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毛澤東與朱德關於游擊戰的分歧

朱德1940年5月下旬回延安以前，1938年8月25日也回了一次延安。1938年8月朱德回延安名義上是因為要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實際上的原因並不只是如此。如果僅僅是為了六屆六中全會，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朱德並不一定需要回延安。1938年8月25日朱德到達延安時，毛澤東從來沒有過地鄭重，跑到了山下迎侯。1940年5月26日朱德回到延安時，毛澤東同樣是十里遠迎，朱德的衛士李樹槐說：「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高自立到三十里鋪來接總司令，那天，毛主席知道總司令要回來了，也早早地在住地山坡下等候。過了一、二天延安各界在東門外集會，歡迎總司令回延安，那天到的人很多，平壩上都站滿了。」毛澤東這樣做除了是因為朱德當時的威望，更深層的原因是因為等著要朱德救駕。朱德兩次回延安，真正的原因不過就是毛澤東要他救駕。威脅毛澤東獨裁地位的所有問題都是圍繞著抗日而發生的。中共關於抗日的態度有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這種演變受著蘇聯意志的約束和左右。由於抗日總體上符合蘇聯的意志和需要，因此，中共從來沒有採取過不抗日的立場。西安事變之後，隨著全面抗戰的開始，在進行抗戰的大前提下，中共領袖層的意見逐步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相應的意見分歧和微妙的差異主要是圍繞著抗戰和統一戰線兩個主題展開。就抗戰來說，分成了積極抗戰與消極抗戰的差別。就統一戰線來說，大致分成了服從國民政府、與國民政府合作、不與國民政府真心合作，情況相對比較複雜。實際上，持消極抗戰態度的代表人物是毛澤東、洛甫，其他人基本持的都是積極抗戰態度。中共領袖層普遍的積極抗戰態度決定於兩個方面，一是對莫斯科要求中共堅決抗日指令的執行，這方面主要是國外幫特別是蘇聯幫，王明回國後代表人物是王明；一是出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立場，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朱德。毛澤東並不是不抗日，而是依然把反蔣放在了主要的地位，從而把抗日放在次要地位，抗日主要只是作為發展、壯大中共及其武裝的一種手段，因而具有消極抗日的特徵。中共領袖層的抗日態度又與大家對統一戰線的理解穿插起來，彼此形成了很複雜的交錯關係，而所有的關係焦點則集中在了毛澤東身上。國外派特別是蘇聯派以回國後的王明為代表，屬於服從國民政府的立場，朱德則屬於與國民政府進行真誠合作的立場，毛澤東則屬於不跟國民政府真心合作的立場。因此，總體來說，中共領袖層分成了王明派系，其中中共實力派三巨頭之一周恩來屬於這個派系，但立場相對中間；一個是朱德派系；再就是毛澤東。三個派系之間一開始由於毛澤東不得不遵照莫斯科意志辦事，朱德又在前線，所以彼此之間的裂痕並不明顯。細微的裂痕發生在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毛澤東不相信蔣介石會積極抗戰，周恩來則相信蔣介石會積極抗戰。對比朱德的總體戰思想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可以看出他們在進行抗日問題上所存在的分歧。朱、毛同樣談游擊戰，但朱德認為：「抗日游擊戰爭是整個抗日戰爭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抗日的作戰方式分正規戰、運動戰和游擊戰三種基本形式，游擊戰處於輔助地位，其作用是「能夠配合正規軍作戰」。「抗日的民族自衛戰爭要取得最後的勝利，僅僅依靠游擊隊，誰也知道是不能夠的；必須有政治堅定、指揮統一、裝備優良的數百萬正規的、現代化的國民革命軍作為主力才能達到目的」。也就是說，朱德明確國軍是抗戰的真正主力，而中共的游擊戰只是輔助，任務是配合好國軍進行作戰。僅僅這樣還不行，朱德認為，當游擊隊發展到一定規模，就應該從游擊戰向運動戰轉化，乃至要向正規戰轉化，「抗日游擊隊的前途，是保衛中國抗禦日寇的正規軍隊」。這正是朱德決策百團大戰的思想根源。朱德強調，即使游擊戰也必須要以進攻為原則，「一個抗日游擊隊要怎樣打仗呢？簡單地說，就是要最熱心地、積極地行動，爭取主動地位，集中自己的全力，用一切方法向敵人進攻」，也即是要積極作戰，而不是游而不擊。朱德既承認中共的游擊戰處於國軍正規戰的附屬地位，承認抗戰的最後勝利仍然要依靠國軍正規軍隊，又強調游擊戰要積極進攻，甚至向正規戰發展，這種思想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很難找出，毛澤東不僅努力要提高游擊戰較之國軍正規戰的戰略地位，而且更強調的是「持久」，慢慢來，保存自己，發展自己。好在朱、毛這種差異由於兩個人分別處於前方、後方，朱德覺得毛澤東的指示對就聽，不對就不聽，毛澤東也無可奈何，彼此不容易形成衝突。毛澤東不希望朱德擔任第二戰區東路軍總司令指揮國軍，朱德予以了拒絕。毛澤東強硬地要朱德回師保衛延安，朱德也予以拒絕，反而率軍東進太行山。太原被日軍佔領之後，薄一波提出要將自己的新軍直接改編為八路軍，朱德嚴厲地拒絕了，警告薄一波不能在閻錫山失利時拋棄他。實際上，中共的抗日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分成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朱德在前線負責的1940年以前，是積極抗日的階段，第二個階段在1941年以後，是消極抗日階段。中共官方黨史把自己的抗日偷換成抗戰的主體是十分荒唐的，現在有些人反過來把中共說成完全的消極抗日也是不公正的。此外一個問題是，中共積極抗戰是朱德直接領導的八路軍在1940年前的抗戰，1941年後的八路軍是消極抗戰，而不受朱德直接指揮的新四軍則沒有過積極抗戰的歷史，1941年1月後幾乎是處於不抗戰的狀態，從1937年底建軍到抗戰結束，新四軍跟日軍基本沒有打過象樣的仗。可見，中共積極抗戰的歷史是由朱德創造的。【延伸閱讀】：長征途中朱德與張國燾的一段秘密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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