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丁啟陣：論杜甫詩的悲劇主題

　　 一部杜詩，內容豐富廣博。從格調上說，除了憂苦一類以外，當然也有歡快的詩篇；但是，在全部杜詩中，前一類詩作不但數量大，藝術價值也明顯比歡快類的詩篇高得多。事實上，杜甫詩沉鬱頓挫的風格也更多地體現在憂苦一類詩篇中。杜甫的憂苦既有個人的、家庭的，也有社會的、國家的，既有個性、也有共性。可以說，杜詩的憂苦來源於人生的悲劇性和社會的悲劇性，悲劇永恆，杜詩便永恆。我把杜甫詩的悲劇主題分為四大類十一小類：

　　 （一）志殤

　　 1.　政治理想的幻滅

　　 2.　世風澆漓的陰影

　　 （二）世殤

　　 1.　憶昔與憂時

　　 2.　憂國情懷

　　 3.　憂民情懷

　　 （三）情殤

　　 1.　思鄉情結

　　 2.　與家人的濡沫之情

　　 3.　與朋友的生離死別

　　 （四）身殤

　　 1.　窮困的屈辱

　　 2.　家族式微感

　　 3.　生命詠嘆調現就以上各類分述於後：

　　 　　一

　　 杜甫的志向理想有兩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一是「致君堯舜上」，即以臣的身分輔佐國君，使最高統治者成為治國有道的賢明君主；二是「再使風俗淳」，即以儒者身分去完成道德教化的使命，使社會風氣變得淳樸美好。可是，終其孜孜矻矻的一生，這兩方面志向理想都落空了。由此而來的生活上的窮困悲辛和心理上的失意惆悵，遂醞釀成了他大半生詩歌創作的一大悲劇主題：志殤。志殤主題在我們歸納的四大類悲劇主題中，是最重要的一類，也可以說，其他三大類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由此引伸出去的。

　　 　　1.政治理想的幻滅

　　 從青少年時代起，杜甫就有著強烈的入仕用世思想。他早年所寫的一些詩句，如「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岳》）「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馬》）「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畫鷹》）都表露了他躍躍欲試的用世心情。青年杜甫因為聰明早慧，又先後得到崔尚、魏啟心、李邕、王翰等一班名人的讚賞與肯定（註：杜甫《壯遊》：「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奉贈韋左丞丈》：「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 是十分自負的，對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充滿了信心：「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贈韋左丞丈》）

　　 但是，事情並不象他所想像的那樣。杜甫24歲、36歲先後兩次參加科舉考試，都告失敗；從天寶五載「西歸到咸陽」起，他一心尋求出仕用世的機會，到處求人汲引，三次向玄宗獻賦，十年里幾乎毫無結果，生活上卻因此陷入了困頓，過著「賣葯都市，寄食友朋」（《進三大禮賦表》）的艱難日子。天寶十四載（755），杜甫44歲時才打動玄宗， 先被任命為河西縣（今雲南省祥雲縣）的縣尉，杜甫拒絕後又改任為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樣一個正八品下、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門禁鎖鑰的芥末小官。可是，這樣的小官也沒能安穩地做下去，當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次年八月，杜甫在鄜州（今陝西鄜縣）聽到李亨在靈武（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即位稱帝（肅宗），便隻身往投，不料中途被叛軍捉住並押回長安。陷賊九個月後，杜甫於757年4月冒險逃出長安，經過長途跋涉，到了當時朝廷所在地鳳翔（在今陝西省），「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他的忠心感動了肅宗，被授左拾遺一職（見《述懷》）。左拾遺之職，品級雖然不高，但系近侍之臣，負有進諫和舉薦的職責，對杜甫實現早年立下的政治理想無疑是個大好的機會。不幸的是，就在他被任命為左拾遺的當月（757年5月），杜甫因為疏救房琯得罪了肅宗，「帝自是不甚省錄」（《新唐書》本傳），捱了一年左右，758年6月，終於被貶為華州（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管理地方的祭祀、學校、選舉等文教工作。至此，杜甫的政治理想徹底幻滅，一年後，他就棄官不做了。先是攜家至秦州（今甘肅天水），不久轉至同谷（今甘肅成縣），由於生活艱難，接著漂泊到了四川，先後在成都、樟州（今四川三台）、夔州（今四川奉節）等地流寓；最後漂泊到荊湘一帶，直至770年冬天死在由潭州往岳陽去的船上。 華州棄官後，杜甫曾被「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但他已然心灰意冷，所以「不至」；在成都期間，嚴武曾力邀他出任幕府參謀，盛情之下他也只勉強幹了幾個月；在嚴武的舉薦下，杜甫被授「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也不過是個有名無實的虛銜，杜甫本人不但不當回事，還多次藉以自嘲。去世前一年秋天在潭州時，杜甫就自描畫像：「素髮干垂領，銀章破在腰」（《奉贈盧五丈參謀琚》）。終其一生，歷盡坎坷漂泊，政治理想也未能實現。

　　 但是，圍繞著他那未能實現的政治理想，杜甫在飽受困苦折磨中所產生的企盼、求乞、失望、憤懣、絕望等等情感都一一通過詩歌表達出來，形成了他詩歌政治理想幻滅的主題。

　　 在不同時期，這一主題的內含是不一樣的。求官時期，多懷才不遇和入仕渺茫的遲暮感。「聖朝已知賤士丑」（《樂遊園歌》）和「致君時已晚」（《贈比部蕭郎中十兄》）兩句詩，可以概括這一時期的心情。較為集中反映這種心情的詩篇有《奉贈韋左丞丈》、《樂遊園歌》、《投簡咸華兩縣諸子》、《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秋雨嘆三首》之一、《醉時歌》等。這一時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因為自身的懷才不遇及因此導致的生活窮困，使得杜甫對下層百姓的疾苦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對統治者及時政有了清醒的認識和批判的態度，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九首》等著名詩篇。為官時期，既有官小職微的失落，也有不被信任的苦悶無聊，還有政治理想破滅時的留戀與決絕。《官定後戲贈》是被授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後失落之情的一次集中渲泄；《曲江二首》則流露了官居左拾遺而不被信任、無所作為的無聊與苦悶；《從左拾遺移華州掾》中「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曲盡被貶出京城時的留戀；《望岳》中「稍待西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又道出了絕望時的去官之想。這一時期前後近四年，四年里杜甫有兩個創作的豐收期，一是天寶十四載（755）冬天， 杜甫由長安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任上往奉先縣探望妻子兒女，根據所見所聞創作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後出塞五首》等詩篇，其中前一首堪稱杜甫創作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篇什；二是乾元二年（759）春天， 杜甫由華州掾任上去過一趟老家洛陽，這次行旅的結果是，杜甫寫出了著名的「三吏」「三別」（註：三吏是《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別是《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兩次創作豐收，一在初任小官時，一在被貶出京後，都是杜甫仕途上的低谷時期，可見，是政治上的失意成全了他的詩歌創作。棄官之後，杜甫還活了十一個年頭，基本上是以「野老」自處，雖然也憂國憂民、關心時事，但是已經不抱任何個人的政治幻想，只把希望寄托在仍然在朝為官的年輕朋友身上，對嚴武說的「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奉送嚴公入朝十韻》）對裴虯、蘇渙等人說的「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蘇渙侍御》）就都是這種心境的寫照。棄官後，是杜甫詩歌創作數量最多的時期，現存杜詩中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作於這一時期，但是，直接、集中抒發政治理想受挫心情的詩卻不多，這方面的心情流露得稍多的也就是一些憶昔題材的詩篇，如《憶昔二首》其二、《壯遊》等。

