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今天我們如何愛國

國家只是必要的惡嗎

戴志勇：近來，中國海周圍糾紛不斷，尤其中日之間情勢一度緊張，很多國民的愛國情緒高漲。你怎麼看待愛國主義？

許紀霖：按照洛克的傳統，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國家是必要的惡，是實現個人權利和利益的工具，沒有內在價值，如何限制權力才是重要的事。古典自由主義者很少研究國家的意義，很少談愛國主義，甚至認為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兩個病灶。

然而，我對愛國運動懷有同情性的理解。要思考的是，對一個不是理想中的國家、一個貪腐遍地的國家，國民有愛國的義務嗎？

近一百年前的民國之初，在陳獨秀和李大釗之間，有過一場爭論。陳獨秀憎恨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在《甲寅》雜誌發表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轟動一時。他認為國家只是人民福利的工具國家，對於殘害人民的國家，沒什麼愛可言。

李大釗隨之寫了《厭世心與自覺心》，他從陳獨秀激憤的厭世之論中，看到了他對國家的摯愛之情。的確，一個常常批評國家的人，往往是愛得真切而生恨，而真正的不愛，乃是冷漠。

陳獨秀的問題是將政府與國家混淆起來，而在李大釗看來，國家不是袁世凱可以代表，她是屬於所有國民的共同體，所謂的自覺之心，乃是一種「改進立國之精神」，為「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

因此，要回答要不要愛國，首先要將什麼是國家搞清楚。

戴志勇：祖國、國家、政府幾個概念容易混在一起，中國人還常遭遇古今語境的不同，對王朝和國家的概念也不大好區分。

許紀霖：國家（nation-state）是一個近代的概念，中國歷史傳統裡面有「家國天下」，但那個「國」不是近代的國家，指的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私也，只有天下才是公。今天我們常常將政府與國家混為一談，乃是王朝就是「國」的傳統觀念的殘餘物。

中國人很難想像一個既非天下、又在政府之上的國家，那樣一個抽象的共同體。如果一定要在古代概念中尋找，「社稷」比較接近，但內涵遠遠不及近代的國家那般豐富，帶有原始的氏族共同體意味。

世人經常在祖國與政府的意義上討論愛國，要麼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五千年歷史，要麼愛黨愛政府，獨獨缺乏對一個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像。無論是國家主義者還是自由派知識分子，也常常將國家與執政黨和政府混為一談。在我看來，現代中國的國家認同，最薄弱的環節，乃在於想像中國這樣一個民族國家共同體。

民族國家共同體究竟是什麼？簡單地說，它具有雙重性質，一個是民族的，指的是歷史文化共同體，中華民族就是國家共同體的國族表現形式；另一個是政治的，指的是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政治共同體。國族和國家這兩個共同體的建構在中國至今沒有完成，因此才有什麼是民族、什麼是國家、要不要愛國等諸般爭論。

戴志勇：民族國家是近代的產物，它和歐洲的啟蒙運動是什麼關係？

許紀霖：民族主義本身也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個人與近代民族國家是在啟蒙運動當中同時被發現和建構的，正是啟蒙運動將個人從中世紀的家庭、封建共同體中解放出來，改造為與國家同構的具有同一性的國民。現代的個人雖然是自主的、理性的、自由的主體，但他不可能脫離具體的歷史共同體而孤獨存在，現代社會越是將個人拋到無依無靠的原子化荒漠，人們就越是要尋找自己的家園，尋找可以認同的歸屬感。而國家，正是與這種強烈的認同感、歸屬感有關。

德國近代的文化民族主義鼻祖赫爾德說過一句話：「鄉愁，是一種最高貴的痛苦」。何處是故鄉？在國內，可能是指你出生成長的老家，而到了國外，就是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了。祖國（country）這個概念要比國家廣泛，它是一個個人無法選擇的、自然的文化地理共同體，生於斯長於斯，是身體和心靈的故鄉，與家族、個人的集體記憶有關。台灣的舞台劇《寶島一村》中，打動觀眾的是一群客居台灣的大陸老兵半個世紀的思鄉情懷。這個鄉愁所懷戀的未必與政治有關，乃是非常具體的大山河川、衣食住行、風土人情，是兩岸三地乃至全球華人共同擁有的大中華情結，這是一個天然渾成、歷史積澱而成的「文化中國」。

