竿見影的。比如說，我們對外開放從建立四個沿海經濟特區開始，在總體戰略上，這是漸進，但就建立特區本身而言，我們很快作出了決定，很快開始了實施，效率非常之高，體現了漸進改革戰略指導下的中國速度與效率。

6．順序差異

我們確立了比較正確的順序差異。改革不求一步到位，而是分輕重緩急。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形成了先易後難的清晰格局。我們總體上把改革看作是一個整體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先有後，一般的做法是先從成本較低的改革做起，形成增量，這樣阻力比較少而收益面比較大，這一步邁出後，再來處理存量改革。例如，我們的改革事業先從比較容易的農村改革開始，企業改革先從比較容易的擴權讓利人手，使受益方大大地超過受損方。這樣先走一步的改革為其他改革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積累了經驗，減少了阻力，而且帶來了連鎖反應。農村改革的成功為城市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充足的勞動力和良好的示範效應，也推動了城市改革的開始。同樣，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創造了增量，創造了競爭的市場環境，也推動了國有經濟存量的改革。

這種順序差異的背後是中國人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的傳統。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國人的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能力大概是最強的。中國人認為解決任何一個問題都要有整體觀，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使我們做事情比較有戰略眼光，能分輕重緩急。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也因此而形成了一個清晰的順序格局：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後政治改革。絕大多數改革並不謀求一步到位，甚至出現進兩步、退一步的情況，但總體上我們保證了改革的持續性，出現的問題得以逐步糾正，最後通過逐步積累來完成改革大業。這種方法符合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內部差異巨大的國情．

7．混合經濟

中國現在的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經濟體制本質上也是一種混合經濟。它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混合，是市場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的混合，是「市場經濟學」與「人本經濟學」的混合。

總體上看，我們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發揮市場經濟支配資源的高效，也確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同時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比方說，有人認為十地要素需徹底地市場化，國家應該放棄對土地的控制權，這才是市場經濟。但中國人均耕地面積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土地私有化帶來的最大可能就是土地迅速向少數人集聚，造成廣大農民失地而陷入貧困。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歷代革命者的理想都是「耕者有其田」。我們現

在沒有效法西方的主流模式，而是把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開，把宏觀整合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結果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進程、最大的房地產市場、最大的高速鐵路網和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網，實現了高於發達國家的住房自有率，絕大多數農民的居住條件也大為改善。

隨著「溫飽」、「小康」目標實現，中國日益現代化，並和世界經濟融為一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已經基本掌握了西方的「數目字管理」，有些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與此同時，中國還發展了自己的「宏觀整合力」。這種「宏觀整合力」的基礎包括了國家對土地、金融、大型骨幹企業的控制權，包括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也包括了大力推動民營經濟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中央政府發揮著對這個超大型國家提供宏觀指導和保證穩定平衡的作用，而各級地方政府通過稅收、土地和政策等資源，吸引投資，推動了地方的就業收入和社會繁榮，最後促進了整個國家的迅速崛起，可以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這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動關係也可以追溯到秦漢的「郡縣制」，追溯到王安石的垂直控制的「郡縣」思路和司馬光的地方與地方鄉紳互動，追溯到毛澤東提倡的「兩條腿走路」。中國人

口眾多，幅員遼闊，一個省的人口往往就等於歐洲十來個國家，所以中國形成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地方政府體系。正因如此，如何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又保持整個國家的宏觀穩定，一直是中國「文明型國家」治理成功與否的關鍵。

經濟學家張五常認為中國經濟奇蹟的最大秘密就是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特別是「縣際競爭」，因為土地使用權的決策主要在縣一級的政府，「通過承包責任合約的擴張…政府機構與私人企業之間的合約安排，佃農分成於層層承包的串聯」，產生了「令人敬畏的經濟力量」。經濟學家史正富也認為中國的「三元主體」(中央領袖、部門科層、地方政府) 良性互動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所在。他認為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只有「二元主體」(中央領袖和部門科層)，結果造成了部門科層出於既得利益總是抵制改革，最後改革事業全部半途夭折。相比之下，由於中國版圖如此之大，地方政府也成了經濟發展的利益主體，從而突破了「二元主體」帶來的僵局，實現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當然「三元主體」也有自己的缺點，特別是如何解決政府「尋租」和地方保護主義等問題。但不容否認，「三元主體」對中國整體進步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遠遠大於其缺陷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我們應該在肯定「三元主體」成就的前提下，對之進行完善。我們不要削足適履去迎合西方經濟學和政治學教科書上的教條，而是要通過對中國模式的考察和研究來改寫西方的教科書並撰寫自己的教科書。實踐證明，中國各級政府的作用本質上是中國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但這種作用也應該有更為清晰的邊界，其存在的缺陷也應該在今後的實踐中不斷得到修正。

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似乎總需要有某個東西，比市場經濟學站得高一點，比公司站得高一點，比個人站得高一點，才能把這麼個「文明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事務治理好，才能把方方面面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才能實現中國經濟「讓人民滿意」這種中國特有的目標。這個東西大概就是鄧小平所說的那種「踱踱方步」，那種中國人特有的整體考量和戰略思維能力，以及與之匹配的了解「民心向背」的比較中性和強勢的政府。如果「文明型國家」沒有這一切，如果中國模式失去了這一切，那麼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前途就不容樂觀，甚至在全球競爭中優勢喪盡、全盤皆輸。

8．對外開放

從歷史傳統來看，中國自秦漢一直到明代鄭和下西洋都是相當開放的。開放、互動、交流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也向世界傳播了中華文明。但是鄭和下西洋之後的明朝皇帝下令封海，從此中國走向了封閉。如果當時中國保持對外開放，中國至少不會錯過工業革命，那麼整個世界的歷史恐怕就要改寫了。

鄧小平推動的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獨具特色：先是沿海開放，後來是沿江開放、沿邊開放，然後是整個內地的開放，現在中國已經形成了東西南北中全方位開放的格局。冷戰時期，美國有意識地把前蘇聯陣營排除在世界市場之外，而斯大林推行的「兩個世界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正中了美國下懷。鄧小平的戰略不一樣，他認為中國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所以他大力推動中國全方位開放，融入國際市場，參加國際競爭，在國際競爭中改進自己，發展自己，並有選擇地適應外部世界，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經驗，但以我為主，絕不盲從。

這種高度開放政策背後的自信心也來自中國的歷史傳承：中華文明只要對外開放，就可以煥發活力，推陳出新。歷史上是這樣的情況，今天還是這樣，今後還會是這樣。對外開放激活了中華文明的所有要素，使中國這個「文明型國家」通過國際互動、借鑒、碰撞、競爭而面貌煥然一新。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也使我們更好了解了外部世界存在的種種問題，使我們確立了更多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覺，中國智慧可以為人類作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對外界的吸引力顯然已經越來越大。我們做到了既能順勢發展，又能逆勢前進。俄羅斯經濟學教授波波夫(Vladimir Popov) 在2006年9月就這樣評論過中國模式；「中國的發展模式對所有發展中國家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力，因為這種模式引發了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輪增長，這種模式與美國開出的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義處方可謂背道而馳。」塞內加爾總統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 也指出：「雖然西方國家抱怨中國在推進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緩慢，卻無法掩蓋中國人比批評者更具競爭力、更有效率、更能適應非洲商業環境的事實。不僅是非洲需要向中國學習，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美國前財長薩默斯也感嘆：再過兩三百年，歷史學家會發現，「9·ll」事件、伊拉克戰爭都不重要， 2l世紀惟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國的崛起。

