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視角下的紅山玉

紅山文化因內蒙古赤峰市紅山後遺址的發掘而得名，是西遼河流域史前時期最為強勁的一支考古學文化，其年代為距今6500—5000年。紅山文化是在直接或間接吸收興隆窪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同時大量吸收了東北平原諸多原始文化及中原仰韶文化的因素。距今5000年左右是中國史前社會的一個轉型期，黃河、長江、珠江流域等不同區域的諸多考古學文化都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文明化進程顯著加快，而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西遼河流域率先走在了前沿，玉文化的發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機，並最終確立了西遼河流域在中國史前時期的玉文化中心地位。　　　　紅山文化玉器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歷程　　　　從紅山文化玉器發現和研究歷程看，可明確分成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20世紀60年代末以前，紅山文化玉器屬於未識階段。雖然早在1935年由日本人發掘了赤峰紅山遺址，1938年出版了發掘報告書《赤峰紅山後》，但紅山文化的正式命名是由尹達先生在1954年出版的《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中首次提出的。　　1963年發掘的赤峰西水泉和蜘蛛山遺址，從地層學上搞清了紅山文化遺存與夏家店下層文化及相關文化遺存的年代早晚關係，所清理出的遺迹和遺物資料較大地豐富了紅山文化內涵，但均未發現玉器。雖然20世紀初國內外的一些書刊中著錄有零星的紅山文化玉器，但均將其年代定在商周或更晚時期。赤峰和朝陽等地方博物館也收藏有少量紅山文化玉器，對其文化性質和年代均未作出界定。與新中國成立以前相比，儘管紅山文化整體研究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但作為該文化核心內涵之一的玉器在20世紀60年代末以前卻未曾引起學術界的關注。　　20世紀70年代，紅山文化玉器初露端倪，在研究上屬於初步認識階段。該階段突破點在於調查或發掘到一批玉器資料，通過地層疊壓關係及相關共存遺物的比較，初步斷定為紅山文化玉器。1971年春，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發現一件高26厘米的墨綠色玉龍。1973年夏，阜新縣胡頭溝發現了兩座紅山文化石棺墓，其中，1號墓屬於中心性大墓，清理前該墓葬已遭破壞，共收集回玉器15件；3號墓是一座小型多室石棺墓，出土3件玉器。1979年夏，凌源縣三官甸子城子山遺址(後編為牛河梁遺址第十六地點)發現三座紅山文化石棺墓，2號墓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大型墓，共出土9件玉器；1號墓和3號墓已遭破壞，僅在1號墓內出土1件雙豬首環形器。此外，在巴林左旗葛家營子和尖山子等地還徵集到幾件紅山文化玉豬龍、箍形器等。由於發表資料滯後，整個70年代學術界對紅山文化玉器的發現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圍繞紅山文化開展實際田野考古工作的學者們卻普遍認識到玉器發現的重要性，並由此確立了下一時期增強主動性發掘紅山文化墓葬的學術目標，也將紅山文化玉器的研究納入了正軌。　　20世紀80年代，紅山文化玉器發現和研究均取得了飛躍性進步，應屬於全面認識階段。隨著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的順利展開，出土了一批具有明確層位關係和組合關係的紅山文化玉器，紅山文化玉器群最終得以科學確認，並由此成為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1981年發現了凌源與建平兩縣交界處的牛河梁遺址，主體分布範圍約1.2平方公里，是一處規模宏大的紅山文化中心性祭祀遺址。