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與革命的賽跑——讀《紅輪》 （上）

改革與革命的賽跑——讀《紅輪》 （上）2010-08-11 21:22 星期三作者：劉自立　　　　索爾仁尼琴的大作《紅輪》（第一卷1，2，3）中文版出版了。此書為人們研究俄羅斯改革，革命，戰爭之歷史，提供了極好的視點。第一卷的革命前奏曲包涵了斯托雷平的改革；而改革的失敗和式微，則因為俄羅斯沙皇，人民和知識分子對於改革人物和改革內容的猶豫不決和半途而廢；固然，這並不能完全毀棄改革——可是，頂替改革，轉變之為革命的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了，列寧看到這個機會，以其蜥蜴之身（索爾氏語）咬死這頭俄羅斯雙頭鷹；於是，列寧走到前臺，斯托雷平乃至維特等改革派被擊倒，邊緣化和最終消失（含俄羅斯「巡神派」人物和觀點被人民忘卻）。一直以來呈現模糊狀態的俄國歷史，開始走向「紅輪」碾過和「斧頭」（索爾氏引用了赫爾岑的語錄，卻完全是反其意而用之！）劈砍的明顯現實；索爾氏的第一卷之所以冠以「1914年」之標題，就是這個邏輯的昭示。我們的分析就此涉及斯托雷平被暗殺後，俄國政局負面或者說惡性演變。其中主要線索是，斯托雷平退出政治舞臺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處境，表演及其人格、心理、意誌和素質在偉大作家筆下的描述和刻畫。這是一個所謂的承前啟後的階段。尼古拉前銜改革和斯托雷平主義，後續列寧和暴力革命。其間，主要出現的歷史事件是，1905年後持續的罷工和起義；自由主義和專制主義的鬥爭（俄國亞無政府主義狀態和廣泛的造反，動亂和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狀態）；日俄旅順之役；第一次世界大戰；國際關系（主要是俄英博弈帶來的俄德反目和鬥爭——德皇威廉是尼古拉的表哥）；最後是，列寧利用了這個動亂的俄國，利用了即便是克倫斯基也強調過的所謂「社會主義」（各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對克倫斯基而言）。於是，由卡拉姆津（索爾氏最崇拜的作家之一）開始記敘的俄國歷史，走到了消滅歷史的極權主義階段。作為一部並不能準確定位文體類型的《紅輪》一書，作者並未完全運用史學專修、史料援引的直接方法和手段，而是採納文學創作，傳說和創作之類和文史兼顧的寫作特點，不單記敘了大人物的故事，也在各個章節托出了一些必定在以後篇章裏、首尾銜接的小人物在革命和獨裁製度中的遭遇。其細節呈現，在此第一卷3中，就有如此表達；比如，當斯托雷平被穿甲彈擊中死亡後，兇手首犯被絞死；但是其他次犯受到赦免——不只如此，主要的是，俄國社會對於斯托雷平的死秉持了一種麻木甚至慶幸的心理，上下一致（幾乎是一致）對此事件報以幸災樂禍的態度。這個社會狀態表達了兩層意思。一個是，俄國社會，知識分子，上層官僚，沙皇本人，對此人物代表的改革不以為然。斯托雷平改革時期出現的消弭暴風雨狀態並未有所持續，而是基本上被打破了「僵局」；雖然這個僵局表達的改革，在索爾仁尼琴那裏，頗有正面肯定，頗負積極涵義。相反，隨著這個改革之死的到來，沙皇變得更加優柔寡斷，行色不一，左右徘徊；下層群眾重新開始暴力反抗，出現了學生和軍人，出版物和炸彈，街頭示威和炸橋、炸路一體化的暴力行動——加之本文尚未涉及的涅恰耶夫主義，巴庫寧主義，赫爾岑主義(被俄羅斯知識分子戲稱為「地下室革命運動」和他本人所謂「斧頭」主義)控制和煽動了暴力鬥爭，故事變得和西方歷史完全迥異——和西方革命完全迥異——和西方知識分子主導的所謂右翼勢力的變革，完全迥異。