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牘中的胸懷與情操

古人的尺牘是了解古代知識人的胸懷、性情、訴求的絕好材料，因為是親戚、朋友及熟人間一對一的交流，大多率性隨意、興會淋漓，內容涉及立志、處世、接物、交友，切磋學問、答疑論難，富含知識、情趣，可供深度閱讀與欣賞。尺牘的人文價值早就受到人們的重視，明代便有專門的收集與刻印，近年各地陸續出版了好幾種尺牘選集。雖然時過境遷，捧讀古人寫在遙遠時空中的這些書信，仍時常引起我的共鳴，並從中獲得許多思想的啟示。若從寬處講，奏摺是臣子們寫給皇帝的信，也可以當尺牘來閱讀。選擇精一些，那麼諸葛亮的《出師表》、李密呈送晉武帝的《陳情表》，將這類文情並茂的奏章視為尺牘也並無不妥。「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其中「鞠躬盡瘁、死後而已」一句，世代傳頌，表達了士大夫致君堯舜、建功立業的壯志豪情。而李密的《陳情表》，雖然出於策略，儘力突出一個「孝」字，但作者生活中被催逼、被擠兌、進退失據的尷尬處境，也必為生活中那些磨難多多、備嘗艱辛的文人引為同調。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奏摺往往被寫成一篇瞻前顧後、四平八穩的官樣文章，無法與只在師生、親友、同行中傳播、流露真實感情的書信相提並論。像司馬遷《報任安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袁宏道《與丘長孺書》、袁枚《答楊笠湖書》，這類書牘中的精品，或自敘懷抱，或臧否人物，或議論時事，見解獨到、立意高遠，大有可觀。司馬遷《報任安書》是一封非常有名的古人尺牘，洋洋洒洒，約有三千餘字。司馬遷在信中述說了自己含垢蒙羞、忍辱偷生，積數十年之功寫成《史記》的艱難心路與生平抱負，感慨身世、滿溢悲憤，讀來讓人唏噓不已。作者還在信中表達了對立身、對生死等重大問題的態度，信里「泰山鴻毛之比」，闡述人生的意義，充滿哲理、發人深省。然而我對司馬遷選擇任安作為其直抒胸臆的受眾一直深感困惑。任安因事獲罪，此時繫於刑獄，行將就戮，對一個將死之人不予同情的表示，汲汲於心意的表白，一心洗刷對方的誤會，目的只是一個：不容任安帶著對自己的不良印象離世。這樣愛惜名聲，不亦過矣！洋洋數千言，不嫌詞費？儘管文情並茂、事迹感人，考慮到上述因素，其價值也應打上幾層折扣。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如果只是與曾經同在竹林中過從、徜徉的朋友斷交，何須如此大費周章？我覺得作者就是想藉機表達對政壇上翻雲覆雨的司馬昭集團的不滿。因為不願與當局合作，編造了「七不堪」、「二甚不可」的說辭，其作踐官場人物的意思彰明較著，說是公然與整個官場作對，捋大將軍的虎鬚也並不為過。書信在表達作者的政治態度時慷慨激昂，讓人凜然而生正氣。「輕湯武、薄周孔」，直接質疑柄政者統治的合法性。這樣充滿火藥味的尺牘倒像是一篇伸張正義的政治檄文，說是私信，那是誤解。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嵇康再無知，也應知道公然與名教為敵可能的後果吧？「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平時對自己不良的脾氣雖然有所警惕，卻終於沒能學得阮籍的內斂，翻不起波瀾不興的青白眼。也許起意寫這封信的時候，他已經有了坦然擔當的心理準備。在中國歷史上因書信涉事獲罪，嵇康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後一人。《絕交書》內涵豐富，信里信外還有許多複雜的文化底蘊，需要讀者更多地留意。譬如我注意到，在形容當時官場情狀時嵇康的語氣劍拔弩張、鋒芒畢露，而當他回過頭來描述山林隱逸之樂時，筆下又洋溢著濃濃的生活情趣，滿紙儘是脈脈溫情，什麼「弋釣草野，游心寂寞，濁酒一杯，彈琴一曲，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世外的景物與生活竟是如此迷人，一旦身臨，怎能不深陷其中、流連忘返？從寫作學的角度看，嵇康真不愧為文章的大家，時而金剛怒目，時而妙趣橫生，筆端變幻無窮，讓人眼花繚亂。仕與隱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士子為這兩種不同的人生選擇飽受煎熬。今人若要知道江湖與廟堂的壁壘，想知道古之隱者深藏於內心的委曲，此信應是不可或缺的參考材料。因為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讀這封信時我還有別樣的收穫，感覺古人的胸懷真的比今人寬闊許多，很懂得政治與私交的分際，政治立場不同，仍可有正常的人際交往。嵇康與山濤絕交，表面看來言辭激烈，其實這種決裂嚴格限制在政治層面，臨終託孤，一番盤點，想到的還是這個私交甚篤的山巨源。下文將要說到王安石，他與司馬光的關係亦復如此。新、舊黨爭，兩人頗多齟齬，而談詩論文，卻又能惺惺相惜，將政治芥蒂拋在了腦後。反觀現代文學史上的不少名人，政見對立便形同水火，激烈的論戰往往暗含著置對手於絕地的用意。兩相對照，今古人物情志之高下，真不可以道里計。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寫作背景複雜，知道個中情形才能懂得信里的妙處。