現代的國家雖然也像祖國那樣是一個文化歷史共同體，但國家不是天然的，而是如同本尼迪克·安德森所說是想像的產物，或者像安東尼·斯密斯認為的那樣是重新建構的。國家不僅有政權建構(state—making)，而且有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一個炎黃子孫的尋根，也許只需要到「文化中國」那裡，但一個中國國民的歸屬感，僅僅有祖國是不夠的，還需要到民族國家共同體那裡去尋找自己的價值皈依和政治認同。

憲法愛國主義

戴志勇：中國似乎很難說是民族國家？通常的說法是多民族國家。孫中山最早提出驅除韃虜，後來講五族共和。漢、藏、蒙、滿、回等是民族，中華民族也叫民族。他們是什麼關係？怎麼構建我們的民族共同體？

許紀霖：我有個基本看法，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國族，其建族的歷史使命依然沒有完成。為什麼？這裡要將中華民族與華夏-漢民族區別開來。作為炎黃子孫，我們在意識當中常常會不自覺地將二者簡單等同。

費孝通先生曾經將中華民族視為多元一體，一體指的是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而多元則是包括漢族在內的56個民族。漢族雖然占國族人口的90%，但是否形成了國族認同，不是由主流民族說了算，而是要看少數民族認不認同。這幾年新疆、西藏地區發生的問題，表明國族認同的根本問題還沒有解決，中華民族尚在建構之中。

國族建構如何實現？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尊重多元，尋求一體。所謂尊重多元，指的是要尊重各少數民族與漢族不同的宗教與文化，賦予他們以平等的文化尊嚴。不要老是想著漢民族的中原文化如何偉大，如何去同化和融合異族。

從歷史經驗來看，漢民族可以成功地同化沒有高級文化背景的地方族群，但很難完全融合有著制度化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藏傳佛教、伊斯蘭教與儒家一樣，都是古老的軸心文明，經濟再發展、世俗化再深入，由高級宗教所塑造的心靈秩序是很難改變的，甚至當物慾主義、消費主義佔據主流之後，會刺激出宗教復興的報復性反彈。

文化多元，政治一體。炎黃子孫也好，儒家文化也好，都不能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的一體基礎，所謂尋求一體，乃是一種建立在「憲法愛國主義」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認同。

國家不僅是實現個人權利的工具，它有內在價值，是一個價值共同體。

如果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比如日本，比較好辦，民族的文化價值可以與國家的政治價值合二為一。但對一個多民族的大國來說，能夠實現同一性的只能是公共政治文化，而這同一性，又是建立在不同的宗教和文明對於政治價值的「重疊共識」基礎之上。

一個中國人，不管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可以有雙重的價值認同，一重是充分受到尊重的、沒有被壓抑的對自身宗教和族群的文化認同，另一重是對國家公共價值的政治認同。當然，這一國家的公共價值不應該是外在的、強制性的，而是各民族都願意接受的、內在於全體公民的意志與生命之中的政治價值，它不關乎日常生活倫理，只涉及到最基本、最核心的政治正當，並且被寫進憲法，成為立國之本，公民之核心價值。這一核心價值可能比較薄，不足以立身，但足以立國建族，煥發起公民們的愛國主義激情。這就是「憲法愛國主義」。

戴志勇：憲法要落地，要跟每個國民切身，才可能產生這種愛。這意味著深厚而理性的愛國主義，需要有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建構？

許紀霖：憲法愛國主義只是價值的靈魂，這個靈魂還要有一個制度的肉身，這就是現代憲政體制。

現代政治秩序有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統治的合法性，另一個是政府如何治理。現代的憲政體制一方面為統治提供合法性，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種有序的、理性化的治理模式。

憲政的確能夠有效地限制國家權力，但限權本身不是目的，同時也是為了更好地組織、落實和實施國家權力。有一些人不懂憲政，以為實施了憲政，權力不那麼好使了，甚至國家能力會大大削弱。事實上，恰恰相反，憲政的確要規範和限制國家權力，但規範了的權力要比為所欲為的權力更有統治力和執行力，英美德法這些憲政國的國家能力，哪個不屬世界上最強大之列？而且同時還擁有國民認可的合法性。

最近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翻譯成中文出版，引起學界的廣泛注意。福山認為現代政治秩序有三個要素：國家能力、法治和責任制政府。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具有國家能力的文明，有一套理性化的官僚系統和精英選拔機制。中國今天在經濟上的崛起，國家能力發揮了非常核心的作用。

