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新加坡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今天的新加坡是一個富裕、乾淨、守法的島國，它在經濟發展、環境保護、交通秩序、城市規劃、法治教育等方面，足以成為亞洲國家的典範。更令人好奇的是，新加坡的主要人口是華人，佔75％，無可避免地與中國在歷史、文化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要深度地了解今天的新加坡，我們無可避免地要好好地看待過去。　　新加坡共和國誕生於1965年，今年剛好屆四十周年。新加坡的發展史，大致上由1819年英國人萊佛士在此處開埠開始，因地緣政治使然，糾葛了複雜的民族、文化、現實政治的情結，使得當政者每採取一項政策，都要保持謹慎的態度。　　新加坡最早稱為淡馬（Temasek）或獅子城（Singapura）。大約十二、三世紀這裡已有居民，主要是馬來族的漁民，後來蘇門答臘的王子烏他馬在此建立了新加坡王國，一共傳了五代。由於地處馬六甲海峽的入口，為東西往來的必經之地，吸引了許多阿拉伯、印度和中國的商人，福建商人汪大淵在他的遊記里就描述過新加坡的情形。到了13世紀末，爪哇島的滿者伯夷王國派兵攻打新加坡，滅掉了新加坡王國。戰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接著，北邊強大的暹羅王國（今泰國）亦曾一度佔領新加坡，但因路途遙遠，未積極經營。隨後馬六甲王國崛起，然後是廖內柔佛王國，此時西方勢力東來，葡萄牙人、荷蘭人在此海域戰事頻仍，新加坡缺乏安定發展的環境。　　1815年歐洲拿破崙戰爭結束後，英國勢力壯大，大有超越荷蘭成為海外殖民帝國之勢。此時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有馬來半島檳城和蘇門答臘的明古連。1817年東印度公司派萊佛士出任明古連的副總督，但因位置偏遠，招商不利，於是萊佛士另覓其它地理位置更佳的通商口岸，他選中了新加坡。當時新加坡是由廖內柔佛王國的地方官「天猛公」管轄，不久，萊佛士與「天猛公」和廖內柔佛蘇丹簽約，租用新加坡為英國人的貿易站。1842年英國與荷蘭簽約，英國人退出明古連，荷蘭人則退出馬來半島，雙方清楚劃分了彼此的勢力範圍，隨後蘇丹又與萊佛士簽約，完全出讓新加坡主權，從此新加坡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並迅速發展成自由貿易港。1826年，東印度公司把馬來半島的馬六甲、檳城和新加坡合組成「海峽殖民地」，統一了三地的行政、經濟和管理的機制。如今在新加坡皇后坊豎立著一座萊佛士的銅像，就是為了紀念萊佛士開埠的功績。在他的治理之下，新加坡成為日益繁榮的商港，尤其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進入衰弱動亂時期，大批閩、粵移民到海外謀生，1860年左右，華人已超越馬來人和印度人，成為新加坡的主要人口。有些人是來經商的，更多的是以契約勞工的形式被販賣到新加坡從事危險的勞務，工作和生活情況均十分悲慘。　　20世紀上半期的新加坡，在英人的統治之下，無論政府的組織、法律和秩序，都逐漸趨於完善，社會服務也逐漸進步。儘管如此，來自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運動浪潮，仍不斷衝擊著這座島嶼。而日本力量的崛起，造成這一地區國際對立的加劇，這一情勢，對新加坡既構成威脅，同時也帶來機遇，成為現代新加坡求存發展的開端。1907年汪精衛等人在新加坡成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不久汪在檳城認識陳璧君，兩人陷入戀情。事實上，孫中山等人亦長年奔走於新加坡、檳城、吉隆坡之間，在閩粵鄉親之間號召革命。海外華人長期寄人籬下，莫不希望祖國強盛壯大，因此他們多積極支持中國的革命事業。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建立了中華民國，正在海外的孫中山搭乘輪船返國，途中在新加坡登陸，這是本地華人同感激動的歷史性時刻。然而，民國初肇百廢待舉之際，旋又陷入軍閥混戰，列強對中國的巧取豪奪未曾片刻停歇。一戰結束後，日本建立東亞霸權，同時與英國在製成品輸出上形成強勢競爭。有鑒日本軍力的迅速擴張，英國耗資三千萬英鎊，花了十年時間，在新加坡興建了強固的軍港。同一時期，蘇聯革命所帶動的社會主義思潮透過中國也傳到新加坡，一開始時國民黨的左翼分子組織和控制各行業，發起一連串的罷工事件。1928年，新加坡左翼人士組織了南洋共產黨，英國殖民當局立刻加以鎮壓，將主要領導人逮捕或驅逐出境。1930年，左翼人士重整旗鼓，再組織馬來亞共產黨，但因在殖民政府嚴密的監視之下難以活動，待到西安事變後，國共再度合作，馬共才又公開參與了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抗日活動。

