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妹與美國牛

2012年07月20日 06:14 AM 大陸妹與美國牛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在遼寧街邊的排檔,60塊台幣可以叫上一盤「大陸妹」。桌邊的台北朋友、端菜的老闆娘,都說不清這青翠的菜怎會有這樣一個名字?

是因為,十多年前它從大陸引進時,也正是大量大陸女子來台賣春時,它們(她們)都「好吃又便宜」? 我記得自己腎上腺素的輕微上升,不知因為緣於我這大陸客的地域情緒,還是因為這名稱中含有的普遍性歧視,一個自認先進的地區對另一個落後地區的蔑視。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黃春明的小說《再見,莎揚娜拉》。這些叫上一盤「大陸妹」的台灣人忘記了,四十年前的他們是怎樣義憤於美國大兵、日本遊客享用了台灣姑娘的青春。

不過,很有可能,它不過是一種無心的稱呼。這萵苣類的青菜在台語本就叫做「妹仔菜」,從大陸引進的萵苣品種也就自然叫做「大陸妹」?本地人習慣通過農作物來理解世界,他們曾自稱是「蕃薯人」,把外省人叫做「芋頭」。這些名稱雖有鄉土式樸素,卻也一直懷有情緒,當你聽到一個福佬人稱一位外省老兵是「老芋頭」,它絕不僅是客觀的稱謂,它含有悲情與憤怒——我們與你們不同。如今,蕃薯也好,芋頭也罷,都變成了現代台灣人,是台灣身份的一部分,那「大陸妹」呢?

在台北,你感得到中國影響的再度增強,與由之引發的焦慮。60年前,蔣介石不由分說地把整個中國塞進了小小的台灣,那曾管轄著4億人口、超過1000萬平方公里的統治機構,被放進了這小小的盆地,這裡蔡元培就職過的監察院、陳年的蒙藏委員會仍在運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提醒你五族共和的理念。而現在,中國代表的財富與權力,正激起新的希望與憂慮。依靠中國的勞動力,郭台銘才成為台灣的首富,從大陸來的慈善家慷慨給台灣人散出錢財,還有這規模恢弘的奧運會與世博會,讓那些標榜獨立的台灣明星知識分子心潮澎湃——只要他們能被作為特權者對待、享受他們在一個民主社會無法得到的中心感,他們就願意為專制唱讚歌(諷刺的是,他們都曾因反對國民黨專制而聞名)。《中國時報》的新老闆公然否認天安門悲劇……而半年前的總統大選,從新竹的高科技巨子到台南的果農,他們都站出來,確認中國對島內政治的影響力,這也是勉強的確認,混雜著誘惑與無奈。「大陸是騙養套殺,我們是裝吃閃活」,在台北郊外一間寬闊的辦公室里,一位老派作風的報人再度提起了這著名的兩岸哲學。大陸「用『九二共識』之類的籠統語言『騙』住台灣,再以開放三通、陸客來台等『養』台灣,在建立傾斜的兩岸關係後『套』住台灣,最後則生殺由之」,而台灣的反應是「對『九二共識』等籠統語言『裝』作解決了問題而不深究,設法促成三通並『吃』大陸的養分,再用養分來建立台灣的主體地位以『閃』避北京的套路,進而謀求兩岸共存共榮的『活』路」。這是4年前,他的一篇著名社論的論題。

那時,馬英九上台未久,陳雲林剛剛來台參訪,顛簸異常的兩岸關係似乎終於駛入平緩地帶。不過,這卻是一種「曖昧的平緩」,一種拖延的哲學。4年過去了,當初的判斷顯得更為清晰,在海峽兩岸,一種新的依賴關係正在形成,這心照不宣、從不擺上檯面的策略也更為顯著。但具體的策略越清晰,它的意義與方向就越模糊。在模糊與拖延中,台灣期望大陸日漸民主化,建立現代政治體制,能寬容不同的聲音,它甚至能在其中起到催化作用,而大陸則期望自己的政治與經濟實力,最終能降服這個島嶼,讓它放棄自主性。但很有可能,它們都是一廂情願。

在立法院門,我看到了抗議者和他們的展台,印有斗大的「毒牛」的標語隨處可見。而在立法院內,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們,大喊大叫,佔領主席台上,深夜拒絕離開,讓整個立法機構陷入癱瘓。他們宣稱是要「為人民守護健康」,因為國民黨政府要開放含美國牛肉的進口,它的瘦肉精含量可能超標。

誰都知道,這與美國牛肉、人民健康無關,它是黨派鬥爭的產物。進口的法案總會通過,不論哪位政治人物、哪個黨派,都不會真的挑戰美國,牛肉必然還是會進入台灣市場。民主已然實行了20多年,但議會政治仍保留著強烈的鬧劇色彩,政治人物門向自己的選民、向對方黨派,乃至向美國,表演撒嬌。他們也都知道,這不需要付出真正的代價,一切都在可承受的範圍內。

這餐桌上的「大陸妹」與「美國牛」,像是此刻台灣命運的縮影,它夾在太平洋兩岸的巨人之間,在它們時而合作、時而對抗的陰影下,艱難的尋找自己的命運,卻總有一種失控之感。在失控中,人們需要用模糊性來自我安慰,或者變成憤怒的受害者,喋喋不休於自身的痛苦。

來台北的次數越多,我越失去描述它的能力,最初的新鮮感已然散去,深入的理解卻遲滯不來。總是悶熱潮濕,雨下了又下,颱風走了又來,從一張酒桌到下一張酒桌,白蟻在燈下飛,掉進了湯鍋里。抬眼偶爾可以看到霧氣中閃亮的101大廈,像是一根磨損的熒光棒。

最初,我被台灣的混合性吸引。從台南孔廟到溫州街上的殷海光故居,再到那些文雅、溫和的男人與女人,你像是同時發現了中國的過去與未來——你會想,倘若未經過共產主義革命,中國社會也大概會是這樣子,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中國實現了民主,希望它正像如此。這些想法,不可避免的帶有中國中心的色彩,台灣正是縮小的中國。

但現在,我日益被它的所處的曖昧狀態吸引。這曖昧既來自於它的國際體系的地位,兩千多萬的人口,生活在一種說不清的身份中。兩蔣時代的台灣人生活在分裂的人格中,他們明明只在這個島嶼上,卻假裝仍統治與繼承了遼闊的大陸。而此刻的台灣人則生活在一種曖昧與無力中,作為個體他們享受到自由與豐裕,但作為群體,他們在國際社會中的面貌又是如此模糊,他們的存在不是通過自我的肯定、而是靠他人的默許而確認的。而在台灣社會內部,舒適似乎也正麻痹這個社會,在一個民主鞏固期,社會內部不再有顯而易見的挑戰,憤怒與抗議都帶有十足的表演性。

荷蘭人、清帝國、日本人、國民黨,一些台灣人浪漫化自己的傳統,把台灣的歷史視作一連串的反抗歷史。但同時,每一段反抗的背後,又是漫長的合作與妥協的歷史,依附性的特徵,至少與反抗性一樣顯著。

全世界都在學習與中國的相處,而台灣所受的衝擊更為直接。期望這來自中國的富有迷惑性挑戰,能夠再度激活起台灣社會。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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