此後歷經數次發掘，在各個地點的積石冢石棺墓里出土紅山文化玉器近百件，同時還發現有女神廟、祭壇、祭祀平台等相關遺迹，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牛河梁第二地點21號墓是一座大型石棺墓，隨葬各類玉器20件，是目前所知紅山文化墓葬中隨葬玉器數量最多的一例。第五地點1號墓壙穴寬大，結構複雜，是一座中心性大墓，隨葬玉器7件。此外還清理了20餘座隨葬玉器數量1-5件不等的小型石棺墓。2002年發掘的牛河梁第十六地點4號墓位於中心部位山樑主脊上，壙穴長3.9、寬3.1、深4.68米，棺壁用17層石板疊砌而成，頂蓋用條狀石板搭封，底部平鋪整齊的石板，是目前所知規格最高的一座紅山文化晚期石棺墓。墓內共出6件玉器，其中，玉人和玉風均系首次發現。牛河梁玉器種類豐富，造型特徵突出，雕琢工藝精良，代表了紅山文化玉雕業的最高水平。此外，牛河梁玉器絕大多數出自不同規格的石棺墓內，玉器的擺放位置十分明確，因此成為綜合分析各類玉器的使用功能及系統研究用玉制度的珍貴資料。同在1981年，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共徵集、採集到紅經文化玉器1000多件，成為迄今所知西拉木倫河北部出土紅山文化玉器數量最多的一個地點。那斯台遺址以紅山文化遺存為主，包含少量興隆窪文化遺存，總面積約150萬平方米，發現抹有白灰面的紅山文化房址及圍壕殘段，應是紅山文化高規格的中心性居住遺址之一。那斯台玉器群特徵顯著，尤以動物造型的玉器最具代表性，有些器類在其他紅山文化遺址中至今未見。儘管這批玉器的原始出土位置已不清楚，但從調查結果看，能夠明確出自居址內，與牛河梁玉器出自墓葬內的現象形成了鮮明對比，也為了解紅山文化玉器的區域性差異提供了實證。此外，喀左縣東山嘴遺址方形基址南牆基內側還出土了一件雙龍首玉璜。以上述發現為基礎，紅山文化玉器綜合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而真正確立了紅山文化玉器在中國史前玉器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20世紀90年代至今，紅山文化玉器研究開始進入向縱深方向發展的階段。隨著新出土的玉器資料不斷增加，紅山文化玉器內涵更加豐富。牛河梁遺址的發掘工作沒有中斷，玉器數量明顯增多。1991年，克什克騰旗南檯子遺址7號墓內出土兩件玉塊，這是在紅山文化墓葬內首次發現玉塊，其年代比牛河梁玉器偏早，相當於紅山文化中期。另外，紅山文化分布區內其他相關考古資料的整理和發表，拓寬了紅山文化玉器的研究空間。興隆窪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玉器的發現和確認，為紅山文化玉器群找到了直接源頭，也將中國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年代上推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大南溝和大甸子墓地發掘報告的正式出版，公布了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玉器資料，為了解紅山文化玉器的發展去向提供了重要證據，內蒙古東南部和遼寧西部地區史前玉文化發展體系初步建立。黑龍江、吉林及遼寧中東部地區史前玉器資料的整理和發表，為深入了解東北地區史前玉器文化交流關係提供了可以對比的資料，並由此確立了紅山文化玉器在東北地區史前玉器發展進程中的核心地位。　　　　勾雲形器、箍形器、玉豬龍最終成為紅山文化玉器群中最典型的三種器類　　　　考古學的研究表明，紅山文化明確分成四個大的發展時期，前三期玉器數量很少，典型玉器群出自第四期。玉器造型可大體分成裝飾類、工具類、動物類、人物類、特殊類等。距今5500—5000年左右的紅山文化晚期，不但玉器的出土數量顯著增多，而且玉器的造型極富變化，雕琢工藝精良。