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怎樣才能擺脫對權力與資本的附庸？

圖片來自網路《讀書》雜誌換帥風波已過去數月，但圍繞《讀書》的討論仍可深入。《讀書》創刊以來，在知識分子中享有它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因它最早把「公共學術」這一理念，帶到了讀者面前。它既不同於學術刊物，也和面向大眾的報刊雜誌有所區別，試圖建立知識分子和社會的知識共識。從陳原、范用，到沈昌文時代，作者既有金克木、董鼎山、黃裳、張中行等老一代作家和學人，也有劉軍寧、趙一凡等新一代學人。《讀書》當年之所以享有很高的精神地位，與它對「公共性」的注重不無關聯，問題的公共性以及學術和寫作話語的公共性。1996年汪暉執掌帥印後，風格大變，學術性似乎增強了，但「公共性」大減。原本的那種文史哲不分家的氣息沒了，派別立場、學科界限越來越明顯，文風也變得晦澀艱深。對《讀書》來說，這實質是一種倒退，從「公共學術」退化到「半學術」，即沒有相對的專業性，也失去了過去的可讀性。雖然這和90年代知識分子的共識破裂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和主編者對「公共學術」的理解偏差有關，使其不再注重尋找和培養「學術中間人」，過去活躍在《讀書》上的那些公共學術的寫作者漸漸消失了。新世紀後，大眾傳媒的一個變化，對《讀書》吸引作者、讀者也構成了很大影響，就是各報刊評論版的誕生，既有時政評論，也有思想文化、讀書、影視評論。從最早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中國青年報》，到後來的《新京報》、《東方早報》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打破了《讀書》「公共學術一家獨大」的局面。大量媒體評論的出現，標誌著由《讀書》最早倡導的「公共學術」在中國的全面崛起。這種文體，雖然既不屬於學術，也難以劃歸到文學，但卻成為當下知識空間中最活躍、最普遍的文體，包括網路博客也有大量的這類評論文章。但在「公共學術」崛起的這一輪浪潮中，《讀書》幾乎是失語的，它也沒有認知到自己曾是「歷史的先聲」。媒體評論作為一種新興文體，會在成長發展中擁有自己的文體觀，會形成自己的文本秩序，也會形成自身對文本創造和審美認知的獨特判斷標準。尤其網路的普及，不僅改變了知識的創造、傳播與分享的途徑，也在改變人們對學術和知識標準的看法。相信很多知識分子都感受到了這種來自學術轉型的壓力，因為每個時代對學術空間的認知，都會發生變化。一個時代的學術共識，不僅與它的思想語境和社會體制有關，也與傳媒技術的演變有關。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願為報刊或網路，撰寫一些不被學術體制認可的文章，也意味著對公共學術的認同。這種變革或許不會改變學術的定義，但肯定會改變學術空間的構成與表現方式。它一方面使學術的流動變得更加動態和多元，模糊了文史哲學科的界限，另一方面也使公眾能更多地參與到公共精神的創造中。所謂公共學術，就是讓知識分子打破專業藩籬，擺脫對權力與資本的附庸，讓抽象精深的學術理論走出象牙塔，通過面向大眾的方式，來剖析和研究現實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問題。它體現了一種帶有學術背景的社會關懷，有意識地將理性和批判引入公共領域，讓民眾去關注和審視那些他們曾經遺忘和忽視的東西。所以，它更在意的是與民眾可以溝通的知識共識，而不僅僅是專業視角。它意味著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使原本在文本中靜默的學術話語，變成了伸向現實世界的觸角，學術話語與真實世界的聯結變得更為緊密。公共學術在意的並非是和同行的探討，而是與公眾的交流，它試圖改變的是集體記憶或公共思維模式，並以此作為基礎，達成對學術、知識和社會的修正和發展。它不僅改變了思想的生成和傳播方式，也改變各種權力對知識和思想的壓制。如薩義德強調的，只有當知識分子在專業之外「流亡」和「居無定所」，成為不附著在任何具體學科上的通才，才可能不斷打破各種思想與經驗的疆域，進入一個更為寬廣的思想空間。公共學術正是「自由地漂浮」在各專業學科之上，使知識分子這一身份更具有了普遍性和超越性，不僅獨立於權力體制和知識體制，也擺脫了集團利益的束縛與市場的操控，這樣的知識分子群體，在公共事務中才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讀書》是公共學術平台的發端，而它的式微同時也標誌著公共學術的全面崛起。在今天的這場公共學術崛起的洪流中，仍然期望《讀書》能珍視它曾經的地位，鼓勵更多的知識分子加入到公共學術這一洪流中來。隨著越來越多人的介入，相信它不僅會貢獻出更多的具有知識價值與公共價值的作品，也會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對重大社會事務的決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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