19世紀，新加坡橡膠園的華工。

1906年，同盟會成立新加坡分會，中為汪精衛。

1950年代，市政大廳前的草坪。

1960年代，街邊賣榴槤的小販。

馬來家庭過哈芝節，兒童向父母親拜年。1937年7月7日，中日全面戰爭爆發，新加坡立刻成為中國海外最大的後援基地，在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的領導之下，許多抗日救亡團體風起雲湧，各階層華人熱烈響應，洋溢著支持祖國抗戰的高度熱情。據國民政府的統計，自1937至1941年，來自新加坡的捐款約佔中國軍費的三分之一。然而華人無私的奉獻也遭致日軍的忌恨，展開殘酷的報復。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同時進攻美英在亞洲的殖民地香港、馬來半島等地，英國殖民當局狼狽不堪。1942年２月７日，日軍登陸新加坡，一周後，近13萬英澳軍隊向3萬日軍投降。2月28日，日本宣布改新加坡為昭南島。　　日軍進攻新加坡時，華人組織義勇軍積極作戰，日本佔領軍司令山下奉文下令，所有華人，除了老人、小孩、婦女之外，每人準備三天糧食在指定地點集中，由日軍問話檢查，凡被認為有抗日嫌疑者，便用卡車送到郊外或海邊加以殺害。這項行動稱為「大檢證」，估計有約五萬華人遭到殺害。這件事成為今天新加坡教育下一代有關保家衛國的重點歷史教育。少年李光耀也被日軍士兵摑過一個耳光，送上卡車準備連同其他年輕人拖到海邊處決，他見勢不妙，以回去拿衣物為由逃脫。這影響到李光耀日後對日本的態度。今日新加坡市中心的「蒙難人民紀念碑」，就是為了紀念那些遭到日軍殺害的人士而建的。此外，值得一提的，1943年5月，中、英政府合組「一三六部隊」，反攻新、馬，新加坡籍的林謀盛組織華人打游擊，遭間細密報，被日軍逮捕施以酷刑，死在牢里。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視有關林謀盛奮勇抗敵的歷史教育，將其視為新加坡的民族英雄。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一些對殺害新加坡人負有責任的日軍將領遭到審判並處以絞刑。儘管英國殖民政府回到新加坡，但經過戰火洗禮並且見識英軍狼狽落敗的新加坡人民，政治上卻充分覺醒了，他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接受英國殖民統治了。新加坡要往哪裡去？過去華人大部只以華僑身份住在當地，只對中國的政治關心，如今要將重點置於新加坡本身的命運與自我認同，無論就血緣、文化和現實政治，無疑是一掙扎摸索的過程。至於馬來民族，問題似乎稍為單純。問題出在新的獨立國家疆界如何劃分，不同的馬來政治集團是否都能同意這種劃分方式。另一方面，戰後的大英帝國也知道殖民主義勢將走入歷史，強行阻擋各殖民地的獨立呼聲，最後只會弄得灰頭土臉，英國必須根據本身的利益主動處理殖民地的後續問題。1945年10月，英國將馬來半島上的馬來聯邦四州、馬來屬邦五州、加上海峽殖民地的檳城和馬六甲，共計十一州組成馬來亞聯邦，新加坡由於地位特殊被劃為直屬殖民地，如此新加坡便脫離了馬來亞。同一時期，戰後共產革命如火如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迅速崛起，隨著抗日活動壯大的馬來亞共產黨戰後也取得合法地位，他們主張以武裝鬥爭的方式建立社會主義的馬來亞國家，馬共核心成員多為華校的畢業生，其思想、組織、鬥爭策略受中共的影響，新加坡許多華校生和華人工會都是馬共的支持者，馬共的聲勢一日千里。1948年英國政府宣布新、馬進入緊急狀況，同時頒布緊急法令，大肆逮捕馬共黨人和左翼工會、學生領袖，馬共只得進入森林打游擊。　　