而在1905年以後，俄國主流知識分子開始了不著邊際的政治化宗教和宗教化政治；「路標派」中人並未能直面俄國現實，找到政治運作方式，佔有普世價值話語權；他們的絕對神意論和反對世俗論造就了對於西方人文主義政治採納現實主義態度的反面；他們躲在象牙塔裏的非路徑依靠，變成了列寧乘虛而入的路徑。　　　　於是，西方價值論體現在改革中之地方自治，自由主義，農民佔有土地，議會政治等等概念和訴求，在更加激烈的革命觀念主導下，開始異化走型——地方自治變成各立山頭；自由主義變成社會主義（跨越卡夫丁峽谷——一種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論）——農民的村社被取消，農民變成中學生煽動造反和起義的對象，到處殺人放火，霸佔地主莊園，響應工人革命號召——而議會政治中的杜馬，更是變成呼應街頭政治的所謂室內動亂曲——正面的，西方學人積極肯定的俾斯麥主義，變成了反對斯托雷平主義（他們說，斯氏是俄國的「絞索」和「領帶」（索爾氏在前章為此做出了辯解），是俄國的俾斯麥——雖然，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和官僚正在利用這個充分的民主形式，將其帶入革命和暴動。多元化的俄國知識結構正在傾向於無政府主義化，民粹主義化和列寧主義化。列寧，站在瑞士這個革命支點上（一如前文所說），看見這頭俄國之鷹正在被他這條金色的小蜥蜴接近，觸摸和最終咬死！於是，《紅輪》第一卷第三章，開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大規模記敘狀態的前奏。這個前奏就是眾神死亡前奏曲——這個前奏曲的中間部分，就包括了人們對於斯托雷平改革的麻木和輕視狀態——包括所有西方價值無法逃脫的殖民主義擴張和戰爭；所謂後期於西方老牌殖民主義之日俄，走到了殖民主義命運衰落時期；命使其然，他們沒有了西方殖民主義民主＝殖民之一面，之可能，之（所謂）勝利，變成了民主的反面，變成了列寧殖民地解放論，蘇維埃論，（中國以俄為師論）和後來日本的侵華、滿洲開發論，侵略中國論。等等。說出了一部分事實和真理的列寧們，正是利用這個所謂薄弱環節，將20世紀的巨大災難，不單降臨於俄羅斯而且席捲東方和東歐。列寧看到了中國革命，看到了德國革命，誤認整個西方陣營也會被他這條金色的蜥蜴咬死。這個遺產雖然後來被顛覆，現在，卻在中國模式的世界認可之契約狀態下，反向影響著斯大林主義已死的俄羅斯。歷史的辯證法沒有死亡，它正在以最大的反彈，企圖像20世紀初葉那樣，實行新一輪革命和資本的結合，哈默和列寧的結合，彼得博格集團和蘇維埃主義（中國政權）的默契。等等。故此，重新看待《紅輪》，看待俄羅斯歷史、革命走向和反革命走向的歷史意義，絕對沒有過去。　　　　索爾氏的文本議論並不十分清楚的地方在於，我們不是將俄羅斯動亂看成他的文本因果之分析，從中得出何以會造成如此的結局；而是在幾乎一開始描述的改革前後，俄羅斯社會，就似乎已經病入膏肓；也就是說，這個書面圖畫，一開始就是如此。這個病入膏肓不是一切被桎梏，被彈壓，被絞死那種情景，而是呈現俄羅斯社會的極度活力，極度爆炸和極度不安。這些因素，即便在反對改革的前改革時期是這樣，斯托雷平死後，這個暫時平靜的局面須臾即被打破；動亂接踵而至，改革後時期，亦復如前。不是十月革命時期這樣，二月革命時期這樣，可以說，俄羅斯社會在前、後尼古拉時期，一直如此。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局面，也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們得以找到時機的根本原因。一切皆在動搖，脆弱不堪，一擊即垮；十月革命，只是最後一棵壓倒之之稻草？事情是這樣提出挑戰的：俄羅斯社會，究竟要往左轉，還是往右轉？