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大寨：1987年
06-19
重訪大寨：1987年韓丁
韓丁（於2004年5月15日去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曾長期支持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下面把他90年代初的一篇著作《The Great Reversal》介紹給讀者。韓丁這篇著作的主要觀點，我們未必同意，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數次深入調查中國農村，在80年代就提出了很多有預見性 的見解，直至今日，他推理嚴謹、實事求是的精神都值得我們學習。重訪大寨：1987年大寨是山西省的一個山村， 毛澤東把它選為農村發展的典型，主要是因為那裡實踐了合作與自力更生的精神。這個僅有80戶居民的小公社把貧瘠的、飽受雨水沖蝕的山坡地變成了肥沃平整的 農田，而且有著可與衣阿華州相媲美的灌溉產量。大寨的農民種植蘋果樹、胡桃樹和桑樹，他們養蠶、蜜蜂、雞和豬，他們建了一個磚窯、一個豆粉條加工廠、一個 礬土礦，他們還用農作物賣出與商店經營的收入所得為每家每戶建了堅固的石頭房子，他們給孩子和成人以教育，並給所有人提供醫療保障。毛死後，有些人開始批判大寨，指責它的成就是虛假的。最終在1983年，大寨進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重組。新指定的幹部們從國家領取工資，把集體修建、集體 勞動積累下來的土地承包給家庭進行私人生產。官員們宣稱，大寨村民從此過上了好日子。他們提高了作物產量，開發了新的繁榮的副業，提高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標 准。據新華社最近的一次報道（1987年9月17日），現在的大寨證明"責任制"比從前的合作式的平均主義有著更大的優越性。這些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然而不幸的是，實地調查的結果並不支持報道的主要觀點。在過去的十五年間，我多次到過大寨，有五次是在集體合作時代，四次是在大寨受到批判的時候及進行 改革的不同階段。其中幾次訪問時間很長很深入。最後一次是1987年6月在大寨停留的一天。我的妹妹寒春則留到了八月。結論：1979年以來，媒體一直虛假的宣傳著大寨，一面詆毀視集體的成就，另一方面鼓吹改革的成果，而兩方面都罔顧事實。充滿偏見的比較當前的報道從如下幾個方面肯定大寨的改革：--總收入的激增。總收入從1978年的185，000元增長到1986年的650，000元。--人均收入的激增。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186元增長到1985年的650元。（然而，1986年由於投入大量資金開發另一個煤礦，可自由支配收入跌到了608元）。--新的賺錢的企業和工廠的創建。1986年它們創收超過490，000元。對這些說法的仔細考察將揭示出事實和它們所刻意遺漏的東西。首先，所有給出的數字都沒有修正通貨膨脹的因素。人民幣從1978年開始大幅貶值。如果我們取人民幣與美元的官方匯率，數據已經從1978年的1.6元兌換1美元跌到今天的3.7元兌換1美元。這些官方匯率很可能並不反映人民幣的真正貶值程度。黑市匯率已經接近6-7而非3.7。這些數字也未考慮美元自身的貶值。如果拿人民幣所能購買的有代表性的零售品來衡量，貶值也是相當明顯的。一元錢今天所能買到的商品不足1978年的一半。在山西省，幾年前玉米9分錢1 斤，今天已經達到2角4分1斤了。官方報紙（11月9日的《中國日報》）的數據說1985年到1987年間，物價上漲了27％。為了使數字在整個範圍內具 有可比性，1978年的所有數字都應翻番，或將1986年的所有數字減半。其次，分田前後的數字不能直接比較，它們描述的是不同的事情。分田後，貨幣收入占收入的絕大部分，而在集體化時期，貨幣收入（現金或者能兌換固定現金價值的糧食）只佔一個人總收入的60%-75%。合作社 （Brigade）成員，作為集體經濟的擁有者之一，大部分或者全部免費的享有住房，醫療保障，燃料，電，和其他的貨物和服務。這些附屬利益的總價值是難 以估計的，但是按改革前的價格計算這些至少要相當於每人每年50元。儘管今天的承包者仍享有一點福利，但佔總收入的比重就少多了。此 外，在評估集體化時期的工資水平時，必須要考慮每年實際上都要加入積累基金中的新創造的流動資產，還要考慮每年花費幾個月的集體勞動創造的固定資產的價 值。這些新增資本包括高產梯田和堅固的防塌的家居石窯。土地無法立刻就給與回報，但卻能確保未來收入的更高水平。雖然很難給這些資產定價，但從每畝地上消 耗的勞動力、從每畝肥沃土地出產的穀物的現金收入和每個窯洞的現金價格上，可以估計這些至少又相當於每人每年50元。要做一個有效的對比，就要把這些數字加起來：186+50+50=286，然後修正通貨膨脹因素翻一倍，結果是572，接近今天的人均收入650元。為了公正，今天大寨增加的集體企業的資本也要計算到人均收入的數字裡面。這些當然這會使統計結果有一個很可觀的增加。但是由此引起的增加不會有想像的那 么多，因為在過去，人們在冬天通過賺工分的勞動也創造了許多新資產。而今天所有的集體勞動，如修路、修梯田、開墾新土地、擴展水利灌溉、增加新的企業，都 要付工資。工分賦予參與者的，僅僅是從集體總收入的一個部分，即用於分配的部分中獲取與其成比例的個人收入。在基本建設中全部勞動力 所耗費的工分越多，每一工分的所值就越少，因為這些勞動並不能在今年創造出收入。在基本建設中勞動一個冬天，每個參加勞動的農民與其他不參加基建的農民相 比，可以從總分配基金中獲取更多一些的份額。但是這些勞動並不能增加當年分配基金的總量。分配基金的總量是由收穫的莊稼的價值，加上副業生產創造的價值 （減去產品的成本費用），減去為福利而準備的基金、為將來的儲備基金和用於投資的資金而形成的。這後面的兩項內容通常結合在一起作為積累基金。另一方面，貨幣工資必須從積累基金中支付，即把財富從公社轉移到個人。隨著固定資產的升值，積累基金中的流動資產就要減少。而且，工資收入本應計入人均收入，而過去並非這樣。在過去，所有的生產費用都有詳細的說明和清楚的帳目，在留出福利基金、積累基金和分配基金之前，生產費用要從凈收入中先行扣除。今天，由於幾乎所有的生 產都是私人的，根本不可能得到生產費用的詳細帳目。沒有人會自願提供任何信息。在1986年的630，000元的總收入中，有306，000元到了個人手 中，這個數字除以504，得出了這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608元。