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易經》心得】兌卦：心悅則亨通

一、原文簡介（主要參考黃壽祺《周易譯註》）

（上下皆兌澤－麗澤兌卦）

兌，亨，利貞。

大意：兌，就是喜悅，愉悅，欣悅。當事物感覺欣悅之時，必可暢達亨通，但不可為了悅而為非弄邪，所以告誡應固守貞正。

傳統解釋：

《序卦傳》說：「兌者說也。」說即悅，有喜悅、和悅的意思。巽卦是被納入，納入而後悅，所以巽卦之後是兌卦。

兌的象為澤，「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悅），施於人事，就像君王以恩惠養民，民無不（悅〉也。」物喜民悅，惠施民悅，能悅於物，物莫不悅，必至亨通。

所以悅是至亨之道，但是並非任何悅都能至亨，如果不以正道求之，而是為滿足一己之私慾，那就會陷於諂邪，流於放僻。所以卦辭告誡要「利貞」，要持中守正，持守正道是和悅相處時總的行為原則，違反了這個原則，不惟不能至亨，還要有悔厲。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大意：《彖傳》說：兌卦象徵欣悅之意，卦中九二、九五兩爻，陽剛居中；而六三、上六兩爻，陰柔居外，內外剛柔並濟，能悅而不諂媚，不暴戾，利於固守正道。所以兌悅之道，是上順天理而下應民情。

人處平安適意之時，理當欣悅，但是如果能夠在勞苦犯難的處境而悅，才是真悅。聖人君子能先民之勞而勞，則能使民任勞而不辭；能先民之難而犯難，則民赴難而不畏生死。光大兌悅之道，則民就能自我勸勉，努力以赴。

傳統解釋：

「兌，說也」這是解釋卦名的。「說」和「悅」是通假字（通假就是指古代漢語書面語中以音同或音近的字來代替本字），不過也有認為在漢代以前表示「喜悅」的意思用「說」字表示，後來表達說話，才又造了一個「悅」字專門表示喜悅之意。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指兌卦上下二卦皆以剛爻居中，所以稱「剛中」，而上下二卦又皆以柔爻居上位，所以稱「柔外」。陽剛居中，有中心誠實不虛偽之象，陰柔在外又象徵對外待人接物柔和遜順而不粗暴，內心誠實而不虛偽，待人遜順而不粗暴，這當然給人帶來喜悅，大家和悅相處，所以無所不亨。所以「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悅）亨。」

兌卦一陰居二陽之上，是陰悅於陽而為陽所悅之象，九二、九五二爻以剛居中，有中心誠實之象；六三、上六以柔居外，有接物柔和之象，內中正而外和悅，悅而違剛則諂，剛而違悅則暴，剛中則利貞，柔外則悅亨。兌卦剛中而柔外，也即剛德而有柔克，所以剛而不失其悅，這是上順乎天，人心悅於惠澤，能以惠澤悅人，這是下應乎人。所以悅以利貞。

所以悅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天理順即人心安，所以順天應人。所以兌卦「剛中誠信則順乎夭理，柔外和順則應乎人心」，就是對兌卦的總結。所以《彖傳》對卦辭加以發揮「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是指如果能以誠懇和悅的態度與人民相處，帶領人民前進，那麼人民的積極性就能被充分調動起來，當需要人民出力的時候，人民就會忘其勞，當需要人民赴難的時候，民就會忘其死。適意時悅，處平安時悅，都不是真悅，當勞苦患難而悅才是真悅。統治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能使人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先民」的意思就是引導民眾前進。勸，就是指相信而勉力順從）

「勞」與「死」就人的趨利避害的天性來說是想竭力避免的，小惠不足以悅人，私愛不可以求悅。所以能夠使民忘勞與死非順天應人不可，所以君王若能仁愛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老百姓和悅相處，則百姓忘勞忘死，無悔無怨。所以孔子感嘆道：「說之大，民勸矣哉！」和悅的意義是多麼弘大。這就是高明的統治者與笨蛋的區別，一個是誘導民眾自發執行，心甘情願，任勞任怨，一個是高壓強迫，隨時坐在爆發的火山上，惶惶不可終日。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大意：《象傳》說：兌卦上下卦皆兌，所以有兩澤相連之象。兩澤相連，則互有滋益，相互欣悅，象徵欣悅之意。（麗，並連）

