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期：審辯式思維思維教育具有現實意義

06-19

劉葳

（美國密西根大學）

按：這是刊登於《內蒙古教育》2014年第10期的《審辯式思維：教育最核心的內容和最值得期待的成果》一文的第三部分。作者劉葳1991年畢業於北京語言大學，1998年畢業於美國內華達州立大學。2001年起在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和文化系任教，現擔任密西根大學漢語教學部主任。劉葳老師任教的密西根大學，是今天美國大學中註冊學習漢語的學生人數最多的大學。

劉葳老師是兩個在美國出生的孩子的媽媽。兩個孩子，一個在讀中學，一個在讀小學。本文中既包含一個優秀教師的視角，也包含一個伴隨兩個孩子成長的媽媽的體會，包含著對孩子在美國接受的中小學教育和自己在中國所曾經接受的中小學教育的對照和比較。

劉葳老師的《審辯式思維的內容和含義》、《審辯式思維的培養與訓練》和《審辯式思維的評估和測試》等三篇文章已刊登於本號的第196期、197期和198期。在本號的第27期，曾刊登劉葳老師的《語文課真的需要一本教科書嗎》一文。在本號的第136期，曾刊登劉葳老師的《怎樣成為優秀的語言教師》一文。

審辯式思維能力，與元認知能力、自我激勵、合作精神和創造能力並稱為21世紀最令人期待的教育成果。這些能力和特質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比如，審辯式思維的「價值多元」和「懷疑精神」，可以使一個人保持思想的開放性和靈活性，這不僅可以達成更有效的團隊合作，也可以激發每個人探究的動力，以及進行創造性發明的動力。因此，創造力是審辯式思維的成果之一。

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缺少審辯式思維精神，雖然在春秋戰國諸子思想中閃耀過理性思維的光輝，但因為幾千年的「獨尊」和「罷黜」，中國人對於審辯式思維的基因記憶大抵是恐懼和逃避。傳統儒學，不僅排斥異己，而且在教育方法上是只給結論，不教論證，只做經典注釋，不許離經叛道。這種遵循主流，跟隨聖人的思維慣性，一直延續到今天。歷史上，審辯式思維在學界主流從未正式地被研究，被倡導過。而在民間的辯論中，狡辯、詭辯被認為是智慧的象徵，真正的邏輯論證卻被忽略。熟悉古代典籍的胡適曾說：「讀古人的書，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聰明到怎樣，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樣。」

造成審辯式思維教育薄弱的第二個原因是長期以來實行的應試教育。應試教育的宗旨是給出標準答案，讓所有人都不再有問題。學者袁振國指出：「中國衡量教育成功的標準是把有問題的學生教育得沒問題，『全都懂了』；而美國衡量教育成功的標準則是把沒問題的學生教育得有問題……」。應試教育不但不培養創新精神，反而在壓抑創新精神，不但不啟蒙，反而在愚民。今天，固守應試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應該感到羞愧，因為應試教育反映了你們在思想上的懶惰、無能和懦弱。你們只會告訴學生要想什麼，而不敢也沒有能力告訴他們怎樣想。

「怎樣想」為什麼重要？保羅和埃德爾（Pauland Elder，2009) 說：「每個人都有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每個人都有偏見，自以為是，而且自欺，這些會成為我們思維上的缺陷，正是這些缺陷導致了歷史上的一個又一個人類的災難。」比思維缺陷更可怕和危險的是沒有意識到自己思維有缺陷。治療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思維缺陷的一劑良藥，就是審辯式思維。布魯克菲爾德(Brookfield, 1991, p. 5）說：「當我們進行審辯式思維時，我們越來越意識到這個世界中的價值觀、行為方式、社會結構和藝術形式的多元化。意識到這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我們會在自己的價值觀，行為舉止和社會生活中存有一份謙卑的意識。我們會看到世界上其他的人，對於自己的觀念、價值和行為有著與我們同樣的確定性，但實際上他們與我們完全相反。」這種「謙卑意識」是理性和自省生活的前提，是避免給個人、社會、民族、國家造成災難的前提。

