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回憶錄（3）（專輯）

目錄（1）金岳霖先生—汪曾祺（2）我所見的葉聖陶--朱自清（3）懷念老舍--巴金（4）晚年的周作人--文潔若（5）我所認識的李敖--林清玄（6）北平潮人胡適之-- 李舒（1）金岳霖先生—汪曾祺西南聯大有許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當面和背後都稱他為「老金」。大概時常來往的熟朋友都這樣稱呼他。關於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訴我的。我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一文中提到過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沒有寫進，覺得還應該寫一寫。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麼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隻的鏡片是白的，一隻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裡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聯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口極窄。聯大有一次在龍雲的長子、蔣介石的乾兒子龍繩武家裡開校友會，——龍雲的長媳是清華校友，聞先生在會上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窄袖的舊夾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著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的一口鐘。除了體育教員，教授里穿夾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後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大規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裡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麼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於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都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什麼意思？」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於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林國達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蕭珊，曾問過金先生：「您為什麼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後半部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麼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除了文學院大一學生必修邏輯，金先生還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幾個人。學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現在在美國。前些年寫了一篇關於金先生的較長的文章，大概是論金先生之學的，我沒有見到。王浩和我是相當熟的。他有個要好的朋友王景鶴，和我同在昆明黃土坡一個中學教學，王浩常來玩。來了，常打籃球。大都是吃了午飯就打。王浩管吃了飯就打球叫「練盲腸」。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聯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口音。他現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像不出他現在是什麼樣子。前年他回國講學，托一個同學要我給他畫一張畫。我給他畫了幾個青頭菌、牛肝菌，一根大蔥，兩頭蒜，還有一塊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畫的。我在畫上題了幾句話，有一句是「以慰王浩異國鄉情」。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一個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同學住在金雞巷，陳蘊珍、王樹藏、劉北汜、施載宣（蕭荻）。樓上有一間小客廳。沈先生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麼。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為得意。金先生是個單身漢（聯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楊振聲先生曾寫過一篇遊戲文章《釋鰥》，在教授間傳閱），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隻很大的鬥雞（雲南出鬥雞）。這隻鬥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學家的教授外，時常來往的，據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沈從文，張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後，清茶一杯，閑話片刻而已。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現在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學建築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於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林徽因死後，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麼請客？到了之後，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麼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我想像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金先生治學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學叢書里的《邏輯》，我所知道的，還有一本《論道》。其餘還有什麼，我不清楚，須問王浩。我對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寫一寫。聯大的許多教授都應該有人好好地寫一寫。1987年2月23日（選自《蒲橋集》，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2）朱自清：我所見的葉聖陶我第一次與聖陶見面是在民國十年的秋天。那時劉延陵兄介紹我到吳淞炮台灣中國公學教書。到了那邊，他就和我說：「葉聖陶也在這兒。」我們都念過聖陶的小說，所以他這樣告我。我好奇地問道：「怎樣一個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訪問聖陶的時候，我覺得他的年紀並不老，只那樸實的服色和沉默的風度與我們平日所想像的蘇州少年文人葉聖陶不甚符合罷了。記得見面的那一天是一個陰天。我見了生人照例說不出話；聖陶似乎也如此。我們只談了幾句關於作品的泛泛的意見，便告辭了。延陵告訴我每星期六聖陶總回甪直去；他很愛他的家。他在校時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與他不熟，只獨自坐在屋裡。不久，中國公學忽然起了風潮。我向延陵說起一個強硬的辦法；——實在是一個笨而無聊的辦法！