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遠談郭沫若：是個黨喇叭

　　原編者按：陳明遠教授曾有神童之稱，從小就與郭沫若、田漢等"世紀老人"相識交往。本文是他專談與郭沫若交往以及他所知道的郭沫若的一些情況。

郭沫若

　　丁東(以下簡稱"丁")：您與郭沫若是如何相識的?

　　陳明遠(以下簡稱"陳")：說來話長。1947年，我6歲，是上海山陰路小學的學生。一次放學祖母帶我回家，在路邊撿到一大包銀元，包里有一個地址：恆豐里77號。我和奶奶按地址送還了銀元，原來這是群益出版社丟失的稿費。第二天，郭沫若到我家登門感謝，兩天後又送來一套書，包括他的歷史劇、詩選《鳳凰》和自傳等。

　　當時我很小，不知道郭沫若是文化名人。1953年，我進了上海中學。有一次，同宿舍的一位同學的集郵冊丟了，卻在我的床上翻出來，不知是誰搞的惡作劇，讓我受了不白之冤有口難辯。無奈中想起了郭沫若。當時正在紀念屈原，我給郭沫若寫信談了紀念屈原的事，還寄去了寫的幾首小詩。地址寫的是中國科學院，沒想到幾天後就收到了郭沫若的親筆回信。這樣，我才又去信談自己受到的冤枉。

　　從此和郭沫若開始了10餘年的交往。郭沫若知道我父母不在上海工作。就介紹我認識了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副廠長葉以群和演員白楊，讓我星期天找他們去玩，看電影。

　　和郭沫若第二次見面，是1955年他訪問日本後回到上海，白楊帶我去歡迎他。1957年舒綉文調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她跟我的母親許綉華有點遠親的關係(舒的母親姓許)，因此我這年暑假跟著從上海到北京去探望她。

　　這年7月，第一次去北京西四大院衚衕5號郭沫若家裡(到1963年後他又搬了家)。這次他介紹我認識了田漢。當時正是反"右"高潮，但他們在我面前從來沒提過反"右"的事，壓根兒就不談。現在回想起來，反"右"運動不在他們預料之中，以為和批《武訓傳》、批胡適差不多，開開會就完了，照樣工作。沒有料到後來處理這麼嚴重，送那麼多人去勞改。那些老人空餘時間還是談談詩，解解悶。我就當著田漢的面說郭沫若解放後的詩都是大白話，沒味道。田漢說，你敢說皇帝沒穿衣服。

　　丁：請您談談郭沫若1958年入黨的前前後後。

　　陳：當時我上了高中，入不了團，主要是不愛開會，一開會我就上廁所溜號。毛主席提出又紅又專，學校開展紅專辯論，我發言不多。當時男生崇拜愛因斯坦，女生崇拜居里夫人。很多同學提出來，要為人類作貢獻，為什麼非要入黨呢，不入黨不是一樣么，郭沫若也是民主人士。我在給郭沫若的信里講了這些情況，他在1958年5月4日的回信里說："我是作為一個無黨無派的人參加革命工作的。特別是近幾年，這成為我很大的憾事。

　　似乎自己表態誤了一部分青少年，他們誤以為不入團、不入黨一樣可以幹革命。""瞧，郭沫若就是一個例子!""您要和我比賽：是您先入團還是我先入黨?這觸動了我一直印在心上最大的憧憬。""我是在努力創造條件爭取入黨。您向我提出了挑戰，我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意思，當時郭沫若在文章和講話中反覆說過幾次。

　　1958年，宣布郭沫若重新入黨。我中學沒入團，直到大學才加入。入團後郭沫若曾來信祝賀。但是後來一直因為夠不上"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標準而始終沒有加入共產黨。郭沫若後來再沒問過我入黨的事。現在回想起來，還有一些更深層的問題。