　　 杜甫一生追求政治理想的過程，實實在在是一出人間悲劇。悲劇主人公雖然自己歷盡苦難，而他的內心卻無時無刻不在憂國憂民，他所憂慮的對象也都是另一層面的悲劇里的形象。這種包孕式的雙重悲劇，無疑使杜詩這一主題更加深刻，更加具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

　　 　　2.世風澆漓的陰影

　　 天寶七載（748）， 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一詩中明白表示自己有「再使風俗淳」的理想。追根溯源，這一理想與儒家詩教的「移風俗」一脈相連。但是，據《詩經·國風》毛序所言，詩教功能有「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五項（註：《詩經·國風》毛序云：「先王以是（按指《詩經》）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杜甫為何獨取最後一項作為自己的理想呢？

　　 我認為，這跟杜甫的人生閱歷有一定關係。三十歲以前，杜甫的生活還是比較優越的。三十歲那年，他游完齊趙回到東都洛陽，在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下築「陸渾庄」土室居住。這時候他的生活大概是得到誥封萬年縣君的姑母（父妹）照拂的。第二年，他的這位姑母在洛陽仁風裡去世。從此，杜甫的生活陷入困境。在與一班官宦的交往中受到了不少白眼，切身感受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他作於定居洛陽第三年的《贈李白》一詩前四句就描寫了這一景況：「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杜甫嚮往風俗淳樸的社會，但是，這種理想的社會，他不但沒有機會去實現它，而且還要飽嘗世風不古之苦，詩人那顆淳樸善良的心留下了一道道帶血的傷痕。

　　 杜甫對澆漓世風感喟最多的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君子小人之嘆，二是朋友交情的冷淡，三是年輕後生的淺薄。

　　 自古以來，凡對社會道德有較高理想與期盼者，總難免有君子小人之嘆。孔子如此，杜甫也如此。早年，因為仕途坎坷，杜甫產生了小人得志、君子被棄的感慨：「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蕊重陽不堪摘」，「籬邊野外多眾芳，採擷細瑣升中堂」（《嘆庭前菊花》）。這裡甘菊喻君子，眾芳喻小人。從左拾遺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又有小人高翔、君子落地之嘆：「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獨立》）。趙汸注謂鷙鳥比小人之媢嫉者，白鷗比君子之幽放者。定居夔州瀼西時，有一回管理官府菜園的官吏沒有給杜甫送好菜，只送了苦苣、馬齒菜，杜甫也「傷小人妬害君子」，「比而作詩」（《園官送菜》）。君子小人之嘆是伴隨了杜甫整個後半生的。

　　 杜甫的後半生，除了前後摺合約三四年的時間在做官有俸祿自給以外，其他時間大多處於漂泊之中，自己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所以一直需要朋友們的接濟和幫助。在陷入窮困而一時間又無人接濟的時候，杜甫就不免生出交情冷淡的喟嘆。天寶十一載（752），第一次獻賦後， 作《貧交行》嘆人情寡薄：「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至德二年（755）陷賊期間，杜甫也經歷過受朋友冷遇的事情， 「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雨過蘇端》）而蘇端的熱情款待就讓他感激不盡。從陝西、甘肅到四川、湖北、湖南，杜甫一直在漂泊，一直在依人，「途窮見交情，世梗悲路澀」（《送率府程錄事還鄉》），交情冷淡的凄楚滲透進了他的許多詩篇。

　　 杜甫從小就性情剛直，想法也每每「不合時宜」，所以人際關係每有不快。青少年時代，「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壯遊》）。到了老年，頭髮已白而功名無成，遭到了年輕後輩的奚落，「當面輸心背面笑」（《莫相疑行》），杜甫雖然自我寬慰，說些「老翁慎莫怪少年」「記憶細故非高賢」之類的話（《赤霄行》），但他內心對後輩的輕薄膚淺卻是感慨很深的。

　　 杜甫雖然懷有「再使風俗淳」的願望，但是兀兀窮年，不但理想付諸東流，自身生活也輾轉泥途，備極艱辛。社稷依然「萬方多難」，蒼生依然「艱難苦恨」，人生、社會的大悲劇中，他的世風澆漓的嘆息何其無奈。

　　 　　二

　　 從生活的好壞順逆上說，杜甫一生以35歲「西歸到咸陽」為界可分成兩個大階段：35歲以前過的是富家少爺式的生活，到處遊歷，自己的生活還不用發愁，科舉仕途也還不成為唯一的寄託，還沒有感覺到什麼國弊民瘼；35歲以後，種種挫折接踵而來，仕途蹭蹬既導致了心理的苦悶，也導致了生活的窮困，安史之亂等一系列戰亂，又迫使他不斷漂泊，受盡離亂之苦，故而深切地感受到了社會的不公與人民的苦難。前後兩個階段的強烈反差，加重了他後一階段詩歌創作感時傷世的悲劇色彩，使得以感時傷世為主題的詩歌作品更加真切，更加深刻。

　　 　　1.憶昔與憂時

　　 杜甫生於唐玄宗先天元年（712）， 第二年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開元全盛時期」的開元元年。開元年號歷時二十九個春秋，正好在杜甫人生的前三十年，可以說杜甫生當盛世。不但國運正昌，個人生活也富足優渥。

　　 杜甫出生在一個充滿書香氣息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杜審言，則天朝做過膳部員外郎，後來又任修文館直學士，是當時很有名的詩人。父親杜閑，做過奉天縣（今陝西乾縣）的縣令；母親崔氏，出自當時大族清河崔家。另外，杜甫有個姑母，嫁給河東人裴榮期，裴榮期官做到濟王府錄事參軍，他的姑母也被冊封為萬年縣君。杜甫母親早逝，父親在外做官，少年時代便寄住姑母家，三十歲前後也有相當時間得到這位姑母的照拂。杜甫的童年、少年、青年都過得無憂無慮，受到良好的教育，過了八九年公子哥式的南北漫遊生活：衣輕裘，騎駿馬，春歌冬獵，清狂快意。

　　 杜甫35歲以前，社會也是相對穩定的。政治上，由於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張九齡等人為相，比較正直清明；均田制、府兵制等一系列制度的實施，又確保了軍事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由於思想的開放與活躍，文藝上也呈現了空前昌盛的景象。

