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為學：劉國光十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述評

高為學：劉國光十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述評 劉國光同志通過十年「反思」，取得了極其豐碩的成果，最突出的是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的十論，其中關於「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同樣死路一條」的論斷，是「十論」的挂帥之論。劉國光之所以能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下「反思改革」，取得豐碩成果，從根本上說，就在於堅持了正確的立場，即無產階級立場。

致 網站的公開信　　

　　本人在2015年10月整理的《劉國光十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資料）上網之後，根據讀者要求和有關方面的建議，將其改成《劉國光十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述評》，增補了新的內容，共約2萬字，分為三個部分：一、「反思改革」的歷史由來；二、「反思改革」的主要成果；三、「反思改革」的正確立場。本文已由程恩富、顧海良任主編的《海派經濟學》2016年第4期公開發表。現將該文轉發給貴網站，望能予以發表為感！

　　致

　　敬禮　　

　　九旬老朽 高為學

　　2017年3月4日

劉國光十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述評

高為學

　　內容提要：作為對中國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劉國光教授，能夠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本著對黨、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對改革進行實事求是的「反思」，是難能可貴的大好事。劉國光同志通過十年「反思」，取得了極其豐碩的成果，最突出的是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的十論，其中關於「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同樣死路一條」的論斷，是「十論」的挂帥之論。劉國光之所以能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下「反思改革」，取得豐碩成果，從根本上說，就在於堅持了正確的立場，即無產階級立場。

　　關鍵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反思改革 無產階級立場

　　中圖分類號：F121.2

　　對各種錯誤思潮敢於「發聲」和「亮劍」，作為我國經濟改革開放的領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現為特邀顧問的劉國光學部委員在這方面是典範。2015年，他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為書名，彙集了從2011年下半年至2014年公開發表的有關文章，是「居安思危·世界社會主義小叢書」中的一冊，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2015年1月出版。同時，劉國光教授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年第4期發表了《關於當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些問題》一文。此書此文，集中反映了他近十年來反思改革的主要理論成果，既有理論創新和政策建言，又敢於對謬論「亮劍」，讀來非常「解渴」，頗受教益。

一、「反思改革」的歷史由來

　　從2005年3月劉國光的《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答詞》(以下簡稱《答詞》)發表以來，特別是2005年7月關於《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的長篇談話發表之後，在中國出現了「反思」改革的熱潮。

　　劉國光在《答詞》中說：「頒發中國經濟學獎是經濟學界的一件大事。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就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經過的一些事情，談一點自己的感受。」他講了三點重要「感受」：其一，關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問題。他不同意那種認為「市場佔了上風，計劃不再時興」的觀點。認為「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歷史的必由之路。但市場經濟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完全讓『看不見的手』來調節，不能保證社會公正協調地發展。在堅持市場取向的同時，必須有政府有效的調控干預加以糾正，有必要的計劃協調予以指導，就是說要有『看得見的手』的補充。」這就表明，他認為市場和計劃必須結合，不可偏廢。其二，關於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問題。他認為市場取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這些年來，我們強調市場經濟，是不是相對多了一點?強調社會主義，是不是相對少了一點?……在中國這樣一個法制不完善的環境下建立的市場經濟，如果不強調社會主義，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的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其三，關於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問題。他認為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觀點和方法的前提下，「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市場經濟運行機理的分析有許多可以借鑒的東西，但是部分傳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國也居於『主流』地位，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種情況需要關注」。這就表明，劉國光教授強調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反對盲目崇拜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錯誤傾向。