君子應效法兌卦兩澤相連，互有滋益而互相欣悅之象，樂於和朋友講道、習義，相互切磋以增進學問。（講習，即講其所未明，習其所未熟）

傳統解釋：

兌卦上下卦均為兌，兌為澤，澤不能相重，只能相連，所以稱「麗澤」，意為兩澤相附麗，相連。兩澤相附麗，交相侵潤，互有滋益，正是和悅相處之象。

君子效法兩澤相麗彼此浸潤滋益之象，聚集朋友互相講習，彼此切磋。古人認為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所以歷來重視朋友聚居講習道義，強調要「不恥下問」，「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儒家認為：「天下之可悅者，莫若朋友講習，惟朋友講習，固可為悅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兌卦與坎卦都是剛中，但是意思大異，重坎涉險，是剛中而陷於陰柔，岀險非易。重澤滋潤，則剛中而順乎柔外，涵潤無窮。

黃壽祺先生說：論語學而篇所言，「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正與大象傳以「朋友講習」，闡釋兌卦欣悅之義相符。

初九，和兌，吉。

大意：初九以陽居下，上無應援，不結黨營私，在兌時能廣泛和悅待人。又陽剛得位，秉剛健之質，行事公正無私，人所不疑，所以獲吉祥。（和兌，能和悅待人，無所偏私）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大意：《象傳》說：初九秉剛健之質，行事公正無私，不結黨營私，能廣泛和悅待人，為人所不疑，所以獲吉祥。

傳統解釋：

兌卦卦辭已指出處兌之時利於守持正道。

「和兌」是指初九陽剛居兌之初，上無陰爻相應。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遜順，處悅則能和，無應則不偏，所以沒有黨派，不結黨營私，能卑下和順，能夠廣泛對人和悅。以和為悅而無所偏私，這就是悅之正，所以吉。

「行未疑也」是指初九雖然處兌卦在下，也非中正之位，但是悅而不諂，陽剛居正。陽剛則行為不邪諂，居正則行為端正,這樣一來，初九的所作所為沒有什麼過失，也沒有什麼可遭人疑忌的，當然可獲吉祥。

古人認為：「初九居於下則無所爭，遠於陰則無所系，如平旦陽和之氣，赤子中和之德，無雜無妄，無感無觸，悅而中節曰和。說之本，和之至也。」

黃壽祺先生說：初九得位，體秉陽剛，和悅端正，遂獲吉祥。故蔡淵曰：「初九爻位皆剛，不比於柔，未牽於陰，得說之正，和而不流者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大意：九二以陽居陰，又上比於六三陰爻，有失位、比陰之悔，但是陽剛得中，能以誠信之心，欣悅待人，所以能夠獲吉祥而無所悔恨。（孚兌，謂以誠信之心，欣悅待人）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大意：《象傳》說：九二心存誠信，信於人而有自信，誠於中而形於外，所以能以誠信之心，欣悅待人，而獲吉祥。（信志，心存誠信）

傳統解釋：

九二與初九都言吉，但九二的處境比初九要艱難一些。初九陽剛居正，而且遠離六三陰柔小人，所以和悅而又端正，行為也無可懷疑，其獲吉是輕鬆而又自然的。九二則不同了，九二以陽居陰，失位，本身就有猶豫不決的象，且又面臨六三陰柔小人的諂媚，有失位失正之悔。好在九二以剛居中，孚信存於中，有中正誠實之德，一方面心懷誠信和悅待人，一方面自守不失，與六三相和而並不同流合污，君子和而不同，悅而不失剛中，這才獲「吉，悔亡」。