　　 但是，歌舞昇平的背後也潛伏了嚴重的危機：上層統治階級的驕奢淫佚、奸佞當政（如李林甫、楊國忠），使得統治者內部矛盾加劇；對人民剝削的不斷加重，造成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趨於尖銳，民怨沸騰；太平日子使得統治者鬆懈了國內的軍備設置，除西北邊境等少數地區外，全國絕大多數地區的駐軍幾乎都喪失了應有的戰鬥力。所有這些，終於釀成了一場大災難——公元755年11月爆發了安史之亂。 安祿山、史思明亂軍所到之處，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都被推入了災難的深淵。亂軍所到之處，燒殺搶掠，暴行累累。安史之亂雖然於763年被蕩平，但唐王朝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從此一蹶不振， 社會經濟，特別是黃河流域的經濟遭到了嚴重的毀滅，長安、洛陽以及其他許多城市和村落都受到嚴重的蹂躪。

　　 作為一個對盛唐的繁華、安史之亂的災難和亂後的荒涼三種景況都有著長時間切身體驗的詩人，杜甫當然會有深切而沉重的感時傷逝的悲哀。這種悲哀一直籠罩著杜甫生命的後十四五年，直到死去。

　　 安史亂中，杜甫感時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思家之情的溶入，二是對時事的關切。思家是因為這期間杜甫跟家人曾有過幾次分離，戰火中的異地而處，有著生死的憂懼，思念自然就格外肫摯。《春望》一詩可作這方面的代表，其中「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寫盡思念深情。杜甫感時，往往不止於個人的傷感，而要關切時事，懷有為社稷蒼生紓難解懸的心思，撫今追昔之際揭出導致國破家亡的根源：玄宗寵信後宮，荒淫誤國。「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哀江頭》）杜甫是拿楊貴妃的悲劇譏刺玄宗的。

　　 憶昔憂時一類詩寫得最多最好的，是在安史之亂平定之後。亂平次年，杜甫就寫了《憶昔二首》，不勝今昔之慨。往後杜甫的詩歌更加沉鬱，抒情色彩更重，表達上更加含蓄。 作於安史之亂平定後三年（766）的《秋興八首》和作於770年的《江南逢李龜年》最為典型。 《秋興八首》以鋪排憶昔，以點染傷時，憶昔與傷時映照，自有不盡感慨，其中若干政治見解也表達得十分含蓄、從容，完全沒有《憶昔二首》那樣的直白與急切。《江南逢李龜年》則是不言感慨而寓無限感慨於其中，寫盡了人間撫今追昔的一切悲傷。他如《壯遊》、《昔游》、《遣懷》、《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亦為傑作。

　　 社會人生的盛與衰，轉化為詩人內心的樂與哀，再在創作時升華為憶昔傷今的悲劇主題，從中不難看出社會現實與人生經歷對杜甫詩歌創作的影響。

　　 　　2.憂國情懷

　　 到長安謀生以後，杜甫在熱心仕進的同時，也漸漸關心起國家大事。由於自身生活的貧困，他在感情上貼近了下層勞苦大眾，這又使得他慢慢地看出了王朝的許多弊病：政治的黑暗，貧富不均，統治者的荒淫，政府的窮兵黷武，人民的苦難，憂國之心日熾。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更加關心軍國大事。在詩歌里，他激勵前線將士奮勇作戰，動員後方人民同赴國難，諷諫上層統治者荒淫失政，對借兵回紇提出忠告，對飽經戰亂之苦的下層人民寄予了深切同情。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一時難以復甦，社會各方面矛盾更加尖銳複雜，邊患、內亂時有發生。杜甫的憂國之情至死不滅，絕筆之作《風疾舟中伏枕書懷》還在牽掛著「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

　　 杜甫的憂國情懷可以從四個方面加以說明：

　　 一是憂亂心情。杜甫既把國家與李唐當作一回事，也把自身利益跟李唐聯繫在一起，所以他是衷心希望李唐王朝長治久安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國活」（註：例如，《奉先詠懷》：「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北征》：「桓桓陳將軍……於今國猶活。」《鹿頭山》：「冀公（指裴冕）柱石姿，論道邦國活。」）。可是，自從安史之亂爆發後，戰爭連綿，兵燹四起，李唐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國無寧日，民不聊生，山河破碎，滿目瘡痍。現實與理想的深刻矛盾，使得杜甫「心懷百憂復千慮」（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序），他憂得最多慮得最深的就是一個亂字，竟至於作歌欲哭、夜不成眠，「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宿江邊閣》）只好發呼喊、作祈禱，「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北征》）「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喜雨》）「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洗兵馬》）。

　　 二是忠君表現。蘇軾曾說杜甫「一飯未嘗忘君」，基本上是合乎事實的。大曆二年（767）， 杜甫在夔州瀼西對冷淘（一種食物）而思入獻，作《槐葉冷淘》，可作註腳。不妨說，杜甫忠君，有時候達到了迂腐地步。路遇落難王孫還要勉以「高帝王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哀王孫》），在四川時把杜鵑鳥看作古蜀帝化身，每見杜鵑，總是再拜（見其《杜鵑》一詩），就都足以說明其迂腐。但是，杜甫忠君也有可取之處。首先，杜甫對國君並不是無條件服從的，他要講「致君」，這裡的「致」字除了「輔助……使成為……」之外，也有「教育」「改造」的意思。其次，杜甫忠君的目的是維護國家利益、同時含有恤民成分，他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再次，杜甫忠君是有選擇的，不是凡君必忠。

　　 三是針砭時弊。有一腔愛國憂國的熱忱，政治上又不得志，使得杜甫對好些有損國家利益的人和事採取不寬容的態度，作詩予以針砭。杜甫針砭時弊有兩個特點：大膽、切中要害。《同諸公登慈恩寺塔》隱含「人君失道」、「清濁不分」、「天下無綱紀文章」、影射唐明皇耽於淫樂、感慨賢人君子多去國歸隱、小人醜類貪戀祿位等意思，即所謂「譏切天寶時事」（仇兆鰲《杜詩詳註》引三山老人胡氏語）；《虢國夫人》揭露了最高統治者的荒淫無恥和後宮的污濁骯髒；《奉先詠懷》諷刺君臣歡娛不恤國事、朝廷濫賜財物；《錦樹行》諷刺最高統治者忠奸不辨……鋒芒指向國君。此外，他還鞭撻了專權誤國的奸佞小人，如《石筍行》、《螢火》、《憶昔二首》其一、《麗人行》。

　　 四是關心軍事。杜甫生逢亂世，而亂世之由、治世之道又莫不與軍事密邇攸關。杜甫在軍事方面有過不少主張和建議：（一）非戰與呼籲和平。杜甫反對拓邊戰爭，也反對叛唐的地方割據戰爭。「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洗兵馬》）「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喜雨》）（二）反對大量向回紇借兵。《北征》一詩有明白表態：「此輩少為貴」，《遣憤》、《留花門》諸詩都有這個意思。（三）責備無能失職的軍事將領。《遣興三首》其一諷刺了邊將的邀功行為；《諸將五首》則多方面批評了將領們的無能無為。（四）提出了一些戰略意見。例如，《塞蘆子》提出了固守蘆子關（今延安西北）以阻遏叛軍西進的戰略建議；《北征》也贊同只憑官軍即可迅速消滅安史亂軍的時議。

　　 杜甫還多次勸最高統治者振作精神，希望其重用有才能的將領。

　　 　　3.憂民情懷

　　 在對杜甫與人民的關係這個問題上，曾經有過兩種相左的認識：抑杜者說杜甫對人民只有「廉價的同情」（註：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11月，132頁）， 揚杜者說杜甫「心裡徘徊著的是人民的苦難」（註：傅庚生：《杜詩散繹》，陝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304頁）。這一抑一揚都不免失之偏頗。