　　接著，劉國光發表了《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的談話，引起了領導的重視，並作出批示：「很多觀點，值得高度重視。」這篇談話中「值得高度重視」的觀點主要是：第一，他認為「一段時間以來，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被邊緣化，這種狀況已經很明顯了……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經濟研究工作和經濟決策工作中都有滲透」，「如果西方經濟學真的在中國成為主流、主導的地位，取代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那長遠的後果可想而知。不管你願不願意，最終要導致改變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取消共產黨的領導，或使她變色」。第二，他認為「領導權很關鍵。現在有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高校的校長、院長，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長助理等，還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機構的領導，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相信他們中大多數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有的領導權被篡奪了……我覺得應該檢查一下，現在到底掌握在什麼人手中」。第三，他在談到意識形態領域兩個傾向問題時，援引了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同志的觀點認為，「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我們在思想領域始終把克服『左』的教條主義當作主要任務，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論領域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來自『左』的干擾已經日漸式微，當前突出的傾向性問題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和傾向正在復甦，並且在頑強地發展蔓延。奎元同志提出的問題很值得我們重視和關注。反『左』反右並不是長期不變的，『左』和右發展下去都能葬送我們的社會主義，所以應該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傾向是什麼，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問題，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很重大的問題，中央應當考慮，特別是在經濟學領域」。這裡講的關於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黨的領導權和意識形態領域主要錯誤傾向問題，都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當然是「值得高度重視」的觀點。這個「談話」，對於沉睡的或者說是混亂的意識形態領域，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廣大理論工作者和人民群眾認為，作為對中國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的劉國光教授，能夠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本著對黨、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對改革進行實事求是的「反思」，是難能可貴的大好事，一切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國人，都對此十分贊同!但是，自稱「當了八年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可以作為改革的見證人」的高尚全先生，從2005年10月3日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文章開始，連續不斷地帶頭批判劉國光的觀點，認為這是一種 「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高級顧問曉亮研究員，在2006年1月19日《社會科學報》上發表的《堅持市場化改革不動搖》中，更加直接地說：「從近兩年報刊文章看，批評市場化改革的言論明顯多了起來：有人以各種理由批判改革、否定改革，認為我國的改革出現了很多問題……甚至還有的經濟學家大講這些年來市場經濟講多了，社會主義講少了，並寫了新萬言書，提出了九個問題，等等。」當時，為了批駁「主流」經濟學家對劉國光教授的質疑，有學者撰寫了《究竟是誰反對社會主義改革》一文，責問這位「改革高官」及其追隨者，你們憑什麼講劉國光教授反對改革?難道講改革，就只能講「市場經濟」、「效率優先」，而不能講「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就只能講「市場取向」，而不能講「計劃協調」;就只能讓西方經濟學居於「主流」地位，而不能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們所講的「改革」，絕不是社會主義改革，而只能是資本主義改革。我們的改革是為了改好社會主義，而不是改掉社會主義。對於那種為了改掉社會主義的所謂 「改革」，即資本主義改革，該不該反呢?該反!反對資本主義改革，就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改革。由此可見，不是劉國光教授反對社會主義改革，而是誣陷劉國光反對改革的那位「改革高官」反對社會主義改革，要搞資本主義改革。這就是這場爭論的實質之所在。

　　劉國光鮮明地批駁了「反思改革就是反改革」的荒謬論調。2005年12月12日，《經濟觀察報》發表該報記者對劉國光的專訪，題為《反思改革不等於反改革》 。他對記者說：「人民群眾和學術界對改革有不同的看法，對改革進程中某些不合理的、消極的東西提出批評意見，是很自然的，我們不要把不同的看法說成是反改革。對改革進行反思是為了糾正改革進程中消極的東西，發揚積極的東西，將改革向正確的方向推進。不能把反思改革說成是反改革，你把那麼多群眾和代表他們的學者，說成是反改革的人，硬往反改革的方面推，後果將是什麼?」2006年3月11日，他在《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讀胡錦濤同志3月7日講話有感》中，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做了深刻的剖析：「一些人士講現在出現了『一股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浪潮』，其實不過是在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遇到了一些問題，人們在反思改革時，對改革的某些問題、內容、步驟有不同意見，這本來是很正常的。反思改革無非是總結改革的經驗教訓，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對改革開放要認真總結經驗，因為『我們的全面改革是一種試驗，中間一定會有曲折，甚至大大小小的錯誤，那不要緊，有了錯就糾正』。『對的要堅持，錯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鄧小平同志說的話，多麼充滿辯證法的精神，多麼符合世情事理。」這就表明，我們對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要進行實事求是的總結，對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也要進行實事求是的總結。我們進行總結，就不能只講成績，不講錯誤，而是要既肯定成績，又承認並改正錯誤，這才算是真正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按照實事求是原則總結改革開放，就不會給「反思」改革扣上「反對改革」的帽子了。其實，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反思」就是「思考過去的事情，從中總結經驗教訓」。那些給「反思」亂扣帽子的人，實際上是心虛，不敢讓人民群眾通過「反思」來總結改革開放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而劉國光教授卻理直氣壯地堅持這樣做了，這是最為難能可貴的。