　　郭沫若是1927年南昌起義時由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入黨的，1928年脫黨。多年以來以無黨派民主人士出現。家裡人對這種狀況並不滿意。郭平英有一篇文章回憶當時上師大女附中，"班上出身"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的同學比小學時多了許多。""正從那時起，我開始意識到一些同學臉上帶著一種眼神，那眼神里有自豪、自信和幾分神聖和驕傲，似乎從高處俯視著那些非"革干"、非"革軍"出身的同學。我開始間或地聽到"郭沫若在大革命失敗以後自行脫黨"的議論，語氣中傳遞了作為"革干"、"革軍"的家長們對知識分子，特別是來自國統區的知識分子的某種偏見。""我懊悔過有這樣一個知名的家長，讓人評頭論足，還不如生在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家裡，反倒自在、舒暢一些。"對郭平英來說，她的感受是真實的。哪怕你當了副總理、副委員長，高幹子弟還是把你看成國統區的知識分子、統戰對象，作為中學生的郭平英當然感到不自在。

　　1969年開"九大"，郭沫若是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填表時本來擬的是"1927年入黨，後脫黨，1958年重新入黨。"於立群不同意，最後決定只提1958年入黨，以前的事暫不提。直到1978年郭沫若死後，於立群堅決要求黨齡從1927年算起。後來，經過家屬努力，中組部認定郭沫若抗戰回國後便恢復了組織關係，是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現的特殊黨員。

　　但在我印象中，郭沫若就是知識界的代表。無論在建國前國民黨召集的"舊政治協商會議"上，還是在共產黨召集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新政協上，郭沫若都是以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出席並參與政事的。建國後第一屆政務院，四個副總理黨外佔兩個，黃炎培代表民族資產階級，郭沫若代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如果郭沫若也代表無產階級，和當時解釋的聯合政府倒不一樣了。周恩來、陳毅都曾一再表示過：像郭沫若這樣的名人留在黨外比在黨內對於革命的貢獻更大些(大意如此)。反"右"的時候，郭沫若聽到丁玲是"右派"大吃一驚，聽到艾青是"右派"又大吃一驚。丁、艾都是老黨員，對郭震動很大，他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如果不好好改造自己，驕傲自滿，就會成為"右派"。這表明他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心態，而不是老革命老幹部的心態。所以這段時間他給我的信中總是說：不要驕傲自滿。

　　丁：請您再談談郭沫若和田漢等老朋友的關係。

　　陳：他和田漢、夏衍、陽翰笙關係比較好，其他明顯的朋友不是太多。從《郭沫若年譜》看，他的晚年，五、六十年代，與老朋友個人之間的交往不多。特別是1961年、1962年以後，與很多人都是公事公辦。

　　他和田漢的關係後來也有些問題。田漢1957年以後就被冷落，但郭沫若和他沒有疏遠。他的《武則天》劇本寫出來不能演，1960年周恩來讓田漢幫他修改，田漢很下功夫。還有《蔡文姬》，也是田漢幫助修改的。郭沫若最喜歡這個本子，他說"蔡文姬就是我"。

　　田漢對郭沫若一直很尊重。田漢講過一件事，他有一個親戚得了重病。他平時認識醫生很少，只好寫信給郭沫若，請他介紹一個醫學專家。這本是人之常情。但秘書打來一個電話，說郭院長只管中國科學院，不管什麼醫院。到底郭沫若看見這封信沒有，現在說不清了，田漢只是怪秘書，沒有怪郭沫若。其實郭沫若認識的名醫不少，當時給朋友介紹個大夫也不算搞特殊化。

　　我聽說過一件事，60年代初，田漢母親過九十大壽，田漢是孝子，跟他關係好的朋友比如吳晗、翦伯贊都去祝壽。郭沫若去晚了。一進門，郭沫若就向田漢的"老壽星母"賠禮，又和翦伯贊、吳晗他們說，好久沒聚會了。翦伯贊說，你那兒侯門深似海啊。他和這些老朋友慢慢地不是很融洽。

　　當然，郭沫若也不是願意住在高牆深院里。他說過，我當個教員也可以。他還是嚮往文人的生活，嚮往"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那種氣氛。回想1957年我第一次去郭沫若家，進門要通報，這種等級制度我覺得很不舒服，我敢說郭沫若他也不舒服。60年代他幾次去上海，住錦江飯店、國際飯店，房間很豪華，他當時就覺得不太自在，說脫離群眾，一般人都不敢來了。

　　我小時候沒覺得郭沫若、田漢是什麼官，直到"文革"，也只知道郭沫若是科學院的領導，不知道他還是副委員長，當過副總理。田漢也不想當官。郭沫若覺得田漢不適合當官。對官場田漢始終不適應。論資格，田漢可以當文化部長，但始終當的是戲改局局長、藝術局局長。他不追求這個。我覺得這種差別影響到郭沫若和田漢、宗白華的交往。宗白華一生與官場無緣，後來和郭沫若不大交往。"文革"前康生倒是常去郭家串門。