當然，在看到中國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我們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因為中國模式本身還在發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非認真解決不可。例如，我們的政府干預過多，造成某些市場發育不足；我們某些領域的政治改革相對滯後，導致一些行業的壟斷和尋租腐敗；我們的貧富差距問題、生態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等，都引起許多不滿。但是只要我們頭腦清醒、意志堅定、集思廣益，這些問題最終部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甚至可以成為我們下一步發展的良機。中國改革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把所有的問題都當作更上一層樓的機遇。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中國模式是一種最不壞的模式，也就是說，這個模式雖有缺點，有些還相當嚴重，但它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發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別是你把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與那些執行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的國家相比：西方1980、1990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一個所渭「結構調整方案」，大力削減公共開支，結果導致非洲國家經濟和社會危機惡化。美國在俄羅斯推行了「休克療法」，今天被很多俄國人稱為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第三次「浩劫」(前兩次分別是13世紀蒙占鐵騎的入侵和「二戰」中德國納粹的入侵)。「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不管條件成熟與否，都推動資本市場自由化，結果引來了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後來的阿根廷金融危機，不少國家的經濟倒退二十年，美國今天也嘗到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給它自己帶來的災難。回想起來，如果中國沒有自己的主張，未能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而是盲目地跟隨西方，後果將不堪設想，甚至對中國可能是滅頂之災。

過去三十來年，中國已經大體上摸索出了一條自己走向現代化的路徑。在一個人口比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國家保持了穩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還成功地避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開始的金融浩劫。縱觀世界任何國家，能夠取得其中一項，就已經很了不得了，但我們幾乎全部實現了，這就是中國模式成功的證明。

中國模式是在大規模國際互動與競爭的過程中形成的，所以它充滿了生命力和競爭力。中國模式的具體做法在世界上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但其背後的一些理念，如「實事求是」、「民生為大」、「和諧中道」、「整體思維」等對世界很多國家都會有啟迪，對解決許多世界性的問題都會有幫助。這一點我在下一章中將探討。

摘錄自張維為著《中國震撼》p.98-114

可能影響世界的中國理念

張維為

摘錄前言請見於《中國震撼》(摘錄)

一個國家的政治話語非常重要，而政治話語的核心是理念。中國迅速崛起雖然引人注目，但中國崛起背後的理念似乎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不少人甚至認為中國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國並沒有產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認為中國還處在過渡階段，最終還是要全盤接受西方理念，融人西方文明。而我認為，中國這種「文明型大國」的崛起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產生理念的過程。

我曾於 2009年10月1日為美國《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撰寫了一篇題為「中國成功背後的八個理念」的評論。文章發表時，《紐約時報》的編輯特地加了一個題註：「西方最好還是研究一下中國戲劇般崛起背後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西方雖然對中國仍懷有難以擺脫的偏見，但一些有識之士已開始關注中國理念了。中國學人對中國理念的研究更應該有一種緊迫感和使命感。沒有理念上的崛起，一個民族是無法真正崛起的。

我梳理出的八大中國理念是：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雖然中國理念還有很多，但我認為如果能夠把這些理念闡述清楚，我們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國迅速崛起背後的關鍵思想以及它們對世界可能產生的影響。

1．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理念最早見於《漢書·河間獻王傳》，指一種做學問的誠實態度，後來的明清時代又形成了「實學」，強調通過對事物本身的探索來發現規則，英文則把這個概念翻譯成「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毛澤東把這個理念定為中國革命成功的思想精髓。1978年，鄧小平再次提出這個理念，並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立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個理念使中國擺脫了東、西方教條主義的束縛，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這個理念與歐洲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雙方都因此而擺脫了僵化意識形態的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並都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差異：「實事求是」是中國古老文明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產物，避免了過去西方理性主義所包含的種族主義和唯我獨尊等歷史局限，強調了一切理性活動都需要通過社會實踐來檢驗，而檢驗的標準是這些活動是否有利於人民

的整體利益。正因如此，在「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沒有像歐洲崛起那樣給世界帶來戰爭，而是帶來了和平與發展的大量機遇。這個理念使中國成了世界上意識形態偏見最少的國家之一，使中國能大膽地借鑒別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一切經驗，從而大大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

中國人從對事實的檢驗中發現：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蘇聯集權模式沒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沒有成功，因而決定大膽地探索自己的路，改革束縛中國發展的各種制度和做法，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一切成果，並逐步摸索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並非完美無缺，但在消除貧困和實現現代化方而，確實取得了比其他國家更大的成就。

「實事求是」對於世界的意義在於：它提醒世人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相信教條，而是要理性地、客觀地、準確地看待並探索一切問題。比方說，西方這麼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動了所謂「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麼會有問題，但仔細看一看事實，人們就不得不質疑：為什麼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潰了?為什麼蘇聯這樣做就解體了?為什麼戈爾巴喬夫在西方那麼受寵，但卻被本國大多數民眾所鄙視?為什麼台灣地區現代化起飛了之後轉學西方模式，結果經濟滑坡了，貪腐更嚴重了，社會也分裂了?為什麼韓國「民主化」之後的情況也和台灣地區類似，還不幸地先後成為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為什麼東歐「民主化」已二十年了，但其民主品質，按照歐洲權威機構的評估，屬於最差的地區之一，其經濟命脈也大都落入外國手中。為什麼整個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個通過西方民主化而變成現代化強國的例子?總之，信奉「實事求是」的人，頭腦是清醒的，他們知道西方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推到了極端，就會變成民主原教旨主義，其結果只會是失敗，甚至災難。

2．民生為大

如前所述，中國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也就是說人民是國家的基石，只有鞏固國家的基石，國家才能安寧，而民生問題解決得好壞，將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中國人還說，悠悠萬事，民生為大。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要全力消除貧困，努力改善民生，這是一個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正因如此，中國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方面，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中國「民生為大」的理念糾正了西方人權觀念長期存在的一個偏差，即只重視公民政治權，不重視民生權。追溯其歷史原因，我想大概是因為歐洲18世紀啟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財產權等人權的時候，他們所代表的是當時新興的有產階級。在他們那個年代裡，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奴隸貿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慘的貧困發生在殖民地，不在歐洲。今天世界已經進入2l世紀，但世界人口的一半還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繼續這種偏差是說不過去的。

「民生為大」還意味著在所有人權中，應該優先推動與民生有關的權利。美國從不認為消除貧困是人權問題。歐洲最多把消除貧困看作是消除享受人權的障礙。而對於中國，這不僅是一個人權問題，而且是一個核心人權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實踐中已經這樣做了，而且還將繼續這樣做。中國模式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成績大大好於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就是雙方在認知上的這種巨人差別。