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生產費用必須要從這306，000元中扣除。村裡支付了種子、肥 料、殺蟲劑、水、電和耕種（如果用的是拖拉機）的費用。農民仍然擁有自己的工具，很多村民都有農具和牽引牲畜，八戶農民有四輪拖拉機，六戶有卡車。這些個 人所有的工具、牲畜、拖拉機、卡車都有折舊，需要修理（耕畜需要獸醫治病）費用和運轉費用。其中一些費用，如燃料可能已經計入成本，但是其他的如草料，肯 定還沒有計入。所有這些都要從一個家庭的凈收入中扣除，這樣所報道的改革後大寨的人均收入就要縮水了。1983年前後村級帳目上有一 個微小而意義重大的變化，那就是國家前所未有的開始給村黨支部書記發工資，這免去了村級財政的這份負擔。由於大寨的村民都不願實行私有化政策，1982年 12月政府派進來一個幹部，來推行國家改革工作組的決定。從那時起，鎮里就開始給村支書發薪水了。現在前擔任這一職務的人每年可以拿到700元，還有接待 來賓時的每天3元的補助，到1987年8月為止單是這種補助他就已經拿到270元以上。而這位支部書記一直使用著一塊土地，他還從莊稼上獲得一定的收入。在大寨人的觀念中，國家給的薪水在這些靠從事其他工作的人與那些靠艱苦的體力勞動過活的單個農民產生了巨大的鴻溝。讓拿著國家的工資的人來治理他們的村莊，農民是很不喜歡的，這也給改革罩上了一層陰影。無論怎樣加合或者平衡上面所說的各種差異，1978年與1986年的收入差別顯然沒有現在的報告中那些用經過篩選的數字和不可靠的統計方法所得出的那樣大。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使得改革前與改革後的數字不能直接想比。勞動力的數量不僅大大增加，而且有了質變。1978年村裡有大約200個勞動力，1986年超 過了250人，但還不足以供給所有的企業，於是村裡從外面尋求幫助。集體化時期的大寨很少或者不僱用外來勞動力，而實行承包制後的大寨在贏利最多的副業、 煤礦和幾乎各個地方都僱傭了數量可觀的非本地勞動力。三分之一的礦工是從其他村裡面來的，75人中大約有25位。這樣勞動力就不僅增加了50人而是75人 或者更多。由中國其他地區的發展形勢推斷，就可以想像還有外來的日工在大寨的其他的小工廠、果園裡和卡車、拖拉機上工作。保守的估計，從1978年至今勞 動力總量增加了足有40%。勞動力的擴張顯著的增加了大寨的總收入，也增加了人均的收入。因為雖然外來工人把工資帶回家裡，但他們的 剩餘價值還留在村裡。總收入的這一部分增加了集體所有的積累基金，長遠來看也會提高人們的平均收入，人們將從新的資本投資中得到更多的工資與津貼獎金。山 東一個僱用外來礦工開採金礦的村莊，現在已經正在為所有的村民建造價值萬元的房子了。第三，當新的企業確實帶來了收入的更大的提高的同時，其他的集體化時期的工程已經在衰落，甚至破產。事實是，如果沒有煤礦，大寨的收入按通貨膨脹修正以後，要比1978年還要低好多。當前的所有報道的起始點都是1978年。那一年大寨的總收入是185，000元。1983年第一個煤礦開始投產，給總收入增加了幾十萬元。到1986 年，產出的煤賣了350，000元。從總收入（假設為630，000元）中把它減去，就得到其他方面的收入計280，000元。再把這個數字減到二分之一 已修正通貨膨脹，就只剩下140，000元，比1978年的總收入還要少45，000元。即使這些修正有些誇大，分田的成果也沒有看起來的那麼大。有些人 會問，這怎麼可能呢？這確實是可能的。因為從1983年以後大寨廢棄了幾家贏利的集體企業，同時不再繼續維持曾使大寨聞名的土地高產 和增加農作物產量的措施。遺棄的企業包括一個豆粉條加工廠，每年能獲利10，000元，其副產品支持的養豬場可以獲利20，000元；一個打鐵和焊接的工 廠，每年獲利7，000元；一個酒廠，每年獲利5，000元；還有一個養馬項目，使用其他地區的牧場，每年能獲利40，000到50，000元。這些總共 每年92，000元的收入就再也沒有了。曾用於豆粉條加工的巨大廠房和周圍的豬舍現在都空蕩蕩的矗立在虎頭山的山坡上。虎頭山上其他的未利用或者未被充分利用的資源，包括曾經用於養蠶的許多桑樹，還有許多的胡桃樹、柿子樹，現在看起來，即使沒有被遺棄也被忽視了。由於官方的說法是在過去大寨只注重糧食生產，所以今天的村裡的領導人介紹一些早已經建立而還在生產的企業的時候，也說得彷彿是新建成的一般，就好像這也 是改革的成果一樣。這些包括：從前每年贏利2萬元的磚廠（韓丁一家1971年在這裡工作過），盈利1萬元的豆油和醋加工廠，還有用於在公路上運送貨物的拖 拉機，年盈利1萬元。真正的新企業，除了煤礦，還有一個麵粉廠，一個採石場，外加一些私人跑運輸的拖拉機和卡車。新的卡車與拖拉機帶來大約7萬元的收入，少於關停老企業所帶來的損失。下滑的農業家庭聯產承包以來的農業滑坡是嚴重而顯著的。除了因果園擴大而引起的水果增加以外（中國人把它劃歸副業），作物產量是下降的。今年，我看到只有少量土地 上生長的作物是使大寨聞名的密實濃綠早熟高產的玉米和高粱。今年六月大寨田地里的作物生長水平反映出私有化給土地帶來的管理技術和對種植責任的巨大差異。 我發現作物的顏色、秸稈高度、種植率、萌芽率和作物管理都有很大的差異。我不得不斷言今天的承包戶無法達到十年前的集體種植水平，統計數字也證實了這一 點。官員者喜歡提起1983年改革第一年的糧食產量。這的確是一個大豐收，畝產668公斤，總產量破紀錄地達到達508噸。問題是歷 史上這個產量是經常接近甚至超過的，如果不是總產量，那麼也是畝產量，但是再也沒有被重寫過。1983年天氣非常適宜，土壤在集體護理幾十年後已經非常肥 沃了。從那以後，天氣就沒有那樣好過，承包戶對於肥料、種子質量和其他關鍵投入漫不經心。產量從此下滑了：1984 420公斤/畝1985 470公斤/畝1986 (大旱) 420公斤/畝1987 (大旱) 157公斤/畝(估計)集體化時期，大寨也經受了乾旱的年份。1982年就是其中一次。好大喜功的某些人喜歡把這一年的310公斤/畝的產量和1983年的668公斤/畝相比 較。然而，在1975年大寨作為集體公社的時候，平均畝產578公斤；1976年畝產591公斤；1977年畝產690公斤；1983年畝產506公斤。 即使這些數據被誇大了，像批評家現在說的那樣，他們也不可能去掉太多。我在1977年和1978年去看過莊稼。這是我在山西看到過的最好的莊稼。為公平起 見，應當把好年份跟好年份、壞年份跟壞年份拿來對比，而不是把最壞的跟最好的相比較。從7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早期改革開始，昔 陽縣的作物產量由於大寨這個典範的帶動下總體來說一直非常好。我經常注意他們，欽佩他們，甚至驚訝于山坡梯田上能夠產出那麼多糧食。1983年私有化以來 不僅大寨村而且鄰近區域，曾經以高產聞名的地方，都每況愈下。