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名媛蘇青：上海文壇雙壁張愛玲與蘇青(3)

第三節 知遇之恩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的日軍攻進租界，租界這塊最後的孤島也被日 軍淹沒了，結果原本平靜的生活一下又跌入了深淵。一切都變了，李欽後的律師事務所關門歇業，收入頓時銳減，而這時蘇青的公公、婆婆還有小姑夫婦都來上海， 他們也都依靠李欽後生活。現在，收入大幅減少，開支卻成倍增加，戰時的上海又到處都是緊缺，生活一落千丈。李欽後此時也沒有任何辦法，漸漸消沉起來，整日 常借酒消愁，夫妻間重起干戈。無奈，公婆他們只好又回寧波去了，李欽後此後也常常也不歸宿。而雪上加霜的是，蘇青又懷孕了，只不過這次總算是生了個兒子。　　但蘇青的命運沒有因為這個兒子而改變，相反，她們的婚姻實際上已經走到了盡頭，一天，一個多事的鄰居告訴蘇青，李欽後常在舞場和一個漂亮女人在一起跳舞，而這個女人正是趙璉，蘇青回到家後，不久後果然從李欽後的大衣口袋裡發現了趙璉的照片。　　1942年，徐評和妻子趙蓮離了婚，隨後他去了重慶，在重慶期間，他出版了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小說《風蕭蕭》。趙璉離婚後就來找蘇青，只不過，這一次，她不是來聊家常的，而是來告訴蘇青，她說自己已經有了李欽後的孩子……，這也就是蘇青在《結婚十年》中描述的。　　既然已經發展到這一步，蘇青也只好提出離婚，但李欽後卻不同意。而趙璉聽到這個結果後，十分失望，她走了，不久墮了胎，悄然離開上海。　 　蘇青最後還是選擇了離婚，也許，她無法忍受當她躺在病床上的時候，她的丈夫和她的女朋友一起在窗外合唱《風流寡婦》。蘇青離婚時，他們正好結婚十年，她 說：「現代的社會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離婚了，於是他們便離了婚。相聚相離，一切簡單得就像童年時候玩的過家家，區別大概只在於如何將中間的過程複雜化。」 而蘇青和李欽後的婚姻也在這年年底划上了句號。　　張愛玲說：「其實她丈夫並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裡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係是可以維持下去的。蘇青本性忠厚，她願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紅樓夢》里的孫媳婦那樣辛苦地在旁邊照應著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樂乎。」　　在這場婚姻結束之後，蘇青後來據此寫了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淋漓盡致、痛痛快快、清清楚楚地寫了他們這十年婚姻。　 　《結婚十年》完稿後交由上海太平書局出版、柳雨生主編的《風雨談》月刊連載發表，其後又於1943年7月出版了單行本，結果很快成了最暢銷的書，在短短 半年中竟然連續印行了九版，到1948年就發行到十八版，這種情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亦屬罕見，她於1947年寫作的《續結婚十年》也同樣發行了四版。　　在離婚後，蘇青已經在文壇上初露鋒芒，漸漸紅起來，同時，她也遇到了一個知遇知己。　　應該說是由《古今》這本雜誌「捧紅」的，陶亢德也是蘇青在文學上的引路人，也是蘇青認識周佛海、陳公博等人介紹者。　 　1942年10月16日，蘇青又在《古今》雜誌第9期上，發表了散文《論離婚》，這是蘇青在《古今》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在《論離婚》中，蘇青可謂十分 大膽，也十分洒脫，她毫無顧忌也毫無做作地說：「性的誘惑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濃厚。美人睡在紅綃帳里，只露玉臂半條，青絲一綹是動人的，若叫太太裸體站在 五百支光的電燈下看半個鐘頭，一夜春夢便做不成了。總之夫婦相知愈深，愛情愈淡，這是千古不易之理。戀愛本是性慾加上幻想成功的東西，青年人青春正旺，富 於幻想，故喜歡像煞有介事的談情說愛，到了中年洞悉世故，便再也提不起那股傻勁來發痴發狂了，夫婦之間頂要緊的還是相瞞相騙，相異相殊。