　　 杜甫在詩歌里直接表露出憂民心境，始於天寶十三載（754）， 也就是他旅食京華的第九個年頭。這年九月，長安地區霪雨不止，杜甫在重陽節那天寫給好朋友岑參的詩（《九日寄岑參》）中表達了擔心莊稼受澇、貧苦百姓行路艱難的心情。是年八月份關中大飢，扶風太守房琯具實上陳災情，奸相楊國忠瞞天過海，拿好莊稼騙玄宗說雨不害稼，並且派人羅織房琯罪名，搞得朝中無人敢於言災，就連玄宗在聽高力士如實報告後也只有默不作聲（註：見《資治通鑒》卷217）。 這件事極大地觸動了杜甫，他很快就寫出了七律《秋雨嘆三首》，既諷刺了楊國忠，又表示了對農民的同情。天寶十三載以後，杜甫的憂民意識就有如江河開閘，源源而流，並且與時俱進，日益深沉。第二年就寫出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後出塞五首》。

　　 杜甫憂民對象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農民，一類是戍卒。憂農民，主要表現在對晴雨等自然現象的關心、對貧富不均現象的強烈抗議、對官府苛重賦斂的不滿、對誤農戰爭的厭惡和對和平的嚮往等方面。在杜甫眼裡，晴跟雨都有好壞之分，區分標準就是是否有利於莊稼、有利於農事。有利即是好雨、好晴，他便由衷地高興、由衷地讚美。「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春夜喜雨》），「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喜晴》），都是真情流露；不止於此，只要對農事有利，即使自己受到損失也感到高興，如「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大雨》）。杜甫繼承了孔子論政「不患貧而患不均」（《論語·季氏》）的思想，認為社會分配、社會地位的不公平是人類不幸福的根源，他說：「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寫懷二首》之一）。他不但在詩歌里深刻批判了當時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指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奉先詠懷》）、「官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驅豎子摘蒼耳》），而且揭露了統治者不知厭足的「聚斂」「誅求」，對受官府苛重賦稅壓榨的貧苦百姓則十分同情。《病橘》、《枯棕》、《客從》、《虎牙行》等詩就都足以為證。同情百姓，他祈求「普天無吏橫索錢」《晝夢》》）；憎恨貪官，他高喊「先應去蝥賊」（《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杜甫同情貧苦百姓，其言其行都感人至深。安史亂前，杜甫已明白袒露「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心跡（《奉先詠懷》）。所以當有人入朝覲見時，他就忘不了讓其勸皇帝體恤下民（如《別蔡十四著作》）；戰亂之後，男子多陣亡，女子「四十五十無夫家」，生活十分艱苦，他憫惜不已（《負薪行》）；767年秋天，杜甫因遷居「東屯」， 將瀼西草堂讓給一位吳姓親戚居住，這位親戚一去就插上籬笆，原來常在草堂前打棗吃的一位西鄰寡婦就再也無法進去了。杜甫得知此事後，就給這位吳姓親戚寫了一封詩體書札《又呈吳郎》，勸他任其撲棗。事是小事，但其中憐貧用心的細緻，令人感動。杜甫對戰爭的厭惡和對和平的嚮往，上文「憂國情懷」一節「關心軍事」一段已略有述及，這裡不贅。

　　 憂戍卒、憂徵人，也是杜甫憂民的一個重要方面。《兵車行》、《前出塞九首》、「三別」都是這方面的傑作。杜甫的憂戍卒，決不是一種施捨性的同情，而是一種比同病相憐更為深摯、更為高尚的情感。天寶十四載十一月，杜甫由長安往奉先縣探望妻子兒女，一進家門就得知兒子餓死了！——自身政治的失意，道路上所見貧富的強烈反差，自家生活的凄苦無告，這個時候的杜甫該是多麼悲戚！但是他沒有沉溺在自己的苦難中呼天搶地或者心灰意冷，他還想到了不如自己的窮苦人，想到了失業者，想到了遠戍異鄉的士卒！（見《奉先詠懷》）

　　 　　三

　　 梁啟超稱杜甫為「情聖」（註：梁啟超：《情聖杜甫》， 原載《晨報副刊》1922年5月28、29日，後收入《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輯， 商務印書館1922年11月出版），可謂慧心慧眼之評，杜甫實在是個多情的人。他的感情來源於多難失意的生活，因此深刻而真實；杜甫的感情世界裡，更多的是對他人對故土的關懷與思念，因此往往感人肺腑。面對苦難，杜甫不掩飾、不頹廢，將心中的情和愛款款寫出，從容的背後是大仁，是大勇，也是對於人生的執著與熱情。讀杜甫的詩，可以激發人們對親人、對朋友、對故土、對人生的愛與熱情。

　　 　　1.思鄉情緒

　　 真正的思鄉，總是在漂泊異鄉、羈旅難回的時候。杜甫的思鄉，在漂泊西南、浪跡荊湘的十年當中最為真摯感人，這當中既有身世飄零之苦，又有山河破碎、故園淪落之痛。

　　 公元759年年底，杜甫舉家遷往四川。初到成都， 在感到好奇的同時，突然發現自己已是思鄉的遊子：「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想到故園萬里，歸期難卜，無可奈何的落寞溢滿心間，「大江東流去，遊子日月長」。看到成都的繁華，聽見笙簧歌吹，思鄉之情在曲終筵散的時候，就發而為忍淚側身、獨自黯然傷神了：「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夜闌人靜，對月思家，傷心寄旅，雖是自我安慰，反透出哀傷情懷：「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以上均引自《成都府》）

　　 從此往後，在成都，在梓州，在閬州，在夔州，在雲安，在荊湘之間，他都有懷鄉之作，直到生命終點。杜甫在臨終絕筆《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一詩中仍念念不忘遠在中原的家鄉，流盡漂泊異鄉最後一把辛酸淚：「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十年當中，杜甫無時無處不在思鄉，即景即事，每每引動思鄉情緒。登山賞景，他會念及親人（如《登牛頭山亭子》）；冬至後白日漸長，他會想起家鄉久違的梅花（《至後》）；月圓之夜，他會想起故園秋景（《月圓》）；夜江船上思家，他感到孤獨（《夜》）；聽見笛聲想起家鄉，他願葉落歸根（《吹笛》）；看到螢火蟲，他聯想到自己明年今日能否回家（《見螢火》）；自己身得所安，他更念及中原兄弟（《村夜》）；歡宴之際，他反牽掛故鄉萬里（《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侄三首》其一）；回憶往事，他不禁為自己老客他鄉自嗟自憐（《往在》）。

　　 杜甫的思鄉詩，感人之處在於真實地寫出了亂世中一位飄零他鄉的老人深摯的思家憂國的感情。老病、貧窮、亂離，這些人間的不幸，經過詩人的熔鑄與醞釀，個人對生活的熱愛與生活對人的磨難的相互交織乃至水乳交融。透過人事滄桑，我們感受到了詩人對生活的不屈不撓的執著。