這個課題，不單是俄羅斯歷史會正面遭遇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之歷史，也都一度正面遭遇之。這個革命爆發論，如何解釋、解決？我們的粗略看法有三。　　　　一個是，革命源起的觀念不同。法國革命之觀念，當然是人權，博愛；英國革命程序，起事於皇室廢止議會（運作）；而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它的觀念，並不明確，或者說，是在反向方面，比較明確——也就是說，他們只要顛覆西方政治哲學之主流——而更為重要的是。　　　　二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高貴理想主義和虛無主義結合——雖然他們反對涅恰耶夫和列寧（從陀斯妥耶夫斯基開始，到「路標」派人物結束——以後，又出現索爾氏）——但是，他們並不在人文主義政治實踐路徑上左殺右突，尋找可能；不像法國拿破崙時期的左拉和基佐們，在輿論界形成一股廣泛意義上的德雷福斯主義，人權主義和宗教政治之傳統主義（夏多布裏昂等人主張的天主教復興；拿破崙制定法典）。於是，我們說到，一個國家的政治格局，在行為上，是統治者和底層人士結合的圖畫；在思想格局裏，則該是知識分子左右統治階層中人和廣大民眾；這種左右，包括本人直接參與政府（如，科列孟梭，夏多氏等等）；另外一種，則是和局外反對派一起，形成強大的觀念引導和輿論定向。這是包括斯達爾夫人在內的、廣大反對派產生的巨大反彈和獨立之作用。這些加在一起，左派的，社會主義的，布朗基主義的，含俄羅斯紮蘇利奇式的，索非婭式的，列寧式的左翼觀念和（暗殺，暴動）方式），就會被大大解構和轉移。其中，就像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他們對於左翼政治的消解、鎮壓和消滅，正是因為其知識分子的亦官亦民，亦左亦右——右，就是如，大隈重信，阪垣退助，伊藤伯文等人的民運色彩和官方色彩的合一融合——左，就是官方必然彈壓的社會主義興德秋水派，等等。但是，俄國和中國之知識分子則完全不是這樣運作，也許，也無可能這樣運作。　　　　第三，杜馬中看似秉承西方模式運作中人，卻吃裏扒外，和社會主義恐怖主義分子勾結一勢，不可理喻——斯托雷平這樣要擺平左派者，既得不到工農支持，皇帝對他也不願贊同。這裡出現的最大問題是，如果政府不能彈壓左派，讓其看似公正平等之主義坐大，就會產生最後消滅公正平等於一個最無人性之體制裏。歷史表明的，就是這種狀況，我們無須多言。所以，雖然索爾氏企圖再現這樣的圖景，但是，他的邏輯和潛則，仍舊是並不十分清楚和明確的。我們可以從他的小說式對話，記敘和復調中，得出一些結論，但是，卻仍舊是十分模糊的。比如，在談及1905年沙皇對於1月9號事件的處理上，索爾氏就呈現兩面皆為其辯之方法。簡而言之，一個說法是，沙皇是軟弱的，自由化，並且提出了類似罪己詔一類的東西——沙皇詔諭；另外一面，沙皇的的確確是開槍了，鎮壓了。那麽，究竟是要鎮壓對？還是放任對？我們說，這是一個兩難——但是，容忍這個兩難任意發展下去，無疑是絕對不對的——而這就是俄羅斯歷史走向列寧主義之路。這是毫無疑問的。　　　　二　　　　在如何看待斯托雷平和維特改革課題上，坊間常見的看法，就是把斯托雷平和中國之鄧式改革持平而論，且加上維特自由主義改革的一些內容——意在指向所謂自由主義右翼的經濟決定論之誤——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自由起來，先和解（與共）起來。這是一種看偏的觀點。我們強調，斯托雷平改革的關鍵是，他不是第一把手，不是鄧式最高首腦；二，斯托雷平改革面對的，是強大的左翼集團，含俄國杜馬中的議員中一部分；從《紅輪》觀點出發，杜馬是導致俄國超級動亂之源頭之一。這個說法和索爾氏評介斯托雷平和整個俄國左翼思想行止密切聯系。