　　1963年以後，特別是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裴多菲俱樂部"的問題之後，趙丹、白楊來北京人民大會堂開會碰到郭老，他外表表現得很淡漠，再不像往常那麼親熱友好，他知道趙丹愛放炮，嘴上把不住門。他在公開場合不讓人感覺和誰有私交。他對北京人藝的人還是有感情的，但外表上也保持距離。

　　丁：郭沫若對科學、藝術兩界的態度有何不同?

　　陳：身兼中科院院長和中國文聯主席的郭沫若對文藝界其實沒有拿出過什麼領導性的意見，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國科學院。科學院設什麼新研究所，他都要過問。有一次，他就問我關肇直的書怎麼樣?當時華羅庚和關肇直不團結。郭沫若和華羅庚私交不錯，和關肇直不太熟悉。當時華、關兩位都擔任數學研究所的業務領導工作。

　　我說關先生學生很多，為人很好，華先生做人做學問也都不錯。青年人都希望這兩位老師能夠消除隔閡，團結起來，共同搞好數學所的工作。這說明郭沫若關心科學院的事，他想做說服工作，維護團結。郭沫若在反"右"以後，對文藝界的批判出面少。身為文聯主席，60年代以後，文聯的事他不太願意管，只願管中國科學院的工作。他給自己在社會結構里的定位，放在科學界。1962年在廣州有兩個會，科學的會他很熱心，自始至終參與;文藝的會只露了一面，看得出對文藝不願意參與。凡是文聯的事，他都按周揚的意見(他認為也就是毛主席的意見)辦。

　　"大躍進"開始時郭沫若很熱乎，符合他的浪漫主義性格。一天等於20年，遍地皆詩寫不完。他還寫了不少民歌。其實他也有另外一面。他就跟我說過，民歌有局限性，寫不出大作品。他對藝術是有見解的，什麼是珍品、精品，什麼是糙品、廢品，他很清楚。50年代他參加世界和平運動，出國很多，在國外接觸的文化藝術很多，包括現代派。

　　他外語也很好，"文革"中還在外國詩上作批註。這代表他真實的鑒賞水平。他對文藝的真實看法和公開表態矛盾很大。他說過自己的《百花齊放》並不好。他後來寫詩是自暴自棄，反正我就這麼胡寫了，不是當詩寫，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有什麼時事，《人民日報》等媒體就找他約稿，請他作詩表態，他一般都不拒絕。約了稿就寫，寫了就刊登，刊登後自己也就忘了。

　　後來，郭沫若對"大躍進"把學生身體弄壞了也有看法。了解到浮誇、虛報的真相，他也反感;老百姓得浮腫病，他也有點憂國憂民。但在公開場合從來沒有發表不同的聲音，因為他知道其中的利害。他也勸過我，不要參加對一分為二的討論，寫什麼對浮誇風、共產風的分析。郭沫若在科學院提倡三敢三嚴。他在科學院還是實幹的，也有實權，張勁夫對他很尊重，他和張勁夫關係處得比較好。每次院長例會他都主持，經常到各研究所檢查工作。

　　解放前夕，他發表過一篇《斥反動文藝》，點了沈從文、朱光潛、蕭乾。我認為，朱光潛的書他是不怎麼看的，沈從文的小說他也不一定看。沈從文曾經評論，郭沫若是詩人的筆，寫不了小說。《斥反動文藝》那篇文章的很多材料不是出於郭沫若本人的第一手了解，基調來自當時黨的工作者。解放後，他還是延續了這個角色。凡是文藝方針政策方面的事，他表示都照毛主席的指示辦，具體說來都是照周揚傳達的意見辦。