二、「反思改革」的主要成果

　　劉國光教授通過十年反思取得了極其豐碩的成果，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一書和《關於當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些問題》一文(以下簡稱「書」或「文」)，可以說是其思想精華之所在。筆者在學習了此書和此文之後，感到其中最突出的是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的十論，現分述於後：

　　（一）關於「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同樣死路一條」問題

　　2012年2月6日，全國各大報紙均在頭版顯要位置刊登了一位時任政府領導人的「談話」，其中說道：「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顧八十多歲的高齡來到廣東，講了許多語重心長、發人深省、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話。他明確告訴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這些話我以為至今仍有強大的震撼力，而且有著巨大的指導意義。」[1]這就激起了社會人士的廣泛注意，引發了民間和網路議論紛紛。劉國光在書中針對這種情況，鮮明地指出：「當前流行的『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的說法，是不夠精確、不夠全面的。改革有不同的方向，改革到底是按社會主義方向還是按資本主義方向，這個問題還是要講清楚。戈爾巴喬夫也曾堅持改革，他把蘇聯改到什麼地方去了……鄧小平更指出，『有一些人打著擁護改革開放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所以，不能簡單地說『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準確地說，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才是死路一條;堅持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條。」(劉國光，2015：10)「不要簡單地重複『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這個提法容易把改革引導到錯誤的方向。查一查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關於『死路一條』的全面表述，原來並不是簡單的『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而是先講了極其重要的前提條件，其全句是：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我們不應該口頭上片面地引用鄧小平講話中的個別語句，而要全面地堅持鄧小平講話精神。在涉及改革開放的話題時，不講或者淡化四項基本原則，不講或者淡化、歪曲社會主義，而只講『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那就是有意識地或者無意識地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邪路。」(劉國光，2015：10-11)

　　劉國光關於「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同樣死路一條」的論斷，是完全正確和極其重要的，是十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的挂帥之論。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的那段話，是強調要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誰要改變這條線路，誰就會被打倒。他講的「四個不」(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實際上是指背棄黨的基本路線的基本精神，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條」。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如果不是用老老實實的科學態度來理解這段話，而是別有用心，玩弄比斷章取義更為「高明」的斷句取義的「戲法」，把「四個不」砍去了「三個不」，光抽出一個「不改革開放」，就拼湊出「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這一歪曲的結論，從而以「改革開放」取代基本線路的全部內容，排斥了作為基本線路的政治靈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那就把真理變成了謬誤，必將「在根本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

　　（二）關於「社會主義本質」問題

　　劉國光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政治經濟學教材編寫組編寫的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概論》第三次送審稿提意見時，著重就「不同於其他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徵」問題，發表了許多精闢的意見。他指出：「在書稿第374頁說，『社會主義本質是指社會主義制度不同於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等社會制度的最根本的特徵』，這個定義就生產關係來說，是正確的，但不能完整地解釋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提出的社會主義本質。鄧小平那次講的社會主義本質包含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個方面。生產力方面的特徵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生產關係方面的特徵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生產關係方面的社會主義特徵確實是不同於資本主義等社會制度的特徵。而生產力方面的特徵則不能這麼說，因為其他社會制度在成立初期也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劉國光，2015：22)「鄧小平這次談話之所以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包括在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中，是針對當時中國生產力發展還極其落後……如果設想社會主義革命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就不會有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根本任務的說法，而只能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劉國光，2015：23)「鄧小平講社會主義『本質』的地方並不多，他大量講的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原則』、『兩個最根本的原則』、『最重要的原則』、『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概括起來，一個是公有製為主體，一個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他反覆地講這兩點，而這兩點同1992年『南方談話』所談社會主義本質的生產關係方面，又是完全一致的。」(劉國光，2015：23)