舉例來說，這是石坪和南堖的數據：石坪1973 314公斤/畝(旱年)1979 461公斤/畝1982 211公斤/畝(旱年)1986 170公斤/畝(旱年)1987 很少(旱年)南堖1977 493公斤/畝1979 444公斤/畝1981 255公斤/畝1982 255公斤/畝------改革以後1986 224公斤/畝1987 很少(旱年)過去幾年不僅產量下降了，而且基礎設施，包括梯田，田間道路，灌溉系統都惡化了。在大寨，梯田看起來似乎很好，建造地格外地好。但是田間的通道去年的六 月被消蝕得厲害。一個個體農民承包了道路維修的工作，顯然他並沒有認真履行合同。在全縣我看很多坍塌的梯田，有些地方達到總數的1/4。每一次坍塌都意味 著種植區域的減少和產量的下降。煤礦的隨意開採在石坪已經嚴重影響了地下水，許多井變成了枯井。如果沒有"西水東送"--這一灌溉工程在批判大寨時被中央政府嚴厲地指責--當地早就沒有水了。待拯救的煤礦至於大寨，隨著許多原有規劃的放棄，土地產量的下降和基礎設施的消耗，官員們能夠拿來炫耀的，不過是幾個新建的私營卡車拖拉機運輸公司，增加了25%的 果樹種植面積和兩個煤礦罷了。然而，由於大多數果樹都是許多年前種植的，而且現在已經達到結實年齡，那麼1983年的改革就幾乎沒有任何值得讚揚的東西 了。這樣就只剩下煤礦這一項，目前大寨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所有的卡車拖拉機加在一起總共有90,000元的收益，果園（新的和舊的）有110,000元收 益。但是單是第一個礦井就有350,000元，使採礦成了分田後經濟中的第一要素。在1987年，打了第二口礦井，預計產量最後會比第一口井更大。煤礦開 採在未來肯定會在大寨的經濟中占支配地位。但是那些官員們可以合理地把這作為政績嗎？如果沒有私有化的政策，這些都不會出現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大寨早在公社時期就開始開採煤礦了。60年代早期在陳永貴的領導下，開始一個煤窯的建設。一個惡性事故阻止了工作的繼續。村子忙於土地的基本建設，無法 抽出剩餘勞動力，這些因素促使暫時放棄了開採煤礦的努力。70年代勘探人員在昔陽縣發現了礬土礦石。大寨於是開挖了一個礬土礦。生產隊員成功地工作了幾 年，在當地礬土市場瓦解後就放棄了。為什麼市場會消失我還不太清楚，但這的確影響了許多礦。對大寨來說沒有什麼特別的。根據1987年大寨領導給我的報 告，第一口新礦井是1980年開挖的，比改革開放早幾年，但是煤礦投入生產是在1983年，正是分地的當年。煤的開採及時地推動了改革的進行。然而，農民 們依然作為一個集體在礦上工作。他們把它當做公社的計劃，植根於過去的公社傳統，僅僅由一個叫梁炳良的私營企業家承包罷了，兩年後所有一切都私有化了。官 員們怎麼能把煤礦作為自己的政績呢？有些人也許會辯解說，在集體體制下大寨不能夠僱用外來工人在礦井工作，因而不能擴大規模使礦像今天這樣有效益。這或許是真的，但是作為合作制他們同樣能夠達到這樣的規模，只要跟一個或者更多的鄰近的村子建立合作公司就行。官員們也許會辯解說，1979年以前國家宣布了所有煤礦的所有權，降低了本地採礦的積極性。這或許是真的，然而早在1979年之前昔陽縣的許多公社和村 子已經開採了煤礦和礬土礦、採石場、石灰礦。如果國家政策阻止集體開礦，那這項政策也幾乎是無效的。隨著改革的進行，國家政策改變了。沒有任何的分田到戶 政策，也可以改變這一狀況。為了鼓勵、推動和自主集體開採當地資源，國家不需要執行農業私有化的政策。兩個截然相反的經歷--60年 代挖煤的失敗和大寨今天礦業的成功，其原因主要是整個昔陽縣非農產業的發展和的基礎設施的進步，而不是分田的政策。60年代，大量的煤礦埋藏在陽泉市的周 圍，從石家莊到太原鐵路主幹線上的小鎮。當國家開辦了大型煤礦，為華北和華中的脆弱的工業提供煤礦的時候，昔陽南面的道路還是那麼狹窄、彎曲、不平。高昂 的運輸費用壓抑了昔陽大山中的開礦者的積極性。今天情況完全不同了。大的單位已經幾乎採光了陽泉的煤礦。買主尋找新的礦源。國家已經 建了一條進入昔陽的現代化的硬路面的公路，現在正在建設一條到達並穿越小鎮的鐵路。昔陽的煤炭銷路很好，而且相對方便運出。我認為，對於大寨村民採礦來 說，這些積極因素遠比分田政策起的作用大。誹謗的背後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中國的媒體如此持續的歪曲大寨的真實情況呢？官員們用"實事求是"的口號維護自己的權力。 然而當實際情況與他們所推行的政策相抵觸時，事實就變得無足輕重了。當今的政策需要幹部來挑戰毛時代的典型；然而更好的是拋棄它。報告應當表明"責任制" 比集體制更有效率，不僅是在那些明顯停滯的四川或者安徽的小村，更應當首先包括位處山西丘陵地帶的毛時代的典型公社。詆毀大寨的故事 到了這步田地就跟"實事求是"毫不搭邊了。大寨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挂帥"、"社會主義道路""獨立自主"、"先公後私"作為原則的典範。大寨的成功， 並不是如官員們現在所宣稱那樣，是由於國家補貼和軍隊的人力支持，它歸功於大寨人民的持續不斷的艱苦奮鬥和合作精神，歸功於陳永貴的天才。如果合作化運動 在中國普遍取得大寨那樣的成功，整個農村改革的問題就不會出現了。在70年代，中國30％的村莊沿著大寨的模式，發展的很好；另外中 間的40％，顯示出很大的潛力，但仍存在不少問題；最下的30％，或者歪曲使用或者根本不採用大寨模式，陷於停滯之中，這部分農村確實很窮。聯產承包責任 制是對後30％農村的回答。這些地方實施責任制以後，很多問題很快得到了解決。於是政府開始在全國推廣，掀起了一股新的風潮，不管中間的40％和發展最快 的30％的農村居民怎麼想，強迫他們必須走同一條路。為了替私有化的不可逆轉掃清障礙，官員們發現他們必須毫不含糊的抹黑、詆毀、破壞所有代表正確方向、 發展良好的農村樣板，或是乾脆不提它們， 把這些樣板打入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的冷宮，使其影響完全消失。後面這種封殺的方法對那些不是很有名的公社是適用的，但對像大寨、張庄這樣的公社則不起 作用。這樣，在分田的實踐和"實事求是"的口號上產生了不尋常的矛盾，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一批集體經濟可以很繁榮興旺的、健康的發展起來。真理， 這個在中國早期劇變中頻繁提起的詞語，成為了這些人手中的第一個犧牲品。同樣在改革後這麼長一段時期里，真理在僱傭勞動問題上也是犧 牲品。在否認了社會主義就是"公有制加按勞分配"之後，一些人繼續否認：農村中一些農民通過僱工而富裕起來，其中包含著剝削剩餘價值的行為。