也就是說，按照斯托雷平的改革路線，他本來可以抑止正在高漲的民粹派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運動，乃至最後的列寧主義革命。這個抑止的前提，應該是沙皇對他的權力支持和俄國知識分子在思想和輿論陣地上的呼應。但是，由於這些條件並未成熟，發展，壯大到可以抑止左派思潮之局面，所以，在斯托雷平強力推行改革的三四年時間裡，俄國社會雖從暴風雨中得到暫歇，政治經濟局面大致好轉；其中，維特的系列經濟金融改革（引進外資等等）也在發生正面效益；但是，強大的反改革思潮，並未因此銷聲匿跡。他們利用了改革的不平等化和所謂的政治鎮壓（這是《紅輪》一書尤其要糾正的歷史誤讀），導致改革思潮，全面導向列寧主義。三，斯托雷平改革的俄國前提，是俄羅斯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雖然，這個西化過程，不能(像日本一樣做到化西)導致整體思想轉向斯托雷平和沙皇全盤化西，是因為社會主義極權主義潛在思潮的誘惑力，大大超過不平等的改革堅持。這樣，斯托雷平在幾乎是一片俄國社會之噓聲和輕視中被奪命而去，改革全面轉向列寧之蜥蜴手段和目的，也就是手段高於目的之涅恰耶夫主義。我們看到，列寧對於斯托雷平的評介，是俄國問題專家金雁們的援用，不妨予以書示——　　　　「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帶來的是許多政黨，而經濟上帶來的是又一場改革。當20世紀初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時，俄國出現了兩位首相（或者說是總理大臣），也就是現在俄羅斯人談論最多的兩位大改革家——維特與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力主走市場經濟道路，俄國有人稱他為『沙俄的鄧小平』。維特主張先搞政治體制改革，他是一個有荷蘭血統的人，比較開明。他提的一套主張，沙皇貴族階層不接受，他們認為維特過於自由化、過於西化，加上日俄戰爭俄國戰敗後，維特忙於日俄樸茨茅斯條約談判，所以沒能控制住局勢。　　　　強硬人物斯托雷平很快取代了維特。斯托雷平認為走市場經濟道路是早晚的事，俄國已經-落後了，現在要走向市場經-濟，必須打破村社。　　　　斯托雷平改革給俄國帶來的結果，是政治上的專制與經-濟上自由主義的進步奇異地結合在一起——所以有了俄國經-濟史上的黃金時代，這時俄國的糧食產量達到了高峰。此後一直到斯大林、赫魯曉夫時期，這個糧食產量都沒有被突破。列寧說斯托雷平很堅決地瓦解了中世紀，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因為改革的極端不公正，註入了濃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擔改革的代價，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這樣的結果招致了農民「向後看」的心理——農民感覺以前的村社好……　　　　當時維特曾說，如果這樣的『警察式改革』再進行下去，就可能引發革命——維特是1915年去世的，僅僅兩年後，他的預言就成了現實。」（金雁 《十月革命二三事》）　　　　我們的商榷：首先就是中俄改革的巨大不同。我們前引之《紅輪》紹述之俄國動亂，一方面是動亂，暴力和黨政本身；另外一方面，說明斯托雷平也好，沙皇也罷，業已處在我們所謂專制主義且專制改革之階段；也就是金雁先生所謂「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帶來的是許多政黨」——這個許多政黨，這是絕大的前提迥異之一。再，就是我們所謂取消俄羅斯村社的前提條件和我們改觀人民公社，也是前提迥異。