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雜誌》──台灣政治轉型的先聲
「《大學雜誌》可說是繼《自由中國》與《文星》雜誌之後,第一本批判國民黨極權政治的刊物。這本雜誌基本上是集合一群知識分子「坐而言」的刊物,一群年輕的知識分子集中以《大學雜誌》為基地提出他們的批判性論述。」 ──張俊宏1969年,三十歲的張俊宏還在中央研究院作為口述歷史工作的臨時人員,但被一個朋友介紹加入一份雜誌:《大學雜誌》。那時,台灣歷史正處於漫長的寒冬。整個六零年代,年輕人感嘆自己是失落的一代、苦悶的一代──因為他們在政治上完全被黨國體制噤聲。1968年1月,台大剛畢業的鄧維楨和幾個年輕人創辦了《大學雜誌》。一開始是文化和思想性的,沒有政治敏感性題材,只有高談知識份子的抱負。核心人物陳少廷寫說,他們是「這一代的智識份子,完成五四未竟的事業」,希望「藉善意的批評和理智的建議,來協助政府、策勵政府。」。亦即他們延續的中國現代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傳統。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年輕人創辦的小雜誌,竟遇上時代的巨大變局。歷史的寒冬正近尾聲,春芽已經蓄勢待發。1970年,爆發釣魚台事件,身在美國的台港學生髮起保釣運動;同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岌岌可危。國民黨政權和台灣這個小島,遭遇到韓戰之後最大的危機。鬱悶以久的知識青年以及歸國的年輕學人於是熱血滿腔。他們的機會來了。1970年十月,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在黨中央召開兩次青年座談,陳少廷、楊國樞、丘宏達等人都參加,而張俊宏其時已經進入中央黨部工作。座談會之後,當局提議他們辦一本雜誌來表達年輕知識分子的心聲,會中有人建議開放「大學」雜誌讓大家參與,於是「大學」雜誌在71年元月正式改組,社長陳少廷,總編輯楊國樞,執行編輯邱立本,社務委員多達五六十人,多為年輕學者和企業界人士。改組後的《大學雜誌》開始提出一篇篇猛烈的政治批判。1971年元月號的,有劉福增、陳鼓應、張紹文聯名發表〈給蔣經國先生的信〉,陳鼓應的〈容忍與了解〉、陳少廷的〈學術自由與國家安全 〉、林鐘雄〈臺灣經濟發展的問題〉等重要文章 。1971年4月,《大學雜誌》由93名學者、中小企業家等共同署名的〈我們對釣魚臺問題的看法〉。也是在這一個月的15日,以港澳僑生為主的學生走出校園去美日大使館抗議,點燃了台灣保釣運動。5月出版他們出版保釣專號。七月十五日,尼克松宣布周恩來已經與季辛吉簽署共同聲明,以及他將於次年訪問北京,這對台灣社會造成巨大震撼。10月,張俊宏在《大學雜誌》發表〈臺灣社會力分析〉,用社會科學的分析法對舊式地主、農民及其子弟、知識青年、財閥、企業幹部及中小企業者、勞工及公務員等階層性格深入剖析。同期,由楊國樞、張俊宏、陳鼓應等15人聯合署名發表《國是諍言》,分別從人權、經濟、司法等方面,討論國會改造、政治革新與法統延續等敏感問題,且明確要求國會應該改選。陳少廷的文章〈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兼評周道濟先生的方案〉更是指出中央民意代表已經失去民意代表性,已經成為「特殊利益的特權階級。」國會改選成為後來二十年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並且到整整二十年後才完成。也是在這個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風雲動盪。更多人認識的,不能只怪罪聯合國,而是必須革新內政,發奮圖強。作為一個以知識青年為根基的雜誌,《大學雜誌》和這一年的青年運動結合緊密。