王安石與司馬光分屬新、舊兩黨，立場判然有別。但兩人也有相似的地方，第一是清廉，深愛名節。雖然官做得都很大，卻一直保持了清廉的本性；第二就是「拗」，自以為是，認死理。現在一個要革新，一個要守成，政治上尖銳對立，誰也不能說服誰。誰也說不動誰，司馬光卻還是在王安石的耳畔嘮叨個不停，反正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而所說只是一理：新政多有不便，勸王氏改弦更張，復行祖宗陳法。王安石執政在朝，公務繁劇，做起事來不分日夜，可司馬光不時寫信，「強聒」不已，搞得王安石挺心煩，但還是耐下性子修書作復。《答司馬諫議書》不過三四百字，讀者知道其中原委就會不覺其短，因為那一定是王安石深夜下朝，犧牲了休息時間熬夜寫成。信雖短，卻將雙方不同的政見作了清晰的梳理，對來信侵官、生事、征利、拒諫的指責作了義正辭嚴的反駁。對王安石說來，語氣已經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委婉。兩位傑出的古人平時「議事每不合」，卻又有「相好之日久」的私誼，政見不同尚能保持理性的往還，這是大人君子的風範，故當舊黨捲土重來，司馬光上台執政時，能夠力排眾議，制止對已故前任王安石的鞭屍惡行。袁宏道是晚明性靈派的代表，性情中人。他在吳縣令任上一頭一尾給同道朋友寫過兩封很能彰顯其胸襟、情趣的書信。第一封是他入職吳縣時寫給故鄉詩友的報喜信，時間已經過去四百多年，我們似乎仍能從信中讀到新縣令臉上掩抑不住的笑痕：「弟已令吳中矣。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石有長老。但恐五百里糧長，來唐突人耳。吏道縛人，未知向後景狀如何，先此報知。」袁宏道於萬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出任吳縣縣令，時年二十七歲，正可謂春風得意。雖然對「吏道縛人」還有一些思想準備，但年輕書生的意氣顯然蓋過了困守衙齋被俗務纏身的應有預期。宦遊吳縣被他充分地理想化了，而理由其實也足夠充分。錦繡吳中，外加一座詩化的古城——蘇州，「人間天堂」、「魚米之鄉」並非浪得虛名。京杭大運河將吳縣一分為二，西部是一片海拔不高的山地，擁著一泓號稱三萬八千頃的太湖。這一方土地是何等地豐腴，春華秋實，西山楊梅、東山枇杷、鄧尉梅花、太湖的蒓羹鱸魚，早在魏晉時代就已名聞遐邇。運河以東地勢低平，大小湖泊星羅棋布，陽澄湖的螃蟹，郭巷、車坊的蓮藕、茭白也都是讓人垂涎的物產。美妙的風景又是詩文的福地，能不讓這位才華橫溢、性喜風雅的年輕縣令欣喜若狂？如今寫信人早已縱浪大化，但漫漶在信紙上的那份欣悅，仍然讓人深受感染。另一封則是寫給好友丘長孺盡言作吏「醜態」的抱怨信。袁宏道畢竟不是來江南觀光的過客，只需於江上駕一葉小舟，縱情賞玩山水，放浪形骸，在花晨月夕里發一通美的浩嘆。新縣令一升堂，就有一大堆待批待判的公文放到了面前。做縣官還要聽訟，還要催收賦稅，還要迎送上官，今日府台、明日制台，與那些存心刮地皮、俗不可耐的大吏周旋，不啻是對他狷介人格的一種折磨與摧殘。一頂烏紗最後竟然成了套在袁宏道身上的沉重枷鎖。給丘長孺寫信正是為了發泄積壓已久的一肚子牢騷：「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官做到了這個份上，對他來說，除了掛冠走人，還能有別的什麼出路？袁枚給楊笠湖的信最風趣，其中「敦倫」一詞，魯迅也曾拿來開玩笑。但風趣之外也清晰地昭示出寫信人柔軟身段中的陽剛之氣。楊氏寫信指責歇腳秦淮的袁枚傷風敗俗，袁枚奮起反擊，開篇即指「子之迂也」，表明了與這位虛偽的道學先生決不講和的決絕心態。信中關於君子對「色」的態度最堪玩味。楊氏來信稱：仆非不好色，特不好妓女之色耳。這讓袁枚一下抓住了狐狸尾巴，迅即追問：不好妓女之色，更好何人之色？難道楊氏之好色，就是要勾引良家婦女？接下來，袁枚堂堂正正地回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好色不必諱，不好色也不必諱。人品之高下，豈在好色與不好色哉！並指出：「情慾之感，聖人之寬」，「文王好色而孔子是之，衛靈公好色而孔子非之」。在袁枚看來，儒家的先祖似乎更懂得天理人情，而楊笠湖雖然滿嘴仁義道德，其實不過是一個「聞香破戒、逢花必折」的無恥小人。讀袁枚此信，文氣酣暢、痛快淋漓，原來詩人雖屬風流，也是一條敢作敢當的好漢。除了行文深蘊人生經驗、文化內涵，情感節操足可諷頌之外，不少尺牘的設辭、造句也稱得上精妙絕倫，像「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諸葛亮《誡子書》），何等地警策；「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丘遲《與陳伯之書》，何等地曼妙；「功名富貴，早等之浮雲；成敗利鈍，且聽之天命。寧為文文山，不為許仲平」（張煌言《答趙廷臣》），何等地鏗鏘。在那些經過了歲月淘洗、留傳至今的優秀尺牘中，真的是清詞麗句，俯拾皆是。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尺牘如此精美，想想不讀的後果會有多嚴重。

(本文原載於《書屋》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