鬧離婚的夫婦一定 是很知己或同脾氣的，相知則不肯相下，相同則不能相容，這樣便造成離婚的慘局。」當時的上海市長陳公博看到此文後頗為欣賞，《古今》雜誌的創辦者朱朴也是 當時汪偽政府的交通部次長，他就向蘇青約稿，希望她能寫一篇讚賞陳公博的文章，她此時很需要一份工作，當然希望陳公博能幫她一下。當時也正值《古今》雜誌 辦刊周年，於是蘇青就寫了《〈古今〉的印象》一文，發表在1943年3月《古今》「周年紀念專號」上，其中這樣寫陳公博：　　《古今》創刊號是在民國31年3月出版的，但是，我頂愛讀的還是陳公博氏的兩篇文章，一篇是《上海的市長》；一篇是《了解》。　 　陳氏是現在的上海市長，像我們這樣普通小百姓，平日是絕對沒有機會可以碰到他的。不過我卻見過他的照相，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館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 在紫紅綢堆上面靜靜地嘆息著。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莊嚴，使我見了起靜畏之心，而缺乏親切之感。他是上海的市長，我心中想，我們之間原有很厚的隔膜。　　及至開始讀他第一篇文章的時候，我的性情改變了不少。他把上海的市長比作Number　one　Boy（頭號僕人），這個譬喻便是幽默而且確切，「他是個很有趣的人」，我心中想，隔膜薄了好些。　　最後，他說他自己在許多市長的必備條件之中，只有一個天然的具備條件，便是他的耳朵真是半聾的，這話真說得不唯幽默而且謙遜之至了。這類謙遜使人聽了起親切有趣之感，一口氣看完他的文章，我的觀念完全改變了。　　市長也是同我們一樣的人；他在小孩子的時候，也是好取耳朵為樂的，現在所不同者，無非是職業上區別；他做市長，我們做別的罷了。　　市長也有牢騷，也愛做遊戲文章來發泄他的牢騷呀！　 　於是我不必等到讀他的《了解》，自以為已經相當了解他了。當我再走過辣斐德路某照相館，看見他的半身放大照片的時候，我覺得他莊嚴面容之中似乎隱含著誠 懇的笑意，高高的、大大的、直直的鼻子象徵著他的公正與寬厚，因他在《古今》上面之文字感動力，使我對他的照片都換了印象。　　陳公博先生在《了解》一文中說起一個人的公生活性格與私生活性格往往不同，因此我們可以推論一個人的官話與私話說起來也一定相異，我愛聽做官的人講私話，不歡喜看小百姓寫官樣文章。　　果然，陳公博也很快投桃報李。　　在此文發表後不久，陳公博遇見周佛海的夫人楊淑慧，從她那兒得知蘇青此時正為找不到工作而發愁，於是就給蘇青寫了一封親筆信，說：　　和儀先生：　 　昨晤周夫人，知先生急於謀一工作，我想請你做市府的專員，我想你以專員名義，替我整理文件。甚且就做這種工作，不居什麼名義也行，但有一件事——不是條 件——請你注意，最要緊能秘密，因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辦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辦的，有些事是等時機才可以辦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內為要 的問題，請你考慮，如可以干，請答覆我，不願干就做專員而派至各科或各處室辦事罷。　　至於薪俸一千元大概可以辦到。　　此請　　著安　　陳公博啟　 　6月19日，蘇青收到了陳公博的這封信，此時蘇青憑藉女人的直覺，覺察出陳公博似乎對她另有所圖，於是選擇了去當政府專員。蘇青就職後被派在偽市府秘書 處做事，蘇青的具體工作是核簽工作報告，也就是說要核實下面呈遞上來的報告，蘇青其先以為會很難做，因為她從未做過，但不久就發現，下面送上來的報告都已 經很清楚，她只需要簽個字就行了，然而，這也讓蘇青突然感覺到一種沉重——這些報告儘管寫得條理清楚，似乎頭頭是道，但究竟是真是假很難判斷，而她的簽字 就意味著執行，那可就牽扯到許多財力、物力、人力的調配使用。蘇青為此頗感為難，因為不可能每份報告都去核實，就是核實也極難真正核實到位，但又不能耽誤 報告的批複，就在她深感此任難當的時候，忽然又明白了，當官之道不就是鄭板橋的一句話么：「難得糊塗！」後來，她寫道：「做官有二種，一種是做文的官，一 種是做事的官，我是做文的官，責任在於紙張之上，文字之間，與事絕對不相關的。我的責任是看報告，只要她的紙張完整，文字無訛便算完了；其與事實是否相 符，卻又干我屁事？我要干也無從干起那！」　　