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五弦琵琶的歷史淵源與藝術表現力

琵琶是我國主要的民族樂器之一，也是最富於藝術表現力的彈撥樂器之一。從歷史上看，張騫和班超的兩次西征打開了一條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闢，漢魏以來琵琶由波斯、印度通過佛教的形式傳入我國，經過我國人民的不斷改進，使其在形制與演奏技藝上都得到了發展。琵琶在我國的引進演變過程，集中體現了我國人民的智慧與創造能力，也是我國古代在音樂藝術領域引進消化外國樂器的典範。 　　 　　五弦琵琶與四弦曲項琵琶相同，均不是源於我國本土。那麼五弦琵琶是如何由西域傳入中國，它在中國古代音樂發展中具有何種地位，五弦琵琶這種古已有之的民族樂器在人們審美文化需求日益提升的今天應如何繼承和發展，筆者想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討。 　　 　　五弦琵琶的歷史淵源 　　 　　五弦琵琶最初起源於印度，隨後逐漸成熟于波斯、犍陀羅等地，接著傳入中國。與四弦琵琶由新疆天山南麓的于闐進入中國內地的路徑不同，五弦琵琶是通過新疆天山北麓的龜茲（今我國新疆庫車）、焉耆一帶，逐漸東進中原。印度佛教大約在公元前五世紀誕生，逐漸成熟後途經阿富汗、巴基斯坦、俄羅斯的中亞地區，大約在公元一世紀上半葉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了我國新疆地區。佛教在進入天山北麓的龜茲後得到了極度的發展，成為當時西域佛教的中心。在佛教盛行之時建造了大量的寺院、石窟，留下了許多壁畫、塑像等。這些壁畫始建於三世紀末及四世紀初，完成於八世紀。其中位於龜茲地區拜城縣境內渭干河河谷北岸的克孜爾千佛洞，是中國的敦煌、龍門、麥積山四大佛教石窟之一。石窟壁畫內容多為印度佛教故事。在克孜爾千佛洞第八窟的壁畫「伎樂飛天」佛教說法圖和第三十八窟頂部的佛教樂伎圖壁畫中都出現了演奏者橫抱著棒狀五弦直項琵琶彈奏的形象，由此可見五弦琵琶在中國的兩晉時期已隨著佛教傳入我國新疆西部地區，並從兩幅樂伎圖中可以知道五弦琵琶在這一地區已非常盛行。 　　到了南北朝，特別是北齊五弦琵琶已經逐漸進入了中原地區，這可從河南安陽北齊墓出土的瓷壺壺身上的樂舞圖中的西域琵琶樂人斜抱直項五弦琵琶彈奏的畫面中得到認證，從歌舞歡騰的畫面中可以看出龜茲樂包括五弦琵琶不但在中原廣為流行而且深受歡迎，並得到迅速的發展。 　　隋唐時期五弦琵琶達到了鼎盛，唐初成立的十部伎（燕樂、清商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中除西涼伎和康國伎外，其它八部樂都使用了五弦琵琶，可見其在大唐宮廷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當時漢族的燕樂伎及東亞朝鮮的高麗伎都融入了胡器五弦琵琶，由原來隋末唐初的雅、俗、胡樂三樂鼎立逐漸走向了盛唐的相互融合，進入了中國歷史上多民族團結和睦政治統一的昌盛時期。當時從西域龜茲來朝的樂人琵琶名手曹妙達、曹僧奴、曹婆羅門及蘇祗婆等為隋唐漢族宮廷帶來了豐富的外來樂器，包括五弦琵琶，通過他們的琵琶演奏使胡樂在唐朝廣為流傳，並促進了胡樂與後來中國宮廷中的唐燕樂及雅樂的互融。五弦琵琶在我國宮廷音樂中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對隋唐時期的音樂發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琵琶樂器在中國的隋唐時期不僅在宮廷音樂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時在民間也廣為流行。特別到了唐朝其盛行之廣可從許多唐代文學作品和史籍中得以應證。如從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的詩作《琵琶行》中對琵琶樂生動形象的描繪中，可以想見當時琵琶在中原漢族一般民眾中所接受與喜愛的程度。由於白居易本人精通音律，深諳琵琶，其詩文中有關琵琶音樂意境的文學性刻畫才會精彩絕倫。他的另一首被收入《新樂府》五十首中的堪與《琵琶行》相媲美的詩《五弦彈》，曾有文云：「《五弦彈》，惡鄭之奪雅也。」足見其精美絕倫之雅趣。詩中的「五弦彈」，指的就是五弦琵琶，在唐代廣為流行。