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三年祭：心傷難愈-《財經網》

　　41歲的郭閔躺在都江堰醫院的病床上，表情痛苦。三年前的大地震中，她在都江堰新建小學讀四年級的大女兒遇難，這所小學裡同時遇難的還有200多名學生。

　　因懷疑校舍是「豆腐渣」工程，郭閔和其他家長曾聯名要求調查。恢復重建階段，她又因舊房拆除新房分配和村委會產生分歧。郭閔堅持認為，死去的女兒也應分得一間住房。爭執中，她被不明身份者打傷，醫院診斷為軟組織挫傷。

　　郭閔女兒遇難後，父親病逝、丈夫患癌。都江堰專為喪子母親進行心理干預的醫療救助組織「媽媽之家」總幹事劉猛說，她一直處於因哀傷導致的憤怒、抑鬱狀態。經過心理評估，屬於典型創傷後應激障礙，即PTSD，且「伴有嚴重的自殺傾向」。

　　延遲出現的心身障礙

　　災難心理創傷，一般分為否認、憤怒、抑鬱、接受、恢復五個階段。

　　在否認階段，遇難孩子的家長不接受孩子已經離去的現實，會表現出內疚和自責，認為孩子不該死。

　　繼而他們會感到憤怒，認為「豆腐渣」教室害了孩子。「家長的憤怒其實是一種合理化防禦，是為了減少傷痛的心理轉移，而這種情緒很容易在同樣情況的家庭中互相感染。」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傅春勝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部分人會在幾個月至一兩年後開始接受事實，進入恢復期，但也有一部分人不能正常恢復，即產生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PTSD是大災害發生以後，延遲出現和長期持續存在的一種心身障礙，自殺率很高。一般有闖入、警覺、逃避三大癥狀。

　　其具體臨床表現是：反覆發生闖入性的（不是自己有意識去想的）創傷性體驗重現或夢境，因面臨相似、有關的境遇而感到痛苦和不由自主地反覆回想；持續的警覺性提高，出現睡眠障礙、易激惹或易發怒、難以集中注意力、有過分的驚嚇反應；對創傷伴有的刺激持久迴避，對一般事物的反應麻木，有脫離他人或覺得他人很陌生的感受，對未來缺乏信心。

　　「媽媽之家」團隊震後在都江堰創辦，230多個喪子母親接受其心理援助。其中，三分之二的喪子母親在震後不久再孕。經過心理評估，這些母親全部患有PTSD。而她們心理創傷未愈就作出再孕決定，主要是考慮養老和年齡的現實問題。

　　根據衛生部指示，華西醫院在震後成立了心理危機干預醫療總隊，並在都江堰、德陽、綿陽等重災區建立了九個心理危機干預點。當時，發現有心理問題者約佔總人數的90％，確診PTSD者超過20％。汶川地震受災人數約1000萬，據此計算，震後PTSD患者約在200萬人左右。

　　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在當地一共進行了三次流行病學調查。

　　第一年的調查發現：整個北川伴有抑鬱和焦慮癥狀的PTSD高危人群佔到災民總人數的20％－25％。其中8％有自殺傾向。

　　震後14個月進行的第二次流行病學調查中，數據仍居高不下，1181個樣本中PTSD比例為26.3％。

　　2010年底，進行了第三次更大規模的流行病學調查，基數在1.7萬人以上。根據尚在統計的結果，雖有逐步好轉的跡象，但速度緩慢。

　　傅春勝說，按照國際經驗，災後第一年PTSD患者的數據一般在8％－12％，之後持續下降；而三年後的今天，估計北川的PTSD患者仍然維持在10％以上的高位。其中，老師、幹部、學生PTSD數值偏高，屬於高危群體。

　　滯後的心理重建

　　與心理受災恢復的狀況相比，災區的面貌已煥然一新。北川中學新校硬體投資達2億元人民幣。一個年級一棟樓，每棟樓造價1000萬元。學生宿舍造價3000萬元。學校擁有兩個標準田徑場，食堂看起來像城市音樂廳一樣氣派。不少走進新校的人都感嘆，這裡的條件比一些大學還好。

