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9日，是白壽彝先生百年誕辰，我們不應忘記這位歷史學家關於認真讀書的真誠囑咐，這也是對這位國內外知名的歷史學家的最好紀念。
1、白壽彝
新年伊始，我又想起了白壽彝教授談讀書的事。1982年，我寫了一篇小文，叫做《白壽彝教授談讀書》，發表在《讀書》雜誌1982年第5期上面。這篇小文的內容，主要是寫了白壽彝先生強調讀書的重要及有關的主張，如要學習顧炎武「采銅于山」的精神，要舉辦小型讀書會，要關心當代人的著作，要以真誠、寬厚的態度來評論當代人的著作等等。記得當時一位編輯還約我到《讀書》雜誌編輯部，就白先生倡導舉辦讀書會的問題作了一些交流。18年後，白先生在完成多卷本《中國通史》總主編的學術工作後，與世長辭。而我寫的那篇小文，也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此時，我之所以又要寫「再談白壽彝教授談讀書」的問題，一方面，是不能忘卻他循循善誘地希望晚輩、後學認真讀書的那種真誠的囑咐；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今年是這位史學家的百年誕辰，激起自己心中的緬懷之情。
2、讀書和功力
1981年，白壽彝先生寫了一篇短文《要認真讀點書》。此文開篇，作者作了這樣的「自我反省」，他寫道：
1980年11月，陳垣百年誕辰。12月，顧頡剛逝世。為了紀念這兩位老先生，我讀了他們的一些著作。這些著作使我深深地感動了的，是他們治學的功力，是他們認真讀書的精神。在我們這一代，在治學的功力上，在讀書的認真上，能趕上他們的，恐怕是不多了。就我和我同輩的一些朋友來說，我們很少認真讀歷史書，也很少認真讀馬列的書。多年以來，我們的研究成果不多，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原因，而讀書不認真至少是一個很大的原因（《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頁）。
這些話，不是謙詞，也不是為了說說好聽，而是真誠的自省。當時白壽彝先生72歲，能作這樣真誠的自省，在那時也並不多見。我們不妨把這些話看作是對所有史學工作者的期待和激勵。白先生常說，他「70歲才開始做學問」，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他的真誠的態度。當今人們由於「競爭激烈」，已經沒有「認真讀點書」的工夫了。可是，「創造性」的東西似乎比當年要多得多，這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認真讀書和治學功力的關係，是人們都懂得的。治學功力，反映了一個學人的多方面修養，但多讀書，善於讀書，畢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白先生在這篇短文的結尾處寫道：「只要能認真讀書，讀一本就會得到一本的益處。讀書不難，認真讀書也不難，最難的是要長期堅持下去。只要能長期堅持下去，我們的史學工作是會逐漸改變面貌的。當然，讀書不是治史的唯一大事。但在現在來說，這確實是第一件大事。」（同上書，第426頁）二十多年前，白先生把學人的讀書說成是「第一件大事」，我想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十年「文革」無法讀書而說的。現在歷史條件變化了，社會發展了，科學技術進步了，查尋資料的手段多了，更快捷了，那麼，學人的讀書（這裡指的是讀紙本的書），又該是第幾件大事呢？我不敢妄下結論，但是我想，「要認真讀點書」，在今天還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鍛造」學人功力的基礎。
3、關於「四史六通」和三十部名著
中國史書浩如煙海，一個人以畢生的精力，也只能閱讀其中很有限的一部分。那麼，對中國史學史研究者來說，究竟哪些書是最基本的呢？對這個「難題」，白先生作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他無疑也有自己的見解，而他的見解也是在不斷思考中逐漸形成的。
20世紀80年代初，白先生寫了一篇《說六通》的文章，文章提出：「史學史工作者」應當以「四史」、「六通」作為基本的讀物。他寫道：「三通」是大家熟知的重要的史書。「三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我的意思認為，可以提出「六通」來，就是在「三通」以外，加上《資治通鑒》，再加上劉知幾的《史通》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這「六通」和《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可合稱為「四史六通」，這是我國中古時期歷史著作中的代表作。在五十年代，我曾把這個意思跟同志們談過，現在覺得這個看法還符合事實。但「三通」和《通鑒》卷數多，《史通》的典故多，《文史通義》的創見多而文字簡奧。這六種書讀起來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對於史學史工作者來說，這樣的功夫是少不了的（見《白壽彝史學論集》下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60頁）。