　　因此，他建議：「政治經濟學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內涵，應根據前述鄧小平在眾多場合所講的精神，恢復其不同於其他社會制度的最根本特徵，即生產關係方面的含義，而淡化他僅僅在一處(『南方談話』)順便提及的生產力方面的含義。」(劉國光，2015：25-26)「在明確了社會主義本質就是區別於資本主義的特徵即『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之後，就可以進一步解決本質論與初級階段實踐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本質是適用於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包括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除了社會主義的主導因素包括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還必須容許資本主義因素，如私有制和按資分配存在。因為有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本積累規律發生作用，所以必然有剝削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出現。社會主義就其本質來說是不容許這些東西存在的，但在初級階段一時還做不到，為了發展生產力，只能兼容一些資本主義因素。社會主義就其本質來說，又是不能讓剝削和兩極分化過分發展的。所以要對資本主義因素加以適當的調節和限制。如果我們細心考察我國的根本大法就會發現，《憲法》已經對這個事情有了規定和對策。就是對基本經濟制度規定了公有製為主體，對分配製度規定了按勞分配為主。這些規定就是為控制私有經濟和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因素的過度發展，使其不致超過公有製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的地位，並演變為私有化、兩極分化和社會變質。問題在於是不是認真按照《憲法》規定的原則去做。只有認真、堅決、徹底貫徹實行《憲法》的這兩條規定，我們才能夠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保證社會主義本質的逐步真正實現。不然的話，就會發生前述鄧小平假設的前景後果，那是我們必須防止出現的。」(劉國光，2015：26-27)在這裡，劉國光講得何等深刻透徹啊!

　　（三）關於「基本經濟制度」問題

　　劉國光在書中，首先分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及其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區別和聯繫。他指出：「正式提出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概念的是 1997年的十五大報告。報告提出『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劉國光，2015：53-54)「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以公有製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要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前者不包括非公有制經濟，只有公有制是其基礎;而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包括非公有制經濟，但公有制必須佔主體地位……可以設想，初級階段結束，非公有制經濟不會立即被公有制所取代。進入中級階段，將是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壯大，所佔比重不斷提高，而非公有制經濟則逐漸減退，所佔比重減少的過程。到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社會主義經濟趨於成熟，剝削制度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經濟將最終退出歷史舞台。」(劉國光，2015：55-56)「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實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和現實依據。但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有一個時限的問題，不可能是無限期的。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這是在當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要遵循的重要的時間界限……隨著我國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一百年的初級階段期限是有可能縮短的。提出這一點就是為了提醒當代的共產黨領導人，不僅要埋頭趕路，而且要抬頭望遠，時刻不要忘記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遠景目標。在初級階段的不同發展時期，針對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黨的政策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和變化，防止我國走向偏離社會主義的道路。」 (劉國光，2015：56-57)

　　接著，劉國光又進一步分析了如何堅持「憲法關於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問題。他強調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公有製為主體也是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和基礎。堅持基本經濟制度，首先要鞏固公有製為主體這個前提和基礎。」(劉國光，2015：57-58)「我們應該把私有經濟的性質與作用分開來講。只要是私人佔有生產資料，僱用和剝削勞動者，它的性質就不是社會主義的。至於它的作用，要放到具體歷史條件下考察。當它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時，它還起積極作用，以至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於它不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因此不能說它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某些理論家則把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偷換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民營經濟』(即私營經濟)『已經成為』或者『應當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以取代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這明顯地越過了憲法關於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界線。」(劉國光，2015：62-63)

　　（四）關於「重視發展集體經濟」問題

　　劉國光在書中針對這個問題，明確指出：「長期以來，社會各界對於小平同志『兩個飛躍』思想尤其是對『第二個飛躍』重視不夠，研究宣傳不廣，落實也不力。我們必須要看到，小平同志關於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兩個飛躍』思想是站在歷史的高度觀察農村改革與農業發展得出的結論，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符合我國農業發展規律的。因此筆者認為，我們要堅持『兩個飛躍』的思想，抓住時機適時實現『第二個飛躍』。現在已經到了實現『第二個飛躍』的時候了。」 (劉國光，2015：89-90)「對於傳統集體經濟模式，需要歷史地、辯證地看。這種模式的出現，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在歷史上也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應該看到，這種集體經濟模式，經過改革後，已經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了，不少農村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劉國光，2015：90)

　　他堅決反對土地私有化，強調指出：「一些輿論認為，土地不私有化，農民就沒有真正的財產，也無法實現抵押金融化，農民收入和一般老百姓收入就難以增長更多，普通人的財產性收入就會很少甚至沒有，使中國經濟難以朝消費驅動型發展。所以主張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礎上，讓土地真正的私有化，把20世紀50年代從農民手裡集體化來的土地還給他們。這種主張是站不住腳的，也是有害的。中國和外國的歷史一再證明土地私有化並不能讓農民富起來，只能引起土地兼并和貧富分化。如果土地私有化，就徹底否定了農村集體經濟，也與改革開放的初衷是相悖的。」(劉國光，2015：90-91)

