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雙城記」

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雙城記」　　——從王安憶到張愛玲【 作 者】倪文尖【內容提要】上海/香港「雙城記」、張愛玲與「張派傳人」是近年的熱門話題。如果不將「中國」作為「雙城」問題的「底子」來考量，如果不進入微觀的文本層面討論張愛玲的「影響與焦慮」，一時的熱鬧勢必難以沉積下學術實績。結合二位作家與香港的關係史，本文推斷，在王安憶形成「城市認同」的過程中，張愛玲的啟示性是相當關鍵的環節；在具體比較王安憶《香港的情與愛》和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傾城之戀》「同與不同」的基礎上，本文認為，創作於1993年的《香港的情與愛》藉助對「良心」、「情與愛」的無限信賴與倚靠，合理化了當時的上海對「香港」的無限憧憬，以「香港夢」的形式表達了內在的「上海夢」，顯得輕靈有餘而厚重不足。【 正 文】　　 一　　近年來，城市比較研究方興未艾，像「北京/上海」，有轟動一時的暢銷書《城市季風》廣為流傳；「香港/上海」，有李歐梵「互為鏡像」的「雙城記」這樣的收穫①。在那些城市比較研究里，有關文學的論述佔了相當比重，而且確乎是形成、支撐論點的關鍵部分。同樣地，傳統的作家比較研究也增添了新的路數，越來越看重空間性因素，最典型的像所謂「張派傳人」②，分居於香港、台北、上海等地，要有進一步深入的考量，不同城市所賦有的性格必然成為不可或缺的環節，而城市的歷史變遷和文化定位自然又是重中之重。這意味著，久盛不衰的「作家比較」自覺地置身於城市文化比較的視野里，新興的「城市比較」更好地利用文學性資源，以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動，應該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張派傳人」的譜系裡，王安憶是頗為特別的一位。王德威一方面認為她「也許尚未參透張愛玲就是『不要徹底』的名言」，一方面又肯定她「能突破限制，另譜張派新腔」③。而以我所見，王安憶既是「張派傳人」(如果算的話)中最願談論張愛玲(連帶的，還有蘇青)者之一，同時，又是對張愛玲批評最多的一位。拿王安憶在2000年香港「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為例，這篇題為《世俗的張愛玲》的最新版本，其基本內涵是一以貫之的：世俗的張愛玲「對日常生活，並且是現時日常生活的細節，懷著一股熱切的喜好」，而這「愛好是出於對人生的恐懼，她對世界的看法是虛無的」；張愛玲「只看著鼻於底下的一點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同時，「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觸可摸的俗事中藏身，於是，她的眼界就只能這樣的窄逼」。所以，「張愛玲的人生觀是走在了兩個極端之上，一頭是現時現刻中的具體可感，另一頭則是人生奈何的虛無」。對此，王安憶大不以為然：「在此之間，其實還有著漫長的過程，就是現實的理想與爭取。而張愛玲就如那騎車在菜場臟地上的小孩，『放鬆了扶手，搖擺著，輕倩地掠過』，這一『掠過』，自然是輕鬆的了。當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虛無，便回縮到俗世之中，而終於放過了人生的更寬闊和深厚的蘊含。從俗世的細緻描繪，直接跳入一個蒼茫的結論，到底是簡單了。於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無聊之中」④。　　沒有對張愛玲的潛心研讀，不可能有這樣別有洞天的透徹之論；另一方面，中了理論的毒的人，還是很容易從中聯想到布盧姆「影響的焦慮」⑤一說。記得王安憶的一位同仁講過一段話，大意是：都在說王安憶已經直逼張愛玲，這很讓人想起上海某房產的廣告詞，「直逼徐家匯」，其實，那房產離徐家匯，打車還要好多分鐘呢!