　　 從詩歌閱讀角度說，悲傷的詩，固然可以憑藉其本身的悲傷情感打動讀者；而原本歡快的詩，有時候卻也有可能因為它與現實間的強烈反差，反倒更為催人淚下。我認為杜甫作於公元763 年春天的那首著名快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就是這樣一首思鄉詩。詩的本身，毫無疑問是一首快詩，蘊含其中的是詩人（還有詩人的妻子兒女）發自心底的喜悅：他們為安史之亂被平定、可以回家而「喜欲狂」。「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下洛陽」，可見回家的路線都擬好了。但是，現實卻徹底粉碎了詩人一家的回鄉美夢，安史之亂雖然平定了，而國家並未因此就太平無事；一直到死，杜甫也沒能回到故鄉洛陽，而客死在洞庭湖。快詩中的歡快心情跟現實的嚴酷性兩廂對比，奏出了杜甫詩思鄉悲愴交響曲中的最強音。

　　 　　2.與家人的濡沫之情

　　 唐代詩人中，象杜甫那麼重親情並且在詩歌里把自己這方面的感情不加掩飾地寫出來，是不多見的。中國古代詩人一般來說在表達感情方面都是「畸型」的，男人之間可以盡情傾訴思念、傾慕、友情；男人對女人的愛慕通常只限於妓女（如薛濤），而對於家人尤其是妻子，絕大多數人都是隻字不提，彷彿他們終身未娶似的。杜甫則完全擺脫了這種士大夫的虛偽陋習，在他的詩歌作品裡，思念弟妹、思念妻子兒女、描述居家生活情景的篇什為數都很多，並且都能看出杜甫的一往情深。當然，杜甫對同性朋友也有著深厚感情，如鄭虔、李白、高適、岑參，他就都作有許多動人的詩篇，表達對他們的思念之情。可以說，杜甫的詩歌比較完整地展現了他健全的感情世界。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杜甫大約在30歲時跟弘農楊怡（曾任司農少卿）的女兒結婚，當時他的妻子不到二十歲，婚後的最初三四年，家庭經濟還不成問題，杜甫還跟李白、高適等人到處遊玩，未脫公子習氣。從天寶五載（746 ）杜甫到長安後，由於科舉考試、求人汲引、獻賦干祿的相繼失敗，生活逐漸陷入貧困。在「旅食京華」的後期，杜甫把妻子從洛陽接到了長安，寓居在少陵以西某處（今西安城南）。困居長安是杜甫一生坎坷悲辛生活的開始，同時也是將親情入詩的開始。可以說，杜甫的親情詩是起於憂患的。

　　 杜甫流露想家心情的第一首詩是作於天寶十四載（755 ）的《官定後戲贈》：「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飆。」當時杜甫的妻子兒女正寄居奉先縣，由於想家心切，他在作《官定後戲贈》之後的一個月左右，即告假由長安往奉先縣探家，並創作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抒發了對妻子兒女的深厚感情：「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

　　 杜甫對妻子兒女的感情，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在一處時的牽掛，二是在一處時的繾綣愧疚。寫分居牽掛的詩，除了安史之亂前杜甫在長安作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時期外，還有安史之亂中陷賊和做左拾遺初期以及到成都後為躲徐知道叛亂隻身一人避往閬州時期。作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時，有上邊舉過的《官定後戲贈》和《奉先詠懷》；陷賊時期，可舉出《月夜》、《對雪》、《春望》、《一百五日夜對月》、《憶幼子》、《遣興》等；做左拾遺初期，可舉出《述懷》、《得家書》等；避徐知道亂時，可舉出《客夜》、《悲秋》等。寫在一處時的繾綣愧疚的詩，數量上較寫分居牽掛的詩為多。有寫久別重見情景的，如《羌村三首》其一其二、《北征》；有寫一家人逃難途中情景的，如《彭衙行》、《飛仙閣》；也有寫定居一處時生活情景的，如《同谷七歌》、《江村》、《進艇》。無論是分離還團聚，牽掛還是繾綣，杜甫一家的生活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

　　 杜甫一生，政治上是失意的，物質生活上是失敗的，但是精神生活尤其是詩歌創作和家庭生活兩個方面，卻是成功的。在那樣艱難的情況下，一家人仍然能夠患難與共、相親相愛，恐怕跟杜甫的如下特點是有很大關係的：他對妻子楊氏的愛是平等的、專註的（註：有一件事可以作為旁證：流寓梓州時，杜甫在《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艷曲二首贈李》一詩末了竟這樣規勸給他衣食庇蔭的李刺史：「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勸人如此，他自己可以想見）、恆久的， 他對子女的愛是熱情的、寬慈的、疼寵的。杜甫之所以能做到這樣，恐怕還得歸因於：他是個有情義、有責任感而且還有幽默感與達觀精神的人。杜甫對妻子兒女有著真摯的愛，這從他一首題為《謁真諦寺禪師》（註：這首詩寫作時間難以考證，一般杜詩集子都將其編入夔州時期）的詩中可以得到最好的驗證：「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杜甫在謁見真諦寺禪師時，一生耽戀的詩歌、醇酒可以看得虛妄、無味，但是，妻子兒女他卻割捨不下！

　　 　　3.與朋友的生離死別

　　 在全部杜詩中，送別詩的數量十分可觀，單是詩題上以「送」「別」一類字樣標出的就有一百多首。實際數量還要大得多。當然，這些離別詩中也有一些是禮節性的應酬之作，但是，真正動感情甚至「黯然銷魂」的離別詩篇，數量仍然相當可觀。

　　 杜甫的離別詩可以分為兩類：生別與死別。生別多以「奉送」、「送」、「別」、「贈別」、「留別」等字樣命題，其中「留別」是「我走人留」，其他均是「人走我留」。例如，《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死別詩多以「哭」字命題，例如，《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哭嚴僕射歸櫬》。不論生別還是死別，杜甫往往都發乎深情，動輒深哀，有如他自己所說的，「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夢李白》）。離別固然有違人情，但寫到詩歌里，不一定非得直抒感傷情緒，唐代高適、王勃、李白等人就都有作勉勵語、豪壯語、飄逸語的離別詩。但杜甫卻似乎更敏感，更容易動感情，他的詩因而也更沉鬱，更有悲劇意味。

　　 杜甫離別詩的悲劇意味來源於多種因素，有關於戰亂的離愁，有對朋友別後境遇的憂念，有對有才華朋友的哀悼，有失去知音的惆悵，有友死己孤的滄桑，還有對朋友死去自己失去依靠的恐懼。總之，悲天憫地、憂人傷己，杜甫為親朋好友的生離死別嘗盡了憂愁悲苦，真正是「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干。」（《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悲哀來於多情，為親友悲哀，也為自己悲哀為親友悲哀見出杜甫的慈厚，為自己悲哀見出杜甫的真率。讀其詩想見其為人，慈厚令人起敬，真率令人喜愛；有敬有愛，加上詩人際遇堪憐，杜甫離別詩的感人力量，大致可以得到詮釋了。