——我說只怕葉聖陶未必贊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贊成了！後來細想他許是有意優容我們吧；這真是老大哥的態度呢。我們的辦法天然是失敗了，風潮延宕下去；於是大家都住到上海來。我和聖陶差不多天天見面；同時又認識了西諦，予同諸兄。這樣經過了一個月；這一個月實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我看出聖陶始終是個寡言的人。大家聚談的時候，他總是坐在那裡聽著。他卻並不是喜歡孤獨，他似乎老是那麼有味地聽著。至於與人獨對的時候，自然多少要說些話；但辯論是不來的。他覺得辯論要開始了，往往微笑著說：「這個弄不大清楚了。」這樣就過去了。他又是個極和易的人，輕易看不見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著的《晨報》副張，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從家裡捎來給我看；讓我隨便放在一個書架上，給散失了。當他和我同時發見這件事時，他只略露惋惜的顏色，隨即說：「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慚愧著，因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於天性，並非閱歷世故，矯揉造作而成。他對於世間妥協的精神是極厭恨的。在這一月中，我看見他發過一次怒；——始終我只看見他發過這一次怒——那便是對於風潮的妥協論者的蔑視。風潮結束了，我到杭州教書。那邊學校當局要我約聖陶去。聖陶來信說：「我們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這是冬天。」他來了，教我上車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車站這一類地方，是會覺得寂寞的。他的家實在太好了，他的衣著，一向都是家裡管。我常想，他好像一個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離不開家裡人。必須離開家裡人時，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著；孤獨在他簡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時，本來是獨住一屋的，卻願意將那間屋做我們兩人的卧室，而將我那間做書室。這樣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樂意，我們不時到西湖邊去；有時下湖，有時只喝喝酒。在校時各據一桌，我只預備功課，他卻老是寫小說和童話。初到時，學校當局來看過他。第二天，我問他，「要不要去看看他們？」他皺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後來始終沒有去。他是最反對形式主義的。那時他小說的材料，是舊日的儲積；童話的材料有時卻是片刻的感興。如《稻草人》中《大喉嚨》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們都醒在床上，聽見工廠的汽笛；他便說：「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經想好了，來的真快呵。」那篇的藝術很巧，誰想他只是片刻的構思呢！他寫文字時，往往拈筆伸紙，便手不停揮地寫下去，開始及中間，停筆躊躇時絕少。他的稿子極清楚，每頁至多只有三五個塗改的字。他說他從來是這樣的。每篇寫畢，我自然先睹為快；他往往稱述結尾的適宜，他說對於結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說月報》；照例用平信寄。我總勸他挂號；但他說：「我老是這樣的。」他在杭州不過兩個月，寫的真不少，教人羨慕不已。《火災》里從《飯》起到《風潮》這七篇，還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時我親眼看他寫的。在杭州待了兩個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實在離不開家，臨去時讓我告訴學校當局，無論如何不回來了。但他卻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報副刊》，看見他那時途中思家的小詩，重念了兩遍，覺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務印書館編譯部，家也搬到上海。從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現在——中間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將離》抒寫那回的別恨，是纏綿悱惻的文字。這些日子，我在浙江亂跑，有時到上海小住，他常請了假和我各處玩兒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總愛出門，因此他老說沒有能暢談；他寫信給我，老說這回來要暢談幾天才行。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來，路過上海，許多熟朋友和我餞行，聖陶也在。那晚我們痛快地喝酒，發議論；他是照例地默著。酒喝完了，又去亂走，他也跟著。到了一處，朋友們和他開了個小玩笑；他臉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著。聖陶不是個浪漫的人；在一種意義上，他正是延陵所說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別人，能諒解別人，他自己也能「作達」，所以仍然——也許格外——是可親的。那晚快夜半了，走過愛多亞路，他向我誦周美成的詞，「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沒有說什麼；那時的心情，大約也不能說什麼的。我們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這一回特別對不起聖陶；他是不能少睡覺的人。他家雖住在上海，而起居還依著鄉居的日子；早七點起，晚九點睡。有一回我九點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燈，關好門了。這種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對的。那晚上伯祥說：「聖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來真是不知要怎樣感謝才好。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沒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卻全是我的懶。我只能從聖陶的小說里看出他心境的遷變；這個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說。聖陶這幾年裡似乎到十字街頭走過一趟，但現在怎麼樣呢？我卻不甚瞭然。他從前晚飯時總喝點酒，「以半醺為度」；近來不大能喝酒了，卻學了吹笛——前些日子說已會一出《八陽》，現在該又會了別的了吧。他本來喜歡看看電影，現在又喜歡聽聽崑曲了。但這些都不是「厭世」，如或人所說的；聖陶是不會厭世的，我知道。又，他雖會喝酒，加上吹笛，卻不曾抽什麼「上等的紙煙」，也不曾住過什麼「小小別墅」，如或人所想的，這個我也知道。１９３０年７月，北平清華園。（3）巴金：《懷念老舍》我在悼念中島健藏先生的文章里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虹橋機場送別的事。那天上午離滬返國的，除了中島夫婦外，還有井上靖先生和其他幾位日本朋友。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中島、井上兩位贈送的書，回到家裡，十一點半上床，睡不著，翻了翻井上先生的集子《桃李記》，裡面有一篇《壺》，講到中日兩位作家(老舍和廣津和郎)的事情，我躺在床上讀了一遍，眼前老是出現那兩位熟人的面影，都是那麼善良的人，尤其是老舍，他那極不公道的遭遇，他那極其悲慘的結局，我一個晚上都夢見他，他不停地說：「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總之，我睡得不好。第二天一早我到了賓館陪中島先生和夫人去機場。在機場貴賓室里我拉著一位年輕譯員找井上先生談了幾句，我告訴他讀了他的《壺》。文章里轉述了老舍先生講過的「壺」的故事，我說這樣的故事我也聽人講過，只是我聽到的故事結尾不同。