這固然風趣得有刻薄之嫌，但還是不能不承認有真義存焉：一個時隔半個世紀的後來人，就是直逼了當年二十齣頭的張愛玲，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想必王安憶是很清楚這層意思的。不過，本文並不急於展開這個意思，也不急於就此作出比較。毋寧說，我們之所以要拿張愛玲、王安憶來對舉討論，是因為我們關心的另一組關鍵詞「上海/香港」起了作用：張愛玲、王安憶都是上海人、上海作家，她們又或多或少和香港有過關聯，特別是，一個在20世紀40年代，一個在90年代，都曾用筆涉獵香港；這樣，應該有可能透過她們的想像，比較其中的異同，來考察上海、香港這兩座城市在五十年里的位移及其「鏡像關係」。當然，有了「香港/上海」的背景語境，也才可能比較好這二位作家。　　空間的位置註定了香港、上海「大器晚成」的宿命。之所以「晚」，是因為在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版圖上，二者都屬於邊緣。縱使江南成了魚米之鄉，多少年裡，上海還是人稱「小蘇州」；縱使嶺南發展出了獨特的區域文化，香港還基本上是塊「化外之地」，以至於「香港」一詞的指涉範圍，是指「香港島」，還是島上的一個具體地方，歷史學家迄今仍有分歧⑥。而之所以終於能「成」「大器」，則是因為時間長河上的那個「1840」，改變了固有的中心/邊緣關係，對於不得不以西方為中心的新世界版圖言，香港的命運、地位開了頭，上海也是。這個「頭」對於中國來說，當然是「斷頭」般的萬劫不復，可對於香港與上海，倒很有些「禍兮，福之所倚」的意思。　　香港、上海所以有所謂「雙城記」可做，照我的理解，這是前提性質的第一點，即，「香港/上海」能夠成「雙」，首先是因為它們同「一」，在同廣大的中國內地的關係上，香港、上海具有驚人的同一性：「被現代化」的「中國」建設「民族國家」的過程，也是香港「割讓」成准殖民地、上海開埠有了「租界」的歷史。這就是說，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裡，「香港+上海」，共同地與內地形成了「此消彼長」的關係。比如，太平天國從廣西起事，一路席捲長江以南大半個中國，這對於清朝中央政府來說，當然是「大禍臨頭」；可對於上海，卻帶來了大量的資金和廉價勞動力，租界也被迫打破了「華洋分居」的格局，所有這些無疑成了上海日後進一步繁華的重要契機；而香港，人口的第一次巨增，也發生在這一時期。事實上，香港人口的每一次大幅增長，都無一例外地是在內地出了大事之後。　　在對「雙城記」有了如此理解的「底子」(張愛玲的習慣用語)以後，我們還應該看到：香港/上海所謂「雙城」，與其說是一「雙」(胞胎)，不如說是一「對」(冤家)，即，這兩座互為「鏡像」的城市，在過去，確乎經常地「此起彼伏」，並非「雙進雙出同進退」，而是「你上我下分前後」。　　鴉片戰爭後，香港割讓了，有研究表明，在很長的時間裡，「大英帝國」對此「戰果」並不心滿意足，他們更加覬覦的，確乎還是上海⑦。與此相關，上海作為開埠通商的「五口」之一，藉助其緊鄰中國最富庶區域、腹地廣大等一系列機緣，能夠迅速地脫穎而出，形成了從器物到制度、從日常生活到精神價值一整套獨立運轉的「上海」，從1843年開始的一個世紀時間裡，其發展勢頭一直不弱於香港，準確而言，還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香港，是到50年代以後，終於突現了「下山」猛虎的本色，依憑其獨特的中介地位和多元文化優勢，厚積薄發，「顯山露水」，成為亞洲一流、舉世矚目的世界大都會，這才使得當年的一個「蕞爾絕島」成了今天意義上的「香港」，易言之，香港的「花樣年華」是在20世紀後半頁，尤其是50至70年代。　　 二　　張愛玲與香港的關係史是大家所熟知的。　　1939年，因為「歐戰」爆發，她以倫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改到香港大學註冊入學，在港大的兩年零三個月期間，「發奮用功了，連得兩個獎學金，畢業之後還有希望被送到英國去」⑧；未曾想，1941年12月8日「港戰」又起，打翻了所有的計劃和努力，張愛玲不得不回上海，開始了她的「賣文」生涯。　　