世界上仍然有約30億人飽受戰亂、赤貧、飢餓、基本生活品匱乏的煎熬。採用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大都無法解決好民生這一基本問題。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也許更能理解中國模式來之不易。隨著時間推移，我認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會從中國模式中取經。坦率地說，不是中國模式非常好，它有自己的代價，而是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實在太差，使大多數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脫貧的希望。

3．整體思維

中國人的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能力比較強，所以中國人做事情比較有戰略眼光，能分輕重緩急。中國人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主張統籌思考，辨證認知，標本兼治。整體思維的出發點是整體包含了部分，但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由於這種整體思維觀，中國早在1980年代初，就制定了七十年分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並一步一步地實現著這個戰略。

中國人的整體觀也涉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嚴這些價值。這些價值在西方几乎完全屬於個人價值範疇，但是在中國文化中，這些價值往往與國家安康的信念緊密相連。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太多的戰亂，人民把確保「天下太平」和「國泰民安」看作是任何一個稱職的政府都不可推卸的天職。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家庭倫理又衍生出了「舍己為家」和「保家衛國」這種「家國同構」的傳統，使得今天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把自己國家的強盛和尊嚴看得很重，並認為這與個人安全、幸福、自由、尊嚴密不可分。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相對成功表明，一種歷史形成的傳統，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總是有利有弊，關鍵是要學會趨利避害。中國這種把國家與個人看作一個整體的理念只要運用得當，可以比西方模式更有效地促進個人價值的實現。西方人做什麼事都喜歡從個體人手，因為它有個人主義的傳統。如果我們也用這種方法，可能只能永遠在西方後面爬行。我們發揮了自己的長處，從整體人手來促進個人利益更好地實現。我們創造的奧運模式不僅使我們取得了輝煌的奧運戰績，而且也推動了無數中國人熱心地參與到體育、健身和公益事業中。我們舉辦殘奧的模式也推動了無數中國殘疾人個人權利的改善。我們主辦世博會的模式也是如此。我們通過以整體為出發點的努力，既帶動了城市建設理念的跨越式進步，又使無數個人更好地了解了什麼是低碳環保的城市生活。

總之，在推動個人價值的實現上，中國採用從整體出發，推及個人的方法，似乎比西方通過個人主義的理念和方法更為有效。我甚至可以說，兩種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別大概就是鄧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特雷莎修女在印度做了許多扶貧善事，並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獎)的方法之間的差別，鄧小平的方法是從整體人手，逐漸惠及個人．特雷莎的方法是從個體人手，逐漸感動整體；鄧小平的方法使近4億個人脫離了赤貧，獲得了更多的尊嚴、自由和幸福，而特雷莎的方法拯救了很多個人，也感動了無數的人，但是整個印度扶貧事業迄今卻沒有多少起色。發展中國家特別需要較強的整體思維能力，因為它們的資源緊張，不可能同時實現所有發展目標，如果沒有一種整體出發的、分輕重緩急的發展戰略，它們的現代化事業很難成功。

西方哲學強調個體，中國哲學強調整體，兩者本來完全可以互補，就像看到樹木也要看到森林，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樹木，這樣可以深化我們對世界事物的認識。中國已從西方強調個人的理念中獲益匪淺，西方其實也可以從中國強調整體的理念中學到很多東西，因為西方民主制度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就是政客短視的問題。西方政客往往只關心部分選民的短期利益，而忽視民眾和世界的整體利益；往往只關心自己的選票和任期之內的事，而忽視更加長遠的問題。如果這種短視繼續有增無減，那麼處理包括金融危機在內的全球性問題就會非常困難。在當今世界上，全球治理的問題越來越多，我們需要更多一些的整體思維，才能解決好這些問題。中國人做事講究通盤考慮，講究一個度，講究動態平衡，講究解決問題的最佳火候和時機。這些智慧對於解決西方面臨的許多棘手問題，對於解決全球治理面臨的許多難題都有積極的意義。

4．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歷史上由於強政府帶來過諸如宗教迫害、極權主義等問題，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把政府看作是一種「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中國情況則不同，中國歷史上最繁榮的時代往往都和強勢開明的政府聯繫在一起，中國傳統中人們往往把政府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善」。歷史上，由於幅員遼闊，自然災害頻發，需要一個比較強勢的政府來協調和治理；幅員遼闊還意味著中國各種地方和部門利益比一般國家複雜百倍，這也需要一個比較中性的中央政府來協調。

中國從秦始皇時期開始就實行了郡縣制，各級官員由政府任命，而非世襲，科舉制度也有上千年的歷史，這些都比歐洲早了l 500、l 600年，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制度。中國強勢政府有其內在的動力，有數千年歷史的傳承，也有數千年的實際操作經驗，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一個傳統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對穩定性。強勢政府的優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弱點是容易導致專斷。

中國鄧小平比蘇聯戈爾巴喬夫棋高一著的地方就是他認為沒有必要放棄強勢政府的優點，而是要對其進行改革並使之轉型，從過去為實現烏托邦理想而奮鬥的政府，轉化為一個為實現現代化而服務的政府。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比另起爐灶，重建一個新的政治制度要有效得多。一種新政治制度從建立到運作，談何容易，俄羅斯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直到普京上台，才開始理出一點頭緒。即使像波蘭這樣轉型比俄羅斯更為順利的國家，轉型二十年後的今天尚未能夠把總統和總理的許可權劃分清楚。中國的做法雖有不足，但總體上是一種利大於弊的選擇，中國在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領導下迅速崛起。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連美國這樣一個一貫懷疑政府作用的國家，也開始實行大規模的政府干預，難怪有人戲稱：美國開始走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了。

在一個遊戲規則完全由發達國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過強勢政府來推動經濟，參與國際競爭，一個發展中國家根本就發展不起來，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後面爬行。一些學者書生氣十足，整天在那裡談論要實現教科書中那種沒有政府干預的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他們似乎不了解今天這個世界上存在著無數個虎視眈眈的西方投機大鱷，從石油到糧食，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領域，他們都在那裡興風作浪，究竟在多少領域有「完全競爭的市場」?稍有不慎，整個國家的經濟都可能就被他們吞噬。強勢政府使中國的社會和市場有了一個比較有效的保護層。

不久前，歐盟環境專員斯塔夫羅斯·迪馬斯(Stavros Dirmas)在談到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時承認：考慮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要求，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就等於是打一場戰爭，政府鬚髮揮更大的作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政府的作用和作為，很像指揮一個接一個的戰役，我們打了農業改革的戰役，打了建立特區的戰役，打了沿海城市開放的戰役，打了浦東開發的戰役，打了加入世貿組織及其相關的體制改革與創新的戰役，打了奧運會和世博會的戰役，現在正在打經濟轉型的戰役，正是這一連串戰役的勝利奠定了中國今天崛起的基礎。

當然，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中國各級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務也不輕。在如何解決好廉潔自律的問題上，在如何進一步調整好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關係等問題上，在如何確保對政府工作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上，我們還存有許多問題，仍需不斷地探索和創新。但「政府是必要的善」這個理念對中國和世界的意義，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5．良政善治