出於同樣的原 因，他們長時間忽視改革以來大寨煤礦中生產關係的變化，在那裡一個農村可以剝削另一個農村勞動力的剩餘價值。這樣的措施對社會主義過渡引起了嚴重的問題， 應該把中國未來的其他討論先放在一邊，首先討論這一問題。然而年復一年，官方農村政策的發言人僅僅不斷重複，一部分人通過勤勞致富是完全沒問題的。其他人 需要的是使自己追趕上來。最終，態度發生了大倒退。87年以後，不再對私營企業、股份公司和合作經濟的僱工問題進行限制，在發展的現 階段這些都是合法的。在理論上所有的這一切，官員們都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來辯護，同時為一種新型的企業正名--私營而非個體經濟。個體經濟不過是一種 小私有者的手工業生產方式，類似於夫妻店，當這種經濟形態僱傭的人數增加時，就會逐漸轉變為私營經濟。這真是令人心神爽快啊。不必再否認，不必再逃避，只要公開的支持這種長期以來已在全國迅速蔓延的通過僱傭勞動的剝削進行原始積累的方式就行了！這時，社會主義的含義對這些官僚而言，也不像前一個階段那麼重要了。因為當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的一切事物只要有利於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它就是社 會主義的，不管它在理論上是否理由充分，也不管它在實踐上是否安全可靠。混合經濟帶有天生的不穩定性，這也是毛為什麼在過渡階段大力推動合作化運動的原 因。將管理權完全承包給私人，經理可以隨意解僱工人、經理決定買賣等一切生產行為，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土地、資源和主要的生產資料上的公有制將最終導向社 會主義，這樣的觀點決不是不證自明的。與經濟的私有部門的擴張同時進行的，是對生產資料控制者的普遍的多重的優惠政策，控制的越多，優惠也就越多。在這樣新措施下，所有的經濟部門中都產生了大範圍的兩極分化，同時產生了既得利益，改革的現狀是不穩定的，它正朝資本主義傾斜--在世界範圍內，同時發生的卻是資本主義陷入了空前的危機中。自從1983年實施承包制以來，大寨人對兩極分化也不再陌生。那些承包企業或用政府廉價貸款購買卡車和拖拉機的人都利用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暴富起來，每年 家庭收入超過1萬元。而那些缺少資本、信貸或勞動力的人卻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一個前婦女領袖耕種3畝地，1986年賣掉600斤糧食得到100 元。此外她和她丈夫還可以得到每人72元的養老金，但她卻從未看見這筆錢。鎮上扣除了這筆錢，用於償還鎮上給她家的那台彩電--而她從中實際得不到什麼。 新聞媒體經常吹噓大寨居民增加了多少台電視、家用電器，卻沒有提及有多少真正是村民購買的。原來公社中人們通過按勞分配共享集體勞動 成果的分配製度，很快變成了一種分層的分配製度：少數居於頂層分享非勞動所得；中間的大部分變成了僱傭勞動者，靠工資生活；最窮的那部分多是缺乏勞動能力 的殘疾人。資本資產的多寡--包括擁有的或支配的生產資料，而不是勞動量，成為決定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過去和現在，充滿諷刺意味的教訓總結了大寨過去和現在的教訓，人們不能不對大寨的現狀感到巨大的諷刺。曾經是中國農村合作經濟標誌的大寨，現在走入了它的對立面。私有化政策使現在的大 寨，幾乎成了中國整個農業面臨的危險的代表。新的政策在農村毫無疑問刺激了可觀的副業生產高潮，尤其在昔陽縣這樣有非農業資源（如煤）可以利用的地區。而 越來越清楚的是，分田政策對土地、對種植業、尤其是糧食生產缺乏"持久的動力"。1984年的農業大豐收後，1985年糧食產量下降了3000萬噸，並一直處於停滯狀態。許多跡象表明，尚未公布的1987年的糧食產量數據，可能還要大幅下降 。1987年10月31日的《中國日報》上，引用了鄧小平的話，他認為90年代的其他領域都將取得順利的發展，但他唯獨擔心農業生產。其他領導人最近紛紛 引用這段話，抱怨改革的負面結果--農田水利工程大量損壞，耕地面積迅速收縮，土地肥力下降，農田抵禦災害能力下降，還有向農民提供技術服務的公共機構日 益衰弱。《中國日報》報道說，問題的根源是"農村積累基金機制的不完善……我們過去以為農民會自己想辦法去解決擴大生產規模的問題……但我們卻沒有看到農 民積累能力是多麼的脆弱……農民近些年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花費在了非生產用途上，例如購買消費品和蓋房子。"大寨的今天生動的說明 了這些問題。當非農企業--煤礦、貨運、拖拉機--繁榮起來時，農業一點點衰敗下去，基礎建設被破壞掉了，隨之土壤肥力下降、產量下降、技術支持減弱。最 令人震驚的是，以往交售公糧的比例甚至高於"北大荒"機械化國營農場的大寨，今年（根據我們掌握的數據）收穫的糧食卻不夠當地人的口糧。1987年，大寨種植了506畝玉米，估計畝產174公斤，總計88噸。因為沒有人願意去吃玉米，大寨的農民賣掉玉米換取小麥，兩斤玉米換一斤白面， 88噸玉米脫干變成了82噸玉米粒，換了41噸白面。按照每人每天消費0.7斤白面，大寨的504個人一年應消費大約64噸多一點。這樣，按照官方的數 字，1987年大寨的短缺23噸白面。那麼這會不會形成饑荒呢？不會。因為每年他們都瞞報糧食產量，把一部分穀物儲存起來，以此度過歉收的年份。今年，很 多家庭就仍然在吃1983年大豐收後儲存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何知道每年收穫了多少糧食呢？答案是政府並不知道，也沒有人能 知道。所知道的不過是，作物產量下降了。對大寨人而言，這無關緊要。幾乎所有的家庭都在忙於副業生產。在煤礦中，一個人每天可以賺9塊錢，礦工不必再種穀 物，他們可以直接用錢買。但如果糧食減產遍布全國，形勢的危險就會顯然了。如果很多村莊都無法種植足夠多的糧食養活自己，糧食短缺就 會最終達到無法用其他替代資源彌補的地步。這是繚繞在官員們心頭的恐懼，也是責任制的軟肋。在中國，糧食生產絕非副業。正如毛所經常指出的，它是"綱"。 當你擔心90年代的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時，你擔心的實際是大約8億人的主要活動和基本生活來源，以及超過10億人的食品供給。你擔心的是經濟的命脈。 在這方面還不得不聽聽中國農民的聲音。而他們現在已經在用腳投票了。