然而，蘇青的難得糊塗功夫還真是不足，她在悟到為官之道後，就每天喜滋滋地在公文上寫上八 個大字：「核尚詳盡，擬準備案。」上面也就回復兩個字：「擬議」，至此上下默契，行文走事，皆大歡喜，但偏偏蘇青那顆不安分的文人之心見到政府人員竟然就 是這樣辦公的，於是又不禁有些路見不平，她竟然開始寫文章批評政府的衙門風氣，結果，三個月後，她不得不辭職了。而讓她離職的人很可能就是陳公博，一來， 陳公博沒想到蘇青如此不諳世事，竟然罵起他的政府來了；二來，他儘快讓蘇青離職也是為了保護蘇青，以免她惹上什麼官場是非，那可就不好收拾了，這可不同她 寫些飲食男女之類的風月之事，只是招人非議罷了，他對蘇青說，女人搞政治不合適。　　蘇青辭職了，本來是為了果腹而去的，現在痛快地罵夠 了，工作也就丟了。但此時的她並沒有重新回到愁城中，因為陳公博告訴她，她辭職後，每個月的薪水由他照給——這時，蘇青已經和丈夫李欽後分居，一個人借住 在平襟亞——他就是後來台灣著名女作家瓊瑤的公公。不久，陳公博給了她8萬元，讓她在南京西路另外再租一個房子，而這裡也就成了她和陳公博的愛巢。　　在有了陳公博的支持後，不甘於寂寞的蘇青還想干點事情，因此她創辦了《天地》，取談天說地、無所不包、無所不容之意，這就不由地讓人想到了《古今》這本雜誌，看來蘇青是要辦一份能和《古今》齊名的刊物。陳公博為此又給了她5萬元。　　蘇青一番籌備，周佛海、陳公博也給予了大力資助，1943年10月10日，蘇青的天地出版社兼《天地》月刊在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160號601室掛牌開業。　 　《天地》雜誌創刊後，連蘇青自己都沒想到會一下贏得一個開門紅，當《天地》開始發行後，蘇青後來在《做編輯的滋味》一文中說：「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 日開始發售，兩天之內便賣完了。當十月十日早晨報上廣告登出來時，書是早已一本沒有，於是趕緊添印兩千，也賣完了」。雜誌有了一個好的開始，蘇青繼續雷厲 風行，迅速向當時的一大批著名學者、政客、文學家約稿，很快，《天地》雜誌上竟然出現了許多名人：周作人、陳公博、周佛海父子、周楊淑慧、胡蘭成、譚正 璧、秦瘦鷗、朱朴、張愛玲、紀果庵、柳雨生等，都成為蘇青的作者資源。　　蘇青也就是這時候認識張愛玲的，張愛玲當時已經在上海文壇上聲 名鵲起，蘇青於是向她發函「叨於同性，希望賜稿」，而張愛玲也欣然答應，很快就連續投來稿子，先後有《公寓生活記趣》、《談女人》、《私語》、《我看蘇 青》和《封鎖》等發表在《天地》雜誌上，以至當時有段時間《天地》雜誌每期都有張愛玲的文章，這為《天地》增色不少，而且有時還刊登了張愛玲的照片——也 正是由此，胡蘭成在《天地》雜誌上看到了張愛玲的《封鎖》和其照片，於是由蘇青牽線搭橋，兩人最終演繹了一段亂世情戀。而蘇青和張愛玲也由此結下了不解之 緣，張愛玲說：「如果說她同我不過是業務上的關係，她敷衍我，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為了要稿費，那也許是較近於事實的，可是我總覺得，也不能說一點感情 也沒有。」　　此時的蘇青更像是個經營出版業的商人，不但頗有一套經營手段，而且錙銖必較。當《天地》創刊號走紅後，脫銷後她馬上加印， 然後立即開始雜誌預訂，且已開始就八折優惠。她對賜稿給她的一些名人也給以相當的回報，她向周作人要了一張簽贈的全身照，然後登在雜誌的封面上，即給了周 作人「封面人物」的殊榮，實際上也替《天地》雜誌獲取了一份名人廣告效應。　　而僅憑蘇青自己的力量，任她再有經營頭腦，在戰時的上海， 沒有權貴的支持她有時就會寸步難行，比如，當時上海紙張供應很緊張，而沒有紙張蘇青的雜誌也就不得不停刊，此時也正是陳公博再次幫助了她，他經常批給蘇青 一大車的白報紙，而蘇青竟然就親自坐在裝滿白報紙的大卡車上，然後招搖過市，這一時成為上海文化界的笑談。　　其實，蘇青與陳公博的關係 絕不僅僅是普通的朋友，如果用蘇青的直言不諱的方式來說，他們應該是「床上關係」，至於究竟是情人關係還是簡單的肉體關係外人就無從知曉了。有一次，陳公 博和蘇青談起她現在的婚姻狀況，蘇青說她想離婚，陳公博說，那容易，就讓保安司令部把李欽後叫去簽個字就行了，但仍有夫妻之念的蘇青沒有同意，她怕李欽後 進了保安司令部會受刑，陳公博笑道，其他忙都可以幫，就是想讓她丈夫重新愛她就沒辦法了。　　陳公博有時也會把心中的苦悶對蘇青傾訴，正 如同戴笠向胡蝶傾訴一樣。有一次酒後閑聊，陳公博就向蘇青說，他實則是一個文人，本身個性並不適合搞政治，但他有理想，他參加革命，然而卻希望破滅，革命 成功後並不像他想像的那樣美好。