關於「良政」或「良政善治」(英文叫good governance)，國際社會還沒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義。一些西方國家想壟斷這個概念的定義，但筆者認為回歸常識判斷就能理解這個概念。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其實就是中國人理解的「良政」，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懂得這個概念，外國人理解也不困難，其基本含義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作出一切努力，為了人民的利益把國家治理好。

西方很多人總喜歡強調所謂「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少中國人也喜歡套用這個概念來分析政治問題，這個概念可以解釋一部分現象，但同時又明顯地缺少詮釋力，因為這個觀念顯然把千差萬異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約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民主和專制的概念又是西方界定的。如果世界真可以這麼簡單分類，那麼民主制度選出了希特勒該怎麼解釋?西方認為不民主的那個新加坡，其國家治理水平遠遠超過所有第三世界「民主」國家，又該怎麼解釋?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個更為中性，更有詮釋力，同時又能把世界政治簡化為兩大類的概念，我認為只有良政(good governance)與劣政(bad governance)。我2008年在印度談中國模式時，一位印度學者曾問我：「您是不是想證明『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說：「不是『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表明：不管什麼政治制度，最後一定要落實到『良政』才行，落實到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國在這方面雖有不足，但遠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賓、剛果、喬治亞，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緬甸。」

換言之，中國人從自己「實事求是」的理念出發，強調從「內容」和「結果」來判斷一種政治制度的質量，這對於只強調「形式」和「程序正確」的西方「民主與專制」話語是一種顛覆，一種範式變化(paradym shift)，這也更符合我們這個世界的現實。中國人認為無論是什麼制度，最終都必須體現在是否能夠實現良政上，體現在自己人民的滿意和認同之上，並認為這才是民主的實質。西方的主流觀點往往認為形式正義就會自動產生實質正義．這不符合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中國認為實現民主的最佳途徑是由實質正義衍生出適合每個國家具體情況的程序正義。在當今這個世界上，只要能夠放棄冷戰思維，我們就不難發現，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國家治理早已不是一個民主與專制的簡單問題，而更多的是一個自由與集中的辯證關係。自由和集中孰多孰少，都是國家治理的手段，關鍵是如何使得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

中國人的這種理念也從本質上否定了那種_十分幼稚的「歷史終結論」。世界各國都在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各種體制創新。第三世界體制創新的任務固然繁重，但發達國家這方面的任務也不輕：冰島和希臘都破產了，不政治改革行嗎?美國這麼龐大的金融體系弊病叢生，金融危機到了爆發前夕，美國政府幾乎毫無察覺，結果給美國和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災難，這種政府及其體制不改革行嗎?總之，我的觀點是「以人為本」、「勵精圖治」的「良政」，應是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

的世界各國都要爭取達到的目標。

6．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

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政權合法性的論述也是獨特的：中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於「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並不等同於「民意」。中國人講「民意如流水」，但講「民心大於天」、「民心向背」就是這個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時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實現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這種跨長度的歷史眼光和整體思維能力是中華文明的獨特產物。正因為有這麼一種不同於西方的合法性論述，絕大多數中國人很難接受每四五年換一次中央政權這種從西方發源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中國人把國家長治久安、國運昌盛放在一個更為顯著突出的地位，而這種政治文化傳統的一個主要源泉就是中國歷史上長期實行的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從政傳統。

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經常是一個暴力的過程，而中央政權的每次更替往往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所以一般老百姓都不希望看到頻繁的政權更替，人們普遍憎恨動亂，希望國家長治久安，國運長盛不衰。政權更替一般發生在中央政權徹底失去「民心」之際。否則的話，期待國家長治久安、漸進改良總是民意的主流，這與我們「文明型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緊張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傳承有關，這也為我們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奠定了良

好的政治文化基礎。

有些人認為採用西方政治制度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這不符合歷史事實。中國歷史上兩百年到三百年的中央政權延續是常見的現象，而西方文明在過去兩三百年中經歷了多少跌宕起伏?從無數次殖民戰爭到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到滅絕印第安人，從法國大革命到「憲章運動」到美國南北戰爭，到幾乎使兩方文明毀於一旦的兩次世界大戰，都說明了這一點。此外，我們還有「民可載舟，亦可覆舟」這種警示統治者的傳統，統治者惟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自己統治的合法性，這種警示統治者的政治傳統也是中華文明中的寶貴政治資源。

學者潘維有一個很好的論述：中國歷史上，一個開明的皇帝代表一個朝代，具體做事的是一個儒家執政集團，好的朝代延續數百年之久，遠遠超過美國的整個歷史，一個朝代及其儒家執政集團代表的是「天命」，如果退化腐朽，喪失民心，老百姓揭竿而起，朝代更替，然後是一個新朝代與新的儒家執政集團，天命的時間跨度一般都是上百年。中國今天的執政黨也是以復興中華為己任的「天命」執政集團。中國共產黨不是美國的共和黨或者民主黨，也不是英國的保守黨或者工黨，中國執政黨繼承的還是中國古代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儒家政治傳統，而不是代表某一部分民眾利益的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政治文化中普遍反感結黨營私，而是認為「君子不黨」，君子不拉幫結派。

中國「民心」的理念對於西方推動的所謂民主化模式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西方國家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緻的民主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治社會、公民文化、人才素質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惟有多黨制和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才賦予一個政權合法性，選出什麼人反而不重要。這種做法直接導致了第三世界劣質政府層出不窮，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於動蕩甚至戰亂之中，經濟凋敝，民不聊生。

2006年，我參加了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舉行的一個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研討會。一位歐洲學者當時直截了當地問我，中國政府的產生不是通過多黨競爭和普選，怎麼能有合法性?我則反問他：「如果你這種話語也能夠成立，那麼是不是美國的開國元勛都沒有合法性?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經過任何選舉就自稱代表了美國人民。泰國採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選來選去，選出來的人的威望從未超過泰國國王，泰國國王的合法性從哪裡來?美國最不受公眾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誰?是美國國會議員，可他們是選出來的。整個西方都是在現代化實現了之後才實行了普選，我們是否可以推論：實現現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國政府都沒有合法性?美國黑人和婦女權利的獲得，不是通過民主制度，而是在強大的民權運動推動下，最後由司法判定而確定的。從歷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國根本廢除不了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通過戰爭廢除的。你們這個歐盟也不是選出來的，怎麼就有了合法性?」他無言以對。

中國數千年形成的「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和「民心向背」的治國理念是今天中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法國漢學家西里爾?雅瓦里(Cyrille J-D Javary)曾這樣說過：「中國兩千多年來，被單一政黨領導」，以前中國的領導層是通過選拔產生的「文人儒臣」，現在是通過選拔產生中共領導層。中國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經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這是個好思路。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我們已經在整個體制內推行了以政績合法性為基礎的「選賢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夠致力於民族長遠和整體利益的精英團隊和梯隊。雖然從全國範圍來看，在落實政績合法性上仍有諸多偏差和不足．需要不斷改進，但從總體上看，中國把扶貧、環保(現在開始變得日益重要)等指標列為官員晉陞的關鍵標準，這是中國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有人認為政績合法性的困境在於萬一政績不好，比方說出現了經濟危機，合法性就會喪失。其實事情不那麼簡單。中國人的主流是公道的，你過去有政績，現在也在認真做事，人民理解你，即使犯了錯誤，也可以改正。其實，努力克服各種危機的過程本身就是政績合法性的一部分，甚至是鞏固政權合法性的最好時機。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人的這種合法性觀念對於自己的領導人的要求明顯高於西方人的理念，因為其特點是程序與政績都很重要，而且兩者相比之下，政績更為重要，這也反映了中華文明高度務實的文化特點。