別人對我講的「壺」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茶壺。乞丐並沒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佔有這隻壺，每天一起用它徹茶，一直到死。我說，老舍富於幽默感，所以他講了另外一種結尾。我不知道老舍是怎樣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會抱著壺跳樓。他也不會把壺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間。「老舍講的故事，內容是這樣的：很久以前，中國有一個富翁，他收藏有許多古董珍品。後來他在事業上失敗了，於是把收藏的古董一件件變賣，最後富翁終於落魄成為討飯的乞丐，然而即使成了乞丐，有一隻壺，他是怎麼也不肯割愛的，他帶著這隻壺到處流浪。當時，另外有一個富翁知道了這件事，他千方百計想要獲得這隻壺。富翁出了很高的價錢想把壺買到手，雖經幾次交涉，乞丐卻堅決不脫手。就這樣過了好幾年，乞丐已經老態龍鍾，連走路都十分困難了。富翁便給乞丐房子住，給乞丐飯吃，暗中等著乞丐死去。沒多久，乞丐衰老之極，病死了。富翁高興極了，覺得盼望已久的這一天終於來臨。可是誰知道，乞丐在咽氣之前，把這隻壺擲到院子里，摔得粉身碎骨。」那天我們在貴賓室停留的時間很短，年輕的中國譯員沒有讀過《壺》，不理解井上先生文章里講些甚麼，無法傳達我的心意。井上先生這樣地回答我：「我是說老舍先生抱著壺跳樓的。」意思可能是老舍無意摔破壺。可是原文的最後一句明明是「壺碎人亡」，壺還是給摔破了。有人來通知客人上飛機，我們的交談無法繼續下去，但井上先生的激動表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訴同行的佐藤女士：「巴金先生讀過《壺》了。」我當時並不理解為甚麼井上先生如此鄭重地對佐藤女士講話，把我讀他的文章看作一件大事。然而後來我明白了，我讀了水上勉先生的散文《蟋蟀罐》(一九六七年)和開高健先生的得獎小說《玉碎》(一九七九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們更重視老舍同志的悲劇的死亡，他們似乎比我們更痛惜這個巨大的損失。在國內看到懷念老舍的文章還是近兩年的事。井上先生的散文寫於一九七○年十二月，那個時候老舍同志的亡靈還作為反動權威受到批鬥。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舉行，而且骨灰盒裡也沒有骨灰。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還不見誰出來公開替死者鳴冤叫屈。我最初聽到老舍同志的噩耗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那是造反派為了威脅我們講出來的，當時他們含糊其辭，也只能算作「小道消息」吧。以後還聽見兩三次，都是通過「小道」傳來的，內容互相衝突，傳話人自己講不清楚，而且也不敢負責。只是在虹橋機場送別的前一兩天，在衡山賓館裡，從中島健藏先生的口中，我才第一次正式聽見老舍同志的死訊，他說是中日友協的一位負責人在坦率的交談中講出來的。但這一次也只是解決了「死」的問題，至於怎樣死法和當時的情況中島先生並不知道。我想我將來去北京開會，總可以問個明白。聽見中島先生提到老舍同志名字的時候，我想起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在人民大會堂同老舍見面的情景，那個上午北京市人民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鬥爭的大會，我和老舍，還有中島，都參加了大會的主席團，有些細節我已在散文《最後的時刻》中描寫過了，例如老舍同志用敬愛的眼光望著周總理和陳老總，充滿感情地談起他們。那天我到達人民大會堂(不是四川廳就是湖南廳)，老舍已經坐在那裡同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在談話。看見老舍我感到意外，我到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一個多月，沒有聽見人提到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甚麼事，很替他擔心，現在坐在他的身旁，聽他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我真是萬分高興。過一會中島先生也來了，看見老舍便親切地握手，寒暄。中島先生的眼睛突然發亮，那種意外的喜悅連在旁邊的我也能體會到。我的確看到一種衷心愉快的表情。這是中島先生最後一次看見老舍，也是我最後一次同老舍見面，我哪裡想得到一個多月以後將在北京發生的慘劇！否則我一定拉著老舍談一個整天，勸他避開，讓他在精神上有所準備。但有甚麼辦法使他不會受騙呢？我自己後來不也是老老實實地走進「牛棚」去嗎？這一切中島先生是比較清楚的。我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同他接觸，就知道他有所預感，他看見我健康地活著感到意外的高興，他意外地看見老舍活得健康，更加高興。他的確比許多人更關心我們。我當時就感覺到他在替我們擔心，甚麼時候會大難臨頭。他比我們更清醒。可惜我沒有機會同日本朋友繼續談論老舍同志的事情。他們是熱愛老舍的，他們尊重這位有才華、有良心的正直、善良的作家。在他們的心上、在他們的筆下他至今仍然活著。四個多月前我第二次在虹橋機場送別井上先生，我沒有再提「壺碎」的問題。我上次說老舍同志一定會把壺留下，因為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他雖然含恨死去，卻留下許多美好的東西在人間，那就是他那些不朽的作品，我單單提兩三個名字就夠了：《月牙兒》、《駱駝祥子》和《茶館》。在這一點上，井上先生同我大概是一致的。今年上半年我又看了一次《茶館》的演出，太好了！作者那樣熟悉舊社會，那樣熟悉舊北京人。這是真實的生活。短短兩三個鐘頭里，我重溫了五十年的舊夢。在戲快要閉幕的時候，那三個老頭兒(王老闆、常四爺和秦二爺)在一起最後一次話舊，含著眼淚打哈哈，「給自己預備下一點紙錢」，「祭奠祭奠自己」。我一直流著淚水，好些年沒有看到這樣的好戲了。這難道僅僅是在為舊社會唱輓歌嗎？我覺得有人拿著掃帚在清除我心靈中的垃圾。坦率地說，我們誰的心靈中沒有封建的塵埃呢？我出了劇場腦子裡還印著常四爺的一句話：「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完全沒有想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追逐我。我聽見了老舍同志的聲音，是他在發問。這是他的遺言。我怎樣回答？我曾經對方殷同志講過：「老舍死去，使我們活著的人慚愧……」這是我的真心話。我們不能保護一個老舍，怎樣向後人交代呢？沒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們怎樣向後人交代呢？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井上先生在機場上告訴同行的人我讀過他的《壺》，他是在向我表示他的期望：對老舍的死不能無動於衷！但是兩年過去了，我究竟做了甚麼事情呢？我不能不感到慚愧。重讀井上靖先生的文章、水上勉先生的回憶、開高健先生的短篇小說，我也不能不責備自己。老舍是我三十年代結識的老友。他在臨死前一個多月對我講過：「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我做過甚麼事情，寫過甚麼文章來洗刷塗在這個光輝的(是的，真正的光輝的)名字上的濁水污泥呢？看過《茶館》半年了，我仍然忘不了那句台詞：「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老舍同志是偉大的愛國者。全國解放後，他從海外回來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是寫作最勤奮的勞動模範，他是熱烈歌頌新中國的最大的「歌德派」，一九五七年他寫出他最好的作品《茶館》。他是用藝術為政治服務最有成績的作家。他參加各項社會活動和外事活動，可以說是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貢獻給了祖國。他沒有一點私心，甚至在紅衛兵上了街，危機四伏、殺氣騰騰的時候，他還拿著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到北京市文聯開會，想以市文聯主席的身份發動大家積极參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就在那裡他受到拳打腳踢，加上人身侮辱，自己成了文化大革命專政的對象。