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法國「華二代」

從很多方面來看，而立之年的王立傑擁有典型的中國80後人生。他在手機里下載了上世紀80年代的中文歌曲，喜歡金庸武俠小說以及港式武俠電影，追看中國大陸的電視劇和美劇，下班後消磨時間的方式之一是跟朋友們去KTV唱歌，選劉德華和張學友，而不是周杰倫。

就連王立傑自己也認為，自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中國人」。

然而，在巴黎的歌廳里沉浸在香港流行音樂中的王立傑，又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法國人」。他的辦公室衣架上掛著法蘭西的藍白紅三色綬帶，書櫃里堆滿了大塊頭的法文書籍，櫥窗里擺著顏色各異的埃菲爾鐵塔模型。他在巴黎繁華區域擁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法語極其流利的他，在媒體上露臉時總是西裝革履。他還是法國華人律師從政第一人，經過一番激烈的競選，兩年前，他當上了巴黎市十九區副區長。

對於25年前從中國溫州一個小村莊偷渡到巴黎後發生的一切，他概括為人生的「奇遇」。父母在他幼時已事先偷渡到巴黎打工，在他們站住腳的幾年後，拜託一對夫婦把兒子帶出來。於是，王立傑7歲那年跟著這對夫婦，拿著其兒子的護照，從溫州飛往香港，然後轉飛荷蘭，最後來到巴黎。

2015年，我赴巴黎留學期間，和兩位復旦大學同學郝燁及王明婷，拍了一部關於法國華人二代的紀錄片習作，也因此認識了王立傑。他是法國華裔青年協會的一員。這個社團中多是法國土生土長的「華二代」，他們成長在三色旗下，卻愛吃中餐，相互之間說溫州話。

與來自溫州的父輩們組成的那些吃吃喝喝的商會不同，法國華裔青年協會開展辯論，組織華人遊行，與媒體打官司，甚至參加政治競選。

和上一代相比，法國「華二代」的故事，既非老套的重複，也並非徹底的背離，而是在兩種文化的峽谷中，探出了一條向上的新路。正如王立傑本人，法語說得比漢語流利，但從來不聽法語歌曲，覺得法國電視劇「特別沒意思」。受武打片的影響，他覺得「溫婉如玉的中國姑娘比法國姑娘漂亮多了」。他最終娶了一位祖籍溫州的姑娘。

我的父母從中國來，這是一件運氣多好的事情啊

事實上，法國華裔青年協會的前會長SachaLin，曾經一度不覺得「中國和自己有什麼關係」。他沒有中文名字。

準確說來，他是「華三代」。他的祖父早在「二戰」期間便從溫州來到巴黎，父母在20世紀70年代初過來，帶著兩個哥哥，而他是家庭中第一個在法國出生的孩子。父母要求他從小學中文，他並不理解，賭氣般地抗議，「中國又不發達」，更何況「幾乎所有親戚都不在國內了」。

轉折發生在成年後，他苦惱地發現，亞洲面孔是自己無法擺脫的標籤。總會有人窮追不捨地問，「你來自哪兒？」童年時，每每有人問「你是中國人還是法國人」時，他便敷衍地回答，「一半一半吧。」對他來說，就好比小孩總被追問，「爸爸和媽媽你更喜歡誰？」似乎選擇一個就必須得割捨掉另外一個。

一時無法找出答案，Sacha索性來到了北京，報了中文課。過去他一直模仿法國人生活，但他這次要試著做個真正的中國人看看。來了之後，他才發現，「法國好比我的父親，來了中國才終於找到了母親」。在學了中文，了解了中國文化後，他才開始不再「用法國的眼光」看待父母，也不再因中國親戚們大口吃飯、大聲說話感到難受。

從中國回到法國後，Sacha突然意識到自己對父輩的故事一無所知，不明白父母為何來到法國，也不清楚他們曾經歷了怎樣的生活。此後，他認識了同為「華二代」的王瑞和王立傑，發現他們也被同樣的問題所困擾。三人一拍即合，在2009年發起成立了「法國華裔青年協會」，試圖幫助「華二代」尋找記憶，也撥開關於他們身份認同的迷霧。

協會分別取了一個中文名，一個法文名。如果直譯，協會法語名應為「法國中國青年協會」。曾有人問Sacha，「為什麼要直接稱我們為『中國青年』，而不強調是『法籍中國青年』？」Sacha卻覺得，「強調法籍似乎在透露我們的自卑，如果我們叫做法國美國青年協會，還會有人覺得不合適嗎？」

如今的Sacha說：「我的父母從中國來，這是一件運氣多好的事情啊！」

我們好像「迷路的孩子」，現在要恢復記憶

華裔青年協會的第一個目標，便是幫助「華二代」恢復記憶。那是每個移民家庭都有的故事。

29歲的現任會長王瑞也來自溫州，溫州人一度對華僑非常崇拜，認為「只有出國才算成功」。1994年，改革開放後湧起的那股出國潮中，7歲的他跟隨父母來到巴黎，尋找想像中「更美好的生活」。