　　北川中學系縣屬中學，作為自治縣，原本對分數和教學質量要求不是特別高。震後關注度猛增，學校表示要把北川中學建成國際一流，並提出一流的教學要有一流的硬體。由於自身基礎達不到這個要求，這無形中給教職員工增加了壓力。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人士說，「學生壓力大，老師的精神面貌也不好。」

　　2010年9月，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與香港青年發展基金和香港社區夥伴基金會資助的一個團隊進駐北川中學，對高二1班到16班發放了800份心理評估，發現學生PTSD分值很高，主要表現在學習動力差。北川中學校長劉亞春的兒子和妻子都在震中遇難，他卻一直處於高強度工作狀態，這位校長心理評估的結果也是PTSD。

　　震前北川中學有180名教師，遇難40多人，震後又招了100多人。一些老師對高強度的教學安排很有意見，主要訴求是，壓力大、個人空間少。

　　「許多老師把心理問題壓下去了，沒有處理掉，在帶傷工作。」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的志願者方若蛟說，迄今還沒有專門針對老師的心理援助，原因是震後，外界的焦點集中在學生身上，重建階段老師承受了極大的工作壓力，但卻沒有時間接受系統的心理陪伴和疏導。

　　物質重建迅速、心理重建滯後的情況，並非僅發生在北川中學。

　　今年「5·12」之前，多數老北川居民要搬到新城新居。地震中喪女的楊建芬搬進了100多平方米的新家。震後，她住了兩年板房，生活基本無憂，有煩心事推門出來就能和鄰居聊幾句，心理焦慮也相對緩解。「現在搬進樓房，物業費、水電費這筆過去沒有的費用要自己出，更重要的是，連個說話的人也沒有。」楊建芬說，條件改善反而不適應了。

　　像楊建芬這樣改變了生活環境的災區居民，其實心理支持系統也被打亂了，因而很容易重新勾起哀傷體驗。這些情形外界很難看到。

　　「就業問題怎麼辦，生活支出怎麼解決？這些問題短時間內很難解決，解決不了就有可能引發憤怒和焦慮。」傅春勝說，他擔心會再次出現自殺事件。

　　地震前，北川主要依靠旅遊服務業，北川重建後，如何解決群眾的就業安置變得異常迫切。如今新北川工業區已經啟動，然而要滿足所有北川人的就業需要,眼前依然存在困難。北川縣委副書記瞿永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坦承，「入住以後，主要是考慮居民的後續生計問題。從現在情況來看，僅就目前的企業還不能滿足就業的要求。」

　　自殺是PTSD高危人群的極端表現。PTSD患者的自殺危險性高達19％，是普通人群的1900倍。

　　據不完全統計，震後北川至少發生了10起以上自殺事件。北川縣委農辦主任董玉飛是第一個自殺的官員。一年之後，北川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翔自殺。北川擂鼓鎮發生了楊俊殺妻後自殺事件。這些案例都曾被廣泛報道。媒體的解讀，傾向於強調自殺者董玉飛和馮翔的官員身份，認為震後工作壓力是壓彎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但在一線心理救助人員看來，情況還要複雜一些。

　　在這幾起自殺事件中，傅春勝都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他對馮翔的妻子進行訪談，馮妻講述了丈夫自殺前的工作狀態：幾乎每天陪同領導和援建單位視察北川老城，每次視察其實都是重揭一次傷疤。

　　這位妻子回憶，當馮翔在陪同領導參觀時，偶然在曲山小學廢墟中發現了兒子遺留的一隻鞋，數天後就自殺了。

　　馮翔在生前的日記中透露了工作中的壓力，也特別流露出對兒子的思念，顯示去意已決。

　　傅春勝說：「從心理援助的角度說，死者的第一個身份並不是官員，而是失去孩子的父親。」

　　外界不了解的一個細節是，董玉飛、馮翔和另一個自殺未遂的母姓居民，都是中學同學。「三人都是喪子的父親，又是同學，自殺方式相似，很可能在生前彼此有過交流。」傅春勝分析說。