老舍夫人回憶說：「我永遠忘不了我自己怎樣在深夜用棉花蘸著清水一點一點地替自己的親人洗清頭上、身上的斑斑血跡，不明白是哪裡出了問題，不明白為甚麼會鬧成這個樣子……」我彷彿看見滿頭血污包著一塊白綢子的老人一聲不響地躺在那裡。他有多少思想在翻騰，有多少話要傾吐，他不能就這樣撒手而去，他還有多少美好的東西要留下來啊！但是過了一天他就躺在太平湖的西岸，身上蓋了一床破席。沒有能把自己心靈中的寶貝完全貢獻出來，老舍同志帶著多大的遺憾閉上眼睛，這是我們想像得到的。「為甚麼會鬧成這個樣子？」去年六月三日我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參加老舍同志的骨灰安放儀式，我低頭默哀的時候，想起了胡絜青同志的那句問話。為甚麼呢……？從主持骨灰安放儀式的人起一直到我，大家都知道，當然也能夠回答。但是已經太遲了。老舍同志離開他所熱愛的新社會已經十二年了。一年又過去了。那天我離開八寶山公墓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一位外籍華人、一位知名的女作家的談話，她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很了不起的，他們是忠誠的愛國者。西方的知識分子如果受到"四人幫』時代的那些待遇，那些迫害，他們早就跑光了。可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管你給他們準備甚麼條件，他們能工作時就工作。」這位女士腳跡遍天下，見聞廣，她不會信口開河。老舍同志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沒有能挽救他，我的確感到慚愧，也替我們那一代人感到慚愧。但我們是不是從這位偉大作家的慘死中找到甚麼教訓呢？他的骨灰雖然不知道給拋撒到了甚麼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傳全世界，通過他的口叫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請大家側耳傾聽吧：「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請多一點關心他們吧，請多一點愛他們吧。不要挨到太遲了的時候。話又說回來，雖然到今天我還沒有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結局是自殺還是被殺，是含恨投湖還是受迫害致死，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壺全，他把最美好的東西留下來了。最近我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國文代會，沒有看見老舍同志我感到十分寂寞。有一位好心人對我說：「不要糾纏在過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我感謝他的勸告，我也願意聽從他的勸告。但是我沒有辦法使自己趕快變成《未來世界》中的「三百型機器人」，那種機器人除了朝前走外，甚麼都看不見。很可惜，「四人幫」開動了他們的全部機器改造我十年，卻始終不曾把我改造成機器人。過去的事我偏偏記得很牢。老舍同志在世的時候，我每次到北京開會，總要去看他，談了一會，他照例說：「我們出去吃個小館吧。」他們夫婦便帶我到東安市場里一家他們熟悉的飯館，邊吃邊談，愉快地過一兩個鐘頭。我不相信鬼，我也不相信神，但是我卻希望真有一個所謂「陰間」，在那裡我可以看到許多我所愛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見到了老舍，他約我去吃小館，向我問起一些情況，我怎麼回答他呢？……我想起了他那句「遺言」：「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來愛我呢？」我會緊緊捏住他的手，對他說：「我們都愛你，沒有人會忘記你，你要在中國人民中間永遠地活下去！」原文日期：1985年10月1日00:00（4）文潔若：晚年的周作人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周作人在致鮑耀明的信中寫道：「知海外報刊時常提及鄙人，無論是稱讚或罵，都很可感，因為這比默殺好得多」近十年來，研究周作人這個經歷複雜的文化人的論著多了起來。五十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於工作關係，我曾與周作人有過頗為頻繁的聯繫。我願把我直接觀察到的和間接聽到的周作人的側面，做些記載。一九五二年八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向周作人組稿，請他翻譯希臘及日本古典文學作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部指派我負責日本文學的組稿、編輯工作，同時，向我交代了一項特殊任務：約周作人及錢稻孫二位翻譯別人不能勝任的日本古典文學作品。當時，他們在出版社算是編製外的特約譯者。七年間，我曾向周作人組過四部稿子：《石川啄木詩歌集》、《浮世理髮館》、《枕草子》和《平家物語》，均系日本文學史上較為深奧的經典名著，現已出齊。我還請他校訂過一部長篇巨著《今昔物語》，並鑒定過兩萬字的《源氏物語》中譯文校勘記，重譯過十萬字的《日本狂言選》。八道灣周宅是周作人一直居住的地方，我每次去聯繫工作，事先總寫封信，並按照約定的時間到達。不論什麼時候去，他的書房裡總是窗明几淨。書桌上只擺著筆硯、稿紙和原著，此外，連張紙片都不見。多年後我曾問過周作人的長子周豐一的妻子張菼芳，是否因為出版社有人來談工作才特別收拾了一下。她說，周作人向來極愛整潔，書稿井井有條。工具書都各有固定的地方，用畢必放回原處。她還告訴我，周作人每天伏案工作達十小時以上，而且都是自己研墨，毛筆正楷，從來不用鋼筆。他不打底稿，改動很少，考慮好了再下筆。八旬高齡的周作人給我的印象是耳聰目明，頭腦清楚，反應敏捷。他曾向我表示，譯完《平家物語》後，日本文學當中他還有一部感興趣的作品：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可惜由於「文革」浩劫，不但《旅行記》未能開譯，連已動手的《平家物語》，他也未能譯竣。近幾年來，周作人的遺稿接連問世。《平家物語》在周作人譯了七卷的基礎上由別人續完，並於一九八四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啟明、申非譯。周作人譯的《枕草子》，與王以鑄所譯《徒然草》並為一卷，以《日本古代隨筆選》的書名，出版於一九八八年。《浮世理髮館》與經他本人改譯過的《浮世澡堂》，也和《平家物語》、《日本古代隨筆選》一樣，作為《日本文學叢書》的一卷，出版於一九八丄九年，均署名周作人。這是他生前最為渴望，然而未能做到的。①早在三十年，周作人就涉足於中日比較文學。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潤一郎在《冷靜與幽閑——對周作人氏的印象》一文中寫道：「〔他〕把江戶時代的平民文學與〔中國〕明清俗文學加以比較，並稱讚了一九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和三馬的《浮世澡堂》與《浮世理髮館》的獨創性，說明他最能夠真正理解日本民族的長處。」看看這位日本文豪對周作人學術的評價，使人感到，作為一位五四時期的翻譯家，他確有獨到之處。十返舍一九(一七六五——一八三一)和式亭三馬(一七七六——一八二二年)為日本兩大滑稽小說家。前者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諷刺了江戶時代一些人趨炎附勢、阿諛逢迎、假充行家等卑劣行徑，穿插了各地的風俗奇聞。後者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通過出入於澡塘子和理髮館的男男女女的對話，反映了世態人情，詼諧百出，妙趣橫生。解放後周作人為人民文學出版社譯的日本古典作品，從八世紀初的《古事記》、十一世紀的女官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的《平家物語》、十四世紀的《日本狂言選》、十八世紀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以至本世紀的《石川啄木詩歌集》，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他都能夠從我國豐富的語彙中找到適當的字眼加以表達。這充分說明他中外文學造詣之深。我從事編輯工作近四十年，遇到蹩腳的稿子，只得啞巴吃黃連：誰叫自己沒有眼光，竟找了個不夠格的譯者。於是，為了對讀者負責，就硬著頭皮逐字校訂，工作遠遠超過了編輯加工的範圍。周作人的稿子，我也總是搬出原文來核對，但這是為了學習，不僅從未找到差錯，遇到譯得精采處，還不禁拍案叫絕。