真正做到與人和悅相處首先是自己要心懷誠信，以正與人相處，不以諂媚來取悅於人；同時也要警惕別人的媚態招引、邪道誘感，以正自守。要做到這兩個方面，思想必須始終信實而堅定。正因為九二思忠堅定不移，經得起考驗，所以《象傳》說九二「信志也」。所以悅之本在於真誠，在於誠信，只有真情實感而伴隨忽悠，才能感動人，帶來真正的悅。

黃壽祺先生說：九二之吉，在於剛中，是既欣悅待人，又心存信實之象。故龔煥曰：「己以孚信為說，人不得而妄說之，所以吉也。」

六三，來兌，凶。

大意：六三陰居陽位，居位不正，上無應與，又處於上下兩兌卦之間，六三試圖取悅下面陽爻，以謀欣悅，有邪佞諂媚而妄自取悅於人之象，所以有凶災。（來兌：以己來物曰來，以物引己曰引。下兌自內，故曰來兌；上兌自外，故曰引兌）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大意：《象傳》說：六三居位不中不正，又處於上下兩兌之間，處境困難，有邪佞諂媚而妄自取悅於人之象，所以有凶災。

傳統解釋：

六三以陰處陽，陰柔不中不正，且與上無應，所以六三不是以正來與人相處，當兌之時，諂媚取悅於人下陽爻（來是指往下），初九、九二二陽。

但是悅有道，是不可故意來求的。如果內心無誠信之德而表面裝出一副媚態笑臉來取悅於人，這是諂邪求悅，必有兇險。

而初九剛正，九二剛中，都是正派之人，不會去搭理六三的。而六三之所以邪佞得凶，也正是由於其居位不中不正。《象傳〉說「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位不當則行為不正，行為不正必致兇險。

現實社會有大量的巧言令色而閹然媚世，同流合污而取悅於人的所謂「能人」，也即孔子說的「為德之賊」。

黃壽祺先生說：六三之凶，在於陰居陽位，求悅心切。故李鼎祚曰：「以陰居陽，居位不當，諂邪求悅，所以必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大意：九四以陽居陰，失正不中，上承九五陽剛中正之尊，下比六三邪佞諂媚之人，進退兩難，斟酌忖度，心有未寧。但是若能本陽剛之質，隔絕六三邪佞，則終將獲有喜慶。（商，斟酌忖度。介疾：隔絕邪佞之人。介，分隔）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大意：《象傳》說：九四能上承九五陽剛中正之道，而下能隔絕六三之邪佞，終將獲有喜慶，其個人之喜而使天下人皆有慶。

傳統解釋：

九四上承九五之尊，下比六三之佞，而自身則剛居柔位，猶豫不決，剛能守正，柔則不堅定，因此對於究竟是接受六三的諂媚求悅，還是上奉九五的剛中之尊，優柔寡斷，拿不定主意，如果上從九五陽剛之道，又有違自己猶豫不決本性，下順六三陰邪佞欲，又不安於良心，但是又喜歡六三的諂媚，所以內心鬥爭激烈而不能自寧，這就是爻辭所說的「商兌未寧。」

但是九四畢竟本質陽剛，經過一番思想鬥爭，終於決定與六三劃清界線，把六三隔開，不讓他越過自己進而再去迷惑九五至尊，並疾惡六三陰柔邪惡，九四能做到這些，自然是喜慶之兆，所以爻辭又說九四「介疾有喜」。其實這也是儒家的希望和告誡，現實社會未必如此，大多數人都會陷入諂媚而不能自拔。

而《象傳》說「九四之喜，有慶也」是指九四能夠隔斷陰柔疾恨邪惡，說明他不再被疑慮所困撓，重新回到真正的和悅之中，這對九四來說是可喜可賀的，但九四的居位說明九四不僅是屬於他自己，同時還屬於國家，因為他位居近君的大臣之位，這樣九四的隔陰疾邪就有了匡濟國家之功，其個人之喜也就成了國家之慶。

所以九四能夠戰勝自我，是以「有喜」，而能建功於國，是以「有慶」。

初九和兌，是因為沒有任何困難和挑戰，九四商兌，猶豫，最後以剛制悅，是經過挑戰，並戰勝的結果。這就是孟子說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其實天下的問題，未有不由悅而生。