　　他還針對目前的問題，提出如下建議：其一，「面對貶損集體經濟的這些錯誤觀點，理論界要敢於站在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為集體經濟正名，理直氣壯地宣傳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反對集體經濟被妖魔化」(劉國光，2015：91)。其二，「建議有關部門起草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文件，核心是如何實現小平同志的第二次飛躍思想。全國成立集體經濟領導小組，成員單位由中組部、農業部、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社等單位組成。建議國家統計局、農業部調查全國堅持集體經濟發展道路的村莊的具體情況」(劉國光，2015：92-93)。

　　（五）關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問題

　　劉國光在書中，首先分析了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之後出現的問題：「在筆者的印象中，過去從來沒有明確宣布過或者實行過『國富優先』的政策，倒是明確宣布過並實行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這一部分人主要是私人經營者和有機遇、有能力、有辦法、有手段積累財富的人群……當初宣布實行這一政策的時候，就曾提出『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的口號。但是多年來實踐證明，『讓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標雖然在很短的歷史時期中迅速完成，但『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卻遲遲不能夠自動實現。在市場化、私有化的大浪淘沙下，這也不大可能實現。相反地，隨著市場化、私有化的發展，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趨勢『自然出現』。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從改革開放前的0.25，到1992年突破了0.4的國際警戒線;世界銀行估計，2009年已達0.47。如果加上漏計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隱性收入，估計現在已大大超過0.5，遠遠超出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財富的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劉國光，2015：96-98)

　　接著，他又分析了「先富易、共富難」的根本原因：「為什麼社會主義的中國會發生一部人先富起來很容易，實現社會公平、克服兩極分化反而非常困難……黨內一部分有影響的同志淡忘了上述一系列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ABC，所以在改革開放後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時候，對於私人資本經濟往往偏於片面支持刺激鼓勵其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積極方面，而不注意節制和限制其剝削和導致兩極分化後果的消極方面，即與社會主義本質不相容的東西。先富帶後富和共同富裕長期難以實現，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根本原因就在這裡。」(劉國光，2015：99-100)這裡講的「淡忘了上述一系列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ABC」，劉國光是指：「小生產時刻不斷產生資本主義的規律」;「資本積累必然引起兩極分化的規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特別是其嗜利逐利的本性」。這就一語破的，擊中要害。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他又進一步論述了怎樣才能「縮小貧富差距，扭轉兩極分化趨勢」問題。他說：「應當指出，縮小貧富差距，扭轉兩極分化趨勢，不能單純靠國家財政調節手段。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甚多，如城鄉差距、地區不平衡、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滯後等。必須一一應對。但這不是最主要的。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所有制決定分配製，財產關係決定分配關係。財產佔有上的差別，才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影響因素。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結構上和財產關係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財富積累迅速集中於少數私人，才是最根本的。」(劉國光，2015：106-107)「只要保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貧富差距就不會惡性發展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就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內，最終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否則，兩極分化、社會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劉國光，2015：109)「為了彰顯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的決心，還是要落實和執行鄧小平關於共同富裕和不搞兩極分化的重要指示，尤其是不要迴避鄧小平一再提出的『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的告誡。要支持在共同富裕方面推行和獲得群眾擁護的地方成功探索，使之得到發揚推廣……要從所有制結構和財產關係的調整上，回歸到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上來，才能根本解決問題。」(劉國光，2015：116-117)

　　（六）關於「十八大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

　　劉國光認為，要回答十八大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必須首先明確「我們的改革目標」。他在書中說：「我們的改革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建立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以私有製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體制;要建立有國家宏觀調控和計劃導向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要建立確保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為了方便少數人攫取巨額財富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最近，有一種錯誤的觀點對我們的改革目標進行了歪曲。如果對此種錯誤的觀點不進行警惕和批判，就可能對我國下一步的改革走向產生不利的影響，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會產生極大的危害。」(劉國光，2015：118-119)