來源：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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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丁（於2004年5月15日去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曾長期支持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下面把他90年代初的一篇著作《The Great Reversal》介紹給讀者。韓丁這篇著作的主要觀點，我們未必同意，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數次深入調查中國農村，在80年代就提出了很多有預見性 的見解，直至今日，他推理嚴謹、實事求是的精神都值得我們學習。重訪大寨：1987年大寨是山西省的一個山村， 毛澤東把它選為農村發展的典型，主要是因為那裡實踐了合作與自力更生的精神。這個僅有80戶居民的小公社把貧瘠的、飽受雨水沖蝕的山坡地變成了肥沃平整的 農田，而且有著可與衣阿華州相媲美的灌溉產量。大寨的農民種植蘋果樹、胡桃樹和桑樹，他們養蠶、蜜蜂、雞和豬，他們建了一個磚窯、一個豆粉條加工廠、一個 礬土礦，他們還用農作物賣出與商店經營的收入所得為每家每戶建了堅固的石頭房子，他們給孩子和成人以教育，並給所有人提供醫療保障。毛死後，有些人開始批判大寨，指責它的成就是虛假的。最終在1983年，大寨進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重組。新指定的幹部們從國家領取工資，把集體修建、集體 勞動積累下來的土地承包給家庭進行私人生產。官員們宣稱，大寨村民從此過上了好日子。他們提高了作物產量，開發了新的繁榮的副業，提高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標 准。據新華社最近的一次報道（1987年9月17日），現在的大寨證明"責任制"比從前的合作式的平均主義有著更大的優越性。這些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然而不幸的是，實地調查的結果並不支持報道的主要觀點。在過去的十五年間，我多次到過大寨，有五次是在集體合作時代，四次是在大寨受到批判的時候及進行 改革的不同階段。其中幾次訪問時間很長很深入。最後一次是1987年6月在大寨停留的一天。我的妹妹寒春則留到了八月。結論：1979年以來，媒體一直虛假的宣傳著大寨，一面詆毀視集體的成就，另一方面鼓吹改革的成果，而兩方面都罔顧事實。充滿偏見的比較當前的報道從如下幾個方面肯定大寨的改革：--總收入的激增。總收入從1978年的185，000元增長到1986年的650，000元。--人均收入的激增。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186元增長到1985年的650元。（然而，1986年由於投入大量資金開發另一個煤礦，可自由支配收入跌到了608元）。--新的賺錢的企業和工廠的創建。1986年它們創收超過490，000元。對這些說法的仔細考察將揭示出事實和它們所刻意遺漏的東西。首先，所有給出的數字都沒有修正通貨膨脹的因素。人民幣從1978年開始大幅貶值。如果我們取人民幣與美元的官方匯率，數據已經從1978年的1.6元兌換1美元跌到今天的3.7元兌換1美元。這些官方匯率很可能並不反映人民幣的真正貶值程度。黑市匯率已經接近6-7而非3.7。這些數字也未考慮美元自身的貶值。如果拿人民幣所能購買的有代表性的零售品來衡量，貶值也是相當明顯的。一元錢今天所能買到的商品不足1978年的一半。在山西省，幾年前玉米9分錢1 斤，今天已經達到2角4分1斤了。官方報紙（11月9日的《中國日報》）的數據說1985年到1987年間，物價上漲了27％。為了使數字在整個範圍內具 有可比性，1978年的所有數字都應翻番，或將1986年的所有數字減半。其次，分田前後的數字不能直接比較，它們描述的是不同的事情。分田後，貨幣收入占收入的絕大部分，而在集體化時期，貨幣收入（現金或者能兌換固定現金價值的糧食）只佔一個人總收入的60%-75%。合作社 （Brigade）成員，作為集體經濟的擁有者之一，大部分或者全部免費的享有住房，醫療保障，燃料，電，和其他的貨物和服務。這些附屬利益的總價值是難 以估計的，但是按改革前的價格計算這些至少要相當於每人每年50元。儘管今天的承包者仍享有一點福利，但佔總收入的比重就少多了。此 外，在評估集體化時期的工資水平時，必須要考慮每年實際上都要加入積累基金中的新創造的流動資產，還要考慮每年花費幾個月的集體勞動創造的固定資產的價 值。這些新增資本包括高產梯田和堅固的防塌的家居石窯。土地無法立刻就給與回報，但卻能確保未來收入的更高水平。雖然很難給這些資產定價，但從每畝地上消 耗的勞動力、從每畝肥沃土地出產的穀物的現金收入和每個窯洞的現金價格上，可以估計這些至少又相當於每人每年50元。要做一個有效的對比，就要把這些數字加起來：186+50+50=286，然後修正通貨膨脹因素翻一倍，結果是572，接近今天的人均收入650元。為了公正，今天大寨增加的集體企業的資本也要計算到人均收入的數字裡面。這些當然這會使統計結果有一個很可觀的增加。但是由此引起的增加不會有想像的那 么多，因為在過去，人們在冬天通過賺工分的勞動也創造了許多新資產。而今天所有的集體勞動，如修路、修梯田、開墾新土地、擴展水利灌溉、增加新的企業，都 要付工資。工分賦予參與者的，僅僅是從集體總收入的一個部分，即用於分配的部分中獲取與其成比例的個人收入。在基本建設中全部勞動力 所耗費的工分越多，每一工分的所值就越少，因為這些勞動並不能在今年創造出收入。在基本建設中勞動一個冬天，每個參加勞動的農民與其他不參加基建的農民相 比，可以從總分配基金中獲取更多一些的份額。但是這些勞動並不能增加當年分配基金的總量。分配基金的總量是由收穫的莊稼的價值，加上副業生產創造的價值 （減去產品的成本費用），減去為福利而準備的基金、為將來的儲備基金和用於投資的資金而形成的。這後面的兩項內容通常結合在一起作為積累基金。另一方面，貨幣工資必須從積累基金中支付，即把財富從公社轉移到個人。隨著固定資產的升值，積累基金中的流動資產就要減少。而且，工資收入本應計入人均收入，而過去並非這樣。在過去，所有的生產費用都有詳細的說明和清楚的帳目，在留出福利基金、積累基金和分配基金之前，生產費用要從凈收入中先行扣除。今天，由於幾乎所有的生 產都是私人的，根本不可能得到生產費用的詳細帳目。沒有人會自願提供任何信息。在1986年的630，000元的總收入中，有306，000元到了個人手 中，這個數字除以504，得出了這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608元。