在當今的中國社會，因缺乏思維能力而導致的惡性事件層出不窮。一個人幼年時在家庭生活中沒有養成人性，在學校里沒有發展思維的能力，這個人成年後就是社會的隱患。因此，審辯式思維不是只屬於領導者的特殊才能，它應是每個公民都必備的素質，它不只是精英教育的內容，更是平民教育的內容。一個存在著砍殺、販賣、奴役孩童的社會，無論有什麼樣的精英，它都不可能在國際社會中抬起頭來。

審辯式思維不僅有助於建設一個理性和文明的社會，而且在學術界可以建立起一個良性互動的辯論環境。通過進行有意義的爭論，論辯雙方才有可能逐漸地接近歷史的真相。這個真相既包括事實真相，也包括歷史事件所產生的真實的意義和影響。謝小慶（2013）指出，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西安事變，皖南事變，十月革命，羅斯福新政，合作化運動，……等等，都需要（運用審辯式思維）重新進行有意義的論證。

審辯式思維一詞由西方引入，但這種提倡思辨的思想方式早在兩千年以前的《中庸》一書中就出現了，而且有著更好的闡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為消除誤譯之流弊，建議將來在中國，把審辯式思維教育改為「五識教育」。「五識」比「審辯式思維」的內涵更豐富，它同時強調思要慎，辨需明，即不輕易地質疑，要先豐富和充實自己，才能有效地進行提問、分辨和質疑。新的「五識教育」不是在獨尊儒術的前提下進行，不是在唯物史觀的前提下進行，新的「五識」是真正的思想無疆界的博學、審問、慎思和明辨。

審辯式思維的理念在西方哲學上有著深廣的歷史淵源，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和實踐也有近百年的歷史。與西方相比，中國的研究只有10幾年的時間。在學校教育中，啟動思維能力的訓練，其意義不亞於進行一次掃盲運動，因為在全球化時代，審辯式思維是一個文明人的生活能力，是一個公民的必備素質，是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人才的基本技能。為了人的自身的解放和自身的發展而施教，把失落了幾千年的審辯式思維能力還給每一個中國人，這是21世紀中國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使命。

參考文獻：

顧明遠著：《中國教育的文化基礎》，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鍾啟泉、金正揚、昊國平：《教育參考：解讀中國教育》，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卡爾·波普爾著，傅季重、紀樹立、周昌忠、蔣弋為譯：《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

謝小慶：創新型人才的關鍵是批判性思維，2014年2月14日《中國科學報》第6版。

謝小慶：審辯式思維能力及其測量，《中國考試》，2014年第3期。

Glaser, Edward Maynard (1941). AnExperi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Ennis, R.H.(1989). CriticalThinking and Subject Specificity: Clarification and Needed Research,Educational Researcher, 18.

Sternberg, R.J. (1986). CriticalThinking: Its nature, measurement, and improvement.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Halpern, D.F. (1998).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for transfer acrossdomains: Dispositions, skills, structure training, and metacognitivemonitor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53(4).

Beyer, B.K. (1987). Practicalstrategies for the teaching of thinking. Boston, MA:Allyn and Bacon, Inc.

Scheffler, (1973). Reason andTeaching.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Paul, R., & Elder, L.(2008). Critical thingking: the nuts andbolts of education. Optometric Education,33(3).

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of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The Delphi Report」 By Dr. Peter A. Facione

Facione, P.A.(2000). The dispositiontoward critical thinking: Its character,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 to criticalthinking skill. Informal Logic, 20(1)

Lipman, M. (1995). Thinking inEdu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Siegel, Harvey (1990). Educating Reason. London: Routledge.

Bailin,S.,Case,R., Coombs, J.R., & Daniels, L.B.(1999). Conceptualizing critical thinking.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31(3).

Kennedy,M.,Fisher (1991). Critical think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needed research. Educational values and cognitiveinstruction: Implications for reform. Hillsdale,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 Associates.

Bruning, R.H.,et.al.，(2004).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nstruction (4^thde.).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earson Pretice Hall.

Mendelman, L.(2007).Critical thinking and reading. Journal ofAdolescent and Adult Literacy, 51(4).

這裡可以找到本號以往推出的文章：

http://blog.163.com/xiexq_1951@126/blog/#m=0&t=1&c=fks_084075083087083066085081086095085080080069081094083071087

或者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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