俄羅斯村社是一個資本主義或者前資本主義時期的自治體制，其特點是沒有對它的直接經濟統治和幹預——也就是我們援用歐洲中世紀自由市之模式與之對比之道理所在（如，選舉自主，稅收自理，土地集體等等——而自由市也是稅收自理，師長自選，甚至自持軍隊，等等）。所以，改革前提完全不一樣。改革失敗的原因之重要一點，索爾氏說，就是因為杜馬抵制村社改革，不願意提供改革安定秩序說。這是後面和列寧主義作亂一樣嚴重的革命起源和動亂結局——也就是說，改革施行的手段被杜馬攔腰斫斷；即便他不得不遵循一個議會原則而堅持杜馬的工作權力。書中當然有很多篇幅寫到維特在俄國動亂時期用其自由主義安慰和撫平暴動暴民而顯無效之內容，使人感到萬般無奈，無何如何。因為，按照索爾氏，全部俄國知識分子站在暴力一邊（他忘記了，還有一班知識分子站在上帝天國那裏，而不是站在現實政治一邊）。於是，維特自由主義往往變成社會主義現實中被嘲笑的對象。這是索爾氏筆下並無賦格的一邊倒寫法了。　　　　金雁說到列寧的說法。但是正是這個列寧掩飾了一個蜥蜴的內臟般骯臟的邏輯；這個邏輯就是——「斯托雷平很堅決地瓦解了中世紀，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因為改革的極端不公正，註入了濃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擔改革的代價，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這樣的結果招致了農民「向後看」的心理——農民感覺以前的村社好……」這個邏輯的實際發展自動推倒了列寧主義的說法。我們說，如果不能把斯托雷平改革叫做民主實踐，起碼，它也是專制主義實踐或者半自由半民主的實踐——我們在另外一篇文章裏業已提及當時俄羅斯杜馬和言論結社結黨的，幾乎是到了極端化社會暴亂式的「自由」；而不是自由的有無多少之問題。所以，正是列寧本人和他的黨羽、含一切的暴亂黨人，在超越所謂的人權底線，憲政底線和人權底線，將俄羅斯引向社會主義暴動和殺死上帝（此間暫時不談其宗教狀況）。這個邏輯就是，列寧們和他的前驅們超越俄羅斯傳統路徑和西方政治路徑、改革路徑帶來的某種弊端和危害(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直接把俄羅斯帶入利用改革造就的社會主義氛圍和毒氣中。這個不要資本主義（不要斯托雷平的）改革，轉變成為要列寧，要斯大林。這是「紅輪」和「斧頭」（赫爾岑語）邏輯的必然說明——而列寧煞有介事地批判的俄羅斯專制主義改革，正是因為以他為代表的俄羅斯人眾、上下合力的負面顛覆，導致了十月革命這個俄羅斯和人類災難的到來。其中，主觀努力的一部分意誌和實踐，就是徹底否定改革，走向革命。　　　　我們認為，俄羅斯改革不能成就斯托雷平主義，在索爾氏書中賦明顯的悲嘆之調。也正是因為沙皇和人民絕對沒有認識到斯托雷平主義的正面性質而導向了斯氏死後局面的到來。這個「警察統治」——之說法——在索書中，則是無法無天，根本就幾乎呈現了無警察，無軍隊，無法律，無秩序的動亂局面；何談警察統治？！《紅輪》中記載的完全是另外一種景象（「國內許多地方，特別是波蘭、芬蘭、波羅的海沿岸，都被罷工。爆炸。謀殺。搶劫等事件攪得雞犬不寧。罷工者上街示威遊行；巴庫的石油工業被縱火焚燒了三分之二；亞美尼亞和韃靼人之間又開始互相殺戮；梯比利斯葉發生了類似事件；顯然，從國外向俄國境內運來了大批武器。……官方向大學生做出了讓步，宣布大學自治、選舉校長、警察不侵犯校園，……然而大學生們卻不領情，依然不肯罷手，還是違反禁令，召開大會，發表煽動性的無政府主義言論。/大學生現已獲準可在一些地方不受警方幹預召開大會，他們就一連幾周開起大會來，每次有近7000人，……要把大學變成革命策源地，『現在整個俄國已陷入血泊中，再上學有什麽用？