新中國成立之後，大批的南洋青年男女滿腔熱血回到祖國參與建設，不過「文革」結束後，他們中許多人又申請離開大陸，由於回不了原僑居地，他們便住在香港，為了延續中文的高等教育，他們將後代送到台灣念大學。由於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估計有近十萬南洋華人的兒女，小學在大陸念書，中學在香港，大學在台灣就讀，此為後話。　　李光耀屬於世居新加坡的華人，家境良好，受的是英式教育，戰後到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成績優異，50年代初回到新加坡，替工會擔任法律顧問。1954年，李光耀、拉惹與代表左翼華人勢力的林清祥合組人民行動黨，以英國工黨政治路線為藍本，標舉的是非共的社會民主主義。1955年他們在立法會選舉中獲得三席。此時，馬、新獨立的呼聲日益高漲，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終獲獨立。不過此時，馬共黨人滲透進工會和華校生中，煽動罷工罷課，擔任新加坡首席部長的林有福展開大逮捕行動，將親共勢力暫時鎮壓下去，軍警的行動造成民眾普遍的反感，人民行動黨藉以發展了雄厚的基層勢力。1959年，英國政府判斷左翼勢力已被鎮壓下去，因此同意新加坡成立自治邦。這年5月，新加坡自治邦舉行第一次立法會大選，人民行動黨在51席中囊括了43席，大獲全勝；6月3日，35歲的李光耀組織成立第一屆自治政府，林清祥等左翼人士亦獲得釋放。1961年，馬來亞聯合邦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提出把新加坡、汶萊、沙撈越、北婆羅洲等地，合併組成一個新國家馬來西亞，李光耀旋即積極響應，他飛到吉隆坡與東姑拉曼商談，同意加入馬來西亞之後，新加坡將把外交、國防和內部治安權力交給馬來西亞中央政府，同時保留勞工與教育的地方自主權。不過人民行動黨內的左翼勢力強烈反對，脫離人民行動黨，另組社會主義陣線，展開左翼群眾運動。1963年，新加坡進行了又一次大逮捕，林清祥等社陣領袖相繼入獄。許多左翼人士在新加坡待不下去，只好輾轉前往馬共設於泰馬邊界的基地，其中包括曾與李光耀密會的馬共駐新加坡全權代表方壯璧。對於新加坡當局大肆逮捕左翼人士的策略，80年代人民行動黨元老吳慶瑞在澳洲政治學會演說時說：「秘密警察的目的不在捕獲共黨的地下組織，因為如果沒有嚴格極權控制，這是不容易做到的。秘密警察的任務主要是滲透到共黨的外圍組織群眾，由於這些組織的會員和領導人性質是公開的。秘密警察的第一個任務是找出這個組織的主要領導人，評估他們的性格與能力，了解他們的意圖與計劃；第二個任務便是要在重要的情況下動用『內部安全法』將上述領導人逮捕，而逮捕行動發生時，必須要用群眾所能接受的字眼進行宣傳解釋。還有一點更重要，秘密警察只逮捕那些真正的組織和領導人物，其餘百分之九十九的追隨者是不值得拘留的，將他們扣留，只會造成他們家屬的不滿。」「秘密警察必須維持最高的專業水平，應該有一個專業律師組成的檢討委員會，檢查秘密警察的行為，這種檢查應該是貨真價實的，而不是馬虎從事的，因為如果濫用扣留的權力，對共黨的成長反而有利，這會造成人民對政府的普遍憎惡，而成為共黨革命的燃料。此外，在對付共黨分子時也必須適當處理共黨所利用的社會不平現象，同時對非共分子所表現出的不滿及一切合法的歧見，與共黨分子所操縱的政治運動必須有清楚的分野，准許合法的不滿在法律範圍內享有最大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之下，只有利用最高效能和專業的秘密警察，當政者才能正確地、有信心地做出分野。」