把程序合法性放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很像學生上課報個到就是好學生，學習成績好壞反而是無所謂的。但中國政績合法性的理念要求這個學生報到上課，他還必須不斷通過考試，而且必須是高分通過，否則就得退學。從長遠來看，一個只了解「民意」的政治制度將競爭不過一個既了解「民意」又懂得「民心」的政治制度；一個只知道「選舉」的國家也將競爭不過一個能夠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的國家。這也正是中國「民心」理念和「選賢任能」理念的國際

意義所在。

7．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

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學習的民族，因為我們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千年古訓，我們有程門立雪、懸樑刺股、囊螢夜讀等無數傳說典故。但在我們歷史的某些階段，由於某些特殊的原因，我們閉關自守和閉門鎖國，結果導致了國家的落後和衰敗。但從1978年開始，我們又重新打開國門，走上了全方位開放之路，中國人很快就向全世界展現了巨大的學習能力和適應挑戰的能力。

中國的口號是建立學習型社會、創新型國家。上至中央政治局的定期學習制度，下至無數職員忙著給自己「充電」，都展示了中國人好學不倦的學習精神。中國人兼收並蓄，從善如流，好的東西我都要學。中國在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選擇地借鑒別人的經驗：從經濟特區的建設到市場經濟的形成，從企業管理到政府運作，從股票市場到證券市場，從科技研發到文化產業，從高速公路到高速鐵路，可以說在我們所有的行業，所有的領域，所有的部門，都借鑒了其他國家

的好經驗、好方法，並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了消化和創新，這一切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

更為寶貴的是在學習別人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來判斷，博採眾長，兼收並蓄、推陳出新。比方說，在金融改革這個領域，我們學習了很多西方的經驗，但我們保持了國家對主要銀行的控股，我們在開放資本市場問胚上採取了謹慎的態度，結果是我們成功地進行了國有銀行體制的改革，同時避免了國際金融浩劫。我們擁抱了信息技術革命並成為這場革命的佼佼者。我們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變成了一個大規模的學習、適應和創新的過程，使中國的經濟和貿易規模很快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相比之下，西方故步自封了。西方不少人真以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歷史的終點，結果驕傲使人落後，特別是美國，連續八年國運直線下降，並陷入了世界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歐洲多數國家也面臨體制僵化、嚴重缺乏活力等難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不具備學習和創新能力，只知道跟著西方話語走，結果導致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不斷，從菲律賓到泰國，從伊拉克到阿富汗，從烏克蘭到喬治亞都是這樣。在當今這個競爭空前激烈的世界上，一個民族惟有不

斷地學習、兼收並蓄、推陳出新，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就是中國理念對當今這個世界的啟迪。

8．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

「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也是重要的中國理念。中國古書《周易》中最早提出了「中道」概念，而「和諧」由「中道」觀念衍生而來。「和諧中道」不是消極的妥協，而是有原則地「求大同、存小異」，達到「和而不同」的境界。這種理念使中國避免了歐洲上千年的連綿不斷的宗教戰爭，這些戰爭曾幾乎把西方文叫毀於一旦。中國過去三十年發展道路的最大特徵就是不偏激，不走極端，而是走一條告別折騰的穩健改革之路，中國也因此而迅速崛起，崛起當然也產生了新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再多，大多數中國人認為還是用「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來解決更好。這也是歷史上中國人治理龐大而錯綜複雜的社會時所信奉的理念。

中國拒絕西方的對抗性政治，並大力強調不同利益之間的共同之處，極力化解社會迅速變革帶來的各種矛盾。西方模式強調社會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歡鬥爭哲學；而中國經歷了百年動蕩，現在更強調社會不同利益的共生，喜歡和諧哲學，最後就是看解決問題的實際效果如何。西方模式在第三世界成功率極低，而中國模式在中國的效果還不錯，所以中國會繼續堅持自己「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當然也會汲取其他國家的一切好經驗。

「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無疑具有國際意義。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治理的難題日益增多，從反恐到全球變暖，從環境治理到消除貧困，從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等，惟有世界各國以和為貴，通力合作，取長補短，才能應對這些挑戰。柏林牆雖然例了，但世界窮國富國之間的牆、強國弱國之間的牆、不同宗教之間的牆、不同文明之間的牆卻越來越高了。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西方民主與市場原教旨主義話語造成的，但是隨著伊拉克戰爭困境和美國經濟危機的深化，人們也日益了解了這種原教旨主義的不智。中國人今天要做的就是通過「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等理念去影響這個世界，揭示「唯我獨尊」思維可能會給人類帶來的災難，點破意識形態偏執狂的愚昧，給西方話語霸權畫上一個句號，從而為世界贏得更多的公正、繁榮與和平。

如果不走這條道路，而是走西方喜歡的「價值觀外交」之路，能解決問題嗎?我看很難。這樣做的話，西方和伊斯蘭的文明衝突的問題就解決不了，世界貧困問題也解決不了，全球環境問題也解決不了。西方以基督教傳教士的精神來改造其他文明已被證明是一條只會引來更多文明對抗的道路。另外，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一個政客只對本國的部分選民負責，而不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負責，為消除世界貧困而主張減少本國農業補貼的政客在自己國家裡得不到選票；為世界環保而推動給本國汽油加稅的政客也得不到選票，靠這種過分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和制度安排，怎麼可能解決治理世界的這麼多難題呢?解決這些難題需要中國智慧。中國從全世界，包括從西方，汲取了大量的智慧，所以才有中國今口之崛起，才會有明天更多的輝煌。但同時我也認為今天任何一個全球問題的解決．光靠西方理念已經不夠了，坦率地說．造成今天諸多全球問題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西方的一些理念和實踐，從全球變暖到文明衝突，再到金融危機，都是這樣。這是西方需要認真反省的，否則西方自己的前途、整個世界的前途都不容樂觀。13億中國人通過三十多年實踐證明的理念是站得住的，對於解決當今世界的許多棘手問題也是有幫助的，對於西方自己認定要進行的那些改革也有參考意義。中國理念豐富了世界的智慧，構成中國政治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對中國和世界實在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摘錄自張維為著《中國震撼》p.126-143

中國觸動全球(摘錄) 張維為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兼 任教授,清華大學特邀研究員,暨南大學客座研究員,日內瓦韋伯斯特大學兼任教授,比利時歐洲亞洲研究所理事會理事,歐盟Europe-China Academic Network (ECAN)特邀專家，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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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西方「民主」遇上中國「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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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1）