　　 合則喜，離則憂，是人之常情。杜甫當然也不能例外，他曾說：「但使殘年飽吃飯，只願無事長相見。」（《病後過王倚飲贈歌》）但杜甫的喜合憂離，往往蘊含了深刻的社會悲劇和人生悲劇。杜甫的離別詩，但凡有傷感情緒的，幾乎都與時世有關，或感於時事的不如人意，或感於人世的不公與多難，決不是脫離現實社會的才子式纏綿與呻吟。

　　 杜甫一生有過許多感情深厚的朋友。由於他結交朋友時有「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壯遊》）的特點，他的朋友大多比他年長，因而大多在他之前去世。這使得杜甫的離別詩中，死別詩佔了相當大的比例，無形之中加深了悲劇色彩。在杜甫的朋友中，交情特別深的有鄭虔、李白、房琯、嚴武、蘇源明、高適、岑參等人，杜甫都寫過深情懷念或悼亡的詩篇。這些詩的內容，除了一般出於友情的感傷外，往往還有惺惺相惜的憐才憫賢之情。「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昔游》），可見杜甫憐才憫賢的背後，原來還是對社稷蒼生的眷念！

　　 　　四

　　 杜甫不是一個掩飾或者隱藏自己真實情感的詩人，他把自己「順逆境遇所動情思」都作了「詩材」（註：吳喬《圍爐詩話》卷一：「人於順逆境遇所動情思，皆是詩材，子美之詩多得於此。」）。他的一生，尤其是他的後半生，可以說是悲多於歡，離多於合，憂多於喜，苦多於樂。發為詩歌，很自然地就有了濃厚的身世悲涼色彩的一類主題，即身殤主題。杜甫是一位正視人生的詩人，他有著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的追求，可是現實與理想總是難以統一，他在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都受著窮困蹇迫，他的自尊與榮譽感都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同時，漂泊之中，對於衰老與疾病的敏感，也使得詩人對於生命的逝去充滿惆悵。

　　 　　1.窮困的屈辱

　　 仕途不順，對於有著積極入世想法但是又沒有堅強經濟後盾的儒者來說，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困難。困難的背後，有辛酸，有屈辱，也有掙扎。

　　 杜甫出生於有著「奉儒守官」傳統的家庭，他本人也從小立志要繼承這個傳統，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要想入仕，當時有這樣三條途徑：參加科舉考試；向達官貴人求汲；向最高統治者獻賦。科舉考試，杜甫參加了開元二十三年（735）、天寶六載（747）（註：這一次失敗完全是因為奸相李林甫搗鬼。跟杜甫一同參加這次考試的元結曾有如下記載：「天寶丁亥中，詔征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聵，不識禮度，恐有俚言，污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例。（原註：如吏部試詩、賦、論、策。）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送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諭友》）《新唐書·李林甫傳》和《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五都有類似記載）兩次，都失敗了。這兩次考試失敗，對杜甫是有打擊的。第一次失敗他於晚年說過「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壯遊》），一個「忤」字一個「獨」字，說明他耿耿在懷，有論者說他滿不在乎，是不符合事實的；第二次失敗，他曾這樣向人提起：「破膽遭前政（按指李林甫），陰謀獨秉鈞。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奉贈鮮於京兆二十韻》）求汲與獻賦合起來可稱「干謁」，杜甫是不情願去「干謁」的，他說自己「獨恥事干謁」（《奉先詠懷》）。但是，在當時情況下為了入仕，舍此別無他路。杜甫求汲，從天寶五載一直到天寶十四載得了個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時止，歷時十年。杜甫曾有如下一些描寫：「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示從孫濟》）求人汲引，求得急切，可是結果渺茫，其間苦楚如《白絲行》所說：「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據《舊唐書》記載，武則天為了收買人心，在垂拱（685—688）初年下令用銅熔鑄成一個匭（匣子），四面都有小門。其中朝東面的小門叫延恩，向皇帝獻歌頌文章以及要求做官的都把表奏文字密封后從這裡投進去。這種做法大概玄宗朝也沿襲了。其實所謂獻賦，說破了就是用文章打動皇帝，以求得一官半職。「賦」可以寫得堂皇華麗，但是表達用意的「表」卻無異於赤裸裸的求乞。天寶十載（751）， 杜甫獻「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有事於南郊賦》），表文里開始哭窮，「賣葯都市，寄食友朋」云云；天寶十二載（753）冬，杜甫獻《封西嶽賦》，表文里改為哭病，「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等等；天寶十三載（754），杜甫又獻《雕賦》， 表文里更是抬出家族衰落一條，「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一句「伏惟明主哀憐之」，竟說了兩遍。可見杜甫這些投向延恩匭的賦表，無非都是自訴可憐，以期打動皇帝的惻隱之心。這種求乞色彩極濃的進身方法，對於以「致君堯舜」（註：杜甫曾多次說過這話，例如，《奉贈韋左丞丈》：「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為己任、有著「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壯遊》）稟性的詩人來說，一定不是一件痛快愜意的事情。

　　 求官尷尬，求到官也尷尬。天寶十四載（755）十月，44 歲的杜甫被任命為河西縣尉，官小地遠，當然地被杜甫拒絕了；改授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稍有改善，職位還是低下，但路是近了，就在長安。可是這麼一個芥末小官，對於曾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的詩人，無異於兜頭一盆冷水。至德二年（757），好不容易得了個左拾遺， 又因為疏救房琯罪逆龍顏，旋即被冷落一邊。有職無權，理想無從談起，「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獨酌成詩》），所謂的「近侍之臣」只是徒有其名而已；這空名到底也掛不久，次年六月即被貶作華州司功參軍，出金光門離開長安城時，「駐馬望千門」的詩人想了些什麼呢（《從左拾遺移華州掾》）？反正他在華州呆了一年多一點後，就棄官不做了。前後在官時間近四年，他的政治理想不曾兌現得一分一毫。

　　 仕途的坎坷，也導致了生活的窮困。物質生活上的貧困，到作於天寶十載（751 ）的《投簡咸華兩縣諸子》一詩開始有了確切的描述：「飢卧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對照起來看，同年所作《進三大禮賦表》「賣葯都市，寄食友朋」的話，說的確是實情。天寶十載以後，杜甫的生活真正陷入了貧困。雖說杜甫家在長安和洛陽兩處都有田產（註：《曲江三首》之三有「杜曲幸有桑麻田」，《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題下原註：「余有田園在東都。」合起來便是《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一詩所說的「兩京猶薄產」），但大概由於只是「薄產」，同時家小寄住奉先縣，分居兩地，田產一時也接濟不上，所以家人仍然受著貧苦生活的煎熬。天寶十四載（755）冬天， 杜甫的小兒子竟然餓死了。杜甫為官，都是在安史之亂期間，似乎並沒有得到多少經濟上的改善。作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時是職卑俸薄，用杜甫自己的話說是「微祿」，哪裡抵得住戰亂時期飛漲的糧價，所以妻兒陷入貧困是常事；杜甫作了左拾遺回家，看到的是茅屋之中，「妻子衣百結」「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北征》）；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後不久，關中地區鬧饑荒，大約除政治上失望之外，薪俸也不足以養家糊口，所以杜甫幹了一年就棄官不做了。