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生產費用必須要從這306，000元中扣除。村裡支付了種子、肥 料、殺蟲劑、水、電和耕種（如果用的是拖拉機）的費用。農民仍然擁有自己的工具，很多村民都有農具和牽引牲畜，八戶農民有四輪拖拉機，六戶有卡車。這些個 人所有的工具、牲畜、拖拉機、卡車都有折舊，需要修理（耕畜需要獸醫治病）費用和運轉費用。其中一些費用，如燃料可能已經計入成本，但是其他的如草料，肯 定還沒有計入。所有這些都要從一個家庭的凈收入中扣除，這樣所報道的改革後大寨的人均收入就要縮水了。1983年前後村級帳目上有一 個微小而意義重大的變化，那就是國家前所未有的開始給村黨支部書記發工資，這免去了村級財政的這份負擔。由於大寨的村民都不願實行私有化政策，1982年 12月政府派進來一個幹部，來推行國家改革工作組的決定。從那時起，鎮里就開始給村支書發薪水了。現在前擔任這一職務的人每年可以拿到700元，還有接待 來賓時的每天3元的補助，到1987年8月為止單是這種補助他就已經拿到270元以上。而這位支部書記一直使用著一塊土地，他還從莊稼上獲得一定的收入。在大寨人的觀念中，國家給的薪水在這些靠從事其他工作的人與那些靠艱苦的體力勞動過活的單個農民產生了巨大的鴻溝。讓拿著國家的工資的人來治理他們的村莊，農民是很不喜歡的，這也給改革罩上了一層陰影。無論怎樣加合或者平衡上面所說的各種差異，1978年與1986年的收入差別顯然沒有現在的報告中那些用經過篩選的數字和不可靠的統計方法所得出的那樣大。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使得改革前與改革後的數字不能直接想比。勞動力的數量不僅大大增加，而且有了質變。1978年村裡有大約200個勞動力，1986年超 過了250人，但還不足以供給所有的企業，於是村裡從外面尋求幫助。集體化時期的大寨很少或者不僱用外來勞動力，而實行承包制後的大寨在贏利最多的副業、 煤礦和幾乎各個地方都僱傭了數量可觀的非本地勞動力。三分之一的礦工是從其他村裡面來的，75人中大約有25位。這樣勞動力就不僅增加了50人而是75人 或者更多。由中國其他地區的發展形勢推斷，就可以想像還有外來的日工在大寨的其他的小工廠、果園裡和卡車、拖拉機上工作。保守的估計，從1978年至今勞 動力總量增加了足有40%。勞動力的擴張顯著的增加了大寨的總收入，也增加了人均的收入。因為雖然外來工人把工資帶回家裡，但他們的 剩餘價值還留在村裡。總收入的這一部分增加了集體所有的積累基金，長遠來看也會提高人們的平均收入，人們將從新的資本投資中得到更多的工資與津貼獎金。山 東一個僱用外來礦工開採金礦的村莊，現在已經正在為所有的村民建造價值萬元的房子了。第三，當新的企業確實帶來了收入的更大的提高的同時，其他的集體化時期的工程已經在衰落，甚至破產。事實是，如果沒有煤礦，大寨的收入按通貨膨脹修正以後，要比1978年還要低好多。當前的所有報道的起始點都是1978年。那一年大寨的總收入是185，000元。1983年第一個煤礦開始投產，給總收入增加了幾十萬元。到1986 年，產出的煤賣了350，000元。從總收入（假設為630，000元）中把它減去，就得到其他方面的收入計280，000元。再把這個數字減到二分之一 已修正通貨膨脹，就只剩下140，000元，比1978年的總收入還要少45，000元。即使這些修正有些誇大，分田的成果也沒有看起來的那麼大。有些人 會問，這怎麼可能呢？這確實是可能的。因為從1983年以後大寨廢棄了幾家贏利的集體企業，同時不再繼續維持曾使大寨聞名的土地高產 和增加農作物產量的措施。遺棄的企業包括一個豆粉條加工廠，每年能獲利10，000元，其副產品支持的養豬場可以獲利20，000元；一個打鐵和焊接的工 廠，每年獲利7，000元；一個酒廠，每年獲利5，000元；還有一個養馬項目，使用其他地區的牧場，每年能獲利40，000到50，000元。這些總共 每年92，000元的收入就再也沒有了。曾用於豆粉條加工的巨大廠房和周圍的豬舍現在都空蕩蕩的矗立在虎頭山的山坡上。虎頭山上其他的未利用或者未被充分利用的資源，包括曾經用於養蠶的許多桑樹，還有許多的胡桃樹、柿子樹，現在看起來，即使沒有被遺棄也被忽視了。由於官方的說法是在過去大寨只注重糧食生產，所以今天的村裡的領導人介紹一些早已經建立而還在生產的企業的時候，也說得彷彿是新建成的一般，就好像這也 是改革的成果一樣。這些包括：從前每年贏利2萬元的磚廠（韓丁一家1971年在這裡工作過），盈利1萬元的豆油和醋加工廠，還有用於在公路上運送貨物的拖 拉機，年盈利1萬元。真正的新企業，除了煤礦，還有一個麵粉廠，一個採石場，外加一些私人跑運輸的拖拉機和卡車。新的卡車與拖拉機帶來大約7萬元的收入，少於關停老企業所帶來的損失。下滑的農業家庭聯產承包以來的農業滑坡是嚴重而顯著的。除了因果園擴大而引起的水果增加以外（中國人把它劃歸副業），作物產量是下降的。今年，我看到只有少量土地 上生長的作物是使大寨聞名的密實濃綠早熟高產的玉米和高粱。今年六月大寨田地里的作物生長水平反映出私有化給土地帶來的管理技術和對種植責任的巨大差異。 我發現作物的顏色、秸稈高度、種植率、萌芽率和作物管理都有很大的差異。我不得不斷言今天的承包戶無法達到十年前的集體種植水平，統計數字也證實了這一 點。官員者喜歡提起1983年改革第一年的糧食產量。這的確是一個大豐收，畝產668公斤，總產量破紀錄地達到達508噸。問題是歷 史上這個產量是經常接近甚至超過的，如果不是總產量，那麼也是畝產量，但是再也沒有被重寫過。1983年天氣非常適宜，土壤在集體護理幾十年後已經非常肥 沃了。從那以後，天氣就沒有那樣好過，承包戶對於肥料、種子質量和其他關鍵投入漫不經心。產量從此下滑了：1984 420公斤/畝1985 470公斤/畝1986 (大旱) 420公斤/畝1987 (大旱) 157公斤/畝(估計)集體化時期，大寨也經受了乾旱的年份。1982年就是其中一次。好大喜功的某些人喜歡把這一年的310公斤/畝的產量和1983年的668公斤/畝相比 較。然而，在1975年大寨作為集體公社的時候，平均畝產578公斤；1976年畝產591公斤；1977年畝產690公斤；1983年畝產506公斤。 即使這些數據被誇大了，像批評家現在說的那樣，他們也不可能去掉太多。我在1977年和1978年去看過莊稼。這是我在山西看到過的最好的莊稼。為公平起 見，應當把好年份跟好年份、壞年份跟壞年份拿來對比，而不是把最壞的跟最好的相比較。從7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早期改革開始，昔 陽縣的作物產量由於大寨這個典範的帶動下總體來說一直非常好。我經常注意他們，欽佩他們，甚至驚訝于山坡梯田上能夠產出那麼多糧食。1983年私有化以來 不僅大寨村而且鄰近區域，曾經以高產聞名的地方，都每況愈下。