1952年7月，張愛玲第二次赴港，香港對她也不暇款待，重新報讀港大竟然未果，以至不歡而別，終於在1955年8月赴美，走上了她遠離故土的「逃難」歲月；1961年11月張愛玲再到香港，1962年3月又回美國。算起來，整個五六十年代，張愛玲前後居留在香港有三年半時間⑨。　　不難發現，香港這座城市對於張愛玲來說，並不是一塊生活的「福地」。但是，香港對於作家張愛玲而言卻至關重要，特別是那個兩次戰爭夾縫中的「香港」，不僅僅提供了她成為一個作家的機緣(或許還是被迫的)，而且還形成了張愛玲穩定的世界觀、文學觀的基礎。　　張愛玲在港讀書期間，二十來歲，正是求知慾最旺盛的年齡，以張愛玲自小養成的嗜書習性，真不知該讀了多少好書。雖然她本人對此鮮有記述，但一些蛛絲馬跡仍然很給人以想頭。比如，《燼餘錄》里那個歷史教授佛朗士，大約是張愛玲平生受其影響最深、也最得張愛玲敬重的一位老師：「他研究歷史很有獨到的見地。官樣文字被他耍著花腔一念，便顯得非常滑稽，我們從他那裡得到一點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可以在他那裡學到的還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無名目的死」。這是張愛玲筆下難得的情感文字，這樣有敬意地談論一個人，在張愛玲也實屬難得，——可作一比的是那個激賞張愛玲的中學語文老師汪宏聲，張愛玲便從來未贊一詞。為什麼?聯繫《燼餘錄》開篇所寫，「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我沒有寫歷史的志願，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裡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不妨說，張愛玲很明白，從英國人佛朗士那裡接受的那一套「不相干」論，以及討厭所謂「清堅決絕的宇宙觀」的經驗主義、自由主義思考方式，應該是香港給她最多、她也最為看重的東西。　　知識與思想之外，更要命的是，彷彿香港不把這一切灌輸到底、張愛玲不把這一切貫徹到底，就不肯罷休似的，「香港」還要在實際生活中，給張愛玲刻骨銘心的親身體驗。「港戰」的突如其來，的確是應驗了「人生無常」的老話，當然更讓張愛玲不相信「計劃」式思維，「想做什麼，立刻去做，都許來不及了。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還妄談什麼未來?「戰時香港的所見所聞，……對於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戰爭的十八天里，目睹了「我們的自私與空虛」，讓張愛玲認定「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彷彿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而「生在現在，要繼續活下去而且活得稱心，真是難，就像『雙手劈開生死路』那樣的艱難巨大的事，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對於物質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夠多一點明了與愛悅，也是應當的」⑩。　　所以，戰爭所「照亮」的那個張愛玲的「香港」，給了她寫作的諸多題材及靈感，很快地，張愛玲就對香港有所回饋，「寫了一本香港傳奇」。正像已經有人注意到的，非常有意思，張愛玲在創作中近乎自覺地涉及到了香港/上海「雙城」問題：「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11)。不過我以為，對此不能高估，因為《到底是上海人》的廣告色彩頗為明顯，有討好讀者(自然主要是上海人)之嫌，其中的話並不可全信，比如她所列的七篇小說，就不是全部發生在香港的；當然也不可不信，因為當中確有香港/上海「參差的對照」的諸篇。倘使細心地讀起來，著實是頗有興味。