中唐杜佑的《通典》曰：「……五弦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舊彈琵琶皆用木撥彈之，大唐貞元中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掐琵琶都是也。」是對五弦琵琶的歷史記錄。《五弦彈》詩句中「五弦彈，五弦彈，聽者傾耳心寥寥，趙璧知君入骨愛，五弦一一為君調。第一第二弦索索，秋風指松疏韻落；第三第四弦冷冷，夜鶴憶子籠中鳴；第五弦聲最掩抑，隴水凍咽流不得……」除了對音樂意境的文學性刻畫和情緒的展衍與抒發之外，同時也反映了詩人對琵琶各弦音色特徵深刻的認識與把握，其種種描寫無不展現唐代琵琶技藝的高深與莫測。與白居易同時的許多詩人如張祜、元稹、劉禹錫、韋應物、李賀、劉景復、薛逢、岑參、王健等都對琵琶的演奏留下了精美的詩句，其中也不乏對五弦琵琶演奏技巧的讚歎，這些唐詩將詩情與樂韻有機地聯繫在一起，成為我國今天了解和研究唐代琵琶藝術可資借鑒的珍貴史料。 　　令人遺憾的是宋以後五弦琵琶在中國未能像四弦琵琶那樣得到應有的發展，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其原因並無史料文獻記載，給我們世人留下的唯一的歷史性的見證，是唐朝日本遣唐使帶回奈良正蒼院保存至今一千二百多年的一面唐傳五弦琵琶，樂器是用堅硬的紫檀木製成，上面鑲嵌著螺鈿、玳瑁等，畫有騎駝胡人彈琵琶圖案,透過它那極其精美的製造工藝我們彷彿看到五弦琵琶在隋唐時期宮廷和民間音樂中所鑄就的輝煌。 　　 　　五弦琵琶的傳承 　　 　　中國歷史上五弦琵琶自宋代以後逐漸銷聲匿跡，沒有得到應有的傳承與發展，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至今尚無史料可查。所幸的是，曲項四弦琵琶大約在南北朝時期由西域傳入我國後，一直得到不斷的改進和發展，從其形制到演奏方法都得到了逐漸的豐富和完善。四弦琵琶經歷了琵琶形制基本定型、琵琶演奏手法的確立、對傳統樂曲進行新的手法結構的重組、對琵琶樂器的製作演奏手法結構進行一系列改革幾個不同的階段，積極吸收現代作曲技法創作出了一批新穎而富於時代氣息的作品，如20世紀60年代初前後和70年代初創作及改編的《月下歡舞》《彝族舞曲》《歡樂的日子》《趕花會》《狼牙山五壯士》《送我一枝玫瑰花》《天山之春》《草原英雄小姐妹》等，提高了琵琶樂曲的創作及演奏藝術水平，造就出一大批非常優秀的琵琶演奏家，如馬聖龍、劉德海、王范地、王惠然、葉緒然等等，琵琶藝術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和歡迎，創造了琵琶歷史上四次發展的高潮期。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外音樂文化的交流愈加頻繁，特別是信息高速發達的今天，人們獲取各種文化信息更加便利、快捷、廣泛，社會文化形態與結構也在悄然改變。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審美取向出現了新的變化，逐漸形成了新的藝術欣賞族群。在這種多元文化碰撞的大環境下，我國的傳統琵琶藝術面臨著新時期的機遇與挑戰。筆者發現近年來學習琵琶的後繼人才和欣賞琵琶的觀眾數量有下降的趨勢，不能不引起有關專家學者的關注，在目前大量的外來音樂與文化「包圍」之中，琵琶這門中國傳統的藝術應如何「突圍」，使其進一步發揚光大，國內一些頗具才華的中青年琵琶演奏家對此做出了積極的回應，開始在四弦琵琶的基礎上對五弦琵琶進行挖掘、研究、改良與創新，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五弦琵琶的藝術表現力 　　 　　五弦琵琶古已有之，現在的五弦琵琶是在仿古基礎上的創新。提到五弦琵琶的挖掘與研究，不能不提到當代中青年琵琶演奏家方錦龍。方錦龍在中國民樂演奏技巧的挖掘與創新上可謂傾注了全部的心力和熱情。他認為，對於中國民樂，首先應該是繼承，然後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近年來，他根據史料挖掘製作了早已失傳多年的五弦琵琶，被稱為「當代五弦琵琶的代表人物」。正是他深厚的文化修養與非凡的藝術造詣，才使五弦琵琶今天得以重新挖掘與發展。