　　此外，還「必須對當今中國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判斷」。對此，他作了如下的詳細論述：「下一步我們的經濟改革的方向是什麼?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對當今的中國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判斷。今天的中國和三十多年前改革初期的中國有著明顯的不同，國家的經濟形勢、社會矛盾、面臨的國際環境都已發生巨大變化。依照十八大精神，2000年中國已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完善十多年，下一步改革的任務就是繼續完善它，也就是說，我們既不能回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也不能把它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市場化程度已不比有些西方國家低，不足之處需要完善，過頭之處需要裁減，不宜簡單地宣傳『進一步市場化』，否則，可能會帶來由於過度市場化而引發種種災難的後果;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已發生深刻變化，國有經濟的戰線已大幅度收縮，如果繼續對所剩不多的大中型國有企業進行私有股份化改革或改制，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將更難以維持;我國除廣播、出版等極少數行業沒有對外資大規模開放外，絕大多數行業已開放，如果繼續盲目擴大開放領域或沒有限制地開放，則可能給我國帶來經濟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問題;我國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狀況已相當嚴重，基尼係數大大超出國際警戒線，如果再不採取有效措施遏制收入兩極分化不斷擴大的趨勢，則極有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最終實現不了共同富裕的理想。」(劉國光，2015：124-125)

　　最後，他對十八大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作了簡明扼要的概述：「十八大後，我認為經濟改革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進行工作：一是做優、做強、做大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公有經濟的主體作用;二是轉變政府職能，提高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和計劃導向能力;三是著力改善民生問題，逐步解決財富和收入兩極分化問題。」(劉國光，2015：125-126)

　　（七）關於「經濟領域的階級鬥爭」問題

　　在《關於當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些問題》一文中，劉國光首先從現實鬥爭出發，對「階級鬥爭」問題進行了這樣的論述：「《紅旗文稿》2014年第18期發表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一文引起巨大關注，並遭到右翼『公知』的圍攻。該文所講的內容，都是在憲法和黨的文件中明確闡明的，講一講『階級鬥爭』，談一談『人民民主專政』，這本是很正常的，卻遭到如此多的人惡毒攻擊，這恰恰說明『階級鬥爭』是存在的……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演變，中國的階級結構是否起了變化?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是否又已重現?這個問題應該實事求是地判斷。即使認為階級鬥爭現在不再是國內主要矛盾，但在我國『文化大革命』後，階級鬥爭事實上此起彼伏，長期存在，包括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有時還非常激烈突出。如20世紀80年代幾次學潮動蕩、『六四』風波、21世紀初的西山會議、『〇八憲章』等事件;西方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滲透和蔓延，無一不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較量，或者是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

　　接著，他又具體地分析了經濟領域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不僅在上層建築領域存在，而且在經濟基礎領域也有表現。目前，不僅在私有企業存在著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矛盾，勞資糾紛此起彼伏;而且在某些異化了的國有企業中，也可以看到，隨著工人階級重新被僱用化，高管階層與普通員工之間也存在矛盾。經濟領域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激烈鬥爭，主要表現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知上的對立。」在這一方面，「針鋒相對的紛爭，當然有理論是非問題，需要辨別清楚。但是，在更大程度上這是當今中國社會不同利益集團或勢力的對決。反對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和兩極分化的聲音，雖然有雄厚的財富和權力的實力背景，但畢竟只代表少數人的利益。而主張以公有製為主體，以國家宏觀調控為指導和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聲音，則代表了工農大眾和知識分子群體的期望。所以，這場爭論明顯具有階級分歧的性質。中國經濟改革的前景，不取決於爭論雙方一時的勝負，最終將取決於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

　　（八）關於「正確認識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問題

　　劉國光在書和文中，都論述過這個問題。他說：「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不是全部作用。』可見，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是有限制的。根據這個精神，《決定》在提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強調了政府和國家的計劃作用，就是說政府和國家計劃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性作用』。這樣，市場與政府、市場與計劃在資源配置中的『雙重調節作用』的思想就凸現出來了。」

　　他還進一步分析了市場和政府的分工問題。他說：「在資源配置中，市場和政府應如何分工?依我看，按照資源配置的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劃分市場與政府或計劃的功能，大體上是可以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應該限制在微觀層次，即多種資源在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的配置，應由供求、競爭、價值規律來決定。而政府職能如行政審批等的縮減，也主要在微觀領域。至於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以及微觀經濟活動中對宏觀方面產生重大影響的資源配置問題，如供需總量平衡、部門地區比例、自然資源生態保護、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以及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政府都要加強計劃調控和管理，不能讓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盲目操縱，自發『決定』。」