如有研究者通過《沉香屑——第一爐香》的分析，指出張愛玲的「上海人觀點」主要體現在三方面：道德口味，異國情調，都市意象(12)，就很有啟發性，讓人禁不住有接著往下說的念頭。　　不過在這之前，我們還是應該看看設定好了的參照系：王安憶及其同香港的關係。　　王安憶的文學寫作是從「雯雯系列」的「自我言說」起步的，這自與張愛玲大不同。1983年，王安憶赴美後轉道香港回國，「知道了世界的面積與各民族的危難，初步為自己的生存與認識建設了一個國際背景。回國之後，經歷了一個苦悶的停筆時期」(13)，而結果人所共知，王安憶終於拿出了「二庄」、「三戀」等自我更新的著名作品。可以肯定，此行對王安憶意義重大，稱之為個人寫作史上的界石都不為過。但很顯然，這第一次的香港見聞，在王安憶的感觸里，是被更為闊大的東西包容掉了的，或許，在那時的王安憶眼裡，香港只是一個和美國可以等量齊觀的異域和「他者」。「香港」，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城市，她特別的風情與文化等獨有的啟示性，還引而未發，香港和上海的關係之類問題，就更不可能進入王安憶的視野了。　　甚至很大程度上，對於王安憶這一代作家來說，「都市感」的獲得、「城市意識」的確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86年，王安憶寫有《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文字與思路里似乎很有些苗頭了，可到了1990年的《城市無故事》一文，那一番「城市無故事，……我們再沒有一樁完整的事情可供饒舌講述，我們看不到完整的故事在我們平淡的時候中戲劇性演出」(14)，就又重複了傳統中國作家慣以農業文明的視野來觀察城市、理解「故事性」的老調子。　　如此說來，1995年，王安憶推出了備受矚目的《長恨歌》，能以一個「上海小姐」一生的情愛故事，寫盡「上海」在20世紀後半葉的滄桑傳奇，似乎很有些不可思議。其實，如果考慮到有一位40年代的上海作家張愛玲在80年代中「浮出歷史地表」，並且越來越熱得不可收拾，我們就不難找出一個理解的角度：「張愛玲熱」逐步深入地喚醒了王安憶的都市感覺與「城市認同」。因而，看到王安憶的口中終於說出了「我生活在上海，我對這個城市的歷史、文化包括語言、上海人的世界觀等一直都是潛心關注的「這樣一席話時，我既感到慶幸，又會心一笑：是張愛玲潤物無聲、潛移默化了，是張愛玲給了王安憶對話、批評、反省的機會以至寫作的諸多靈感，包括王安憶與香港的關係，在我主觀地看來，主要地，就不在於王安憶後來又去了香港多少次，獲得了怎樣的觀感，而是「藝術高於生活」，是張愛玲的「香港」讓王安憶感覺更真切，使王安憶覺得香港更相關、更貼己。　　 三　　關於這一點，我最有力的證據便是，王安憶1993年創作的小說《香港的情與愛》。　　請看作家的「創作談」：　　香港的繁榮坐落在海之涯天之角。一百年的情節以地老天荒為背景。……香港的人帶著過客的表情，他們辦完自己的事情隨時準備拔腿而走。香港……似乎永遠是一個特殊的時期，沒有日常的生活。　　香港是一個特殊，是一個戲劇性的舞台。歷史在每一個階段都要選擇這樣的舞台，好供它集中、典型地展開劇情。在這舞台上的人生將是怎麼樣的人生呢?這是非同尋常的人生，布滿奇蹟，出奇制勝，它叫人充滿懸想，它是提煉過的人生，將平淡人生中均分在朝朝暮暮里的細節凝結起來，它將人和人的相逢提煉為邂逅，它將細水長流的男女之情提煉為一夜歡愛，它將一日三餐提煉為盛宴。什麼都是濃縮的，緊湊的，多快好省的。……　　「香港」的人生雖是奇情異事的人生，卻也是合乎邏輯的人生，並非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它也是按部就班，合情合理，容不得半點胡來，半點胡來就要中途作廢的。但它卻是更加凝鍊，恰因為這凝鍊，人生的要旨便更為突出，簡約而易見，幾乎是裸露著的了。香港的情節是不需要伏筆的，它是直入主題，開門見山。它不是虛與委蛇，它見風就是雨。這是香港人生「奇」中的「真」。　　……　　香港使我們弄不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它對於我來說，其實並非是香港，而是一個象徵，這名字也有一種象徵含義，一百年的歷史像個傳奇，地處所在也像個傳奇。