周作人每譯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幾種版本，然後選定自己認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個別詞句和注釋參考了其他版本，就在注文中一一說明。每部譯稿，他必加上詳細的注釋，並在前言後記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歷史背景、藝術特色等。他立論精闢，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恰到好處。為人講究作風，寫文講究文風，從事翻譯，也應講求譯風。周作人對待外國文學翻譯工作，態度謹嚴，仔細認真，是當作畢生事業來搞的。這方面，大有值得借鏡之處。他擅長翻譯諷刺幽默作品，不但以傳神之筆，譯了日本文學史上這方面的兩部代表作；並曾從古希臘文直接翻譯過《伊索寓言》以及對希臘諸神進行喜劇式諷刺的《盧奇安對話集》(周作人的日記里寫作「路喀阿諾斯的對話集」)。他還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古典部校訂過《明清笑話四種》，該書於一九五八年三月問世。在引言中，他詳盡地介紹了中國笑話的歷史。周作人搞翻譯不僅結合研究，而且每譯完一部作品，必在日記中寫些感想。譯畢《石川啄木詩歌集》，他就表示：「其實他(指石川啄木)的詩歌是我所頂喜歡的，……日本的詩歌無論和歌俳句，都是言不盡意，以有餘韻為貴；唯獨啄木的歌我們卻要知道他歌外附帶的情節，愈詳細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講這些事情的書，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設法弄一部分到手，儘可能的給那些歌做注釋，可是印刷上規定要把小注排在書頁底下，實在是沒有地方，那麼也只好大量的割愛了。」周作人對譯稿十分認真。他是一位學者型的翻譯家。他原希望在書後多加一些注釋，可是出版社要求他壓縮從簡，最後只好在頁末略加幾條簡單的注。他為此十分惆悵，甚至提起這部譯作便覺得「沒有多大意思」、「沒有什麼可喜的」了。周作人有時給人以傲慢的印象。一九五二年，他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之託，曾為從事日譯中工作的日籍女翻譯家蕭蕭校訂過高倉輝的《箱根風雲錄》。此書當年在該社出版後，又於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排出版。一次，蕭蕭笑嘻嘻地告訴我，周作人曾感慨系之地對人說：「沒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為蕭蕭之流校訂稿子了。」言下流露出不屑的意味。但他既然答應下來，還是認真負責地完成了這項任務。然而在名著面前，作為翻譯家他是十分謙遜的。關於《枕草子》，他寫道：「一九六○年起手翻譯《枕之草子》，這部平安時代女流作家的隨筆太是有名了，本來是不敢嘗試，後來卻勉強擔負下來了，卻是始終覺得不滿意，覺得是超過自己能力的工作。」其實，這部與《源氏物語》並稱為日本平安時代文學雙璧的隨筆《枕草子》，周作人譯得非常出色。這段話也說明他對自己的要求嚴格。日本文學的譯稿中，周作人自己比較滿意的是《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早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就在《秉燭談》一文中介紹了這兩部作品。五十年代譯完它們，他寫道：「我在寫那篇文章二丄十年之後，能夠把三馬的兩種滑稽本譯了出來，並且加了不少的註解，這是我所覺得十分高興的事。」周作人在日記和書信中屢次提及希臘作品《盧奇安對話集》，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最後改定的遺囑中，關於此稿還寫道：「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並在遺囑前云：「以前曾作遺囑數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②世上有幾位翻譯家寫遺囑時，還念念不忘自己一生的譯事呢？悲慘的結局倘若沒有「文革」這場浩劫，周作人在人民政權下，老境本來還是平靜的。從經濟情況來說，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按月預付給周作人稿費二百元，而對另一位特約譯者錢稻孫，當時則只預付一百元。這數目當然是上級決定的。一九六○年一月起，進而增加到四百元。同一時期，則只給錢稻孫每月一百五十元。當然，周作人的交稿量也比錢稻孫多，他每月都必有稿子寄來。一九六丄四年，全國城鄉掀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當時周作人譯的是古典作品，但即使拿最高的稿費標準算，他歷年預支的稿費也大大超過了他已交的稿子所能得到的報酬。於是，決定把他的待遇減半。出版社領導怕我隻身去還不足以說服周作人，便先後兩次派一位黨員同志陪我一道去向他說明。這樣，自一九六丄四年九月起，預付給他的稿費就由每月四百元減為二百元。好在當時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則付醫藥費會給他帶來困難。我最後一次去看望周作人，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天我是去約他翻譯《平家物語》的，他當即答應了。當年十一月上旬，我赴河南林縣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走前收到了《平家物語》一、二兩卷的譯稿。次年五月回京，看到周作人挂號寄來的五包稿子：三至七卷。從他生前最後這個階段的翻譯來看，速度和質量都不減當年。倘若再給他兩年時間，完全可以把《平家物語》和《東海道徒步旅行記》譯竣。然而一九六六年形勢急轉直下。出版社的業務已陷於停頓狀態。當時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當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錢稻孫的預支稿酬。到了六月中旬，兩位不諳外間事的老人還曾分別寫信來質問此事。我把信交給了財務科，並回信向他們解釋說，這件事我實在無能為力。那陣子，在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中，「三名三高」遭到炮轟，歷史清白的著譯者尚遭貶斥，歷史上有污跡的更是活靶子。事實上，他們所譯的作品早已被斥為「大毒草」，而五十年代以來出版社領導在上級指示下利用他們的專長，組織他們翻譯作品，並預付稿酬，就更被痛斥為「招降納叛」。「文革」前，領導上常常說：「要趁著周作人、錢稻孫還健在，請他們把最艱深的古典作品譯出來，並花高價買下。現在不能出版，將來總可以出版。」為文化積累，這本來是頗有卓見的。「文革」期間，這番話被攻擊成「為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做準備」，當時社領導統統被關進了「牛棚」。這項經濟來源斷絕後，周家就靠周豐一夫婦的工資來維持。那時周和子已大學畢業，能自食其力了，但加上老保姆，尚有八口人。周豐一自從於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為右派後，降了好幾級，他的妻子張菼芳也因受家庭的連累，解放後從未加過薪。六月二十五日，張菼芳陪著她老公公到協和醫院去看病，確診為前列腺腫瘤(五月間因發現尿中有血，也曾去過一次協和，未確診)。周作人不屬於任何單位，也就享受不到公費醫療。還是一位好友，儘管自己也不寬裕，卻借給他五十元作醫藥費。不過，大夫說，這是良性的，不需要割除，也不會發展。這以後，他再也未去過醫院，所以社會上所傳他死於前列腺癌一說，不確。「文革」中，周作人當然是在劫難逃。周氏三兄弟的母親魯老太太是一九四三年去世的。她的牌位和周作人的女兒若子、周建人的兒子豐子的牌位一道，一直供奉在周作人家的佛龕上。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前供上飯食。一九六丄四年，我去參觀過魯迅博物館。那是以宮門口西三條的魯迅故居為基礎而蓋起來的。魯老太太在世時住過的屋子裡，掛著她的巨幅遺照，受到參觀者的景仰——因為她的大兒子是魯迅。而同一位老太太的牌位，只由於供在二兒子周作人家，「文革」中就也跟著遭了殃。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紅衛兵衝進八道灣周家，首先砸的就是魯母的牌位。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紅衛兵索性把房子統統查封，並將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樹下，用皮帶、棍子抽打。