九五，孚於剝，有厲。

大意：九五陽剛中正而高居尊位，極盡悅道之善。但是近比上六消剝君子的小人，卻能孚以誠信而感化之。聖人又懼於悅之易於惑人，故又戒之以或有危厲，欲使之視安若危也。（剝，指上六，用陰消陽者）

象曰：孚於剝，位正當也。

大意：《象傳》說：九五能以誠信使小人信服而感化之者，乃以其居位陽剛中正而高居尊位，極盡悅道之善者也。

傳統解釋：

九五陽剛居尊位，且得乎中正，但在和悅相處這個問題上，仍不能掉以輕心，因為九五密比於上六之陰，而上六為陰邪不止之人，別無系應，專附於九五，用巧言令色將自己的禍心包藏起來，引誘九五信任於他，以便消剝九五陽剛。剝就是陰能剝陽，也即小人道長。

「孚於剝」是指九五處尊正之位，比於上六，而與之相得，不悅信乎陽，而悅信乎陰。九五如果真的謬信小人，受其諂媚，沉醉於歡快和悅之中，那無疑是在為自己構築通往死地的道路。所以爻辭告誡說：「孚於剝，有厲。」這是在警告：安不妄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必須以中正之道而行。

「位正當也」是指九五以正當之位，信於小人而疏君子。九五處於尊位，最易受蒙蔽，而且九五密比於上六，正是處在易於被小人佞悅而割剝之位，這裡正當是正處在的意思,而不是正確恰當的意思。

上六，引兌。

大意：上六陰柔得正，處兌悅之極，下無應與，感悅於九四、九五兩陽而誘引之，以謀欣悅。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大意：《象傳》說：上六以柔媚誘引他人相與欣悅，不光彩，不過未必可以得逞。

傳統解釋：

「引兌」是指上六以陰柔而居悅極，是極其陰邪不正之人。他的危害性不僅在於其陰邪不正，更在於其以巧言令色包藏著割陽的禍心，用諂媚的手段來引誘別人與之和悅相處，以便實現其陰謀。「引兌」也指悅不在己而在人，所以需要勾引九四九五。招物使入是來（由外而內），六三在下卦（內卦），所以說「來兌」；誘物使出是引（由內而外），上六為上卦，所以說「引兌」。

《象傳》更是明確指出「引兌」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

其他卦至極則變，兌卦則悅極而愈悅。上六居悅之極，是悅而得意忘形，找不到自己了，而且又勾引九四九五，但是物極必反，此時實無所悅。此爻不言其吉凶，只是告誡九五小心不要被邪佞之悅勾引，以免過猶不及。

小結：兌卦認為人與人之間應和悅相處，悅可至亨，悅可使民忘死建功立業，但又強調和悅相處要以貞正為先決條件。阿諛奉承，拍馬逢迎都不能長久。

六三與上六以柔媚取悅於人，不能長久，是取凶之道；初九行為端正，所以獲「吉」；九二心懷誡信，所以「無悔」；九四隔陰疾邪，所以「有喜」，「有慶」。他們都能以正道求和悅。九五因其近比上六則誡之以「孚於剝，有厲」，也即信任諂媚小人有被剝奪陽剛，陷入陰柔的危險，最終成為小人。

歷史上最不欣悅，或者一天都沒有愉快的過的皇帝，可能就是崇禎這個苦瓜臉。

崇禎自己說：「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李自成也認為「君非甚黯」。清朝張廷玉也說崇禎「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

崇禎的確與許多亡國之君不同，雖然不一定有才幹，但勤儉治國，殫精竭慮。許多史學家也認為崇禎不應該是「亡國之君」，崇禎只是個倒霉蛋。

但是崇禎性格上有致命的缺陷：悲觀，悲觀導致缺乏自信，缺乏自信導致焦慮，焦慮導致疑神疑鬼，在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緊要關頭，皇帝最需要的是氣定神閑，深謀遠慮，而不是急功近利，焦躁不安，疑神疑鬼，剛愎自用，猶豫不決，朝令夕改，結果導致無可用之人，無用力之士，孤家寡人一個，這就是一切悲劇產生的根源。