究其原因，一方面充分體現出紅山文化在玉器造型方面對已有玉文化傳統的承繼關係，同時也充分展示出紅山先民獨特的首創精神，使其成為東北地區史前玉文化發展進入鼎盛階段的標誌，由此確立了西遼河流域史前玉文化的中心地位。　　裝飾類玉器主要有環、珠、曲面牌飾、菱形飾等。玉珠形制多樣，有的呈亞腰狀，也有的呈圓球形、半球形或扁圓薄片形。　　工具類玉器有斧、鉞，棒形器、紡瓜等。玉鉞呈長方形或圓角長方形，中心部位有一較大的圓孔，內外側邊緣磨薄。棒形器一類為短柱狀，另一類為長柱狀。紡瓜呈桂葉形或橢圓形，體側有一周凹槽。　　動物類玉器主要有玉豬龍、雙豬首環形器、雙豬首璜、獸面形器、鳥、鶚、鳳、龜、魚、蠶等。玉豬龍分為兩類，一類體蜷曲如環，首尾相連或相距甚近，頭部較大，雙耳呈圓尖狀豎起；另一類首尾明顯分開，頸後豎起一道彎勾狀長髭。玉鶚分為兩類，一類雙翅微展，雙爪作攀附狀；另一類雙翅奮力展開，呈圓弧狀，未見雙爪。玉龜分為兩類，一類龜體平面呈橢圓形，龜背隆起，其上刻有規整的龜背紋，首、尾、足均作縮入體內狀：另一類龜背平面呈橢圓形或圓形，微外鼓，未施紋飾，首、尾及四足明顯外伸。玉魚分為兩類，一類體扁平，有鰭、尾，通體光素；另一類呈扁錐形，頸部及體側均刻有紋飾。　　人物類玉器較少，目前僅知巴林右旗出土一件玉人面。頭部較平，臉頰外弧，下頜呈圓尖狀，五官清晰，雙目、鼻均呈三角形，唇下施密集的網格紋。　　特殊類玉器有勾雲形器、箍形器、璧、雙連璧、三連璧等。勾雲形器是紅山文化玉器群中最重要的器類，常與箍形器共出自中心性大墓內，造型複雜，寓意深刻。主要有以下五類：一類呈長方形，中部為圓形鏤空，兩側外伸勾角略直；二類亦呈長方形，中部鏤空作勾雲狀盤卷，兩側外伸勾角彎曲明顯；三類略呈方形，中心部位鏤空亦作勾雲狀盤卷，體外側呈對稱狀伸出多個小凸；四類呈橢圓形，僅下側中部外伸三個尖齒狀小凸；五類呈圓角長方形，上側長邊平直，兩端中部各外伸一對方形小凸，下側兩端尖角明顯內收，中部外伸一排規整的尖齒狀小凸。玉璧外緣呈圓形、方圓形或正方形，內緣均呈圓形，內外側邊緣磨薄，通體光素。三連玉璧分為兩類，一類與雙連玉璧造型相近，體中部有三個自上而下依次漸大的圓孔；另一類呈長條狀，一側平直，另一側呈三聯弧狀，體中部並排分布有三個大小相近的圓孔。　　紅山文化出色地承繼了興隆窪文化玉器的雕琢傳統，同時在玉器造型和雕琢工藝等方面較之興隆窪文化玉器有了飛躍性的進步，是遼西地區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進入鼎盛階段的標誌。從紅山文化玉器的造型題材看，動物類和特殊類玉器的大量雕琢和廣泛使用，不僅突破了遼西地區原有的玉器造型傳統，而且成為紅山文化玉器群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勾雲形器、箍形器、玉豬龍最終成為紅山文化玉器群中最典型的三種器類。　　　　在精湛的雕琢工藝之外，更重要的在於玉器的社會屬性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紅山文化玉器的雕琢工藝十分講究，特徵鮮明。當時人不但熟練地掌握了切割玉材的技術，而且因器體形態不同，注重玉材的大小、質地、色澤等方面的選擇。不同器類所選用的玉材大小有明顯的差異，如牛河梁第十六地點2號墓內出土的1件勾雲形器體長22.5厘米，而牛河梁第三地點7號墓內出土的1件玉珠長度僅有2.6厘米。有些同類玉器在器體形態、大小等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如牛河梁第二地點21號墓內出土的10件玉璧，外徑最大的可達14.7厘米，最小的僅有4.8厘米，器體上的鑽孔1-3個不等。　　在器表處理方面，所有玉器表面均經過拋光處理，部分器類的局部或通體雕琢出各種紋樣，如有陰刻線紋、瓦溝紋、凸棱紋、網格紋、幾何形紋樣等。陰刻線紋主要用來表現動物形體的各部位器官及外部輪廓特徵；瓦溝紋主要雕琢在勾雲形器主體正面和曲面形牌飾的正面，凸棱紋主要雕琢在棒形器的一端、龜的背部、鶚、蠶等器體的外側；網格紋和幾何形紋樣分別見於三星他拉玉豬龍下頜部位和尖山子玉豬龍的背部。　　