　　後來，他在《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5年第11期發表的《政府和市場關係的核心是資源配置問題》一文中，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能只受一個市場價值規律的支配，而必須在市場價值規律起作用的同時，受『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支配。所以，《決定》所說的『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單就市場經濟來說，是絕對正確的;下面接著說『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也是對的，但是說得不夠完整。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遵守的不僅是市場價值規律，這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唯一的規律。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要首先遵守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這就是為什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計劃和市場、政府和市場、自覺的調節和自發的調節、『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都要在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理論根據。」

　　（九）關於「混合所有制改革」問題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時徵求意見，劉國光在書中，「對原稿中第八點提到的『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企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表述，提了意見：當然可以這樣鼓勵，反過來也可以鼓勵公有制經濟參與非公有制改革，公有制經濟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原稿的表述使人認為混合所有制企業似乎只能是私有控股，到底哪個控股好要看具體情況而定。還要加上一個意思，如果國有控股轉變為私有控股，那麼混合所有企業整體的性質也就起了變化」(劉國光，2015：145-146)。

　　他在文中，還進一步指出：「這次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上類似於『公私合營』，實質上完全不同。它是倒過來，以私有制經濟參與國有經濟的改革，但這是不是意味著也倒過來，把國有經濟逐步改造成為私有經濟，成為向資本主義過渡的一種暫時的所有制形式呢?我覺得不應當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向高級階段過渡，而向高級階段過渡當然不能是向私有經濟過渡，而且這個過渡時間很長，所以混合所有制經濟不應當是一種短暫的向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過渡的形式……無論如何都要守住公有製為主的底線和國有資本控股的底線。」「國企改革和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原則，防止財富和收入分配通過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強化兩極分化的傾向。」「不能隨著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使國有經濟越來越萎縮，非公有經濟越來越擴張;也不能隨著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國有資本越來越小，國有資產最後都『混』沒有了。持這種『把混合所有制看成國退民進，公退私進，國有企業私有化形式』主張的人，的確大有人在。如發改委某副主任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講，政府大力提倡混合所有制經濟，意味著地方政府可以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可以用賣掉國有企業的資金還債，這與三中全會的精神風馬牛不相及。」「在目前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佔比已經大大縮減的情況下(已經縮減到20%)，如果繼續對所剩不多的大中型國有企業進行國有股減持，那麼我國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將更加難以維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搖搖欲墜，就會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因此，搞混合所有制經濟不是簡單地進行國有股減持，而是要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不是把國有企業一賣了之，而是要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不是只允許私有資本參股甚至控股國有企業，而是同樣允許國有資本參股甚至控股私人企業;不是削弱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而是要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十）關於「防止『經右政左』導致社會分裂」問題

　　劉國光在書和文中分析這個問題時，首先指出「經右政左」「是一對矛盾的概念」。他說：「現在，海內外對中國政治經濟形勢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叫『經右政左』，即在經濟上更加趨於自由化、市場化，放開更多管制領域;同時，在政治上更加趨於權威化，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收緊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似乎我國在經濟領域偏右，而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偏『左』。姑且不論『經右政左』說法是否準確，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對矛盾的概念。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政治、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如果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方向一致，就可以鞏固經濟基礎;如果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偏離，那麼就會使經濟基礎發生變異，原來的上層建築也會有坍塌之虞。」

　　他從理論上揭示了「經右政左」的「矛盾」之後，進一步分析其政治上的嚴重危害性。他指出：「有人分析，『經右政左』的局面難以長久持續，可能會導致社會分裂。社會主義經濟如果長期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侵蝕，使自由化、私有化傾向不斷上升，計劃化、公有經濟為主體的傾向不斷弱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最終就要變質，變成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不相容的東西。而隨著私有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力量壯大，其思想如西方憲政民主的影響也在擴大，遲早他們會提出分權甚至掌權的要求，那時即使在政治思想上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做多大的努力，恐怕終究難以為繼。這是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必須防微杜漸，不僅在經濟基礎領域，而且在上層建築領域都要反對和平演變的侵蝕。」「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形勢嚴峻，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甚囂塵上，比如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西方憲政民主等思潮很有市場。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狀況，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上層建築領域和經濟基礎領域的上述種種問題，都與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存在有關。我們不能視而不見，淡化置之，走向階級鬥爭熄滅論……如果我們淡化階級觀念，走向階級鬥爭熄滅倫，使『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蛻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就必然重蹈蘇聯亡黨滅國的覆轍。」