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從古到今，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儒家提供了合法性，法家和黃老之學提供了治理術，這種一流的國家能力幾乎沒有中斷，一直持續到了1949年之後。

國家能力超強，既能大善，也能大惡，它可以創造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蹟，也會製造大躍進、文革的歷史錯誤。國家建構如今所遭遇的瓶頸，就是法治和責任制政府的欠缺。這都是現代憲政體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愛國：外爭主權，內求善治

戴志勇：但即便還沒有建立起這樣一個憲政體系，人們也常常被激發出強烈的愛國情緒，這愛的到底是什麼？

許紀霖：所謂愛國，愛的應該是那個人民主權為核心的民族國家共同體。而現代民族國家，與傳統的中華帝國相比，對外有明確的國家主權意識。

帝國只有中心與邊陲之分，沒有法權意義上的領土、疆域和人民。中原王朝要的只是周邊藩屬對本朝的臣服和朝貢，不會在意一塊地方究竟是誰的領土。有時為了顯示皇恩浩蕩，永結友好，還有將本來是自己統治的疆域送人的例子。

1949年之後，毛澤東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包圍封鎖，有時候也會按照傳統帝國的統治智慧，來處理與周邊國家的劃界糾紛。915保釣大遊行當中，一些毛派想念毛澤東，但他們還真不懂自己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思路按照基辛格《論中國》一書的論述，是下圍棋的大思路，不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在意的是整個世界大勢中的利益消長，為了戰略全局的需要，有時候局部棄子，還真算不了什麼。但這種帝國的戰略思維，到今天中國徹底進入民族主義的時代行不通了。主權至上，寸土必爭，連1980年代鄧小平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恐怕也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無法接受的。

今天的國家主權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特別在80後年輕人那裡。參加保釣遊行的，不能說都是被動員的、被組織的。不少參加者，平時對社會不公、官員腐敗深惡痛絕，但涉及到領土糾紛，會堅定地站出來捍衛國家的利益。

從1999年抗議南斯拉夫使館被炸、2006年反對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2008年奧運會火炬傳遞事件到2012年的保釣遊行，十幾年來中國發生了四次全國性的民族主義大狂潮，相信以後還會有，而且更頻繁。我們要理解和認同國人的這種愛國熱情，它公開表達了公民參與國家公共事務的意願和權利，而不是僅僅聽任政府的決定。這種政治的表達，如果引導得當，可以轉換為建構理想政治、理想國家的正面動力。

激進的與溫和的、健康的與變態的各種思潮的話語權爭奪，不僅在網路，也會在街頭。改革派不要自棄陣地，以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有負面作用為理由，拒絕了之。

戴志勇：這是對外。政府往往是國家的具體代表。對內來說，公民有批評政府的權利。甚至可以說，批評政府正是愛國的表現之一？

許紀霖：中國古代沒有國家，只有王朝，王朝代表國家。「家國天下」之中，國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無關。沒發展出現代的以人民為核心的國家共同體觀念。

這一觀念沿用至今，成為民眾與統治者的共識，不僅政府以國家自居，而且一般民眾也將國家直接等同於統治者和政府。

政府不等於國家，政府只是國家的主權代表者。但國家在主權政府之上，國家屬於全體人民。當政府的決策有背國家公共利益的時候，公民有「公民不服從」的自然權利，他們自然可以批評政府。

在中國，之所以國家無法從政府中剝離開來，其中一個原因乃是國家缺乏區別於政府的人格象徵。

在君主立憲制國家，國家的象徵是國王，首相才代表政府。國王不直接參与政府治理，他是國家的權威象徵，超越於各黨派、各利益集團之上，是公共利益的人格化。

而在總統制國家，總統具有雙重性，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這個時候，國家的人格象徵更多地表現為國父級的開國元老，比如華盛頓之於美國，戴高樂之於法國。

國家的象徵還有一系列非人格化的符號系統：憲法、國歌、國旗、國徽、國慶等等，尤其是憲法，是國家認同的價值所在，是「憲法愛國主義」忠誠的核心所在。

然而，中國自從辛亥革命打倒皇帝之後，國家不再有區別於政府的人格象徵，而憲法、國旗、國歌等象徵系統也很弱，國慶也從一個莊嚴的國家節日變成全民樂樂呵呵的世俗假期，於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共同體不僅在內容、而且在形式上都被掏空，虛幻化了，被政府所完全代表了。政府的決策是難免犯錯的，一旦對政府不信任，會連帶影響對國家的忠誠。因此，我們需要在觀念上將國家與政府相剝離，讓國家獲得比政府更高的、自主性的位置。