文章中說到的《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四史」，俗稱「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作，這是學術界的共識，故白先生的這篇文章重在講述「六通」。而對於「六通」的特點，他根據自己的見解，一一作了概括性的闡述。他認為：「從《史通》全書而論，主要講作史的體材和體例。」「《史通》的『通』，可以說主要是史書體例的『通』，史書編寫形式上的『通』。」「杜佑《通典》是一部關於典制的通史巨著。……全書的結構很有邏輯性，這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體系的構成，和對社會結構的看法。這書內容的豐富，是隋唐史書的頂點。」「司馬光說《通鑒》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在史料的保存、史料的取捨和一些議論上，《通鑒》都有所貢獻，但指導思想是『資治』二字。」「鄭樵的《通志》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主要是關於歷史文獻方面的彙輯工作。鄭樵很重視『會通』。『會通』的意義從《通志》看來，大概是包括兩點，一點是講類例，又一點是講『貫通』。他的《二十略》是得到好評的。」「《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更大規模的關於典章制度的通史。……馬端臨的興趣在知識性方面，是在歷代典章制度的了解方面。這跟《通典》要『將施有政』是不同的。在書的體例上，《通考》基本上繼承了《通典》，但在指導思想上這兩部書走的不是一條路子。」「章學誠的書取名《文史通義》，表明他研究的對象不是史事，而是文史之義。這就是說，他通過史文的研究而達到知義的目的。用現在的話來說，他的研究不在於歷史的本身，而在於史學。從認識上說，他這部書比著《通典》等書，都要高一個層次。同《史通》可以說是在一個共同層次，而在這個層次中，《文史通義》比著《史通》，也還是要高一些的。」「章學誠重視別識心裁，重視通史，重視記注與撰述的區別，提出了關於方誌和校讎的看法。對於這些問題，……還可以再系統地研究下去。」（同上書，第660~666頁）白先生用深入淺出的文字，表述了「六通」的特點，同時還論及了它們之間存在的聯繫和區別。他的這些見解，卓然自得，本身就是一種「通識」的反映。
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關於「四史六通」的認識，證明這是數十年都在作者腦海中盤旋的問題。到了80年代中期，白先生又對中國史學史研究者提出了閱讀30部名著的建議。1987年9月，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舉辦的「史學史助教進修班座談會」上，對進修班的教師作了這樣一番談話，他說：
最後，講講讀書的問題，研究史學史要認真讀書。老師在堂上講書要聽，要討論，要體會，這是間接的讀書。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自己認真讀書、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最近我們選了二十七部書，要求學習史學史的同志必須讀。這二十七部書是：
《書》、《詩》、《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榖梁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續漢書》的《志》）、《五代史志》（即《隋書志》）；《通典》、《通志》、《資治通鑒》、《文獻通考》、《史通》、《文史通義》；《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日知錄》、《讀通鑒論》。此外，我又添上三部，湊成三十部。這三部是《論語》、《孟子》、《讀史方輿紀要》（見《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冊，第291~292頁）。
為了引導史學史研究者研讀這些名著，80年代中期，白先生在他主編的《史學史研究》學術季刊上專門開闢了「讀書會」的欄目，每期評介一部名著，收到很好的效果，亦可見白先生在引導後學認真讀書方面的良苦用心。
這裡，白先生強調了「要自己認真讀書，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正因為如此，他所開列的這個書單子，是「要求學習史學史的同志必須讀」。這是一個要求，也是一個前提。那麼，面對這麼多名著，怎麼去讀呢？白先生作為一位史學前輩，一位史學名家，確能理解晚輩、後進的甘苦，於是他提出了首先閱讀《史記》、《史通》、《文史通義》的建議。他指出：《史記》「在史學上、思想上、文學上，都是站在當時社會第一線的，就現在來說，還是光輝的。……《史記》是歷史著作中最早、最完整、最有影響的一部書，一直到現在還有影響。自它以後的歷史著作中的許多問題、記載以及寫作方法，都是從這部書來的。」（同上書，第292頁）就我的膚淺理解，這是指出《史記》是我們認識中國古代史學的一把「鑰匙」。他還指出：「《史通》主要講歷史著作體裁」，「《文史通義》講道理講得相當深」（同上書，第292頁）。對於白先生的這些見解，史學史研究者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引導自己走向中國古代史學理論與方法寶庫的路標。
4、「奉送一點小小的禮物」
這句話，是白壽彝先生在1984年6月，會見連雲港教育學院幹部班的全體學員時所發表的講話的結束語。白先生講話的主題是「學習歷史與當好乾部」，這是針對這些學員都是做領導工作、政治工作而講的。這是白先生把倡導認真讀書從史學領域推向社會的談話之一。
在這篇簡短的講話中，白先生首先說到「學歷史是幹什麼用的」這個老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他從人們應該認識歷史發展規律講起，他說：