他追隨汪精衛，有時也知道這種追隨可能很危險，而且汪精衛能否成功也很難說，但他決心知不可為而為之，正如同當初參加革命 一樣。蘇青同情他，也了解他的難處，如果說蘇青不是陳公博的知己，那恐怕就只能陳公博像個容易為情所動的年輕人了，然而這可能嗎？　　 《續結婚十年》其實是蘇青借用一個離婚女人來說明自己在汪偽時期是多麼的艱難，如果沒有陳公博、周佛海的幫助，她不知道會淪落到什麼地步，因而，對她而 言，陳公博、周佛海在民族國家方面是是大漢奸，但在個人交往上卻是她的恩人，因此，她不能因為時勢的變遷而否定他們的知遇之恩，那在她看來是忘恩負義的。 所以，她在這本書中寫道她自己曾在抗戰勝利後去看望周佛海，目睹了這位昔日「一切都有把握的人」已經頹廢到了將死地步，蘇青因而潸然淚下；而當聽說陳公博 已經在蘇州被槍決之後，她悲傷地感嘆道：「我回憶酒紅燈綠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誠摯的，滿目繁華，瞬息間竟成一夢。人生就是如此變幻莫測的嗎？他的一生是 不幸的，現在什麼都過去了，過去了也就算數，說不盡的歷史的悲哀呀。」在散文《談做官》中蘇青回憶起陳公博，她寫道：「照我看來，愈是做大官的人，便愈應 該感到寂寞。早晨他的汽車到了，肅靜迴避，寬闊的道上除了幾個武裝衛兵之外，什麼人影兒也不見，情景該是隆凄涼的。但一個人高高在上忍受無邊的內心寂寞， 恐也不見得十分好受吧。」　　由於當時蘇青正好崛起在汪偽時期，且受陳公博、周佛海等人的資助，也就不得不參與一些親日的社會活動，後 來，在日本投降後，1945年11月，司馬文森編了一部《文化漢奸罪惡史》，其中列出張愛玲、張資平、譚正璧等16位文化漢奸，蘇青當然也赫然在目。能與 街頭小販為伍，連聾啞作家都回敬的蘇青當然不會忍讓，她在《關於我》一文中解釋道：「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適逢其時』，亦『不得已』耳，不 是故意選定的這個黃道吉日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打倒什麼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大高興喊口號的。我以為我的問題 不在賣文不賣文，而在於所賣的文是否危害民國的。否則正如米商也賣過米，黃包車夫也拉過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殘喘的 權利的話，我就如此苟延殘喘下來了，心中並不覺得愧怍。」後來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坦誠地說：「我投稿的目的純粹是為了需要錢！」「而且我所能寫的文章還是關 於社會人生家庭婦女這麼一套的，抗戰意識也參加不進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終未曾歌頌過什麼大東亞一般。」而對於戰後冒出來一些所謂正義文人，蘇青也輕 蔑地一笑，然後吝嗇地擠出那麼一點譏諷：「雖然在筆名的掩護下，我們也略能窺到他們的真面目。考查他們的工作成績，除了鑽過防空洞外，也並未做過其他的什 么地下工作。」　　蘇青所言非虛，她首先是一個母親，有一家人要糊口，而她是個作家，她不賣文又能怎樣？正如她所言，如果說她是漢奸，那 么汪偽時期的販夫走卒都可以說是漢奸，因為他們都為汪偽政府的經濟、社會做出了「貢獻」。季廣茂在《義旗下的哭泣》中曾中肯地說：「（淪陷區的人民）他們 被自己的政府遺棄在固有的土地上，他們有權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則生活在灰色地帶之中，他們只能生活在夾縫之中，忍氣吞聲」。江榮在《拂去塵埃讀蘇青》中 也說：「40年代前期的上海，時代特殊，環境複雜，在那個環境下活動，若無清明的國家、民族意識，若無堅強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來源，很容易沾上腥 氣。」柯靈也說：「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而且，蘇青也的確沒有寫過一 個字的歌頌日本「大東亞共榮」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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