為首的紅衛兵看到周作人年邁，就提醒手下的小將們：「不要打頭部，得給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問題。」及至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從北圖回來吃午飯，他們便把他扣下。當時年已五十四的豐一隻好代老父挨打。小將們對豐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壞，頓時昏死過去。直到二十四年後的今天還有後遺症，經常發麻，行走不便。周作人的幾個孫男孫女自然也跪在旁邊「陪綁」。周家的後罩房正對著「老虎尾巴」——即正房後身加蓋的一大間屋子，門就開在後院。當天晚上一批紅衛兵就佔領了這間屋子，以便監視周氏一家老少。於是，周作人只好蜷縮在後罩房的屋檐底下，後來他兩腿實在支持不住，就乾脆卧倒了。這樣過了三天三夜。幸而他們還有個老保姆，她住在西跨院。她把炊具搬到自己屋，曾給他們做點簡單的吃食悄悄地送來。及至下起雨來，周作人的兒媳張菼芳便硬著頭皮去找紅衛兵。她央求說：「我們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給我們個安身的地方吧。」周豐一一家七口人住的四間房中，有一間半和周作人所住的那三間有門相通。靠東邊的兩間半則是用牆隔死了的，所以紅衛兵便啟開封條，叫他們呆在那裡。至於周作人，只允許他睡在洗澡間。後院的東牆根下有兩間平房。北邊那間是廚房，南邊的是日本式澡堂。周作人在《我的工作》(六)一文中曾對自己《浮世澡堂》這部譯作表示過滿意，當他進入耄耋之齡竟然躺在自己家澡堂的踏板上時，真不知他曾作何感想？澡堂里格外潮濕，適值夏末初秋，這位曾經是養尊處優的知堂老人，此刻給成群的毒蚊子咬得體無完膚。不久，周豐一作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圖關進「牛棚」。半個月後張菼芳於心不忍，向紅衛兵求了情，算是在廚房的北角為老公公東拼西湊搭了個鋪板床，讓他卧在那裡。紅衛兵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們向糧店打了招呼：只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麵糊糊。由於營養不良，又黑間白日囚禁在小屋裡，他的兩條腿很快就浮腫了。在中學當教員的張菼芳，每天還得到學校去集中學習。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時地到藥鋪去為公公買點維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買些鬆軟的糕點。待監視的紅衛兵睡熟後，就躡手躡腳地踅進小屋去，偷偷塞給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還不如早點死掉算啦，免得這麼牽累你們。」時間一久，監視得也沒那麼嚴了。每逢紅衛兵傾巢而出，去參加外面的什麼活動，張菼芳便把公公攙扶到門外，讓他吸點新鮮空氣，晒晒太陽。天冷後，她還給公公裝上了爐子，並用舊報紙把窗縫糊嚴。就這樣，總算將一九六六年的嚴冬對付過去。住在小東屋，冬天還能靠爐子取暖，真正難熬的是三伏天。不過，這位知堂老人並未活到那個時候。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張芳照例給公公倒了馬桶，為他準備了一暖瓶開水，就上班去了。紅衛兵規定，周作人這間小屋平素是不許人進的。屋裡，只有過去做廚房用時裝的自來水管以及洗碗槽、灶頭等等，連把椅子也沒有。那幾個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鋪板上過的。那天中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飯。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麵糊糊後，給周作人盛來一碗而已。他吃得乾乾淨淨，保姆並未發現他有什麼異常徵候。這一天下午兩點多鐘，住在同院後罩房西端那兩間屋裡的鄰居，偶然隔著玻璃窗往裡看了看。只見老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也不動，姿勢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趕緊打電話給張菼芳，把她從學校喊了回來。張菼芳奔回家後，發現老公公渾身早已冰涼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來解手時猝然發病的，連鞋都沒來得及穿就溘然長逝了。在當時的情形下，家屬不可能把遺體送到醫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銷了戶口，送到八寶山去火化了事。甚至骨灰匣他們也沒敢拿回來，就寄存在八寶山。但那裡只肯保管三年，過期不取，就照規章予以處理。然而，不出三年，這一家人或插隊，或去五七幹校，早已各奔東西了，哪裡還顧得上老人的骨灰！其實，周作人生前對這方面倒是看得很淡的。他在最後改定的遺囑中寫道：「余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然而，周作人死後，並未「聲消跡滅」。在五四文學的研究工作中，周作人仍是一個重點。他既從事寫作，又搞翻譯。他不但與魯迅是同胞兄弟，兩人一度還曾並肩戰鬥過。他遺下不少手稿有待整理。他有個保存來信的習慣，一九六六年抄家後，其中一萬多封輾轉送到了魯迅博物館，而今均已發還給遺族，其中不少是具有史料價值的：如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錢稻孫以及李大釗夫人和子女們給他的信函。當然也不乏敵偽時期周作人為街坊們幫忙而收到的感謝狀。他失過足。我們卻從賈芝的文章得悉他一生也做過許多好事。他無疑是本世紀中國文化史及文學史上一位悲劇式人物。一九九○年三月二十日①一九六三年我聽說，周作人曾寫信給有關方面，要求著譯均恢複本名。上級囑他寫一篇檢討，發表在《光明日報》上，以便取得社會上的諒解。但他寫出來的文章卻通篇都是替自己辯解的話，故未予發表。②《盧奇安對話集》即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5）林清玄：我所認識的李敖今年八月十日下午三點，李敖帶著簡單的行李到台北地檢處報到，接受為期六個月的徒刑，他仍然維持了自己的風骨，不要朋友去送他，孤單而又強悍地走進監牢里去。不了解李敖的人會認為李敖失敗了，但是了解李敖的人知道，這些俗世的監牢對李敖無損，因為思想的光芒，是任何鐵窗所不能隔斷的。我也沒有去送李敖，雖然李敖是我最尊敬的朋友，也是我最尊敬的長輩。第二天，與劉會雲一起進晚餐的時候，我們談起了李敖第二次坐監的一些事情，我們本來想安慰她，她顯得十分開朗，反而安慰我們：「李敖去坐牢的時候還是笑著去的。」雖然李敖去坐牢的時候顯得那麼鎮定堅強，絲毫不露出一點傷心的樣子，卻總讓我心裡覺得一股涼意。我想，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真正了解李敖，我們這些自命為他朋友的人，也只能看到他的一部分，然而有三點是可以肯定的，一：李敖是個少見的才子，他的力學深思，博覽今古，光耀的靈感不時閃射，真如萬斛噴泉，不擇地皆可自出，讀書之廣，思考之深，是在這個社會中難得一見的。二：他是個少見的真人，他常說的一句話是：「寧可做真小人，也不要做偽君子。」他愛恨分明，不肯慫恿鄉愿和無知，文章如利劍，下筆不留情，但對於朋友和弱者卻格外地寬厚。三：他是個少見的細緻的人，他的細緻不僅僅是表現於他做學問時的博大精深，巨細靡遺，也表現在他的生活之中，舉凡他身邊的每一個物件，都是經過精心的挑選，他對人的體貼幾乎到無微不至的地步。我常想，李敖真像一篇好文章，裡面有智慧、有精心、有近景、有遠景，還能沒有廢詞廢句。李敖復出以後，在他的《傳統下的獨白》的扉頁上寫下幾行字：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這段話引起了很多批評，尤其是賣文章的人更大為不滿，但這在李敖只是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他的文章常喜歡誇張，喜歡嬉笑怒罵（生活上也是如此），可是就在這些誇張的笑罵里，他傳達了他的觀念，也布達了他深思後的訊息。讀他的文章，就像服食一顆裹了糧衣的苦藥，因為他的誇張和玩笑，使那些治病的良方顯得不苦；又像在沙中有金，必須慢慢撥開沙子才能找到黃金，過程之中就是一種樂趣。讀李敖的人也是一樣，一般人眼中的李敖是個頑皮的思想家，也是個玩世不恭的才子，他的四十六年幾乎都表現了非常人的行徑，做出了許多轟轟烈烈的事迹，其中有許多別人不能諒解的。他的生活簡直變動太大，但是如果知道李敖，就會了解到他變中有常，有一個不變的理想。