崇禎一繼位，就剪除魏忠賢閹黨，贈恤天啟朝遭迫害的楊漣、左光斗等正直之臣，繼之毀《三朝要典》為東林黨人辯冤，並起用袁崇煥等人。由於取得士人歡心，一時有了「英容中興之君」的美溢。

但是他不知道當時的明朝的大形勢，與北方女真族矛盾已經激化到臨界點，火山立即爆發；由於小冰期農業歉收，農民造反已經是星火燎原之勢；而宮廷內各派政治勢力由於缺乏遏制力量，都在為既得利益或瓜分更大的利益進行著殊死搏鬥。當時整個社會就像火藥桶，只要崩上一星火花就會引發大爆炸。

在這種危若累卵形勢下，只能採取忍辱負重，固本培元，慢慢消化的保守政策，而不能急功近利，妄想畢其功於一役，那樣只能是自殺。恰恰崇禎自以為雄才大略，就想畢其功於一役，急於求成，結果是自殺。

所以崇禎的「宵衣旰食」，勵精圖治，要中興明朝的偉大理想，恰好是不識時務，根本不懂得治國之道，愚蠢之極的表現。

說明崇禎的優柔寡斷、患得患失最好的例子就是南遷。當山西全境被李自成全部佔領後，京城已是岌岌可危。此時，北方不穩，民心大亂，但是南方卻相對穩定，駙馬都尉鞏永固勸諫崇禎南遷，說：「若南遷，可召募義兵數萬人，寇亂不難平也。」「若徒守京師，京師已玩弊久，只坐困無益也。」（《流寇長編》卷十七），但兵科給事中光時亨等人害怕南遷會損害自己的個人利益，說：「不斬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反對南遷的朝臣們後來都叛變投降李自成），而崇禎顧慮到自己的名譽，不願意承擔放棄京師的惡名，希望能在朝廷重臣的提議下實現「南遷」，而不是自己提出來。所以，他一再徵詢內閣首輔陳演和魏德藻的意見，而此二人，前一人堅決反對南遷，後一人始終不予表態，崇禎非常惱怒卻也無可奈何。等到北京危在旦夕，朝臣們的意見仍不統一。崇禎只能憤憤地說：「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拂袖而去。南遷之議自此夭折。

另外一個例子是即使李自成的軍隊打到了北京西直門外，李自成也並沒有滅掉明朝的打算，而是提出談判條件：只要崇禎割西北一帶，讓李自成分國而王，並犒賞軍銀百萬兩，李自成便可退兵。這是拯救明朝最後的機會，崇禎直到這個時候，仍然再三徵詢魏德藻的意見，希望魏德藻承擔割地責任，而魏德藻故伎重演，仍然三緘其口。到最後，崇禎雖然氣急敗壞，但仍無勇氣自己承擔談判的責任。崇禎自己毀滅了明朝。

當然另外一個沒有擔當的例子是崇禎曾經授權兵部尚書陳新甲秘密與後金議和，所議秘密文件被陳新甲的書童誤以為是兵部應發的邸報稿被送出印製散發，於是全國大嘩。崇禎殺陳新甲為自己做替罪羊、以塞眾人之口。