2008年3月在巴塞羅那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遇見西班牙前外長Josep Pique先生。他回憶起幾年前訪問中國的經歷後對我說，「當我第一次登上長城的時候，我突然覺得自己對中國政治有了一種新的感悟，這就是我們再也不能用傳統蘇聯共產主義的概念來理解中國了。」對於中國人來說，中國模式和蘇聯模式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對於一個西方政治人物，這個認知來之不易。現在許多西方人還是把中國看成是蘇聯，看作是一個放大了的東德。但這位西班牙的前外長，通過與中國的接觸，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接觸，感受到了中蘇兩種體制的差異，感悟到了一個重要而樸素的真理：今天中國的政治發展是中國自己歷史傳統的一種獨特延續，這種延續決定了中國道路的獨特性。

西方學界和媒體經常討論中國的未來，但概括起來不外乎這麼三種觀點，一是「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各種問題，這些問題最終將導致中國的分裂和崩潰。二是「和平演變論」，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國會變得更加繁榮，最終也會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開始流行的一個觀點：中國可能既不會崩潰，也不會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變成一個「富強而專制」的國家（如美國《洛杉磯時報》前駐華記者詹姆斯·曼的新書《中國幻象》所描述的那樣）。第一種觀點，由於這麼多對中國的悲觀預測均告失敗，現在相信的人已大大減少。但第二種、第三種觀點，西方接受的人還不少，其實，這三種觀點的最大盲點在於其西方中心的歷史觀和西方話語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國政治的發展和演變已經超出了西方中心論衍生出來的理論框架和西方話語的詮釋能力。我的好朋友，法國學者高大偉曾說過這麼一段有意思的話：「在中國面前，西方要學會謙虛。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至少有7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都長，還有長期精英政治文化的傳統，很難想像中國會完全跟著西方模式走。中國一定是我們新世界的一個共同設計師（co-architect）。」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成功就說明了這一點。西方主流經濟和政治學者從來沒有想到中國走自己的路會如此之成功，也沒有想到他們自己主導的發展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會如此之不成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成功，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我們經濟改革成功有三條根本的經驗，第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第二是循序漸進、不斷試驗、摸著石頭過河、逐步地推動體制轉型；第三是拿來主義，非送來主義，也就是說，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以自己的眼光來決定取捨，絕不盲從。這種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進道路。在西方歷史上，與這種漸進改革思路比較接近的是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變革思路。從國際經驗來看，走經驗主義的道路比理想主義的道路代價要小。英國是經驗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法國則是理想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後，其國內製度就一直是漸進的改良，堅信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和判斷力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堅持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堅持他在《法國革命感想錄》中提出的英國人「永不仿效他們所未曾嘗試過的東西」，並堅持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應該主要從自己的傳統中衍生而來，而不應該像法國大革命那樣通過追求一種理想的模式而來。英國一直是不斷地磨合，小步地改革，從未切斷自己的歷史。這種漸進的方法使英國比法國獲得了更長時間的穩定與發展。在1837年開始的維多利亞時代（她在位64年），英國達到了自己強盛的頂峰。英國當時工業生產的能力，超過了全世界工業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為當時的法國所望塵莫及。一個法國人看了1851年在倫敦水晶宮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後曾感嘆：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卻未能養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國是個「貴族國家」，卻養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當時人們普遍把英國看做是「貴族國家」，非「民主國家」）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2）

的確，走理想主義道路的法國很長時間內處在不停的動亂和革命中，經濟也遠遠落後於英國。法國的作法是先確立一個偉大的理想，特別是盧梭「主權在民」的思想，然後波瀾壯闊地去實踐這些理想，但法國付出的整體代價比英國要大很多。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較動蕩，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國還沒有穩定，政黨過多，議會過強。一般認為法國政治體制穩定下來是在戴高樂的第五共和確立了總統制之後。加拿大學者納多和巴爾洛兩人合寫的介紹法國文化的暢銷書《6000萬法國人不會錯》中對此作了一個總結：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1962年法國政體穩定下來的173年間，「法國一共經歷了五個民主政府、三個皇室政權、兩個帝國、一個法西斯政權，而且所有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終的。」從中國人的角度看，我們還要注意人口上的差異。法國大革命時，法國人口才2000多萬，比今天的上海多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國的人口也才4000多萬，而中國今天已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像法國這樣折騰的話，內亂不說，全世界都受不了。從中國1949年以來的歷史來看，前30年的經歷更像法國，後30年的經歷更像英國，而後30年的情況總體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實惠，中國的崛起已不可阻擋。對於中國今後的政治改革來說，經驗主義的漸進道路應好於理想主義的激進道路。但是我們不少國人也有類似法國人這種政治浪漫主義情節和激進主義的傳統，總希望通過激進的政治變革來解決中國存在的所有問題，畢其功於一役。其實，在中國這麼一個超大型的國家裡進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慮每一項改革政策的代價。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的成果，這才是中國前進的最佳之路。經驗主義模式是內需驅動的，而內需中關鍵是有效內需。有效內需驅動的改革比較穩健，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產生了真正的內需，才會是有效內需，這也是改革最大的內在動力。打個比方，中國房產業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成了擁有物業的有產者，進而產生了對《物權法》的實實在在的內需，隨之而誕生的《物權法》就很有針對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政治領域，中國目前階段，最強的內需可能是反腐機制建設、黨內民主機制建設、服務性政府的建設、法治社會的建設。由於西方的強勢推動，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創造了一些人為的內需、虛假的內需，而這些國家的內部並沒有產生那種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內需。結果就出現了上下結構的完全脫節。2007年4月肯亞NTV做了民調，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第一是就業，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關心憲政改革，而肯亞議會討論的第一是憲政改革，第二還是憲政改革。還有議員則提出了「向文明國家學習，廢除死刑」的議案。這種上下嚴重脫節的情況，和8個月之後開始的種族廝殺也有一定的聯繫。2008年2月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了一個西方6國國民對自己國家現狀滿意程度的調查，結果發現不滿意的人大大超過滿意的人：

您對自己國家的現狀是否滿意（%）？滿意 不滿意；義大利 4 80；法國 7 67；美國 19 52；英國 20 41；德國 28 36；西班牙 30 38；（資料來源：2008年2月8日《國際先驅論壇報》）

《紐約時報》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個美國民調，80%的人對本屆國會的工作不滿意，68%的人認為國家的方向出現了問題，60%的人認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會比現在差。人們對美國政府解決問題的信心已經低於60年代越南戰爭和1974水門事件時期。而美國非常有影響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對17個國家進行的調查，發現7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現狀表示滿意，在被調查的國家中拔了頭籌。76%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質量在今後5年中還會提高，這個結果也高於其它國家。在2008年該中心又對24個國家內進行了類似的民調，中國又再一次拔了頭籌，86%的人對國家的總體狀況表示滿意。2008年3月，在美國「世界民意網站」對全球領導人信任度的民調中，中國領導人在本國的信任度為93%，遠遠高於西方領導人。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3）