用世界公理為國家主權辯護

戴志勇：國家之間若處於交戰狀態，似乎一切手段都被允許了。在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依然是最重要的共同體，為保衛國家是否應犧牲一切價值？

許紀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不節制，會造成很大禍害。西方自從馬基雅維利之後，國家有了其獨立於宗教的自主性，有了自己的國家理由，但這種自主性的國家理由依然是需要節制的。簡單地說，國家之上有人類，國家之下有個人。個人與人類，是比國家更重要的價值所在。

因此，有兩種不同的愛國主義，一種是國家至上的愛國主義，另一種是具有人類意識的愛國主義。國家至上的愛國主義，追求的是國家的權勢政治，國家利益超越一切，甚至不惜侵犯個人的自然權利，與全人類的利益對抗，德國、日本當年的國家主義就是這樣，將整個民族拖下了戰爭和自我毀滅的深淵。

中國需要國家，但不需要國家主義，我這幾年批評中國思想界的國家主義，所憂慮的正是中國崛起之後，隨之而泛濫的國家至上、國家理由的絕對化。超越宗教、倫理的國家理由，內中並不蘊含人文的價值，只是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這樣的工具理性很容易被少數政客所操弄和把玩，煽動起全民盲目的狂熱。沒有節制的愛國，往往會釋放出魔鬼般的力量，最終毀了民族本身。

那麼，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愛國主義呢? 讓我們回顧一下五四愛國運動吧，看看五四的前輩們是如何愛國的。

一般人都把五四視為一場純粹的愛國運動，但我的研究發現，這不是一場尋常的愛國運動，而是有著世界主義背景和普世價值關懷的愛國運動。五四學生運動的總指揮傅斯年在運動結束後不久寫文章說：我不贊成將五四運動說成是簡單的愛國運動，我絕對不主張國家主義，五四運動只是一場「喚起公眾責任心」的公民運動。

五四時期因為受到新文化運動影響，晚清曾經一度甚囂塵上的國家主義衰落，而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成為主調。傅斯年甚至這樣認為：只有個人和人類是真實的，而在二者之間的任何中介物包括國家在內都是虛幻的偶像而已。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爆發的愛國運動，因此就具有了強烈的世界主義色彩。

代表五四運動核心精神的《北京學生界宣言》講得非常清楚，學生上街抗議巴黎和會決議的理由，不僅因為它侵犯了中國的國家權益，更重要的是違背了公認的世界公理，是非正義的。他們爭的不是一國之利益，乃是天下之公理。你看，五四知識分子的胸懷何其寬廣，愛國的理由多麼深厚，豈是今天那些視野狹隘的愛國者所能比擬的！

戴志勇：1919年可能處於一個弱勢地位？弱者一般講公理，強者都講強權。「富而好禮」的似乎總是少數。

許紀霖：弱者講公理，強者講強權，似乎是國際政治心照不宣的秘密。早在晚清，中國的知識分子就發現了西方帝國列強的兩張面孔：對內講文明，對內講野蠻。於是楊度提出要用文明對抗文明，野蠻對抗野蠻。

在巴黎和會之前，中國知識分子一度對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抱有希望，以為他是講公理的、同情天下弱小民族的天下第一好人。巴黎和會消息傳來之後，讓大家希望幻滅，陳獨秀講了一句話：「我們不可主張用強力蔑棄公理，卻不可不主張用強力擁護公理。我們不主張用強力壓人，卻不可不主張用強力抵抗被人所壓」。這個觀點要比晚清的楊度要進一步。

楊度在文明與野蠻、公理與強權之間是二元論的，但陳獨秀認識到：雖然這個世界是強權的世界，但公理依然是我們追求的價值和目標，因為弱者擁有了公理，在世界上就佔據了正義的制高點。但空談公理沒有用，要有強力的手段來維護公理，也就是說，用富強起來的國家實力來抵抗霸權、實現天下公理。