共產主義萬歲！』」1月9日事件後，「政府的一舉一動均需十分小心，以免重蹈覆轍。但即使這樣，動亂還是繼續發展。記者們肆無忌憚，言語張狂，但卻沒人依照法律指控他們。……憲兵警察遭到暗殺打傷的事情時有發生。」「後來郵局罷工，接著是電報局罷工，律師們不知道為什麽也罷工，麵包師罷工，中學生罷工課。罷工罷課像波浪般擴展開來，連神學院也罷課，總主教前去勸說，學生們打著口哨唱著革命歌曲阻止他入內。……整個九月，莫斯科罷工罷課和街道上的沖突接連不斷，一直到十月。……沒人下令開槍，只說應予驅散。然而通訊社發來的電報只說警察哥薩克和士兵殺戮行為和群眾的憤怒情緒，司法部門也不去追究政治犯，法院偵察員也不去揭露犯罪者，他們這些人連檢察官在內都同情群眾。」　　　　這時候，維特要求皇上發出一份由皇上簽署、他本人撰文之奏章，「就是用廣泛賦予自由權利之法挽救俄國：首先立即實行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然後逐步弄清居民中佔大多數的通情達理的人的政治理想是什麽樣的，並相應地建立起法律制度，這需要很多年，因為居民不可能很快養成公民習慣。」維特要尼古拉宣布一個詔諭，「甚至說如果尼古拉不簽字批準給予自由，他就要開槍自殺。維特勸道，即使有一位敢作敢為的軍人現在去鎮壓叛亂，那也會血流成河，帶來的不過是短暫的喘息……」。尼古拉失算了，他沒有受到歡呼，「那些狂熱的人並不感謝皇帝，反而公開撕毀他的肖像，辱罵現存政權，把讓步說得一文不值，不要『國家杜馬』，而要立憲會議。……人們舉著紅旗，慶祝勝利，嘲笑沙皇，對他毫無感謝之意。」「皇帝發詔諭像是火上澆油，莫斯科一下沸騰起來，甚至街上高唱馬賽曲時總督都爾諾沃也脫帽向紅旗致敬；一名醫生逝世竟有近十萬人前去參加葬禮，發表的許多演講都是要人們不要相信詔諭，要推翻沙皇；大學裡散發新手槍，彼得堡工學院學生向謝苗諾夫團投了炸彈。」「報刊審查已完全停止，革命報紙公開流行；高等學校裏的大會連續幾周不停舉行；與西伯利亞完全失去聯系；鄂姆斯克以東完全陷入無政府狀態；伊爾庫茨克建立了共和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未被遣返回家的後備部隊發生兵變並蔓延開來；莫斯科有一個擲彈兵團也發生兵變；沃龍涅日和基輔也有士兵騷動；……水兵們在彼得堡橫行霸道；……城裏的煽動家煽動農民搶劫地主財產，無人阻攔；農民騷亂從一處蔓延到另一處；革命黨公開討論如何在軍隊中進行工作和發動起義。」……(《紅輪》)是的，右翼無力乏味和無聊，導致了左翼的猖獗。這是左右博弈的一般性結局。中國和歐洲莫不如此，只是結局迥異。含日本，鎮壓左翼成功者，雖然殘酷，無道甚至非人，但是，他們避免了左翼成功前後的更加殘暴，更加無道和完全非人。所以，站在平等和公正立場上的左翼之政治正確說，莫不隱含著實實在在的小至巴黎公社，大至蘇聯中國這樣的暴殄天物之物，之精神，之體制，之無體制。歷史的邏輯並不是列寧說的，要中斷斯托雷平的資本主義，而是要中斷斯托雷平的俄羅斯唯一政治正確論和經濟正確論，使之陷入萬劫不復之地——而歷史也正是這樣寫完的；雖然它是一個未完成式。所以，《紅輪》提供的歷史邏輯，就是要最大限度看到改革的俄羅斯可能性，而不是列寧的革命性帶來的不正當的歷史推動——倒退；如果求全責備，理想主義，那麽，你不滿意斯托雷平的結果，就是承受毒果和蜥蜴的發展壯大。這就是索爾氏寫作一卷斯托雷平篇章（含維特）的由衷用意和拳拳之心？也許，是這樣的。（我們贅言，如果將斯托雷平改革等同於鄧改革，就是抹平霄壤之別，抹平天地之別和專制極權之別；完全是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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