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來，為什麼國人不敢說真話？(黑白先生）

(黑白先生）

所謂東方神秘主義，就是裝逼主義，從歷史上看，國人說話必須含糊才能生存，因為說真話是有危險的，皇帝隨時會要你的首級，所以，只好躲在多義含糊的語境里，這種名實指向的不明確導致思維混亂，投機取巧和邪惡隱身其中，所謂中庸，就是使自己始終處在遊刃有餘的位置。

國人選擇中庸，其實也是無奈之舉，不能說、不願說、不敢說真話，原因是說真話成本大、會挨罵、被笑話、甚至生命都會受到威脅。歸根結底，還是體制問題，特別是官場，從上到下，謊言連篇、毒害至今，結果每個人都戴著面具，說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真話只有私密場合下才會出現。在這種假面社會下，中國人人格扭曲，活得很累。

在中國歷史上，皇帝是最高統治者，掌握著臣子的生殺大權，臣子們在皇帝面前，謹小慎微，都不敢說真話，因為說假話最容易最保險。大小官員都不得不用官僚主義的一個妙訣，就是『瞞上不瞞下",最後就只瞞著掌握最高權力的那一個人。等到那一個人也覺得他是被瞞了的時候，事情已經糟到極點，無可挽回了，導致社會崩塌，最後大家一起玩完。像唐明皇，在安祿山已經達到潼關的時候，唐明皇和楊貴妃竟然還在御花園中，游賞秋景，淺斟低酌。

在中國敢於說真話的歷史人物中，一個人是司馬遷。他因為在朝堂上因為為李陵說了句真話，結果惹得武帝大怒，竟被處以宮刑，生理和心理同時遭受傷害。另一個是海瑞，他的結局比司馬遷幸運一點。海瑞因上書直陳時弊，惹惱了嘉靖被罷官。說真話很容易受到打擊報復，是人們不願說真話的重要原因。

說的通俗點，敢不敢講真話不取決於說者，而取決於聽者。這是一個體制的問題。體制遏制住了人的真性情。比如歷史上還有個奇葩皇帝，叫李世民，由於信奉道教，道教治國。所以善於容人，才會有魏徵直諫敢言。

這就是權力專制和帝王思想主導的假話社會。幾千年來，從古到今，我們早已習慣了聽好話。說真話的人不是被砍頭就是被流放。清官不如貪官活得舒坦，說慌的人活得比不說謊的人悠哉。從上騙到下，官騙民；從下騙到上，領導只要聽好話，層層欺騙，最終謊話成了暢通無阻的通行證。我們的社會其實一直處在這種病態中。

再給大家講一個段子：光緒一直以為雞蛋是奢侈品，一日問翁同龢：「此種貴物，翁師傅可曾吃過？」翁不敢說實話：「老臣在祭祀時才偶爾吃一次，否則不敢食也。」四枚雞蛋，御膳房開價三、四十兩銀子，市場不過十二、三個銅錢，可怕的不是皇帝被蒙蔽，更可怕是翁同龢作為光緒老師都不敢拆穿。所以說，病入膏盲的滿清，結局可想而知。

在正常國家，講真話是社會的常態，正常社會講真話比較容易，既不需要勇氣，也不需要犧牲。而講假話則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你騙人需要承擔後果，搞不好要身敗名裂。而我們的社會正好相反，講假話很容易，張口就來，天天講月月講，臉不紅心不跳，而講真話需要極大勇氣，一旦不小心被人曝光，甚至要冒丟工作、坐牢的風險。時至今日，說假者陣容之龐大當屬世界之最，西方人指責中國人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

古人說，無誠無物。明清時期，專制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還是有很多讀書人，秉持士大夫精神，大膽說出「皇帝沒穿衣服」的真話。現在，我們是21世紀。更需要敢說真話的人，因為一個社會創新的前提是，能夠正確的描述世界。不敢講真話不願講真話，如何正確描述世界？如何創新？

在一個專制社會，最需要的就是有良心的人，敢說真話的人，對待社會的不公，大膽說出來。嫉惡如仇，才是興利除弊的利器。報喜不報憂的隱惡揚善，正是藏污納垢的淵藪！以監督批評為主的西方社會，反倒社會穩定。

我們國家的文化必須主動融入西方民主文明，這需要各級領導幹部要有具備胸懷寬廣、 包容賢能氣度，才能聽進不同意見，才能容納敢講真話的人。忠言逆耳，只有容得下尖銳批評，才能兼聽則明，才能保證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使我們社會回歸正常發展，否則難免也會淪為滿清的結局。

巴金說:"一個美國人敢站出來說真話，因為他知道身後會有千萬個美國人用行動支持他。一個中國人不敢站出來說真話，因他知道周圍同胞會默默與他保持距離，至多用眼神支持一下，剩下就自求多福吧。"茅於軾說：不敢說真話是個人的恥辱，不能說真話是時代的恥辱。

（黑白先生寫於唐山201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