「港」這地方是將我們送出去又迎回來的地方，更是個傳奇。我是要寫一個用香港命名的傳奇，這傳奇不是那傳奇，它提煉於我們最普通的人生，將我們普通人生中的細節凝聚成一個傳奇。(15)　　第一，王安憶說得很清楚，香港「對於我來說，其實並非是香港，而是一個象徵」，對此，已有研究甚至從話語風格上試圖給出解釋：這種「香港是……，香港是……」的「界定式」句子在《香港的情與愛》小說本文里俯拾即是、貫穿始終，看起來是給「香港」下定義，而且「語氣確切」，毋庸置疑，但仔細讀來「卻沒有對香港具體的城市景觀作出描寫」，這樣，既避免了外來敘述者要對城市具象寫實的難題，又「通過定義之間的不斷相悖」，顯示了在王安憶看來，「『香港』是觀念和詮釋的結果」(16)。可以作為補充的是，這種界定句式在「是」的兩端有一種能指和所指的關係，它似乎是為了定義的，但是，當這一個能指「香港」在同一本文里會同時有太多不同的定義時，確立定義也就變成了消解定義。比起香港人來，王安憶詮釋、想像的「香港」，自然「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第二點更重要，這裡的語言是王安憶的，思想也是王安憶的；而我相信，倘使誰讀張愛玲讀得很熟，還是不難從裡面看出張愛玲的許多影子：也許，那「一番滋味」還是「張派」一路傳下來的吧，特別是關於「傳奇」的一套曲里拐彎的說法——評論家孟悅曾經花了很大氣力才解析出，張愛玲對於「傳奇」一詞有非常個人化的理解，在道破其中不同凡響的「吃緊處」時，更是煞費苦心(17)。真是不由得我們不驚嘆，在此，身為作家的王安憶已經獨立地消化了、接受了，很徹底，甚至比張愛玲本人還要徹底。　　何以見得?我們已經說過，上海作為一個大都會，在20世紀上半葉，整體上是優勝於香港的。因此那年月，上海人有那麼些俯視香港，這就包括了道德上，上海人以文明人自居，以有道德者自居，所以張愛玲會讓《沉香屑——第一爐香》里的葛薇龍，一旦自覺有墮落下去的危險，便立刻想還是回上海的好。自然，是否真的能回，是否一定要回，張愛玲好像猶疑得狠。對張愛玲來說，香港全盤「東方主義」式地成為一個荒誕、精巧、滑稽的殖民地，誠然太令人失望，但通商口岸的上海，是否因為既帶有西方氣息、又依然很傳統，而得到首肯呢?也未必(18)。上海，新舊雜陳，壞的一方面的結果就是，「上海」比起「香港」來還更可能有傳統的壓抑，像《傾城之戀》里，上海的白公館顯見得是「老中國」的象徵，而小說主人公白流蘇只有逃離上海、特別是「老中國」，才可能展開她自己的故事，也才可能經歷奇遇，有改變自己命運的可能——當然了，改變了先前的生命軌跡，決不等於就告別了「不幸」的宿命，王安憶概括得好，「人生終是一場不幸」，這才是張愛玲的根柢。同時，在小說中，范柳原對流蘇還說：「在上海第一次遇見你，我想著，離開了你家裡那些人，你也許會自然一點。好容易盼著你到了香港，……現在，我又想把你帶到馬來亞，到原始人的森林裡去」，似乎又意味著，原始森林最自然，而香港的工商業不如上海，現代化程度不如上海，這樣，來自「現代」一方面的束縛也會比上海少許多，比較起來，還更加有可能讓人「自然」一些、「原始」一些。總而言之，張愛玲關於「香港/上海」究竟怎麼看，難以說盡，多說也無益，因為張愛玲本人並不急於給出簡單的結論。在香港與上海之間，張愛玲是不會放棄她一 貫不肯「清堅決絕」的態度的，即便「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 慢」，「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19)，如此這般的比較，出現在張愛玲的散文中還不止 一次。　　確實，正像張愛玲對上海人說「好人愛聽壞人的故事」時，是半開玩笑半當真的一樣，張愛玲所津津樂道的，是「我們不甚徹底的道德觀念」(20)，張愛玲不會為了道德的緣故就讓葛薇龍在《沉香屑——第一爐香》里回上海，也不會因為不道德就不讓白流蘇在《傾城之戀》里第二次去香港，毋寧說，是張愛玲的「傳奇」觀讓葛薇龍、白流蘇等「參差的對照」的人物在其文本里來來去去。