您對自己國家的現狀是否滿意（%）？滿意 不滿意：中國 72 19；約旦 69 30；巴基斯坦 57 39；西班牙 51 44；荷蘭 49 50；英國 44 51；加拿大 45 52；土耳其 41 55；印度 41 57；美國 39 57；黎巴嫩 40 58；印度尼西亞 35 64；法國 28 71；俄羅斯 23 71；德國 25 73；波蘭 13 82；（資料來源：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5。

如果上述由美國學者獨立進行的民調大致反映了各國的實情，那麼我們可以說，儘管中國的政治體制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儘管國人還抱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現狀的總體的認可度，對本國領導人的信任度、對自己未來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體制優劣等一系列問題。如果考慮到西方國家的人均資源消費量為中國的10倍以上（根據Jared Diamond的計算，美國的人均資源消費量為中國的11倍），而人民的滿意度還如此差強人意，這種反思就更需要進行。當然，中國人口眾多，即便有72%或者86%這麼高的滿意度，不滿現狀者，儘管比例低，也不會是一個小數目，所以我們沒有任何驕傲自滿的理由，相反，我們必須如履薄冰，認真地解決各種存在的問題，使老百姓的滿意度進一步提高。客觀地說，中西制度都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過去30年內，中國總體上在不斷地改革進取，而西方則顯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歐盟一位荷蘭籍高官曾私下對我說，「雖然我們和中國舉行人權對話時，要求中國進行各種改革，但我們自己國內的改革卻步履艱難。比方說，為了每周增加一小時的商店營業時間，政府和工會代表談了十幾年才達成協議。這對公共利益是好還是壞？當然不好。」他坦率地對我說。中國體制的務實、高效、有序等特點，現在已很少有人否認。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國朋友吃飯的經歷。那次，這位非常喜歡中國文化的德國人請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國餐館吃飯，服務員不停地給我們換盤子，他笑著對我說：你看，中國菜比我們德國菜可口得多，但我們吃飯的儀式比你們隆重，你們就是一雙筷子，我們德國菜沒多少東西吃，但不停地換刀具，換杯子，換盤子。我後來一想，這個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說飯菜質量的好壞是「內容」，盤子換來換去是「形式」的話，那麼我們制度中的不少「內容」，並不亞於西方，甚至優於西方。比方說，過去30年我們制度的總體表現，明顯超過了採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在一些方面也超過了不少發達國家：美國2005年「卡特利娜」颶風救災的表現和中國2008年的抗震救災怎麼能比？法國2003年8月一場突來的熱浪，竟造成了全國1萬多老人非正常死亡，舉世震驚；義大利像走馬燈一樣地換政府，但連城市垃圾等問題多少年都處理不好，更不要說解決根深蒂固的黑社會問題；前面引述的民調結果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體制的諸多深層次的問題。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規範的形式。這種形式又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內容服務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較衛生，很像通過票決制來確保選民對候選人有某種監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於內容的，更多一些美學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狀的杯子。西方民主體制中的登記投票、組織集會、電視辯論等，也有一種類似的形式美。儘管西方體制實現的「內容」與我們的「內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許多做法，往往比我們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們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眾的距離，使公眾更容易有一種參與感。比方說，競選雙方的辯論，許多話都是競選語言，沒有多少人把它當真。但辯論這種形式、既可以讓百姓了解他們的政策，又為百姓創造了一種喜聞樂見的政治參與形式。電視辯論對民眾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點像我們的春節晚會，成了許多國家的保留節目，大家都喜歡看，但看完之後又說沒太大意思。在發達國家，除了法國等為數不多的國家外，一般大選的投票率都不高，約在50%左右，但主要候選人的電視辯論往往收視率很高，這說明很多老百姓只想看一出好戲，至於哪一位候選人當選，對他們的生活並不產生很大的影響。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4）

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民主形式的創新，從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參與感和認同感。內容和形式比，內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視。我們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鑒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從我們自己的傳統資源中進行提煉和創新，也可以土洋結合，創造出新的形式，從而使我們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規範，更有活力，更為豐富多彩。我甚至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政治改革的重點就是從重視「內容」走向「內容與形式」並重，從強調「結果」走向「結果與程序」並重。中國人是很善於學習別人長處的。還是拿吃飯作比較，中餐是合吃，不如西式分食那麼衛生，但只要在菜上加一雙公筷，就解決了合吃的衛生問題，中西形式就接軌了。當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們借鑒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內容，比方說三權分立的學說強調了對權力的制約，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借鑒權力制約這個思想，我們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權力制約方面的一些設計。但是像美國那樣的三權互相勢均力敵，對美國可以，對其它西方國家也不一定適用。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其實也是行政主導型，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的權力都大於議會。歐盟本身也是如此，歐盟委員會的權力大於歐洲議會。德國和丹麥的議會也是協商一致為主。當然，我們在保持行政主導的同時，也要借鑒國際經驗，大力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在借鑒西方的一些做法時，我們沒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樣，把形式和票決看成是至高無上的唯一。我們要把民主從西方那種僵化的和狹隘的話語中解放出來，走民主創新之路。西方在推銷自己民主模式的時候，把本應該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樣的民主，簡化成了一人一票競選總統，這本身是對民主事業的一個巨大傷害，使我想起了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勒的名言：有兩種人最能傷害民主：一種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種是民主激進論者。今天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人就屬於後面一類。

我們的民主建設一定要有創新精神。民主建設應該是一種生機勃勃的事業，民主可以有一千種、一萬種形式，而不應被局限於一人一票普選這一種形式。我在研究台海兩岸關係時曾提出：雙方應堅持「先易後難」的原則，從小事情做起，從「職能合作」做起，「積小變為大變」，「積量變為質變」，積無數個互相合作的「小中華」，最後形成全面合作的「大中華」，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我覺得我們的民主建設也可以是一個類似的過程，民主建設應該從我們身邊無數的「小民主」開始，最終匯成中國的「大民主」。「小民主」就是我們每天都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如住宅小區的「陽光」管理、事業單位的「陽光」財務、單位第一把手權利的限制、各種各樣的論證會、聽證會、辯論會、記者招待會、市長熱線、電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訪制度的完善和規範、逐步取消城鄉二元戶口制度、差額選舉比例的擴大、各種各樣的民意調查、平面媒體和網路媒體討論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的利益協調等等。我們要使人民群眾能夠實實在在地感到我們生活中的民主氣息越來越多，感到他們可以參與討論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同時這個改革的過程又是一個漸進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斷受益的過程。民主與陽光共生，民主從身邊做起，民主從小事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大家實踐和經驗的積累，隨著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的日益成熟，無數的「小民主」最後一定能匯成中國整個社會和體制的「大民主」，這種「大民主」的最終形式將在不斷探索中逐步形成。

我們的政治改革一定要與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對立和損害民生。西方推動的人為內需，其特點就是政治變革與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等完全脫節，甚至是破壞後者的。菲律賓的政治變革就是單一政治方向的，與經濟發展無關，與民生改善無關，甚至是矛盾的。吉爾吉斯斯坦的「顏色革命」也是這樣。在一個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一個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會對於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識，並在此基礎之上，推動政治體製革新，而是把解決一切問題的希望都寄托在激進政治改革上面，風險極大，因為政改和革命往往會使社會產生過高的期望，而政改和革命最後又不太可能滿足這些期望，結果期望很快就轉變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壞力的失望。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5）