紅山文化玉器上的鑽孔比較普遍，依鑽孔方式的不同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從單面直鑽而成的圓孔，孔徑一面大，另一面略小，孔壁斜直；二類是從兩面相對直鑽而成的長孔，孔徑兩面偏大，中間略小，孔壁呈亞腰狀；三類是從兩面斜鑽而成的洞孔，孔徑兩端較大，中間偏小，孔徑呈彎曲狀。　　從紅山文化玉器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看，其使用方式可歸結為三類：一類是直接佩戴在墓主人身體的某部位上，如玉環多佩戴在墓主人的腕部，除雙腕佩戴外，單腕佩戴的均在右腕；二類是通過穿繩等間接方式佩戴在墓主人身體的某部位上或綴掛在衣物上，如牛河梁第二地點4號墓內兩件玉豬龍出土時，雙背相對，並排倒置在墓主人胸前，有可能是穿繩系掛在身上的；三類是在殮葬時有意將玉器放置在墓主人身體上、下或四周等特定位置，如牛河梁第二地點21號墓內出土10件玉璧，呈對稱狀放置在墓主人頭骨兩側、臂骨內側、大腿骨外側及小腿骨下面，顯然系有意而為。　　勾雲形器多放置在墓主人頭部或胸部，個別的放在左肩部。關於勾雲形器的造型寓意及使用功能等問題，學術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可歸結為以下五類：一是代表龍的形象；二是代表龜、蛙、鷹、鳥等動物形象；三是代表一種抽象的饕餮形象；四是融合吸收仰韶文化的彩陶因素，代表一種玫瑰花圖案；五是直接或間接承繼本地區興隆窪先民和趙寶溝先民崇拜鹿角、豬獠牙的宗教傳統，是鹿角、豬獠牙等實物形態的一種藝術化再現。綜合分析遼西地區的史前考古資料，明確紅山文化與趙寶溝文化、興隆窪文化之間存在直接或間接性的文化傳承關係，第五種說法更具說服力。勾雲形器主要出自大型石棺墓內，且多放置在墓主人頭部、胸部等關鍵部位，應是一種主要的祭祀用器。　　箍形器多數放置在墓主人腦後，也有的放在胸部或右肩部。關於箍形器的造型及使用功能問題，學術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束髮的用具；二是鏟東西的用具，其原型是骨質器皿；三是一種祭祀用器，其造型應是仿自陶質斜口器。筆者認同第三種看法。　　紅山文化玉雕風格的形成，與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對玉雕業的特殊需求密切相關。裝飾類和工具類玉器地位的下降，動物類和特殊類玉器的流行及人物類玉器的出現，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玉器所包含社會屬性的深刻變化。裝飾類和工具類玉器在玉文化起源階段佔據主導地位，前者體現出對玉質材料及自身個性的美的追求：後者則明顯看出是對同類石質工具的模仿，但使用功能大多不一。動物類玉器應是當時人的萬物有靈觀的產物，追求神似和講究動感構成了紅山文化動物造型玉器的特有風格。在特殊類玉器中，儘管學術界對勾雲形器和箍形器的造型及內涵的認識存在分歧，但兩者作為紅山文化玉器群中最典型的兩種器類卻是無可爭辯的。　　紅山文化玉器之所以能夠代表遼西地區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之作，不僅在於玉器的種類和數量十分豐富，雕琢工藝相當精湛，更重要的在於玉器的社會屬性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紅山文化的玉器絕大多數出自積石冢內的石棺墓里，而積石冢代表一種特殊形式的埋葬制度。冢地多選擇在山樑或土丘的頂部，外觀呈方形或圓形，通常情況下，積石的下面埋有墓葬。積石冢的規模太小不一，同時有單冢和多冢之分。牛河梁遺址分布範圍廣達1.2平方公里，是目前所知規模最大的一處紅山文化積石冢群。分布在積石冢內的石棺墓的規模也有大、小型之分，大型石棺墓多位於積石冢內中心部位，壙穴和石棺較大且深；小型石棺墓均位於冢內邊緣部位，壙穴和石棺較小且淺。從隨葬玉器的數量看，大型石棺墓內隨葬的玉器明顯多於小型石棺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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