易言之，正如孟悅指出的那樣，正是在流蘇和薇龍的上海/香港間的行為的、心理的穿梭之中，張愛玲不斷地調試著「奇」與「不奇」的界限，「流蘇和薇龍都過於熟悉沉悶的傳統生活方式，都把香港這個摩登、蕪雜而『洋氣』的世界視為一個『奇』域」，「但與此同時，這個只有在傳統上海的普通人眼中才成為『奇』的世界自己也同樣需要『傳奇』，需要另一種『奇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流蘇和薇龍來到香港並不是張愛玲傳奇故事的結束，而是其開始」，事實上，「為了掙脫壓抑和束縛，改變生活現狀而走入『奇幻』世界，又在大奇幻和大劫難後『走向平實的生活』，在非非之想後變成『平凡的夫妻』，這是張愛玲故事中最完滿的傳奇情節」。——當然，即便傳奇「完滿」如《傾城之戀》，張愛玲巨大的整體性反諷依然存焉，誰也不會忘了《傾城之戀》小說里首尾呼應的「胡琴咿咿啞啞」的蒼涼調門，「到處都是傳奇，不見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可是多麼沉重的聲音!大約就在這一特定意義上，我們說，王安憶對「傳奇」的理解，甚至比張愛玲本人還徹底。這裡所謂的「徹底」很可能是個太容易引起誤會的表述，它只是針對張愛玲一貫的「不甚徹底」和不願意徹底而言；假如你以為張愛玲本人有關「傳奇」的全部見解才是「徹底」的話，那麼，只是在「這傳奇不是那傳奇，它提煉於我們最普通的人生，將我們普通人生中的細節凝聚成一個傳奇」、「傳奇」是「奇情異事」與「合乎邏輯」的圓滿結合等想法上，王安憶是要比張愛玲更喜歡來個徹底的。　　 四　　《香港的情與愛》，如題所示，是一個發生在香港的愛情故事，似乎也可以解為：關於「香港」的愛情故事——此中分別不小，容後再述。如果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寫「一個極普通的上海女孩子」葛薇龍在香港越「賭」越輸、最後落得替別人「忙人」又「忙財」而自己「人財兩空」的故事，那麼，《香港的情和愛》寫的是一個「作為上海人是不夠典型的」少婦逢佳在香港「賭」而未輸、甚至與對手「雙贏」的故事。　　新移民逢佳到香港的時候，已經三十多歲，還是不甘心在香港安家落戶。慶幸的是「香港是一個大邂逅，是一個奇蹟性的大相遇」，能夠使她有機會與五十多歲的美國華僑老魏相遇。逢佳希望老魏幫忙擔保到美國去，老魏則從逢佳這裡發現了自己人生「最後一道風景」的可能，因此，二人開始了一段相互利用、交易性質明顯的生活。老魏「曉得逢佳正在用圈套套他，他也將計就計，還省去了他去套她」，「一切都是乾淨利索，是一筆交易。老魏並不是不接受交易，他很清楚，倘若不為了交易，他們倆是不會走到一起來的，但是他要這買賣談得長久一些，拖泥帶水一些，討價還價的回合多一些，稍稍波瀾迭起那麼一些」——僅此而已；可是未曾想，經過兩年的相處，二人「化腐朽為神奇」，無中生有地發展出了一種相濡以沫、刻骨銘心的情與愛，「雖然是萍水相逢，雖然是各有所圖，可總也是人生際遇的一種吧，到底是值得珍惜的」，「即便是這樣的一種關係，也經不住朝夕相處，就是磨也磨出點真心了。他們彼此都有真心善待之意，這善待之意在效果上甚至超出了愛情」。最終，在各自給對方留下了揮之難去的生命印痕之後，雙雙充滿善意地依依惜別、離開香港。在王安憶筆下，彷彿來自張愛玲小說的一身「俗骨」的逢佳，因為「憑良心」、「用情真」，是世俗的；卻更是脫俗的，大俗大雅、大智若愚，大德無形。好人好報，逢佳，就像她的名字那樣，「逢凶」足以「化吉」，「逢佳」則錦上添花、氣運愈佳。尤其是那個老魏，深諳人生，通情達理，善解人意，連「用」逢佳時都小心翼翼，根本就不是什麼花錢養「小蜜」、仗勢來壓人的「施暴者」，而簡直成了女性從物質到精神的全方位的「救世主」。　　《香港的情與愛》受《傾城之戀》的影響就更明顯：人物設置上，《傾城之戀》，一「白」(流蘇)一「黑」(薩黑荑妮)，「黑白」分明，「白」是傳統內秀，「黑」是風流張揚；《香港的情與愛》，逢佳與凱弟，逢佳是充實飽滿、變假為真，凱弟則虛幻迷離、化實為虛。再比如，華僑范柳原遊走于海內外，老魏也是舊金山唐人街出身。情節安排上，男女主人公從互相利用到實心相待、從情感遊戲到幾乎相依為命……格外有意味的是，二者之間的差別：在《傾城之戀》里，「情」是可能的，容易的，君不見流蘇、柳原互有好感，情感一不留神，幾次要呼之欲出；難得的是婚姻，是平實、安穩的生活。