他們不僅刊登保釣運動的文章,也在下半年和台大學生組織合辦座談會,如十二月他們在台大舉辦一場陳少廷與周道濟針對中央民意代表改選的大辯論,全場爆滿──這是戰後對於國會改選最公開的一次討論。在十一月號上,王杏慶、王曉波、錢永祥等十五人聯合發表「這是覺醒的時候了!」,是一份帶有左翼批判色彩的宣言。進入1972年,這個結合更加緊密。幾位在保釣與校園運動中最活躍的台大學生王杏慶、錢永祥、陳玲玉、洪三雄、王復蘇被邀請成為社務委員。同時在雜誌和台大學運中扮演積極角色的陳鼓應則於一月發表文章「開放學生運動」。當年擔任「台大法言」主編的洪三雄在後來的回憶中也說,「《大學雜誌》的主張和《台大法言》的言論,其實是相互呼應的。」1972年元月這期,又有十多人聯名發表「國事九論」,提出更具體的政治與社會改革方案。張俊宏回憶說,「青年問政運動發揮文字上的參與,至此已達到最高潮的階層。」但這個高潮也是結束的開始。一方面是在這個混沌的轉型肇始期,雜誌內部在許多重要問題上出現分裂。當時擔任執行主編的鄭樹森在今年發表的回憶文章上指出,保釣專號以及要在多大程度上和學運結合,在內部有不同看法並成為分裂根源:榮譽社長丘宏達擔心這樣下去,官方會封雜誌抓人,但是張俊宏、陳少廷等人卻希望幫助把學生運動搞大。南方朔則認為內部有土洋矛盾和省籍矛盾,但當時總編輯楊國樞不認為有省籍矛盾。更關鍵的是,到了72年三月,國民大會選出蔣介石連任第六屆總統,並通過「動員戡亂時臨時條款」,決議在「自由地區」得以定期辦理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而準備接班的蔣經國也已權力鞏固:五月,他正式擔任行政院長。根據張俊宏的描述,「在民國60年代初期,蔣介石的權力移轉至蔣經國的過程中,一些元老重臣仍為阻力,而且最主要是集中在立法院;蔣經國本身需要借重外力,清除這些親政的阻礙。簡單地說,他需要「紅衛兵」。一俟蔣經國清理了戰場,接著下來就是兔死狗烹了。」的確,就在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後的次年初,一面收編部分和大學雜誌有關的學者進入國民黨,另一面開始打壓──年底,楊國樞受到壓力辭去總編輯,編委會解散。73年初警總搜捕台大學生,而台大哲學系解聘大學雜誌中和學運關係最密切的陳鼓應和王曉波,是為「台大哲學系事件」。大學雜誌自此一蹶不振。最早對大學雜誌提出系統性分析的南方朔曾經稱呼這個雜誌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並指出大學雜誌的幾個重要意義:一個是代表以戰後「代間政治」為基地的新世代政治開始出現。其二是本化化的力量開始出現:此前的知識分子都沒有像大學雜誌中有如此多的本省籍知識分子。大學雜誌可以說是在台灣關鍵的歷史轉變時刻──外部危機和內部權力改組──所出現的知識份子團體。張俊宏形容它是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國的安定環境中受完整教育的新生代」所推動的「青年問政革新運動」(1977:2-6-11,轉自蕭阿勤 p94) 。他們在掌權者的利用下點燃了改革之火,雖然很快被撲滅,但是火種已經埋下。此後大學雜誌的知識份子集團此後分成三股力量:自由派的學院知識份子加入「中國論壇」雜誌,左翼知識份子成立「夏潮」,而張俊宏、許信良等人則走向政治運動。1975年擔任民意代表的黨外政治人物康寧祥、黃信介與張俊宏共同創辦「台灣政論」,成為「新生代在野政治人物,和大學雜誌時期的知識份子間的橋樑」(康寧祥語)。這三者都在反對黨國體制的力量中扮演不同角色。而台灣民主運動將從這裡開始和蔣經國的新一波斗爭。(本文刪節版刊於新世紀週刊專欄201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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