　　 棄官之後，杜甫的生活很快就陷入困境。客居秦州不久，他就需要「負薪采橡栗自給」（《新唐書》本傳）有時候甚至要吃樹葉，「翠柏苦猶食」（《空囊》）。到了同谷，生活更為艱難，天寒地凍的時候，白頭亂髮的杜甫還要到山上撿拾橡栗以充饑；大雪封山的時候，短衣露腿的詩人還得拿著鋤頭尋找一種山芋（黃獨）。當他空手回家的時候，全家人就只好挨餓了：「男呻女吟四壁靜」（《同谷七歌》其二）。《舊唐書》說杜甫在同谷期間「兒女餓殍者數人」，不知是否屬實，但同谷時期是杜甫一生中生活最為艱難的，卻是實情。

　　 漂泊西南和浪跡荊湘時期，一般來說，杜甫家的生活，因為有一班在當地為官的朋友的幫助，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但也說不上富足，有時候友人救濟不周，全家就得挨餓，「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凄涼」（《狂夫》），「飢藉家家米，愁征處處杯」（《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畢竟是有代價的：「強將笑語供主人」（《百憂集行》），「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可見，自尊與自由都要犧牲掉。

　　 對於自己的窮困命運，杜甫本人更多地將感慨與牢騷發泄在他安身立命的儒家理論（儒術）上。他的感慨與牢騷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自哀，一是憤懣；自哀的基點是有才無用，憤懣的基點是儒不如兵。例如，「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醉時歌》）「多才依舊能潦倒」（《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古來才大難為用」（《古柏行》）；「健兒寧斗死，壯士恥為儒」（《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草堂》）。杜甫當然對自己的命運不滿，他也想超越這種命運，擺去拘束，自由自在地生活。看到人情的貴賤之隔，他曾嚮往無貴無賤的社會；看到塵世紛擾，他也有過隱遁山林、學道成仙的念頭。杜甫不願意被動、不願意為物所累，因此他特別羨慕天空中的飛鳥。請看：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奉贈韋左丞丈》）

　　 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發同谷縣》）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漫成二首》其二）

　　 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獨坐》）飛鳥幾乎成了杜甫超越惱人現實的精神化身，寄託了他美好的夢想。但是，現實是無情的，他既飛不起來，美夢也沒能成真，到底逃不脫受窮受辱，一如王安石所描繪的：「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臨川先生文集》卷九《杜甫畫像》）。

　　 　　2.家族式微感

　　 封建時代的文人大都有很強的門閥觀念，都喜歡追溯高貴的遠祖，杜甫當然不能免俗。但是杜甫在這個問題上有著一些普通人所不能及的地方：在一般的家世榮譽感之外，杜甫十分注重乃祖文章和道德兩個方面的名聲，並且急切地希望自己在這兩方面繼承家族傳統並發揚光大，由這種責任意識又產生出不能重振家聲的感傷情緒。

　　 杜家歷史上，有不少讓杜甫引以為自豪的人物。其中十三世祖杜預和祖父杜審言（註：杜預（222—284），字元凱，曾任西晉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封當陽縣侯。多謀略，當時號稱「杜武庫」。撰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等。杜審言（645？—708），字必簡，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中進士，後官至國子監主簿， 加修文館直學士。恃才傲物，是初唐時期的著名詩人），是杜甫最為心儀追慕的兩位先人，他把他們當作自己的榜樣，常常拿他們的事迹激勵自己。具體而言，在古人所說的「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事業中，杜甫把杜預當作自己立功的榜樣，而把杜審言當作立言的榜樣。杜甫在景仰乃祖事迹的同時，也深為家族的式微擔憂，「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勛不復炤耀於明時。」 （《進雕賦表》）從杜預的當陽侯，到曾祖父杜依藝的監察御史，到祖父杜審言的修文館直學士，到父親杜閑的朝議大夫、兗州司馬、奉天縣令，的確是走了下坡路。杜甫從小就有重振家聲的雄心，可是，事情並沒有朝著他想像的方向發展。

　　 杜甫實在是一個十分在意家聲的人。早年在洛陽時作《祭遠祖當陽君文》，說過「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的話；晚年在夔州瀼西時作《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追溯二人祖先淵源，稱讚劉伯華能繼承祖先事業，為自己未能繼承祖先事業而感到遺憾。這種家聲意識，很自然地會成為他追求仕進的動力和壓力。年輕時主要是動力，使他立志高遠，躍躍欲試；時光流逝，年歲漸長，而仕途依然無望時，就主要地成為壓力，《進雕賦表》里哭訴家族衰落，就是最好的說明。

　　 如果說杜甫在求官時期和為官前期更為看重象杜預那樣立功留名的話，那麼為官後期和棄官以後，他就主要地寄希望於詩歌創作，以求象杜審言那樣通過立言留名以重振家聲了。兒子宗武過生日，杜甫作詩以詩歌家學勉勵他：「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宗武生日》）教的是讀書作詩，而不是綵衣娛親的孝道。同樣的意思，杜甫在另一首寫給宗武的詩里還重複過一次（見《又見宗武》）。杜甫晚年喜歡以庾信自比，多少帶有一些自我安慰的意思。「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迹五首》其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其一），就都可以理解為含有這樣的言外之意：庾信雖然吃了那麼多苦，經歷了那麼多坎坷，但是有好詩流傳後世，也足可告慰了。我不也如此嗎？

　　 但是，自我安慰畢竟是蒼白無力的。華州棄官之後，立功以重振式微的家族的幻想已經徹底破滅；詩歌創作方面，杜甫生前雖然也曾得到過一些文壇前輩和同齡朋友的讚賞，甚至也有「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的事（註：樊晃：《杜工部小集序》，見錢謙益注《杜工部集》附錄），但是，元稹（779—831）以前的唐人多數沒有充分認識到杜詩的價值，沒能給予應有的肯定（註：較有影響的唐人選唐詩的本子，如芮挺章的《國秀集》、殷鄜的《河嶽英靈集》、 高仲武的《中興閑氣集》、姚合的《極玄集》、韋毅的《才調集》，就都沒有將杜詩入選，只有韋莊的《又玄集》選了杜詩。唐人選唐詩的一般情況是，最受青睞的詩人是王維、祖詠、常建、李頎、高適、崔顥、孟浩然、王昌齡、錢起、劉長卿等人，李白、岑參、戴叔倫等人次之，杜甫很受冷落）。這對杜甫立言方面的信心恐怕也是會有所影響乃至產生動搖作用的。他的心情不太穩定，大約起因就在這裡。心情不至於太壞的時候，固然可以拿作詩來自我安慰，說出如下一番提神補氣的話：「文章千古事」（《偶題》），「詩成覺有神」（《獨酌成詩》），「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忘」（《四松》），「吾人詩家流，博採世上名」（《同元使君舂陵行》）；可是，境況不好、心情不佳的時候呢，詩不一定真能遣興，名也不見得有什麼意義，「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樂遊園歌》），可知詠詩不過窮途末路一條；「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南征》），真是越遣越悶；至於「問法看詩妄」（《謁真諦寺禪師》）、「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貽華陽柳少府》）、「名垂萬古知何用！」（《醉時歌》）「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夢李白二首》之二），簡直是傷神泄氣到無以復加地步了。這個時候，想到式微的家族，杜甫已只有一聲無奈的嘆息了：「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