　　在劉國光「反思改革」所得出的「十論」中，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堅持「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性質，以達到「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的目的。進行這種社會主義改革，就必須堅持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毛澤東認為，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是基本適應的，因此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但又存在不相適應的方面，因此又需要改革。他說：「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我們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鬥。」[2]毛澤東同志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初期，就把改革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聯繫起來，並且強調這種改革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這是何等偉大正確的理論啊!今天，我們必須以這種偉大正確的理論，指導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明確改革的必要性，掌握改革的正確方向。

三、「反思改革」的正確立場

　　人們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即「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只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才能正確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劉國光之所以能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下「反思改革」，取得豐碩的理論成果，從根本上說，就在於堅持了正確立場，即無產階級立場。他在《答詞》中針對那種認為「研究經濟學要有立場、觀點、方法的說法，好像又不大時興了」的錯誤觀點，強調「我總以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勞動人民的立場，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立場，關注弱勢群體的立場，是正直的經濟學人應有的良心，是不能丟棄的」。他的立場何等鮮明啊!他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勞動人民的立場」，作為「正直的經濟學人應有的良心」，否則就是沒有「良心」，這又是何等生動和深刻啊!按照《辭海》的解釋，「良心」就是「存在於內心的是非、善惡之認識」。劉國光教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勞動人民的立場」，是有良心的經濟學人，因而能正確認識並分清是非、善惡。反之，如果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勞動人民的立場」，也就是失去了「應有的良心」，必然是非不分、善惡不辨，甚至是非顛倒、善惡顛倒。

　　現在確實有些「經濟學人」，由於站錯了立場，就成為那種是非顛倒、善惡顛倒的沒有「良心」的人。當時任全國工商聯主席的黃孟復，在《財經》2010年第10期刊登的專訪文章中說：「根據全國工商聯統計，現在國有和國有控股占國民經濟的比重30%-33%，外資和外資控股佔12%-13%，其他55%左右是民營經濟所創造的。不僅如此，而且民營經濟佔比還以每年1-2個百分點的速度在增加。」[3]這就表明，在五年之前，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不僅已佔2/3，而且還在迅速增加，從而使公有制喪失了主體地位，動搖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面對如此嚴峻的問題，這位官員不但不承認這是改革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問題，相反地玩弄「偷梁換柱」之計，鼓吹「不是說國有和集體才是公有，公有的概念應該擴展，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股份制企業、合夥企業等都是公有制的不同而有效的實現形式」。他在這裡，混淆了公有制和私有制在性質上的區別，力圖用資本主義私有制冒充社會主義公有制。

　　以上正反兩方面的典型表明，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立場是頭等重要的大事。馬克思主義講的「立場」，是指「階級立場」，即無產階級的立場。但是，現在主流媒體往往別出心裁，用「政治立場」來取代「階級立場」，用「人民大眾立場」來取代「無產階級立場」，從而抽掉「立場」的無產階級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談到「立場問題」時，明確指出：「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並進一步強調：我們要為人民大眾(指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這就表明，我們共產黨人必須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才能真正地為人民大眾服務，而不能反過來。2014年2月，習近平在《二月講話》中明確指出：「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4]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也是共產黨人必須堅持的原則。只有這樣，我們在改革中，才能正確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地自我完善和發展。

　　參考文獻

　　[1]劉國光，2005，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高校理論戰線》，第9期。

　　[2]劉國光，2015，《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問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劉國光，2015，關於當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些問題，《馬克思主義研究》，第4期。

　　[1]中國新聞網，《溫家寶廣東重溫小平講話 強調具有深遠歷史意義》，2012.02.05。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2-05/3645413.shtml。

　　[2]毛澤東，1999，《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75頁。

　　[3]蘇琦，2010，以富民為主線重啟改革——專訪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財經》，第10期。

　　[4]轉引自劉世軍，2014，中國政治學研究新時代的到來，《文匯報》，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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