學歷史是幹什麼的？學歷史就是讓我們懂得歷史發展的規律嘛！什麼叫歷史發展的規律呢？過去的社會發展，已經走過的必然的道路，這叫做歷史發展的規律，科學歷史發展規律的一部分。目前，我們的國家，全世界人類要走什麼路？這也是歷史發展規律；我們將來，包含我們國家，包含全人類要走什麼路？也是歷史規律。……要從過去長期歷史的發展看今天的現實，當然結合今天的現實，而且要結合過去的歷史，現在的歷史，展望未來的歷史。這是我們學歷史的最重要的一條。不懂這一條，學歷史就不得要領了（《學習歷史與當好乾部》，見《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冊，第280~281頁）。
白先生從認識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係，用以說明歷史發展規律，使人們聽起來明白、易懂。
其次，他從歷史學的角度，針對幹部班學員本身的工作，講了物質同精神的關係。他說：「學歷史了更應懂得歷史的主流、歷史要向哪方面去，幹部才幹得好。我們不是搞具體的經濟建設、物質生產，是搞思想工作。什麼叫思想工作？現在咱們講兩種建設，一種是物質建設，一種是精神建設。平常講，說是兩個東西，是兩個東西又不是兩個東西。馬克思主義是講究經濟條件的，沒有一定的經濟條件，精神建設是片面的，這是不錯的。還有另外一面，沒有一定的精神條件，物質建設也困難。」（同上書，282頁）白先生進一步分析說：
我們懂得歷史了，特別要在大的方面懂得歷史了，真正懂得歷史了，就可以拿歷史的理解來武裝我們的頭腦，來武裝我們的思想。……同志們想一想，如果我們腦子裡老是有個想社會主義發展，想社會主義前途，為四個現代化強大社會主義祖國建設著想，把過去、現在、將來的歷史一下子聯繫起來，那就應該產生巨大的力量。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理論一旦掌握群眾，就成為巨大的物質力量。不是一個人的事了，正確思想影響大家，變成共同的意志了，有利於推動歷史前進（同上書，第283頁）從這裡可以看出，白先生是把學習歷史看作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分，給史學工作以很高的地位。
第三，白先生深入淺出地講到學歷史，不能簡單地用經濟效益來衡量它的價值，而要從思想的層面來看待歷史學的作用。他說：「有人說，人家搞技術的嘲笑我們搞歷史的，『你們搞歷史有什麼經濟效益呀？』我說，我們搞歷史沒什麼經濟效益，講一堂課也換不了多少鈔票，沒這個作用。但是你把歷史講對了，那個經濟效益不可估計。不能算那十張、一百張、一萬、二萬、百兒八十萬，不能那麼算，沒法衡量，那個經濟效益是其大無窮的。這個話，不是咱們在關著門吹大氣，確切是如此。要想得深一些，想得遠一些，自己的思想境界就高了，對自己要求也會高了，對我們進行思想教育工作的興趣、信心也會強了，影響也會更好。」（同上書，第283~284頁）這些話，是針對社會上一種流行的看法，也是針對人們對歷史學社會價值的極大誤解而發的。換一種說法，這正是人們是否真正認識到歷史學價值的關鍵。
對於這次講話，白先生結合自己的思想和認識過程，作了這樣一個「小結」：
剛才這些話是幾十年想到的，慢慢積累的。我當過幾十年系主任，每年新生入學，這系主任得先給同學講鞏固專業思想，就講歷史有什麼用處。解放前沒這個問題，念書就念書吧！解放後學蘇聯，一個課要講目的性，就把目的性說說吧。好不容易說哩！每年得說，說罷自己又不滿意，總覺得沒有說服力。積累幾十年了，覺得現在的看法比較符合事實，話雖然不多，也是幾十年的心得。今天你們遠道而來，奉送這麼一點小小的禮物（同上書，第284頁）。
在這篇講話中，白先生儘管沒有直接講到讀書的問題，但其核心思想是希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都能讀一點歷史書，而要真正認真讀一點歷史書，首先必須認識到學習歷史、讀歷史書有什麼用處。他在祝賀《光明日報·史學》創辦40周年時，曾這樣寫道：
不少年來，不斷有人問，學歷史有什麼用？這個「用」，如果指的是物質生產的直接需求，恐怕說不上有什麼用，如果指的是對國家前途的觀察，對國策的制定，對社會風氣的改善，那就可能有或大或小的用處。歷史不是簡單的過去的事情，而是和現實息息相關的。歷史是人類經驗和智慧的寶庫，正確地對待還是有好處的（《讀點歷史有好處——為〈光明日報〉史學版「四十大壽」祝福》，見《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冊，第303~304頁）。
重溫白先生的這些見解，感到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有針對性；二是辯證地看待問題，如歷史與現實的關係、物質與精神的關係、讀書與工作的關係等。一個歷史學家來講這些辯證法的理論，自然賦予它以歷史的內涵，這實際上是在講為什麼要讀歷史書以及如何讀歷史書的問題。認真體會起來，對我們這些研究歷史和史學的專業工作者來說，同樣是有深刻啟示的。所謂「一點小小的禮物」，其實包含著這位史學家多年的思考，其分量原本是沉甸甸的。
我的這篇短文所說的白壽彝先生談讀書的問題，只是反映他關於讀書問題的幾個側面，並不是對於這個問題的全面論述。最後，我想作這樣一個簡短的概括：讀書，這裡主要指讀歷史書，對史學工作者來說，這是同治學功力非常密切的一個問題，也可以說是治學功力的具體度量之一；而史學史研究者要有「看家」的書，那就是「四史」、「六通」；要有「必須」閱讀的文獻，即文中所提到的30種名著；同時，讀好歷史書，也是思想工作的一部分，讀好了，認識提高了，精神會轉化成巨大的物質力量，對推動歷史前進是一個重要的動力。可見，認真讀點歷史書，不僅是史學工作者的事，也是全社會的事。（瞿林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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