進入90年代，他深感四弦琵琶對一些傳統樂曲如《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和外國樂曲移植的曲目在演奏質量上還存在不足，於是開始對現代五弦琵琶進行挖掘與研究。傳統五弦琵琶因演奏時持琴姿態是向左下方斜抱，琴身較小，故品少、柱少，共鳴不夠，表現力較差。而方錦龍研製的新型五弦琵琶是在發展成熟的現代四弦琵琶形制的基礎上的改進，新型五弦琵琶品、相位都較傳統的五弦琵琶多，琴身也較傳統五弦琵琶大，方錦龍在現代四弦琵琶的基礎上多加了一根裡弦（低音），這樣琵琶的音域變寬，音箱的共鳴加大，和聲織體異常豐富，音響變得完美柔潤，琵琶的藝術表現力大大加強。 　　新型五弦琵琶指法的改革支撐著五弦琵琶的演奏。五弦琵琶較四弦琵琶因多了一根弦（低音），大大拓寬了音樂的表現力。首先弦距縮短了，指彈的速度加快，共振加強，音色更加立體，和聲織體豐富了。方錦龍率先提出五弦琵琶的組合夾彈、組合搖指、擺指及雙擺、三擺等新技法，包括輪指過弦、和弦過弦、五指輪換搖指、搖指間交替的雙搖剔、三搖剔、左手大橫按、八度大跳、五指輪出六連音等高難度技術動作，將琵琶珍珠般的音響用一根美妙的線串了起來，加強了琵琶的整體感，大大拓展了琵琶演奏者盡情發揮的空間，真正做到了「琴人合一」。例如方錦龍用研製改良的新型五弦琵琶重新詮釋其改編的琵琶武曲《十面埋伏》，樂曲第一段「列營」，表現的是古代戰場的戰鼓，五弦音效一出，戰鼓的層次和密度驟增，還夾雜了號角！樂曲後面的「吹打」、「點將」、「埋伏」、「雞鳴山小戰」、「九里山大戰」，更是波瀾壯闊，樂曲最後的「吶喊」將全曲推向高潮，用「並雙弦」和「推、拉」技法表現千軍萬馬呼號震天、如雷如霆、驚心動魄的史詩場景，全曲戰場上廝殺吶喊聲的空間層次效果及場景氣氛的描述都明顯優於四弦的演奏，可以說方錦龍在以單件樂器的獨奏形式表現宏大史詩場面的演奏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又如琵琶曲《彝族舞曲》，五弦琵琶曲的定音為3 6 2 3 6，因增加了第五根弦，即多了一個低音，其中第二段第22小節開始到第29小節即主題部分，和聲織體豐富多了，原來只有純八度，現低音有純八度、純四度、純五度，低音豐富，音程的運用增加，和音多了，音樂的層次感加強了。再如根據琴曲改編而成的《梅花三弄》這首琵琶曲，五弦琵琶曲的定音為1 5 1 2 5，增加了第五根弦後，從樂譜開始第一小節到第十小節，低音變得渾厚，音色更具古琴的音響效果，豐富了琵琶的藝術表現力。另外在《漁舟唱晚》的演奏中方錦龍創造性地運用右手五指輪出的六連音，連貫流暢，絲毫無換指的痕迹。在《江南三月》中他更是以精湛的從相把位到高音把位的八度大跳令五弦表現的空間再度擴張。琵琶曲《送我一枝玫瑰花》中，他大量運用輪指的快速分解和弦的挑輪技術，提出輪指的彈奏要打破傳統概念，輪指不一定要在外弦，也可在第二、三弦上，強調輪指技巧表達的文化含量。2000年以後，進入了方錦龍五弦琵琶的推展時期。方錦龍是一位能將多元文化的音樂進行整合的音樂家，他認為在多元文化並存的今天，琵琶要想不斷發展，必須要從姊妹樂器中汲取養分。琵琶本身即混血兒，它身上融入了中國的血液，現在吸收外來因素仍是必要和自然的，民族音樂應放在世界大音樂的概念中去研究和發展。他探索性地將古琴、大三弦、冬布拉、吉它等樂器的特點融進五弦琵琶的演奏中，並融入西洋和聲，豐富了琵琶的音色和表現力。 　　中國琵琶藝術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而今我們正置身於前所未有的社會與文化環境的挑戰中，琵琶藝術在當代的可持續發展，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迫切而複雜的研究課題，本文對五弦琵琶所作的初步探討，是想藉此引起我們對中國傳統民樂發展的關注，多角度地對琵琶演奏藝術與演奏技術的關係加以研究，使琵琶這件古老的樂器得以繼續傳承與發展。 　　 　　參考文獻 　　趙維平《絲綢之路上的琵琶樂器史》，《中國音樂學》，2003年第4期。 　　李維路 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藝術表演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 張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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