這個理想是「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此之謂大丈夫」。但是我們只看到了獨行其道的李敖，而沒有看到與民由之的李敖。李敖的獨行其道，有一首他喜歡的王安石的詩可以形容：飛來山上尋千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李敖的與民由之，我們可以在他十六年前《上下古今談》的開場白里看到，他自稱是自由中國最的「浪子」，然後說：「所謂"浪子"(Bohemia)，我的意思是指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的巴黎文人。他們從窮困中開創新境界，對惡劣的環境不滿意、不屈服、任憑社會對他排擠，讓他"浪"跡天涯，他仍是要把他的熱情和抱負投向社會。他不在乎人們要跟他"相忘於江湖"，人們可以忘掉他，讓他流浪，但他去不忘掉人們。他要振聾發聵，要追吉不舍。最後他要成功，要把社會改造，把人們叫醒。這是他的真精神。」事實上，浪子李敖有精神上衝突，他好幾次說要到山上去隱居，好好寫幾部大作，可是當他看到人間不平的世相，又忍不住要橫刀亮出他的肝膽，做「理在情不在」的批評。他一方面心中想著出世，做小乘；一方面又忍不住要入世，做大乘；其實他的理想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他所有的事端，所有的橫逆都是因此而闖，他當然也有怨忿的時候，但是他很少後悔。在長夜的孤燈下念起李敖，我總覺得他或許說得有道理，他本應是五十年後才降世的人，卻不幸早到了人間。認識李敖是兩年前的事，知道李敖卻很早，十五年前我在一個民智未開的鄉下讀初中二年級，每天都被呆板的功課煩得不知如何是好。那時我有一個堂哥在中興大學讀企業管理，他是李敖最早期的崇拜者，每次放寒暑假回鄉，行囊里總是帶了幾本《文星雜誌》，閑暇的時候我就的拿出來翻翻，意深深被李敖的文章吸引，那時的小腦袋瓜子里就認為李敖是個言人所不敢言，怒人所不敢怒的人。那是1955年左右，也是李敖的黃金時代，他幾乎每寫一篇文章就惹火了一些人，也喚起了更多的掌聲，已經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了。後來他進了監獄，廣義地說，差不多坐了七年牢，這是我到台北讀書，有機會讀到昔日的著作，更加深我能從他文章的表面，看到內部對整個民族文化的危言和憂心，當時只恨吾生也晚，不能認識李敖，甚至連他們有力的文化風潮都沾不上一點邊。直到李敖與胡茵夢談戀愛，因為我的採訪工作才認識了李敖，他的人和他的談話都使我吃驚，因為第一次見面就長談了四小時的李敖，竟不是過去我所知道的李敖。正如他寫的《自畫像的一章——文章·講話·人》中說的：不認識我的人，喜歡看我的文章。認識我的人，喜歡聽我的講話。了解我的人，喜歡我這個人。我的做人比講話好，我的講話比我的文章好。光看我的文章，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窮凶極惡的傢伙；可是聽到我的講話，你便會覺得我比文章可愛；等你對我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你更會驚訝：在李敖那張能說善道的刻薄嘴下三十二厘米處，還有著一顆多情而善良的心。他說，在李敖的家門口應該釘一塊牌子，上面寫「內有惡犬，但不咬人」。他從戀愛、結婚、打官司，一直到第二次入獄，我們幾乎每星期都見面聊天，有時談到天亮，一起窩著吃生力麵。李敖本來沒有理由浪費時間結交我這個後生小輩，但是他那樣有耐心，總是告訴我一些為人處事和做學問的方法，而我從他那裡學到最可貴的一點是勇氣。這兩年來，他要處理的事情太多了，遭遇的波折與打擊也太多了，但是他總是保持著冷靜，以極冷靜、極精密的態度來處理許多瑣瑣碎碎的事情，他面對極大的壓力，但從來沒有退縮的神情，總是坦蕩蕩地迎上前去。經過這麼多事情的李敖，聲名當然更響，雖然不一定是好的聲名，本來敬佩他的人也紛紛動搖或誤解。我就遇過許多這樣的情形，在文藝界的聚會裡，茶餘飯後有許多人破口大罵李敖，這些人本來一提到李敖都會豎起大拇指的，後來竟也變成李敖壓力的一部分，我若極力為他辯解，最後總是鬧得不歡而散的下場——這些從未見過李敖的人，編出許多神話來侮蔑他。對於許多更年輕的人，李敖更不知道變成一個什麼樣的面目了？因此，我覺得有必要翻開李敖的底牌，讓我們看看李敖的樣子，讓我們通過時光的隧道，回到十六年前，看李敖為他自己寫的簡介：李敖：吉林省扶余縣人，祖籍山東省濰縣，遠籍雲南省。1935年生於哈爾濱。在北平讀小學和初一（沒念完），又在台中讀初二到高三（沒念完），又在台北讀台大法學院（沒念完），又讀文學研究所（沒念完）。喜歡買書、抽煙、看電影、看女人（有時候不止於「看」）著書七種：《傳統下的獨白》、《歷史與人像》、《胡適研究》、《胡適評傳》（第一冊）、《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文化論戰丹火錄》、《教育與臉譜》，皆台北文星書店出版。現在身上一身是債、兩眼近視、三餐很飽、四個官司。本人面目：平凡；特徵：沒有；脾氣：欠佳。喜說笑話。勾勒出這個簡介時，李敖才三十歲，已經寫出許多驚天動地、擲地有聲的作品，這張臉譜是忠實的，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李敖在二十年前，雖因他的叛逆精神，沒有拿過一張文憑，但已粗具了他成為思想家的雛形，也奠定了他對社會的理想。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天生的理想社會，理想社會必須通過實驗與改革，問題是中國背負了五千年的包袱，所以實驗與改革更難，必須下猛葯。今年一月，李敖因工作過度，犯了胃出血的毛病，住在中心診所一一○六號病房，我提水果去看他，他仍然精神煥發，笑著說：「沒想到你也不能免俗，提水果乾什麼？」我看他精神好，自然很高興，他拉開病床旁的抽屜給我看，說：「醫生警告我不能工作，我還是偷偷地做剪報。」我們談到十六年前他的簡介，他開玩笑地說：「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是一身官司，兩眼發直，三餐點滴，四面楚歌。」後來又談了很多生活瑣事，他說劉會雲又回到他身邊來照顧他，顯得很快活，談到文章寫作，他只把文章歸為三個層次：一、一時一地的層次二、中國的層次三、世界的層次他說：「現在台灣的作家眼光均放在第二層次，實在眼光太小了，我們要創作出我們自己的，到世界去搞——光在小地方搞，又算什麼！」第二天我隨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編輯到南部去採訪，一路上都想著這個層次的問題，想到「眼光放遠」，二十年前主張全盤西化的李敖，眼光確有獨到之處，那時不知有多少人圍攻他，罵他太保、流氓，甚至瘋狗！可是二十年後的今天，形勢比人強，李敖的許多論點都不幸應驗！但是他為了堅持，也付出了不少代價，可見看得遠和看得巧，都會使人變成孤獨的強者，不免要忍受強者的孤獨。李敖確是個強者，他辦到了許多我們在想像里都辦不到的事。他第一次坐牢的時候，就要求把自己關在「黑牢」里，所謂「黑牢」，是只有兩坪大的房間，用來處罰那些在監獄裡惹是生非的人，一般囚犯都怕去，因為在「黑牢」里沒有同伴，沒有光，沒有談話的對象，只能一個人孤單地沉思，李敖卻自願進去，並且一坐就是五年十個月。在「黑牢」里的李敖什麼都不做，他每天在牢內散步，因為牢實在太小，他只好走對角線，每天走兩小時來維持身體健康。其餘的時間，他只好沉思，思考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許多問題，大大小小，前前後後都想過了。有時悶得無聊，一個茶杯就可以思考一天——這就是為什麼他出獄後的文章寫得比他入獄前更成熟、周延的原因。後來有人問他怎麼樣保持青春（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少十幾歲），他常開玩笑說：「上帝很公平，坐牢的時間他沒有算在內。」牢里的後半期，他可以看書了，他在獄中讀完了兩套百科全書（大英、大美），還重讀了一次二十五史，他不只是讀，而是研究，有一次我翻他的大英百科全書，發現每一頁都用蠅頭小字寫了密密麻麻的眉批和感想，這樣的志注恐怕是人間少見。今年二月二十六日，李敖剛被判了六個月徒刑定讞，他來我家吃晚餐，說到他怎麼度過五年十個月的軍法牢，他把自己的生活條件放在生物的最低層次，以維持一點點快樂的心情，他說：「在牢里，每星期一、三、五都是"放風"的時間，可以出來見陽光十分鐘。每星期二理髮，星期四會客，都可以出來一下，這是快樂的事。有時候坐著沒事，突然從窗外飛進來一小片報紙，裡面的字一看再看，覺得文字真可愛，都可以樂半天。我覺得我最快樂的時候不全在出獄後，有一些是在獄中。」在牢里他還研究城市，倫敦、巴黎、紐約的街道結構，文化、藝術、社會、經濟都能了如指掌，臥遊天下，也是一樂。他說：「我這一次坐六個月，比起以前是小兒科。」