與老家相比，巴黎是一個精緻得彷彿被擦拭過的世界。在聖日耳曼街區，高冷的奢侈品店林立，花藤下的街角咖啡館裡，人們悠閑地談天說地，變成了櫥窗外的風景。他們的生活好似一個個慢動作的連續播放，浪漫和驚喜點綴其間，宛如一曲緩緩流淌的《玫瑰人生》。

然而，王瑞要講述的記憶，卻與玫瑰色毫不沾邊。面對那些奢侈的服裝，他別有一番心境。童年時他常幫著母親幹活，有時走在街上，看到法國女性穿的名牌服裝，他會想到，「有一些是經我的手加工過的」。王瑞的母親給人家縫衣服，父親在餐館裡洗碗刷廁所，說起這些時，他的眼眶紅了，在他看來，這些都是「最低等的工作」。對他的父輩來說，日子只是沉重的鉛灰色，他們躲藏在狹小的空間，用夜以繼日的做黑工，換取身下的鋪位，兒女的衣食，和寄回故土的那一張張鈔票。　　

在這個市區面積只有北京四分之一的城市裡，有著20個大小不同的行政區。它們圍繞著中心的盧浮宮，如螺旋狀的蝸牛殼般鋪展開來。每個區都被打上了特有的標籤，或是「傳統富人區」「拉丁區」，或是犯罪率高發的「移民區」。總體來看，巴黎裂成了兩岸，富人多居住在南邊，貧民多聚集在北邊，涇渭分明。

王瑞和王立傑的家庭，都曾輾轉於北邊的近郊93省和美麗城。對於大多數改革開放後抵達巴黎、語言不通的中國新移民來說，這幾乎是唯一的生存空間。

提到93省的治安，許多遊客甚至巴黎人都會感到恐慌。一位從小生活在93省的非裔男孩對我描述：「每一個在93省長大的人，唯一的夢想就是逃離那裡。」

中國新移民的另一個落腳之地——美麗城，也並不美麗。在這個民族成分極其複雜的街區里，混居著來自100多個國家的移民。夜幕降臨後，街心廣場上既站著大多來自東北的「中國流鶯」，也流竄著專挑華人下手的地痞慣偷。

不過，對父輩來說，比治安更讓他們忐忑的是警察。王瑞記得，在父母「沒有紙張」——也就是居留證的日子裡，最令他局促不安的，便是聽到風聲說警察要盤查證件。每每此時，父母都會緊緊拉著他，因為警察看見非法移民帶著孩子，往往會動惻隱之心，網開一面。他成了博取同情的「人質」。

1997年，法國對符合要求的無證者實行「大赦」。截至1999年年初，14萬無證者提出申請，8.7萬人拿到了合法居留身份。而華人申請者共計1.2萬人，8000多人獲批，90%都是溫州人，包括王瑞一家。此後，他的父母開了一家小餐館，算是紮下了根。

在美麗城被藝術家繪滿塗鴉的牆上，有一張法國共產黨的紅色海報分外顯眼。「博愛：跨過了戰爭的硝煙，越過了種族歧視的毒瘴，我們才恍然大悟，世間唯一的法律是——人性至上。」

「自由、平等、博愛」，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國家價值觀。正是這3個詞，給了許許多多移民等待被接納的希望。

不要再問我是中國人還是法國人，我是百分百的中國人，也是百分百的法國人

通往三色旗的道路布滿荊棘，但拿到「紙張」，並不意味著擁有了完全的尊嚴。

在離鄉20多年後，王瑞的父母卻開始渴望「回國度過下半生」。除了因為「胃是最愛國的」，父親還不時向他表露自己的痛苦，「走在法國街上，我就像一個盲人，一個耳朵聽不見的人。」有人向他問路，他聽不懂，街邊的廣告牌，他看不懂。看法語電視，他聽得見聲音，聽不懂話語；看得到人物，看不懂情節。

每每這時，王瑞便會想起一首中文歌曲《其實不快樂》，「我聽不見，我看不見」。

不止一次，父親對他說，「在法國我就好像一個『殘廢人』，但我希望你不要再做這樣的『殘廢人』了。」

與他不同，他的兒子如今外表有型，談吐風趣，還是華裔青年協會現會長，多次代表華人在媒體上發聲。

此前，在法國人眼中，華人移民友好勤勞，但同時也沉默神秘。一位在巴黎13區「中國城」長大的法籍非裔朋友認真地告訴我：「在埃菲爾鐵塔下面，你可以看見許多人兜售劣質的鐵塔紀念品，在骯髒的地鐵過道里，你可以看見衣衫襤褸的流浪漢，在繁華的街頭，你可以看見有人跪在地上，舉著『我餓了』的牌子，他們多是外來移民，是偷渡者，可能是黑人，是阿拉伯人，但你絕對看不見一個中國面孔。」

在這位非裔朋友看來，華人移民有著野草般頑強的韌勁。「沒有地方住，他們便去搭鋪；窮，他們便日夜幹活，總之，他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任勞任怨，絕不指望不勞而獲，也不會輕易向外人展示其中的艱辛。」

