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共和之路：理當銘記的經驗與教訓

[導讀]在這個翻波涌浪的轉型時代，憲政已是必由之路，但如何走上這條道路，應當有一些普世法則需要社會各界人士共同一體遵循。

政治家還是政客：民國以來若干政治人物淺議

百年中國一直缺乏政治家施展舞台的環境。馬克斯·韋伯在《以政治為業》的演講中，提出兩種衡量政治行為的倫理標準，即「恪守信念倫理的行為，即宗教意義上的『基督行公正，讓上帝管結果』，……遵循責任倫理的行為，即必須顧及自己行為的可能後果。」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當能將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相結合。「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互為補充的，唯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

若以此衡量，梁啟超、蔡鍔、宋教仁、鄧演達等都是傑出的政治家，他們既有正確的頭腦，又有鐵肩道義的擔當能力，但是他們卻沒能成功。倒是那些品格卑劣而權欲熏心之人或者丹心一片卻腦子漿糊的人，常常獲得成功。這不能不說是歷史上中國政治生態的一大悲哀。

張季鸞、胡適、傅斯年都是民國時以言論參與政治行動的知識分子，也是書生報國的典範。張季鸞先生作為民國第一時評政論家，保持了「不盲不賣不私不黨」這一獨立議政者的風骨，幾乎後無來者；胡適之先生一直保持中正理性平和的心態對待公共事務，以政府諍友的立場評論時事；1938年，傅斯年先生擔任國民參政員，以憲政程序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導致其下台，隨後炮轟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亦致其下台。一個國民參政員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沒有錚錚鐵骨，是不可能的。這些人都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參政的典範。

公民精神的培養：民國的學生運動

1919年的五四運動家喻戶曉，國家有難而遊行示威，是值得鼓勵和讚賞的愛國之舉。

1919年5月4日那天，學生們激憤之際，在不明白事情真相的情況下大打出手，火燒民宅。衝進曹宅的學生，連曹汝霖的父親請求他們可以將財物拿走，但不必破壞的話都懶得聽：曹宅在焚毀之前已經被砸得滿目狼藉。他們在痛打章宗祥的時候甚至誤以為他是曹汝霖。雖然出於愛國之心一時激憤可以理解，但不分清紅皂白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北洋時代的學生八面威風，有「丘九」之稱。在女師大風潮中，楊蔭榆校長最初處理晚到生的做法固然過於生硬呆板，但與學生擅自查封辦公室、砸爛窗玻璃、辦公桌的做法性質完全不同。楊蔭榆女士只能到外面租房子辦公，在她請來章士釗解決此事過程中，章士釗作為教育總長，對學生並無過分之處。其後教育司司長劉百昭為護女生斯文，特地從三河找來百名女傭，翻牆入校以制服戾氣十足的女生，也未動用警察。

在這兩起事件中，任何一個理性的人，都可以得出結論，學生有愛國之心，卻也少了愛國的理性。萬事皆有度。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如果出現不合理的公共事務，所需要的是理性守法、有教養的抗議者，而不能動輒打砸搶燒。

如何實現我們的憲政未來

上述簡單的梳理，或許可以從歷史中看到一些至今依然可能有價值的教訓。在這個翻波涌浪的轉型時代，憲政已是必由之路，但如何走上這條道路，應當有一些普世法則需要社會各界人士共同一體遵循。

我以為當有下述：認清天下大勢，順勢者生，逆勢者亡，這是千古不變之定律；改革需要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單純的前者可能導致負面結果，單純的後者可能導致機會主義，兩者都對改革無益；遵循人類倫理的底線規則，例如人道主義；政府在大是大非上應當言而有信，政府無信將導致執政艱難，失去公信力的政府是最危險的政府；遵循規則，如果有人破壞正當的規則，應當阻止，並且行動者應當身體力行，以至於「遵循規則，直到受傷」；政治家既要有遠見卓識，又要有政治道德，要有真正的擔當，當代中國就是一個呼喚大政治家的時代，我們不需要政客；知識分子參政議政，要理性、平和、中正，且具悲憫情懷與特立獨行的風骨；社會大眾應當自覺地培養公民精神，而不是在公共事務中不辨是非，打砸搶燒，將公共事務當作狂歡節而淪為暴民。

無論現狀如何，我相信中國的憲政轉型必將成功，我相信，這也是絕大多數國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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