　　 杜甫當然終於贏得了「千秋萬歲名」，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堪稱一流的偉大詩人，從立言方面講，遠遠超出了他的祖父杜審言和十三世祖杜預，成為杜姓家族最傑出的人物。可以說，他用詩歌為杜家爭得了無尚的榮譽。但是杜甫自己的一生卻是寂寞的，充滿了痛苦和坎坷。

　　 　　3.生命詠嘆調

　　 一部杜詩，是杜甫用一生心血凝結而成的，如果按順序閱讀編年杜詩集子（如仇兆鰲的《杜詩詳註》），我們就能清晰地感覺到詩人生命的歷程。開頭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領略到年輕詩人的豪情與勃勃雄心；但是，現存的千餘首杜詩畢竟大多作於中年以後，生理的老病無形之中影響了詩歌的格調，使得本來已經充滿坎坷的人生更加惆悵，更加凄楚。連綴起來，這類詩歌竟是一麴生命的詠嘆調：時而低徊，時而悲愴，直至生命的終止。為便於看出杜甫生命詠嘆整個過程的脈絡，可以分成六個時期：求官時期、做官時期、秦同時期、西川時期、荊湘時期。

　　 求官時期（？—755），杜甫的苦日子是天寶五載（746）到長安後開始的，他流落蹉跎的感傷也是這個時候開始的。「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冬末有懷李白》），可以說是杜甫發出的第一聲生命詠嘆。這個詠嘆是由功名仕途的「不遇」引起的。實際上，整個求官時期關乎衰老、疾病的詠嘆，基本上都是由此引發的，因此，其中的憂傷都可以用「遲暮」二字概括。這個時期的遲暮之感在詩歌里主要是通過如下一些意象表現的：平民衣著「短褐」；頭髮、鬢毛的花白，如「二毛」「鬢毛蒼」；身體上的衰病，如「衰容」「多病」；年齡的老去，如「四十明朝過」（《杜位宅守歲》）「百年秋已半」（《九日曲江》）。這一時期，杜甫開始用「老」字自稱自況，如「杜陵野老骨欲折」（《投咸華兩縣諸子》），「垂老獨漂萍」（《贈翰林張四學士垍》）。遲暮的同時，杜甫既有嗟嘆，也有牢騷。「致君時已晚」（《贈比部蕭郎中十兄》），可以看作嗟嘆；「聖朝亦知賤士丑」（《樂遊園歌》），則明顯是對李唐朝廷不滿的牢騷。

　　 做官時期（755—759），杜甫有關生命的詠嘆有個顯著特點：跟戰亂與為官兩件事密切相關。具體地說，可分三點，一是想到戰亂，倍傷衰老；二是因為亂中歷險，有生命偶然的恐懼；三是由於朝廷的不信任，借著年歲發些不得志的牢騷。三點以外，當然也有一般的對於人生易老的悲哀。人老思安、思靜，是常情通理，但杜甫生不逢時，這一時期正處在安史之亂的前四年，煩心的事就在所難免，為戰死的官兵哭泣，為親友不能相見牽腸掛肚，為生離死別忍淚含情，多情敏感的老詩人也只有「愁吟」「憂心搗」「吞聲哭」了。至德二年（757）四月， 杜甫歷盡辛苦從淪陷了的長安逃到當時行在鳳翔，同年八月，又獲准由長安左拾遺任上回鄜州省親。兩次長途旅行，都歷經艱險，所以到達目的地時都有僥倖生還之感，「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羌村三首》其一）生命偶然的恐懼令人痛心。因朝廷不信任，發點牢騷，貫穿了整個做官時期。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時的「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官定後戲贈》），任左拾遺時期的「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曲江陪鄭十八丈南史飲》），欲棄華州司功參軍任時的「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立秋後題》），這些由「屍位不可，去官不能，進退兩難」（仇兆鰲《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注）引發的牢騷中，都含有對生命逝去的詠嘆。這一時期對時光易逝、人生易老的一般慨嘆，是前一時期所沒有過的。例如，「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贈高式顏》），「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贈衛八處士》）。

　　 秦同時期（759.7—12），雖然不到半年時間， 但卻是杜甫人生的一大轉捩點，是他的多難之秋，內心的失落、生活的艱難都堪稱他一生之最。這一時期的病老之嘆有這樣幾點值得注意：一是繼續憂亂傷世，例如，「臨衰厭鼓鞞」 「故老思飛將」 （《秦州雜詩二十首》十一、十九）；二是產生了因老歸隱的想法，例如，「與子（按指贊上人）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寄贊上人》）；三是有許多窮老之嘆，例如，「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發秦州》），「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同谷七歌》其七）；四是慨嘆友情的隔閡，例如，「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戚」（《發同谷縣》）。這一時期杜甫第一次明白地把疾病、戰亂、思家三者聯繫在了一起：「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赤谷》）。總的來說，秦同時期杜甫情緒比較低落，想法也比較消極。

　　 西川時期（760—765），年齡逐漸增大，生活也較秦同時期穩定，總的來說，想法與心境都漸趨平靜；同時，由於身體日衰，離家日遠，而戰亂未息，憶昔、懷鄉的心情反倒空前地稠釅；本時期最可注意的一點是，與青少年之間有著明顯的衝突，或許跟「更年期」不無關係。這一時期的杜甫不願意介入政治，嚴武幾乎是強迫他入幕，他才勉強幹了四個多月，他只想做一個幽居鄉村的准隱士，入世的想法是隱藏得很深了。他早年的入世精神這時已轉為一種虔誠的志願——「壯心」，「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這個「壯心」從此往後一直伴隨著他，直至去世。

　　 東川時期（765—767），由於長途旅行，漂泊感比以前強得多，相應地，懷鄉情緒也特別濃郁；年齡增大，疾病纏身，衰老之嘆與病中之吟也特別多；大概由於夔州生活比較富足，較少貧窮的哀嘆。有一點特別引人注目，即杜甫的遲暮意識格外強烈。本時期的病中吟里，有相當多的對朝廷的思念，這是以前各個時期所少有的現象。

　　 荊湘時期（768—770），杜甫的生活基本上是居無安處、乘船漂泊，過著「飢藉家家米，愁征處處杯」的日子。因此，他發出了許多流落的哀嘆。《逃難》一詩最值得注意，它以「白頭翁——逃世難」「枯骨——奔走」「衰病——塗炭」「乾坤萬里——莫見容身」等強烈的悖情現象的對比，寫盡了漂泊流落之苦。這一時期杜甫也為離亂而憂愁，為自己老大無成而嘆息，為知交凋零而感到孤寂；他也會因為思鄉而淚流滿面，他也坦然承認晚年心境不佳。但是，杜甫畢竟是杜甫，無論到什麼時候，他都丟不開早年立下的竊比稷契的心愿，他的積極入世精神是矢志不渝的。在他漂泊湖北時所作的《江漢》一詩中，就表現了他這種窮老彌堅的精神。其中「落日心猶壯」一句，可以比諸曹操的「烈士暮年，壯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