　　薄弱的心理援助體系

　　中科院心理所博士王力認為，雖然中央政府已經關注到災民的心理創傷問題，但由於中國災後心理援助隊伍數量和質量均不足，「落實力度明顯偏弱」。

　　世界上首次心理創傷干預始自對「二戰」老兵的心理援助。其後越南戰爭、「9·11」事件、2004年印尼海嘯、台灣「9·21」地震都對因戰爭及災難而導致的心理疾病患者進行了心理干預。

　　1995年日本坂神大地震後，有關心理干預的文獻被公開發表。

　　中國在2002年首次對心理干預人員進行了國家職業資格認證考試，到2008年培養了20萬心理諮詢專業人員。

　　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前後有上千名志願者。進出「媽媽之家」的志願者第一年就達到上千人。傅春勝估算，以心理援助為名來到災區的志願者，有兩三萬人。

　　時任中科院心理所所長張侃稱，災民的心理創傷是隱蔽的，需要主動援助而非坐堂求診。從門診到援助，反映了當時心理從業者主動救災的熱情。「汶川地震也可稱為心理援助元年。」

　　但問題隨之產生。當年的資格考試屬勞動技能考試，門檻低，一部分心理諮詢師水平有限。更糟糕的情形是，一些科研機構為了寫論文，拿到數據就走人，反覆的調查給災民造成多次創傷，板房區一度流行「防火防盜防心理諮詢師」的說法。

　　地方政府對於心理救助志願者的支持力度也不夠。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靠企業提供的180萬元贊助才有經費在當地開展項目。「媽媽之家」劉猛介紹，雖然政府也支持他們的工作，但是「個別人總認為，喪子母親群體聚在一起是不穩定因素」。他們一開始駐紮在都江堰城北馨居板房，2009年8月4日被板房區負責人要求搬走，當時一些母親的情緒已經接近一觸即發的崩潰邊緣。板房拆遷後，「媽媽之家」就失去了活動場所，只能改為家訪。

　　現在，當地堅持下來的專業心理援助機構已經不多。四川省衛生廳的數據顯示，得到心理援助的災民人數只有約20萬，僅為需求的10％。

　　大災難之後，需要設立心理干預的主管統籌機構，以便建立規範的災後心理干預平台，避免部分災民安置點出現不同心理學家反覆介入、甚至讓災民多次袒露其創傷體驗，而一些邊遠偏僻的安置點卻成為心理干預盲區的現象。

　　同時，心理援助的可持續性也至為重要。綿陽市第三人民醫院的心理救助工作者在一份報告中指出，開展心理危機干預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人財物力，高危人群的診斷評估、治療干預管理和藥品費用的支持以及康復等工作，依靠現有的工作體制、管理機制、服務網路、技術支持和費用渠道，均難以支持持續工作。

　　此外，災區亦缺少完整的災民心理衛生狀況的現狀資料，災後主要是在代表性地區如北川等進行心理干預，更廣泛的災區根本沒有覆蓋到。

　　而針對各災民群體的可行、有效的干預模式也處於空白。2008年震前並沒有機構考慮過這個問題，目前的干預模式仍處在摸索階段，無法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制定優化的治療方案。

　　此外，中國目前沒有完善的精神衛生服務網路，精神病醫生及配備人員數量嚴重不足（參見《財經》2010年第15期「逼仄的精神病院」），也造成心理諮詢干預和精神醫療系統之間缺乏有效的銜接。

　　對於災區上百萬可能的PTSD患者而言，如果不及時接受治療，他們可能會演化為精神和軀體疾病，導致社會功能喪失。PTSD患者對個人和社會最嚴重的影響是自殺、傷人和自傷。尤其是那些同時伴有抑鬱的患者，其自殺危險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