《香港的情與愛》中，「夫妻」不過是那麼一回事，想想逢佳自己的婚姻，再想想逢佳父母的婚姻；而「情義」難得、真愛無價。在《傾城之戀》里，「大變」(「港戰」)突如其來，在《香港的情與愛》中，「1997」也是給定的、預知的。所以，雖然「交易」在「香港」「城」里是一樣的，但結果並不一樣，《傾城之戀》看起來是讓兩性結合在一起，卻離心離德；《香港的情與愛》中兩性「勞燕分飛」，反倒可能是情愛永駐。特別是敘述者的態度大不一樣，如前所述，在張愛玲那兒，還有一些反諷，特別是那個背景上的「大悲」(21)襯底，而王安憶對小說人物，就不僅僅是同情，而幾乎是要徹底認同了。　　《香港的情與愛》和《傾城之戀》，「同與不同」，意味深長，一言難盡，更難一錘定音。正如王安憶對張愛玲的批評別有洞見，王安憶在《香港的情與愛》里對「良心」(22)和「情義」的極度信賴和推崇，同樣可能自有盲區。　　當然，從「文學反映論」來說，這個世界上(或者就在香港吧)是可能存在著以「逢佳」、「老魏」為抽象典型的那一類好男好女的；在邏輯上，他和她相遇的概率也還是有的，雖然那些將《香港的情與愛》讀得眼淚汪汪的的「善男信女」們，如果要在現實生活里也將小說信以為真的話，那麼，他們基本上免不了「望穿秋水」的宿命。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既然王安憶作《長恨歌》是借一個女性的一生書寫一個城市的滄桑；那麼，《香港的情與愛》是不會滿足於一部精彩的言情小說的，「香港的情與愛」便不能夠僅僅解讀為發生在香港的「情與愛」，而倒主要是，「香港」的情與愛，這也就是王安憶一再強調的，香港「是一個象徵」；尤其是緊接著的香港「這名字也有一種象徵含義，一百年的歷史像個傳奇，地處所在也像個傳奇」這種確乎很微言大義的話，是不能不令人多想起一些什麼來的。概括地講，王安憶在小說里近乎無限地倚靠「良心」以及「情與愛」，是要使她對「香港」的無限憧憬合理化、合法化。而我們知道，在張愛玲看來，良心常常是「不甚可靠的」，把事情寄托在人的良心上，往往會使表面的喜劇在實質上成為「更深一層的悲劇」。所以，如果張愛玲的認知不無道理的話，那麼，《香港的情與愛》的支柱是脆弱的；一般說來，張愛玲對於良心的看法，王安憶不可能不心明如鏡；這意味著，要麼王安憶不認同張愛玲，要麼，是王安憶太急於表達她自己了。　　小說最後寫道，老魏送走了逢佳，自己坐在離開香港的飛機上，「老魏的臉一直對著窗外，好像不在聽，但當他(同行的一個乘客，引者注)講到沒有人熱愛香港的時候，老魏卻回過頭來，說：有一個愛香港的，那就是我，我愛香港。說罷，他竟然難以自禁，熱淚盈眶了」。這裡，作家自己的聲音幾乎已經呼之欲出，使我們不妨斷定：王安憶——原諒我放棄了「敘述者」這個中介——在《香港的情與愛》里，對香港，是深愛著的。　　我注意到，《香港的情與愛》的寫作時間是1993年。這固然很可能是偶然，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使得1990年作為繼續「改革開放」象徵性舉動的「開發開放浦東」進一步落到了實處，上海，像大夢初醒的巨人，又像脫韁的駿馬，動起來了，活起來了。那時節，「上海」輝煌的過去及其與香港的歷史關聯，像是頓時被意識到的「時代精神」，成了在上海的很多表達的一時之選。就此而論，將《香港的情與愛》視如當時「上海」的基本情緒的一種表達，倒也十分貼切。而且，既然在王安憶看來「香港總是 提供機緣，它自己就是個大機緣」，那麼是否可以說，在《香港的情與愛》里，「香港 」為王安憶提供了一大機緣，「香港」也是王安憶的機緣甚至工具——為的是表達「上 海」的焦慮、渴望和想像性的滿足?　　話既然已經說到這裡，那所剩無幾的，就不吐不快了：我之所以更願意理解、接受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就是因為傾心於小說首尾那縈繞不去的蒼涼感，那「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正話?反語?反諷?……)，就是因為張愛玲在關註上海/香港的「雙城」「鏡像」關係時，有意無意地拎出了本文強調在先的那樣一個「底子」，一個有關「中國」的底子——很可能，張愛玲也只是被迫的、無意識的。