我們在民主建設中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特別是美國的民主模式，因為這個模式本身就存在諸多問題。美國的民主與西方許多先哲的理想已經相差很遠，在美國本國和歐洲均受到很多批評，美國民主的商業化（鋪天蓋地的廣告）、庸俗化（一切為了討好選民，一旦選上，自己的承諾又不能兌現）和金錢化（美國民主制度之昂貴，絕非一般人可以想像）就表明了這一點，連美國2008年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在他的《希望的勇氣》（The Audacity of Hope）一書中都坦陳：「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提供錢者的利益。雖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錢（但這個錢很有限，不足以應付競選，可能還會附帶很多條件）。」

我們政治改革中還要防止邯鄲學步。學習別人的長處是對的，但如果還未把別人的長處學到家，就放棄了自己一些行之有效的土辦法，這就成了邯鄲學步，這也是可怕的。邯鄲學步的情況發展中國家不少。例如，一些非洲國家，採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總是水土不服，但又把自己原來傳統中的習慣做法丟得乾乾淨淨，結果就出現了國家治理的失序，甚至癱瘓。

至於中國以後會不會產生對西方政治體制的內需？也許會，也許不會，現在尚難判斷，這是一個留給未來的問題。如果中國以後真正的內需和美國的真正內需一樣，那麼今後可能會產生類似美國的制度。如果內需不一樣，就不會產生類似的制度。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美國的傳統差異如此之大，我很懷疑中國會出現和美國一樣的內需。但美國制度的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借鑒，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美國民主制度的長處之一是它的基層民主，特別是它的社區自我管理，而非勞民傷財的美國總統選舉。我們應該借鑒世界上一切好的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學習，並在傳統與現代的互動過程中，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

我們可以按照經濟改革成功的經驗，摸著石頭過河來進行政治改革，在相當時間內最需要的不是「路線圖」，恐怕也拿不出「路線圖」，拿出來也是一個「花架子」，但像經濟改革一樣，我們可以有一個「指南針」，需要知道一個總體方向。經濟改革的總體方向是市場導向的改革，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總體方嚮應該是實現勵精圖治的良政，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最終落實到人民的「優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實踐的過程中，某種更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線圖」，在適當的時候一定會應運而生，就像通過16年的改革和開放，我們終於形成了內容豐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沒有摸著石頭過河的16年實踐，是提不出這樣的理論的。我們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實踐成功的東西，就是真理，西方現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對，但只要中國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終事實證明我們的選擇和做法是正確的，他們就只能來理解你，詮釋你，並最終不得不接受你。中國模式最終一定會影響世界政治的遊戲規則，豐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內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這樣一路走來，並最終成為強勢模式的，例如英國創立了君主立憲制，但很長時間內，別人還是把它看作「貴族國家」，而非民主國家。這就像學外語，如果你認為世界上只有英語好，那麼你就永遠是別人的學生，他永遠可以說你哪些地方不對了，甚至給你打個不及格。現在中國崛起了，學習中文的人越來越多了，中文也自然會成為國際社會的一種強勢語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學習我的語言，盡量達到我的母語水平，我還可以糾正你的發音和語法，也可以給你打不及格。如果說30年前，我們中不少人還比較習慣仰視西方，那還情有可原，畢竟中國剛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經濟凋零，百業待興。但經過了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如果今天還是像一些人士那樣，動不動就是美國怎樣，西方怎樣，就有點貽笑大方了，恐怕連西方人對你都要少三份敬意。我們才對自己的政治制度進行了一些「挖潛」和「微調」，國家就迅速崛起了。如果我們繼續推動符合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把中國人民的智慧和潛力進一步發掘出來，那才是更加巍巍壯觀的事業，好戲還在後頭呢。我們應該自信地、從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視一下西方，看看他們制度的長處在那裡，短處在哪裡，再對照一下中國，我們的長處在哪裡，短處在哪裡，從而搞清楚，對於西方的東西，哪些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哪些應該反詰和揚棄，最終都是為了走出一條適合中國自己情況的政治發展道路，一條能使中國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樂的康庄大道。

中國觸動全球（鄧小平資深翻譯走訪百國後的思考）

作者：張維為

出版社：新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

作者介紹：張維為，復旦大學外文系畢業，日內瓦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博士、曾為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現為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日內瓦韋伯斯特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復旦大學兼任教授、清華大學特邀研究員。

著有《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與經濟改革》（英文）、《改造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影響》（英文）、《重塑兩岸關係的思考》等學術專著。發表過許多關於中國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發展模式、比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兩岸關係的文章。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期曾擔任取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張維為：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又有幸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擔任過英文翻譯，親身感受了他作為一個傑出政治家的才略和氣度以及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情趣和性格，隨後我又在一個更廣闊的範圍內，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對中國崛起所產生的決定性的影響，感受到他的智慧對於解決中國和世界面臨的挑戰所具有的意義。

全書目錄

第一章中國，赫然崛起

一、第一次出國的震驚

二、在海外感受中國崛起（1）

二、在海外感受中國崛起（2）

三、中國崛起：不同凡響的意義（1）

三、中國崛起：不同凡響的意義（2）

四、中國的另外四種選擇（1）

四、中國的另外四種選擇（2）

四、中國的另外四種選擇（3）

四、中國的另外四種選擇（4）

第二章最不壞的模式？

一、最不壞的發展模式？

二、東亞模式之爭（1）

二、東亞模式之爭（2）

三、中國模式：你的獨特之處（1）

三、中國模式：你的獨特之處（2）

四、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1）

四、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2）

第三章西方「民主」遇上中國「實事求是」

一、慕尼黑的一場辯論（1）

一、慕尼黑的一場辯論（2）

二、從貝·布托遇刺到肯亞騷亂（1）

二、從貝·布托遇刺到肯亞騷亂（2）

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1）

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2）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1）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2）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3）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4）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5）

第四章應該失語的不是我們

一、誰創造了人類普世價值？（1）

一、誰創造了人類普世價值？（2）

二、應該失語的不是我們（1）

二、應該失語的不是我們（2）

三、也談人權（1）

三、也談人權（2）

三、也談人權（3）

三、也談人權（4）

四、公民社會之我見（1）

四、公民社會之我見（2）

四、公民社會之我見（3）

五、讓理性的聲音佔上風

第五章中國：不要自己打敗自己

一、貧富差距：一些國際比較（1）

一、貧富差距：一些國際比較（2）

一、貧富差距：一些國際比較（3）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1）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2）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3）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4）

三、建立良性循環機制四、腐敗問題：國際視角的觀察五、經濟發展、民主制度與反腐敗（1）五、經濟發展、民主制度與反腐敗（2）五、經濟發展、民主制度與反腐敗（3）六、生態文明：中國的機遇（1）六、生態文明：中國的機遇（2）六、生態文明：中國的機遇（3）第六章 環球同此涼熱（略）第七章 軟實力，更觸動世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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