說明崇禎剛愎自用，疑神疑鬼的例子是隨便殺人和罷免大臣。粗略統計崇禎在位17年，共任命過50位內閣大學士（相當於宰相、副相），吏部尚書13人，兵部尚書17人，刑部尚書17人。殺戮了相當於首輔的內閣大學士2人，總督7人、巡撫11人，被迫自殺的1人，關押、毆打、間接逼死、自殺或判刑、流放的巡撫和尚書、侍郎幾十人。崇禎14年（1641年）被關押在大牢里的三品以上的官員145人，當時崇禎朝舉國上下大約有文官一萬多人，其中三品以上的文官不到1000人。在這部分被關押的高官中，有人無罪而且有功，只是崇禎輕信讒言或被頂撞而已（例如辦事極有能力的輔臣劉鴻訓．只因背後說了句「皇上畢競太年輕」，就為崇禎所忌恨，必欲置之死地，因眾臣力救才得免死，充軍後死於戍所，其在位不足半年），結果造成人人自危、個個不敢任事的局面。他這樣兇橫地踐踏朝臣，群臣自然也不會死心塌地為他效勞盡忠。（而且有時殺人莫名其妙。例如崇禎二年，努爾哈赤南下，京師被困，兵部尚書王洽下獄論死；山西巡撫耿如杞統兵五千入援先至京師。按軍令：兵到汛地扎穩，才給餉。兵部第一日調耿部開通州、明日又調其守昌平，又明日再調良鄉。由於不得汛地，三日五餉，於是兵飢無食，鼓噪大掠，崇禎競下令斬耿如杞。崇禎十一年，皇太極命多爾袞、岳托南下，文武諸臣罪分五等，36人同日問斬。其中山東巡撫顏繼祖視奉命移駐德州，標下兵卒僅三千人，還不斷被更換。兵部尚書楊嗣昌親令顏繼祖專防德州，濟南因而空虛。顏繼祖也曾就濟南增防事提出意見，未被採納。清軍克濟南俘德王而德州城防完好，崇禎不獎守德州功競將顏繼祖下獄問斬）

其中最讓人感嘆的就是處死袁崇煥。在群臣的舉薦下，崇禎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督師薊遼。袁赴任時，他還設盛宴款待，親賜尚方寶劍，「令其便宜行事」。而袁崇煥也感激涕零，雄心萬丈，說五年可以平遼。而且當時崇禎絕對信任袁崇煥，袁崇煥要撤消遼東巡撫的建制，要撤消登萊巡撫的建制，都同意，要銀子給銀子，要糧餉給糧餉，要信任就給信任。當時可謂是股肱之臣。

可惜不到一年，當後金繞道薊門，長驅直入關內的時候，袁崇煥急忙率軍救援，皇太極則利用崇禎的多疑妄動心理，散布謠言袁崇煥擁兵縱敵，暗中與敵媾和，與後金訂立了「城下之盟」等等（「都下流言皆出三大營官軍，一人造謠進營，傳之一隊，一隊傳一營，一營遍傳部下，不三日傳之內廷，達御前矣。大臣黜陟，往往由此。朝廷以為輿論無私，不知其由於匹夫之恩仇與奸人之反間也」）。崇禎平台第二次召見，劈頭問他的第一句話就是「爾擅殺大帥，以今日又不能抵禦，恢復之言何在」袁崇煥面對崇禎的這一質問，張口結舌，「並不能對」。。崇禎不假思索，當眾宣布袁崇煥通敵叛國，於是「命下錦衣獄」，接著凌遲處死。「自崇煥死，邊事更加無人」（《明史》）。

其實袁崇煥自己一開始就知道結局的，他在給崇禎皇帝的上疏中說過這樣的話「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袁崇煥說這些話是要求崇禎信任自己，不要為流言所動，不要中了敵人的反間計。

當然袁崇煥也未必不該殺，明代談遷在《國榷》中說「袁氏殺島帥（毛文龍）適所以自殺也。」，明末張岱也譏諷袁崇煥「大言不慚，而終日夢夢，墮幕士雲霧中，而不知其著魅著魘也。五年滅寇，寇不能滅而自滅之。」明朝王在晉說：「袁崇煥中奴之誘，先殺毛文龍，除奴肘腋之患。已巳之變虜遂以薊鎮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薊宣為屢犯之孔道。向使袁崇煥??不殺島帥則奴顧巢穴，必不敢長驅而入犯。」《明史》：「文龍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可是為什麼會出現袁崇煥殺毛文龍這種事情呢？根子還在崇禎的急於求成和翻臉無情，導致大言不慚的吹牛家被寄予重任。