舉例來說，這是石坪和南堖的數據：石坪1973 314公斤/畝(旱年)1979 461公斤/畝1982 211公斤/畝(旱年)1986 170公斤/畝(旱年)1987 很少(旱年)南堖1977 493公斤/畝1979 444公斤/畝1981 255公斤/畝1982 255公斤/畝------改革以後1986 224公斤/畝1987 很少(旱年)過去幾年不僅產量下降了，而且基礎設施，包括梯田，田間道路，灌溉系統都惡化了。在大寨，梯田看起來似乎很好，建造地格外地好。但是田間的通道去年的六 月被消蝕得厲害。一個個體農民承包了道路維修的工作，顯然他並沒有認真履行合同。在全縣我看很多坍塌的梯田，有些地方達到總數的1/4。每一次坍塌都意味 著種植區域的減少和產量的下降。煤礦的隨意開採在石坪已經嚴重影響了地下水，許多井變成了枯井。如果沒有"西水東送"--這一灌溉工程在批判大寨時被中央政府嚴厲地指責--當地早就沒有水了。待拯救的煤礦至於大寨，隨著許多原有規劃的放棄，土地產量的下降和基礎設施的消耗，官員們能夠拿來炫耀的，不過是幾個新建的私營卡車拖拉機運輸公司，增加了25%的 果樹種植面積和兩個煤礦罷了。然而，由於大多數果樹都是許多年前種植的，而且現在已經達到結實年齡，那麼1983年的改革就幾乎沒有任何值得讚揚的東西 了。這樣就只剩下煤礦這一項，目前大寨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所有的卡車拖拉機加在一起總共有90,000元的收益，果園（新的和舊的）有110,000元收 益。但是單是第一個礦井就有350,000元，使採礦成了分田後經濟中的第一要素。在1987年，打了第二口礦井，預計產量最後會比第一口井更大。煤礦開 採在未來肯定會在大寨的經濟中占支配地位。但是那些官員們可以合理地把這作為政績嗎？如果沒有私有化的政策，這些都不會出現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大寨早在公社時期就開始開採煤礦了。60年代早期在陳永貴的領導下，開始一個煤窯的建設。一個惡性事故阻止了工作的繼續。村子忙於土地的基本建設，無法 抽出剩餘勞動力，這些因素促使暫時放棄了開採煤礦的努力。70年代勘探人員在昔陽縣發現了礬土礦石。大寨於是開挖了一個礬土礦。生產隊員成功地工作了幾 年，在當地礬土市場瓦解後就放棄了。為什麼市場會消失我還不太清楚，但這的確影響了許多礦。對大寨來說沒有什麼特別的。根據1987年大寨領導給我的報 告，第一口新礦井是1980年開挖的，比改革開放早幾年，但是煤礦投入生產是在1983年，正是分地的當年。煤的開採及時地推動了改革的進行。然而，農民 們依然作為一個集體在礦上工作。他們把它當做公社的計劃，植根於過去的公社傳統，僅僅由一個叫梁炳良的私營企業家承包罷了，兩年後所有一切都私有化了。官 員們怎麼能把煤礦作為自己的政績呢？有些人也許會辯解說，在集體體制下大寨不能夠僱用外來工人在礦井工作，因而不能擴大規模使礦像今天這樣有效益。這或許是真的，但是作為合作制他們同樣能夠達到這樣的規模，只要跟一個或者更多的鄰近的村子建立合作公司就行。官員們也許會辯解說，1979年以前國家宣布了所有煤礦的所有權，降低了本地採礦的積極性。這或許是真的，然而早在1979年之前昔陽縣的許多公社和村 子已經開採了煤礦和礬土礦、採石場、石灰礦。如果國家政策阻止集體開礦，那這項政策也幾乎是無效的。隨著改革的進行，國家政策改變了。沒有任何的分田到戶 政策，也可以改變這一狀況。為了鼓勵、推動和自主集體開採當地資源，國家不需要執行農業私有化的政策。兩個截然相反的經歷--60年 代挖煤的失敗和大寨今天礦業的成功，其原因主要是整個昔陽縣非農產業的發展和的基礎設施的進步，而不是分田的政策。60年代，大量的煤礦埋藏在陽泉市的周 圍，從石家莊到太原鐵路主幹線上的小鎮。當國家開辦了大型煤礦，為華北和華中的脆弱的工業提供煤礦的時候，昔陽南面的道路還是那麼狹窄、彎曲、不平。高昂 的運輸費用壓抑了昔陽大山中的開礦者的積極性。今天情況完全不同了。大的單位已經幾乎採光了陽泉的煤礦。買主尋找新的礦源。國家已經 建了一條進入昔陽的現代化的硬路面的公路，現在正在建設一條到達並穿越小鎮的鐵路。昔陽的煤炭銷路很好，而且相對方便運出。我認為，對於大寨村民採礦來 說，這些積極因素遠比分田政策起的作用大。誹謗的背後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中國的媒體如此持續的歪曲大寨的真實情況呢？官員們用"實事求是"的口號維護自己的權力。 然而當實際情況與他們所推行的政策相抵觸時，事實就變得無足輕重了。當今的政策需要幹部來挑戰毛時代的典型；然而更好的是拋棄它。報告應當表明"責任制" 比集體制更有效率，不僅是在那些明顯停滯的四川或者安徽的小村，更應當首先包括位處山西丘陵地帶的毛時代的典型公社。詆毀大寨的故事 到了這步田地就跟"實事求是"毫不搭邊了。大寨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挂帥"、"社會主義道路""獨立自主"、"先公後私"作為原則的典範。大寨的成功， 並不是如官員們現在所宣稱那樣，是由於國家補貼和軍隊的人力支持，它歸功於大寨人民的持續不斷的艱苦奮鬥和合作精神，歸功於陳永貴的天才。如果合作化運動 在中國普遍取得大寨那樣的成功，整個農村改革的問題就不會出現了。在70年代，中國30％的村莊沿著大寨的模式，發展的很好；另外中 間的40％，顯示出很大的潛力，但仍存在不少問題；最下的30％，或者歪曲使用或者根本不採用大寨模式，陷於停滯之中，這部分農村確實很窮。聯產承包責任 制是對後30％農村的回答。這些地方實施責任制以後，很多問題很快得到了解決。於是政府開始在全國推廣，掀起了一股新的風潮，不管中間的40％和發展最快 的30％的農村居民怎麼想，強迫他們必須走同一條路。為了替私有化的不可逆轉掃清障礙，官員們發現他們必須毫不含糊的抹黑、詆毀、破壞所有代表正確方向、 發展良好的農村樣板，或是乾脆不提它們， 把這些樣板打入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的冷宮，使其影響完全消失。後面這種封殺的方法對那些不是很有名的公社是適用的，但對像大寨、張庄這樣的公社則不起 作用。這樣，在分田的實踐和"實事求是"的口號上產生了不尋常的矛盾，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一批集體經濟可以很繁榮興旺的、健康的發展起來。真理， 這個在中國早期劇變中頻繁提起的詞語，成為了這些人手中的第一個犧牲品。同樣在改革後這麼長一段時期里，真理在僱傭勞動問題上也是犧 牲品。在否認了社會主義就是"公有制加按勞分配"之後，一些人繼續否認：農村中一些農民通過僱工而富裕起來，其中包含著剝削剩餘價值的行為。出於同樣的原 因，他們長時間忽視改革以來大寨煤礦中生產關係的變化，在那裡一個農村可以剝削另一個農村勞動力的剩餘價值。