五四的愛國者們既是認同普世價值的理想主義者，又是追求國家富強的現實主義者。而且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係非常清楚：「用強力擁護公理」。這就是具有人類意識的愛國主義。

胡適年輕時，最初也是一個堅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愛國憤青，到美國留學之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之中，意識到「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Above all Nations isHumanity）。有一次，世界學生會開會，辯論一個命題：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吾國是耶非耶，終吾國也)。擅長辯駁的胡適發言指出：這個命題是錯誤的，因為它預設了雙重道德標準，文明國家對待國人有明確的是非正義標準，但對待他國卻無論對錯，皆以吾國為是，他國為非。胡適呼籲「余以為吾人不管國內、國外只應奉行一個是非標準」。

戴志勇：我們常常批評西方國家雙重標準。實則主權與人權之間，可能也存在這種緊張？

許紀霖：今天我們所熟悉的，都是一套民族國家的主權語言：「這是中國的內政，絕不容許他人說三道四」、「哪有戰敗國霸佔戰勝國領土的道理」等等。這些片面強調中國國家主權的語言，背後所缺乏的是世界的普世價值。

用國家利益來自我辯護，很難得到國際社會的理解，假如我們能夠像五四知識分子那樣，用天下公理來捍衛國家主權，那將博得世界輿論的廣泛同情，從而佔據正義的道德制高點。

比如，對釣魚島主權爭執的辯護，將上述反問句改為「哪有一個侵略的戰敗國霸佔受害的戰勝國領土的道理」，就有力量得多，因為戰勝國、戰敗國只是強權的邏輯，而受害國和侵略國就有了正義和非正義之分。

不要以為只有弱國才講公理，強國只認強權。自從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世界有很大的進步，各國在何為正義的問題上擁有了基本的價值共識。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固然霸道，其外交政策為國家利益所左右，但也不得不顧及到美國自己所信奉和宣傳的那套普世價值，這套價值觀對國家利益形成了內在的制約，在王道與霸道之間有微妙的張力，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麼美國會支持推翻親美政權的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

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重要的不僅要有實力，有一套民族國家的主權語言，而且要學會用全球普世的文明話語作為自我辯護的理由。捍衛國家主權需要普世文明，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文明大國，中國在有實力的基礎上，更需要以王道昭示天下。

突破敵我思維，建立價值共同體

戴志勇：王道文明是一個高遠的理想，反觀現實，中國文明還處於一陽來複的狀態，似乎還缺少參與世界文明對話的強大能力。在你看來，眼前最需要做的是什麼？

許紀霖：我在十八年前就寫文章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這一畸形現象至今依然故我。所謂空洞，乃是個中沒有內容，只是以敵人的存在為自己存在的前提。

卡爾·施米特說，政治就是分清敵我，這句話被一些國家主義者奉為經典。有人說，中國如今處於C型包圍之中，似乎四周都是敵人，虎視眈眈，而美帝國主義更是亡我之心不死。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最忌諱的是四面出擊，八方樹敵，事實上，國家的敵人有時是為了政治的需要，被想像和製造出來的。你只要讀讀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的書，就可以了解美國的亞洲戰略在地緣政治思路支配之下是如何布局的，全然不希望發生摩擦和戰爭。

一個國家要獲得國民的認同感，不能通過不斷地製造外部的敵人，而是要有充足的自我。這個自我，乃是有同一性的國族（nation）,共享由共同的生活經驗所形成的歷史文化記憶和價值觀，同時又容許不同的民族和族群有文化上的自主性；其次有以憲法為核心的國家制度（state），這個制度既符合世界的主流文明，又具有中國的特色，對外國家有主權，對內人民有權利。只有到這個時候，中國的國族建構和國家建構才算完成，民族主義才會從被掏空的自我轉變為充實的自我。

在我看來，今天我們要超越兩種關於國家的極端看法，一種是古典自由主義將國家僅僅視為沒有內在價值的工具，另一種是國家主義將國家神魅化、絕對化。國家既不是工具，也非新的神靈，它是屬於全體國民的、具有內在價值的命運共同體。不管你喜歡她還是憎恨她，她總是在那裡，而且內化為每個人命運的一部分。因此，每一個公民都有責任為自己理想中的民族國家共同體而努力，參與國族建構和制度建構，讓我們的國家真正成為值得每一個公民去愛、引為自豪的身心家園，這正是晚清以來幾代中國人所追求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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