不過，對許多法國人來說，硬幣的反面便是——「他們只關心掙錢，不關心法國社會，也不熱衷政治活動」。

一些在法國長大的華二代，也曾這樣形容他們的父母——「雞那樣睡、牛那樣干、豬那樣吃」。對於從小接受法國教育的王立傑來說，父輩作為商人無疑是成功的，但他們還是躲在自己的小圈子裡，不懂得也不願意和法國人溝通。

父母往往需要孩子幫忙翻譯，所以要求孩子學好法語，但也僅限於此，做生意綽綽有餘了。王立傑讀律師專業時，便頂著巨大的壓力。那時，有很多人問他父母，「你孩子在做什麼？」父母說在讀大學，他們都會驚詫不已，「啊？啊？怎麼還在讀書啊？」

這時，他們便舉例說，誰誰家的孩子讀大學讀了5年，最後還不是開餐館啊，開車啊，給人家打工。王立傑有個發小學習特別好，但是大學讀了兩年便退學了。他覺得讀書不值，「畢業了畢竟還是在城市裡面打工，可能最開始只有兩三千歐元，但是如果開批發店可能會掙五六千歐元」。

不過，王立傑讀過師範的祖父千叮萬囑，「如果立傑要讀書的話，你們決不能攔著他。」無奈之下，父母對王立傑說，「你非要讀書可以，但如果你讀書讀一半的話，你還是趁早結束，來幫我們工作。」

最終，王立傑卯著勁堅持到底，先後在巴黎一大、巴黎五大、巴黎律師學校完成學業，考取了律師執業證書，這在華人中鳳毛麟角。

更重要的是，他似乎找到了那個關於身份認同的答案。「我不是一半的中國人，一半的法國人。」

在他看來，「一半一半」似乎是對自我的貶低。「我是一個百分之百的中國人，也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法國人，如果你問我是不是中國人，我當然會說是；如果你問我是不是法國人，我也會和你說是。」

王瑞曾赴廣州工作一年，他的目標是「要做一個百分百的中國人」。剛去時，同事們都把他當作法國人。不過，他堅持在法國同事面前說法語，在中國同事面前堅持只說普通話，慢慢地大家都把他當作自己人。

然而，他們最大的困境是，如何號召其他華人向法國人的思維靠攏，像本地人那樣表達訴求，從而讓法國人「瞧得起華人」。因此，他們將華裔青年協會的首要目標定位為「動員社會運動」。

在法國，如果你不通過媒體，不通過文化表達自己的看法的話，可以說你是一個不存在的公民

2011年6月19日，在王立傑的記憶中，註定難以磨滅。在巴黎共和國廣場，他站在大卡車上，一隻手緊握著話筒，一隻手用力地在空中揮舞。對著下面數不清的華人面孔和法國記者，小個頭的他聲嘶力竭地用法語喊著口號，「和平共處！安全共居！」最初，下面響應的聲音微弱而膽怯，但隨著他一遍一遍地重複，人群中終於有人揮起雙手，有人搖起三色旗，老人和少年都挺起了胸膛，呼應的聲音愈來愈響亮。

此前不久，美麗城連續發生了兩起針對華人的暴力搶劫事件，華人社群人心惶惶，決定借用法國人慣用的方式——和平遊行來同政府對話。

遊行的人群中不少是法國「華二代」。王立傑被選為遊行的主持人和新聞發言人。法國前總統希拉克養女英瑤和巴黎市副市長，也來到了遊行現場，分別站在王立傑兩旁。副市長對著人群高喊，「我想對你們說，你們是擁有平等權利的法國公民，你們理應得到自由、平等和安全！」

「沉默的羔羊」終於不再沉默。在王立傑、王瑞和Sacha看來，拐點已經到來。一年後，因為一篇污衊華商均洗黑錢、偷稅漏稅的文章，華裔青年協會決定將法國《觀點》雜誌告上法庭，最終勝訴，文章被刪除，雜誌社賠償5000歐元。這第一次微小的勝利，對他們來說，「教育意義遠大於最後的結果」。

華裔青年協會是少有的願意在法國媒體上說話的華人社團。此前，許多法國記者試圖採訪華人社團，但他們常常委婉地拒絕，一方面因為語言問題，一方面擔心法國媒體「心懷不軌」。如Sacha所言，「不是對偷渡或者骯髒的餐館感興趣，誰願意來採訪我們？」他們應對的辦法不是一味回絕，而是慢慢挑選，找到幾個比較客觀的記者，逐漸地在媒體上得到「一點認可」。

現在，他們的共識是：「在法國，如果你不通過媒體，不通過文化表達自己的看法的話，可以說你是一個不存在的公民。」

又過了兩年，王立傑宣布競選巴黎十九區副區長，協會成員一起給他拉票，走上街頭分發傳單，挨家挨戶敲門。終於，在參加了一系列政治辯論後，他成功當選，成為巴黎市第二位華人副區長。

但是王瑞認為這些還不夠，他說：「華人移民，甚至我這一代的人，還不夠關心這裡的社會發展，不只是經濟，不只是自身，還有其他人的融入，包括政府應該怎樣去幫助窮人等，這些都是作為公民、在法國紮根的人應該去了解、關心的事情。」

（郝燁、王明婷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