這樣的措施對社會主義過渡引起了嚴重的問題， 應該把中國未來的其他討論先放在一邊，首先討論這一問題。然而年復一年，官方農村政策的發言人僅僅不斷重複，一部分人通過勤勞致富是完全沒問題的。其他人 需要的是使自己追趕上來。最終，態度發生了大倒退。87年以後，不再對私營企業、股份公司和合作經濟的僱工問題進行限制，在發展的現 階段這些都是合法的。在理論上所有的這一切，官員們都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來辯護，同時為一種新型的企業正名--私營而非個體經濟。個體經濟不過是一種 小私有者的手工業生產方式，類似於夫妻店，當這種經濟形態僱傭的人數增加時，就會逐漸轉變為私營經濟。這真是令人心神爽快啊。不必再否認，不必再逃避，只要公開的支持這種長期以來已在全國迅速蔓延的通過僱傭勞動的剝削進行原始積累的方式就行了！這時，社會主義的含義對這些官僚而言，也不像前一個階段那麼重要了。因為當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的一切事物只要有利於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它就是社 會主義的，不管它在理論上是否理由充分，也不管它在實踐上是否安全可靠。混合經濟帶有天生的不穩定性，這也是毛為什麼在過渡階段大力推動合作化運動的原 因。將管理權完全承包給私人，經理可以隨意解僱工人、經理決定買賣等一切生產行為，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土地、資源和主要的生產資料上的公有制將最終導向社 會主義，這樣的觀點決不是不證自明的。與經濟的私有部門的擴張同時進行的，是對生產資料控制者的普遍的多重的優惠政策，控制的越多，優惠也就越多。在這樣新措施下，所有的經濟部門中都產生了大範圍的兩極分化，同時產生了既得利益，改革的現狀是不穩定的，它正朝資本主義傾斜--在世界範圍內，同時發生的卻是資本主義陷入了空前的危機中。自從1983年實施承包制以來，大寨人對兩極分化也不再陌生。那些承包企業或用政府廉價貸款購買卡車和拖拉機的人都利用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暴富起來，每年 家庭收入超過1萬元。而那些缺少資本、信貸或勞動力的人卻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一個前婦女領袖耕種3畝地，1986年賣掉600斤糧食得到100 元。此外她和她丈夫還可以得到每人72元的養老金，但她卻從未看見這筆錢。鎮上扣除了這筆錢，用於償還鎮上給她家的那台彩電--而她從中實際得不到什麼。 新聞媒體經常吹噓大寨居民增加了多少台電視、家用電器，卻沒有提及有多少真正是村民購買的。原來公社中人們通過按勞分配共享集體勞動 成果的分配製度，很快變成了一種分層的分配製度：少數居於頂層分享非勞動所得；中間的大部分變成了僱傭勞動者，靠工資生活；最窮的那部分多是缺乏勞動能力 的殘疾人。資本資產的多寡--包括擁有的或支配的生產資料，而不是勞動量，成為決定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過去和現在，充滿諷刺意味的教訓總結了大寨過去和現在的教訓，人們不能不對大寨的現狀感到巨大的諷刺。曾經是中國農村合作經濟標誌的大寨，現在走入了它的對立面。私有化政策使現在的大 寨，幾乎成了中國整個農業面臨的危險的代表。新的政策在農村毫無疑問刺激了可觀的副業生產高潮，尤其在昔陽縣這樣有非農業資源（如煤）可以利用的地區。而 越來越清楚的是，分田政策對土地、對種植業、尤其是糧食生產缺乏"持久的動力"。1984年的農業大豐收後，1985年糧食產量下降了3000萬噸，並一直處於停滯狀態。許多跡象表明，尚未公布的1987年的糧食產量數據，可能還要大幅下降 。1987年10月31日的《中國日報》上，引用了鄧小平的話，他認為90年代的其他領域都將取得順利的發展，但他唯獨擔心農業生產。其他領導人最近紛紛 引用這段話，抱怨改革的負面結果--農田水利工程大量損壞，耕地面積迅速收縮，土地肥力下降，農田抵禦災害能力下降，還有向農民提供技術服務的公共機構日 益衰弱。《中國日報》報道說，問題的根源是"農村積累基金機制的不完善……我們過去以為農民會自己想辦法去解決擴大生產規模的問題……但我們卻沒有看到農 民積累能力是多麼的脆弱……農民近些年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花費在了非生產用途上，例如購買消費品和蓋房子。"大寨的今天生動的說明 了這些問題。當非農企業--煤礦、貨運、拖拉機--繁榮起來時，農業一點點衰敗下去，基礎建設被破壞掉了，隨之土壤肥力下降、產量下降、技術支持減弱。最 令人震驚的是，以往交售公糧的比例甚至高於"北大荒"機械化國營農場的大寨，今年（根據我們掌握的數據）收穫的糧食卻不夠當地人的口糧。1987年，大寨種植了506畝玉米，估計畝產174公斤，總計88噸。因為沒有人願意去吃玉米，大寨的農民賣掉玉米換取小麥，兩斤玉米換一斤白面， 88噸玉米脫干變成了82噸玉米粒，換了41噸白面。按照每人每天消費0.7斤白面，大寨的504個人一年應消費大約64噸多一點。這樣，按照官方的數 字，1987年大寨的短缺23噸白面。那麼這會不會形成饑荒呢？不會。因為每年他們都瞞報糧食產量，把一部分穀物儲存起來，以此度過歉收的年份。今年，很 多家庭就仍然在吃1983年大豐收後儲存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何知道每年收穫了多少糧食呢？答案是政府並不知道，也沒有人能 知道。所知道的不過是，作物產量下降了。對大寨人而言，這無關緊要。幾乎所有的家庭都在忙於副業生產。在煤礦中，一個人每天可以賺9塊錢，礦工不必再種穀 物，他們可以直接用錢買。但如果糧食減產遍布全國，形勢的危險就會顯然了。如果很多村莊都無法種植足夠多的糧食養活自己，糧食短缺就 會最終達到無法用其他替代資源彌補的地步。這是繚繞在官員們心頭的恐懼，也是責任制的軟肋。在中國，糧食生產絕非副業。正如毛所經常指出的，它是"綱"。 當你擔心90年代的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時，你擔心的實際是大約8億人的主要活動和基本生活來源，以及超過10億人的食品供給。你擔心的是經濟的命脈。 在這方面還不得不聽聽中國農民的聲音。而他們現在已經在用腳投票了。來源：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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