　　如1958年"大躍進"時編選《紅旗歌謠》，就由周揚拍板，郭沫若按照周揚定的調子寫序言，算是由兩人合編。60年代文藝界一連串批判什麼"寫中間人物論"、"無衝突論"等等，他都沒有直接介入。但是一到批判田漢的《謝瑤環》、夏衍改編的《林家鋪子》、陽翰笙的《北國江南》，郭沫若就立即與過去幾十年的好朋友田漢、夏衍、陽翰笙斷了聯繫。解放前，他上台講話先問黨的負責人：你們需要我講什麼?問完了，列個提綱，再按提綱發揮。解放初，批判《武訓傳》，他沒想到，所以先作檢討;批《紅樓夢研究》不太一樣，胡適原來就是他的老對手，學術上、政治上都是對立面。他們是一左一右。

　　所以批胡適派一點心理障礙也沒有，組織得很積極，批"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其實，郭沫若也是大膽假設。我的看法，他的歷史學是浪漫主義方法，隨意性很大，想像上比聞一多還要過之。在學術上，他利用了比較確切的資料時，能得出正確或比較正確的結論。一發揮想像，紕漏就大了。胡適是乾嘉學派加杜威的實用主義，重考據。郭沫若往往是借題發揮。根據我對郭沫若的了解，他不會仔細看胡適的文章。他自己說，魯迅活著的時候，《吶喊》他只看了一半。茅盾的小說他基本上就沒看過，別人研究他們的文章更不看。艾青的《詩論》他根本就沒看過。歷史學方面的學術著作他看得多。

　　王國維的書他看得多。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兩漢文學史綱要》他看。文學作品看得少，跟他風格相近的"新浪漫主義"一派的作品，如田漢的《關漢卿》、《文成公主》，聞一多的《紅燭》等等他還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生前很讚賞田漢、聞一多的作品。他也很看重郁達夫、成仿吾。他曾一再為郁達夫辯護。文藝理論基本不怎麼看，也沒什麼興趣。他和胡風過去很要好，40年代在重慶是抗戰文協的同事。他寫文章提倡胡風，後來胡風出事又將文章刪掉了。胡風和周揚有派系之爭，但胡風的理論也是左翼。

　　批胡風，我感覺他對胡風講些什麼都沒看懂。他當時要求對胡風逮捕法辦，後來編《郭沫若全集》時，有人要刪掉這些。我覺得沒必要刪，白紙黑字，他就是站在當時的主流政治立場上。他把自己放在民主人士跟黨走的位置上，黨說什麼就是什麼。60年代初毛澤東在一個講話里提到《隨園詩話》，郭沫若就發表文章《讀〈隨園詩話〉札記》。我找他借這本書讀，他告訴我裡面沒什麼東西。1961年學術界突然討論《再生緣》，文章發了不少，他也發了文章，我又問他找書看。這也有上面的背景。有封信里他對我說，你不用看，知道有陳端生這麼個人就行了。一直到"文革"初表示擁護"文革"，1976年表示擁護批鄧，他對鄧小平有多少了解?沒多少了解。林林先生有一篇文章說郭沫若是"黨喇叭"，比較客觀。他很明白，他就是"黨喇叭"。

　　丁：最後，再請您談談郭沫若晚年心境。

　　陳：據我和郭沫若的接觸，他60年代和50年代心境有差別，他心情最好的時候是1959至1962年，這幾年他寫出了3個歷史劇本，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1963年以後他心情明顯不好。一件大事是階級鬥爭搞到了他們家裡。他的兒子郭世英被打成反動學生送去勞教，這件事對郭沫若震動很大。據說當時內部發了通報，說高知子女很危險。郭世英直到"文革"前才放回來。這個案子已經過去30多年了，值得研究。當時問題是從信件中查出來的。家信怎麼被查出去?可想而知，郭沫若有些事不願意讓"身邊的人"知道，要避著秘書。郭世英出事後，郭沫若把我的信還給了我。

　　1961年秋，郭沫若去上海，白楊、以群他們想給他做七十大壽，他謝絕了;第二年秋再提議，他又謝絕了，說不要聲張。他到上海是悄悄來，悄悄去。他對上海的背景有感覺。他寫劇本《武則天》原來想讓白楊演。白楊看了劇本，也想演。但上海形勢已經緊了，只好請北京人藝朱琳演。

　　我最後一次見郭沫若，是在1966年底吳玉章的追悼會上，他只和我說了幾句話。當時，"文革"已經如火如荼。他說，有些事情雖然我們不能理解，但毛主席自有他的考慮。從這話里也能感到他內心的矛盾。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此後再也沒有見過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