1955年，傳統華人過新年的團圓飯，代表著家庭團結。

1959年，試穿新裝新鞋的華人年輕婦女。

1959年，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大獲全勝，該黨秘書長李光耀自己開車前往市政大廳，途中受到記者包圍。

1959年，李光耀擔任總理之後親自示範打掃居住環境，宣傳公共衛生。吳慶瑞的這段證詞，反映出能連續擊敗不同敵人的勝利者，必然不是泛泛之輩。1963年8月31日，新加坡終於與馬來亞聯合邦、沙撈越、沙巴合併成為馬來西亞。然而接下來的一連串災難卻是始料未及的。首先，蘇加諾總統領導下的印度尼西亞反對馬來西亞，認為根據西方殖民屬地所劃分的馬來亞不過是殖民者延續其佔領陰謀的把戲，因此派出突擊隊在馬新各地製造爆炸事件，印、馬對抗在西方力量的介入以及蘇加諾政府被推翻後始告一段落。1964年，人民行動党參加馬來西亞的全國選舉，遭致巫統激進分子的不滿，同年新加坡發生兩次種族暴動事件，馬來西亞遂宣布在新加坡戒嚴。人民行動黨懷疑種族暴動是由巫統激進分子刻意挑起，目的在於製造中央政府控制新加坡的口實，雙方關係更陷惡劣。為了避免一發不可收拾的流血事件，東姑拉曼在與李光耀幾次會商中明確要求新加坡立即退出馬來西亞，否則他將被迫逮捕李光耀。1965年8月9日，終於分為以馬來人為主要人口的馬來西亞和以華人為主要人口的新加坡兩個國家。　　獨立後的新加坡開始艱辛的建設工作，人民行動黨政府在國防、教育、城市發展上皆展現了高度的效率，新加坡的市容煥然一新。政治上，人民行動黨獲得更多的基層支持；相反地，由於受到越共「春節攻勢」的鼓舞以及中國大陸「文革」的影響，1968年「社陣」年輕領袖謝太寶選擇退出國會，失去最重要的政治舞台，從此一蹶不振，留下來的國會空間則由人民行動黨填補。此後十餘年，全球資本和技術大轉移，新加坡抓住時機加快發展腳步，與香港、台灣和韓國並稱「亞洲四小龍」。人民行動黨一枝獨秀，囊括所有國會席次，1980年得票率達到75．5％的歷史記錄。然而進入80年代以後，新加坡也面臨了新的挑戰，首先是確立新加坡文化的自我認同，再者是政治領導階層的自我更新。最早，為了阻止共產主義思想以及大中華意識的擴張，人民行動黨有意識地進行語文教育的改造，即削弱自英殖民政府時代由華人社會自發性地建立起來的華文教育體系，強調英語為各族的優先教育語言，並以此取得新加坡與世界先進國家的競爭力。　　整個母語改造到了80年代中期獲巨大的成功，這是第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在無異族統治的情況下，自覺地改造了本身的母語文化；儘管如此，到了80年代末期，問題又轉回受英文教育者身上，新型的政治反對者是受英文教育的專業人士與學生，他們吸收了西方多黨政治與新聞自由的觀念，對新加坡政府做出各種指責。1987年李光耀在國慶演說中對此作出反擊，批評新加坡社會有淪為「偽西方社會」之虞，個人主義盛行，傳統東方美德正迅速消失。他說：「我的結論是，每一個人必須有一價值觀來指導他的生活。一個社會亦需要一套價值觀……華人必須保持其核心價值。這很重要，生存的素質，生存的技能，使中華文化保持一體性……」新加坡政府又重新強調華人學習華語的重要性，政府部門開始使用中文公文，並且推動中文和英文同為第一語文的教育體系。鼓勵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各自發展本身的傳統語文文化，並以他們自己的民族根源為榮。　　70年代末期，李光耀即有意識地培養新一代的接班人，親自擇才，強調人品與獻身精神。同時又運用本身的影響力勸退第一代的戰友，由於第一代人民行動黨領導人出道時不過三十多歲，此時也不過五十多歲，卻要被迫走下政治舞台，多少產生抵觸情緒。當年共同打天下的「行動黨四大金剛」李光耀、拉惹勒南、杜進才、王邦文，後兩者下台後對李光耀有諸多公開批評。另外，前總統蒂凡那與李公開對罵，最後流亡海外，其過程令人瞠目結舌。儘管新一代接班安排就緒，但1988年大選之前又爆發了一次事件，李光耀在國慶演說中直言，陳慶炎才是他心目中第一順位的接班人，吳作棟只是「第二順位」，批評吳作棟「試圖討好太多人」。李的談話等於在政壇上丟下一顆炸彈，新加坡坊間盛傳李光耀有意撤換吳作棟，提前讓李顯龍接班。然而吳作棟響應得宜，他用溫和的方式為自己辯護，聲稱將建立「協商式的政治」。　　1990年吳作棟終於順利接班，當上總理。平心而論，李光耀能在其政治的高峰時刻，以65歲之齡交出最高權力，其胸襟令人感佩，以他所崇尚的儒家思想來衡量，這似乎代表了最高境界的「禪讓政治」。吳作棟擔任總理之後，開始尋求自己的政績，標榜建立一個更開放的社會，釋放更多的權力，不過這種分權的做法其結果自然是使反對黨更加茁壯，從而衝擊吳作棟的領導地位。1992年新加坡大選，反對黨一次拿下四席，使得吳作棟在黨內受到一些批評，促使他暫停原來的開放作風。事實證明，人民行動黨仍是新加坡無可取代的執政力量，吳作棟最後順利通過了十餘年的考驗，穩固了本身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並在今年依李光耀所樹慣例，功成身退，順利地將棒子交給李顯龍。至於接下來的新加坡之路，李顯龍在總理就職演說上表示：「我們將繼續擴大新加坡人民生活、歡笑、成長、保持自我的空間。新加坡人民應該有權表達不同的意見，追求突破窠臼的思想。我們應該建立參與活潑辯論的信心，以期真正了解我們面臨的各種問題，擬定不同於以往的解決之策，進而開創新空間。」

1961年，左翼學生髮動罷考罷課。

1967年，中魯區「人民清潔運動」開啟儀式。

1964年，剛興建完成的組屋（國民住宅）帶來新的居家面貌。

1967年，李光耀在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