所以明朝人汪汝淳認為「封疆之臣遞壞遞更，遞更遞壞。然期間豈無長城之足恃，究竟同歸於一敗？此其故蓋有難言者」，「今日之病，病在議論繁而私意廣，浮誇大而經制疏，既無補於實際，安望其有實功。」其實就是指崇禎自己糊塗。

說明崇禎急於求成，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的例子是敲骨吸髓。明朝在國力強盛的嘉靖年間，每年的中央財政收入僅兩百萬兩白銀；到了萬曆初年張居正改革後，增加到了四百萬餘兩；萬曆末年，因為遼東滿洲興起，驟加「遼餉」應付軍事需要，達到了五百二十萬兩，並成了固定的數額；明末崇禎年間，既有遼東戰事越發激烈，只好採取竭澤而漁的政策加派「遼餉」、「練餉」、「剿餉」號稱「三餉」，年收入達到兩千餘萬兩白銀（崇禎三年十二月，加派遼餉，每畝在原來已加銀九厘外，再加三厘。崇禎十年又下令加征剿餉，按畝征派，增征銀子280萬兩。崇禎十二年，又命加征剿餉，增征銀子730餘萬兩。這三項加派合起來多達1670萬兩。當時，國家正常的賦稅徵收，每年大約為銀子1460萬兩，崇禎十三年又下令增征關稅銀20萬兩），但是代價是逼得北方農民紛紛造反，當時又是小冰河期，導致北方糧食多年絕收，饑民滿地，無法維持最基本的生計，崇禎十三年（1640年），陝甘和河南等地大旱，饑民們將可食的野菜挖盡，樹皮剝光，災區餓殍遍野，甚至有易子相食的現象發生。崇禎接到各地官吏請開官倉濟飢的報告，不予理睬，說：「帑藏如洗」。其實當時政府是有能力救濟的。李自成攻入北京後，「查沒的明廷內帑，就足夠這個新政權兩年以上的全部支用」，入京的李自成，繳獲了的內帑，略計白銀3700萬兩，黃金150萬兩。（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明朝最終還是滅亡在農民造反手裡，得不償失。

最離奇的是面對危機四伏的政局，崇禎認為問題癥結全在文武百官身上，而且認為登極不久後作出的限制宦官出城、解除宦官兵權的決定錯了，到崇禎四年十月，又恢復了太監監軍制度，派往邊鎮的叫「監視」，派往內地的叫「監軍」，並且賦予他們極大的權力。並在服侍自己的宦官中選拔親信，培植鷹犬，然後利用東廠、錦衣衛進行恐怖統治。在崇禎自殺之時，宮中宦官總數不下十萬人，創造了中國前所未有的新紀錄。太監們濫權的結果是在軍隊與皇帝之間埋下了離心離德的禍根。以至於李自成攻城時，軍隊拒絕出戰，而崇禎當成心腹，寄予希望的太監們乾脆打開城門迎接闖王。人生失敗莫過於此。

後來為了控制國家財政，也派太監監督，例如崇禎四年派太監張彝憲去監督戶、工二部的錢糧收支，授給太監與總督相同的地位和權力，專門為張彝憲設立一個名叫「戶工總理」的衙門，位居二部長官尚書之上，崇禎五年，工部侍郎高弘圖對張彝憲盛氣凌人的做法不滿，崇禎立即下令削去高弘圖的官職。兩年之後，又派太監張其鑒等人到國家各倉同提督諸臣共同盤驗各庫的收放。甚至派太監監督尚書，例如孫居相為戶部尚書，總督國庫收放。崇禎讓太監去私拆其來往信件，某天發現給事中楊時化給孫居相的一封信中，有「國事日非，邪氛益惡」等語，立即下令逮孫居相下獄，削職發配邊地，含冤死於戍所。這人心理陰暗已經到了極品。

孟森先生說：「崇禎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我要說，崇禎無知人之明，也無知己之明，更無知事知明。而此三者又是彼此聯繫、互為因果的。」這才是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