李敖的強不只表現在牢里，他出獄後住在金蘭大廈，把自己封閉起來，在門旁邊開了一個小洞，報紙、雜誌、食物全從小洞里塞進來，他在裡面工作，整理書籍和文稿，六個月不出門一步，不見任何訪客，他稱為「閉關」，企圖彌補他和社會長久的隔離，他終於做到了。他的意志和精神力之強，很少人可以做到，他本來抽煙、喝酒、喝咖啡，可是說戒就戒，一日就辦到。他長期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從未間斷，餓了只吃冷凍水餃和生力麵，依靠的全是超強的意志力。入獄前，他又閉關一次，不聽電話，不見訪客，自己鎖在房間里一個月，為的是寫他的《千秋評論叢書》，預計在牢里的半年，每個月出一本《千秋評論》集，他在一個月內寫完了六本，並且自己設計、編排、做校對。這種超凡的力量，真是叫人吃驚。他的強更表現在他不怕被誤解，他說：「一個人只要知道他自己就好，別人了不了解都不重要。」他是拚命在工作著，拚命地思考中國文化思想的問題，但是仍覺得時間不夠。他早年愛看電影，現在也不看了，他說：「我不看現代小說和電影，覺得太浪費時間，我喜歡直接的東西，不愛拐彎抹角。」去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們聊天到天亮，李敖談到兩個問題，顯得有點激動，一個是偉大的人格典型已經沒落。他說：「這年頭缺少偉大的人格典型，像胡適、蔡元培、殷海光、傅斯年等人在中國已不可再得。也看不到有血有肉的好文章，到處充滿蛋頭學者。現代學者成名以後常常雜務太多，浪費許多時間，胡適晚年就受了雜務太多這害，而且胡適在寫日記上花費太多的時間，寫文章就少了，思想未能闡揚出來。因此，要現代中國有思想前途，必須產生幾個偉大的人格典型，學者還需減少雜務，多寫好文章。」一個是只要維持自我人格就好，不管別人。他說：「印度聖雄甘地的太太偷人家東西；兒子叛教，從印度教叛到回教。林肯的兒子把母親送進瘋人院……許多聖人都有類似的事，可是不影響到他的人格。」我想，少年時代的李敖，是曾經想建立一個偉大的人格典型，他也努力過，可惜社會和環境沒有讓他朝這條路走，反而逼他成為文化的頑童。他用美國勞工領袖戴布茲的話說：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am not free.只要有下層階級，我就同儔；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只要獄底有遊魂，我就不自由。我又想，歷來中外古今偉大的人格典型都是出於不合作主義者，李敖二十年來惹了很多是非，但是到今天他還沒有放棄偉大人格典型的理想，這是他真正強的地方。許多人和我一樣，都非常關心李敖的近況，關心他的第二次牢獄之災，雖然甘地在牢里坐了兩千三百三十八天，戴布茲被判了十年徒刑，最後才得洗刷。李敖也說：「有冤屈的人，必須有賴於"時間的因素"來辨冤白謗，當時沒有反擊能力的人，他必須設法長壽，練得比他的"敵人"活得更長久。這些話，說來好像笑談，但笑談之中，往往有不少白髮和眼淚。」李敖第二次坐監已經兩個月了，可是沒見過一個訪客，連寫《胡適雜憶》年高德劭的唐德剛先生遠從美國到土城去看他，他都不見，我四處打聽，沒有人確知他到底過得怎麼樣。只知道他關在一個電梯大的小房子里，伙食還可以，每天還有書看。讓我忍不住想到強者李敖理平頭在那裡來回走對角線的情景。李敖是我尊敬的朋友，我覺得這樣的朋友不可多得，總像在黑暗裡點著一盞燈，讓我們在受到挫折時想到他，就有勇氣期待更好的天光。李敖曾在談到坐牢的哲學時，引用過甘地的一句話：「朋友們不需要掂掛我。我覺得自己像一隻快樂的小鳥，在這兒所能做的並不比外間少。我留居在此，對我有如入校。」他認為心靈自由的人，在牢里也能像快樂的小鳥，而在牢獄外的人，是很難想像的。讓我們不必掂掛牢中的李敖，讓我們歡迎他回來，為我們寫幾本巨著。寫到這裡，我想起1957年李敖寫的一首詩《我將歸來開放》：因為我從來是那樣，所以你以為我永遠是那樣。可是這一回你錯了，我改變得令你難以想像。壞的終能變得好，弱的總會變得壯。誰能想到醜陋的一個蛹，卻會變成翩翩的蝴蝶模樣？像一朵入夜的荷花，像一隻歸巢的宿鳥，或像一個隱居的老哲人，我消逝了我所有鋒芒與光亮。漆黑的隧道終會鑿穿，千仞的高崗必被爬上，當百花凋謝的日子，我將歸來開放！（6）北平潮人胡適之上世紀50年代末，上海文化界沉浸在一種異常興奮里，周恩來指示上海拍攝一部《魯迅傳》，作為建黨四十周年的獻禮片。這部電影由陳白塵執筆，雲集了趙丹、於藍等上海灘所有著名演員。在劇本的創作過程中，還專門成立了由沈雁冰、周建人、許廣平、楊之華、巴金、周揚、夏衍、邵荃麟、陽翰笙、陳荒煤等人組成的陣容強大顧問團，對劇本中可能出現的BUG進行修改。既然是拍《魯迅傳》，魯迅當然是正面人物，誰是一號反面人物呢？顧問團選擇了那時候已經去了台灣的胡適之。反面人物當然應該有反面人物的典型裝扮，於是導演讓胡適穿了當時很有反動特徵的馬褂，還戴了一條純白色的圍巾。這個造型被顧問組中的川島質疑了，川島北大教授，是魯迅的學生和好朋友，當然非常有話語權，他說：「胡適在當時不穿馬褂，春夏間常穿竹布大褂，穿馬褂被目為封建守舊。魯迅先生倒有時穿穿馬褂，周作人就曾在我們面前攻擊過魯迅穿馬褂。」至於白圍巾，川島明確地說：「沒有圍巾，我看到只有宋春舫才圍一條白綢圍巾。」

左為《建黨偉業》中扮演胡適的吳彥祖；右為胡適本人。馬褂搭配白圍巾這種不靠譜的裝扮，也許是當時人對於胡適著裝的一種臆想，在他們心中，大名鼎鼎的胡博士是引導北平時髦的領軍人物（就好像某部電影里用吳彥祖作為胡適扮演者一樣），五四潮人究竟應該怎麼穿？這是解放區知識分子們難以想像的。剛剛回國的胡適，確實是北平大街上的一朵「奇葩」：西裝褲、皮鞋和中國大褂，這是當時留學生歸國的慣常打扮，但還是足夠讓所有人「友邦驚詫」。1921年夏天，胡適應邀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考察，與商務印書館的骨幹們商談。7月18日，胡適約見了李石岑、鄭振鐸、沈雁冰、葉聖陶，這是茅盾第一次與胡適見面，事後回憶起來，印象最深的莫過於胡適的「少爺」打扮：「我只覺得這位大教授的服裝有點奇特。他穿的是綢長衫、西式褲、黑絲襪、黃皮鞋。當時我確實沒有見過這樣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這倒象徵了胡適之為人。七八年以後，十里洋場的闊少爺也很多這樣打扮的，是不是從胡適學來，那可不得而知。」

20世紀30年代胡適（右二）與友人的合影中可以看到，年輕帥氣的胡適身穿雙排扣大衣，內搭白襯衫和領帶，手上還拿著一頂禮帽。不管茅盾講這番話的動機如何，至少可以證明，當時胡適的穿著，至少是領銜上海灘的少爺們七八年的，被稱為潮人毫不為過，根據他的兒媳婦回憶，胡適最講究的是鞋子，從美國留學歸來之後，胡適的皮鞋永遠是定製。不止穿著，胡適的出行，也是北平的一道風景，正如他評價陸小曼那樣，「不可不看」。在五四時候，北京的汽車很少，胡適也沒有汽車，只有包車。但胡適的包車也顯得那麼與眾不同，他在車的後面裝了一塊銅牌，上面鐫有他寫的一個「適」字，而且用的是胡適本人的簽名式，很有點「高級定製」的感覺。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胡適才有了自己的汽車，是一輛舊式的福特，車篷四方四正，很高，被朋友們戲稱為「高軒」，這一次，胡適的時髦依舊顯現在車牌號上，他的汽車牌號是八十八號。不過，當時髦的留學博士胡適變成穩重的北大校長鬍適時，再這麼潮顯然是不合適的，於是，他的裝扮變成了標配藍布大褂的組合。冬天罩在皮袍子外面，春秋罩在夾袍外面，夏天除了偶爾穿夏布杭紡大褂外，一般也是一件藍布大褂。有一年冬天中文系開會，散會後胡適和楊振聲一起走出來，當時楊穿著獺皮領禮服呢的中式大衣，戴著一頂獺皮土耳其式的帽子，嘴裡含著煙斗，走在最前面；而胡適則穿著藍布大褂和棉袍走在後面，還替楊夾著皮包，乍一看，楊振聲更像校長，胡適倒像一個跟班。北大教授中，顧隨似乎是最會穿衣服的一個。他冬天上課的時候，裡面要穿春綢襯絨布袍子，外面套絲綿或者灰鼠的袍子，最外面再套大毛的袍子，還要圍黑絨線圍巾。據說這種穿法在北平是獨一份兒，他進教室之後，先摘圍巾，一件件脫掉袍子，到了下課，再一件件穿上，學生們最愛圍觀顧教授的「穿衣脫衣秀」。相比之下，清華的馬約翰一年四季都是一個打扮：短袖襯衫、打領結、打獵式西式短褲和羊毛長筒襪子，這倒頗為符合清華的傳統，也不失為一種時髦。

西裝、皮鞋，胡適穿那個時代的「洋玩意」被稱作「潮人」一點都不為過，這種復古風在現如今也依舊時髦。潮人胡適之的消失，使得文化界的時尚ICON從北平挪到了上海，詩人林微音（不是超級女神林徽因！）喜歡在夏天穿一身黑紡綢的短衫褲在馬路上面走，胸前的口袋上放一角白手帕，紐扣洞里掛一朵白蘭花，這種打扮當然足夠引人注目，只是有天詩人在一條僻靜的馬路上走著，便被一個印度巡捕拉住糾纏，也許這便是追求時髦者的煩惱。注釋：*頭圖來自電影《建黨偉業》劇照，吳彥祖飾胡適*圖二來自Saint Laurent Paris 2014秋冬男裝系列秀場騰訊網刊登此文僅為傳達更多信息之目的,不代表贊同或支持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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