而我讀罷《香港的情與愛》，雖也有惘然若失的情感波動，但總還是嫌它過於輕靈而美妙了，嫌它以「香港夢」的形式表達了內在的「上海夢」。在「做夢」的時候，作為「底子」需要考量的「中國」，還能夠在哪裡呢?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注釋：　　①參見李歐梵著《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毛尖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內地即將有北京大學版面世。　　②參見王德威著《想像中國的方法》，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　　③見王德威著《想像中國的方法》第255頁。　　④2000年11月7日《文匯報》。　　⑤所謂「影響的焦慮」的要義之一是，後起的作家受前代的作家影響越大，擺脫這種影響的慾望、創新的慾望就越強。詳見布盧姆著《影響的焦慮》(徐文博譯)，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版。　　⑥⑦分別見王宏志著《歷史的沉重》第134頁、第103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⑧⑩《我看蘇青》，收入來鳳儀編《張愛玲散文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⑨羅卡著《張愛玲 電影 香港》，收入黃德偉編著《閱讀張愛玲》，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出版，1998年版。《到底是上海人》，收入《張愛玲散文全編》。　　(11)《到底是上海人》，收入《張愛玲散文全編》。　　(12)見許子東著《一個故事的三種講法》，收入王曉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13)見《本命年述》，收入王安憶著《獨語》，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14)見王安憶著《漂泊的語言》第431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15)見《「香港」是一個象徵》，見王安憶著《獨語》。　　(16)見黃念欣著《王安憶筆下的香港與黃碧雲筆下的上海》，「世紀中國」網站查閱，該網站的網址是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index.htm　　(17)見孟悅著《中國文學現代性與張愛玲》，在我看來，這是一篇張愛玲研究的重要論文，可惜受重視程度不夠。張愛玲研究的低層次重複，令人堪憂。該文已收入王曉明主編的《批評空間的開創》，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8)參見李歐梵著《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有心的讀者可以注意到，本文對相關論述有所引用，也有所商榷。　　(19)見《燼餘錄》，收入《張愛玲散文全編》。　　(20)見《公寓生活記趣》，收入《張愛玲散文全編》。　　(21)參見《大悲》，收入韓毓海著《從「紅玫瑰」到「紅旗」》，也可參見筆者的《張愛玲的背後》，收入倪文尖著《慾望的辯證法》，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版。　　(22)關於「良心」，張愛玲曾有如下表述，「悲劇變為喜劇，關鍵全在一個闊小姐的不甚可靠的良心——《漁家女》因而成為更深一層的悲劇了」，正可以與王安憶形成「互文」關係。見《銀宮就學記》，收入《張愛玲散文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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